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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的經濟法分析：理論及實證的視角
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的經濟法分析：理論及實證的視角以“炒房熱現象”為分析平臺
李華振
背景資料：炒房熱現象亟待學術研究
近年來，溫州商人在中國民間資本市場上掀起了又一股沖天大浪，突出表現為“溫州炒房熱”的一再升溫，溫州炒房團成為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萬眾焦點。從學術的視角，我們不得不關注如下問題：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溫州炒房熱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經濟規律？
它會不會重蹈中國古代曾經同樣繁盛一時的徽商之覆轍？
徽商會不會成為溫州民間資本的歷史鏡像？
變局是不是意味著結局？作為目前中國民間資本樣板之一的溫州資本，下一步將何去何從？
它將在何種程度上改寫中國的民間資本格局？
作為對國民經濟的總量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法，該怎樣對炒房熱作出何種法律回應？
對此，政府經濟行為應遵循怎樣的規制原則？
……？等等，透過這些問號，我們將看到以溫州為代表的中國民間資本怎樣的深層動向？
打個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七傷拳”和“一陽指”，前者是一種危險的武功，既能傷人，也會傷己，而且會傷得極深（七臟俱傷）；后者則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點（指頭上），以一點發力而致勝。溫州民間資本傾盡全力向房地產市場進軍，這到底是既傷人也最終傷己的“七傷拳”，還是全部功力集于一點之上的“一陽指”？
理論解析：變局背后的深層是民間資本戰略轉移遭遇瓶頸
溫州商人的經商風格與廣東商人的風格迥然不同，十年前，當廣東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時，溫州人不為所動，連近在家門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難得見到溫州人的身影。那時，溫州人在埋頭干實實在在的實業，從全國最大的水貨制造基地到全國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營，溫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沒離開輕工制造業，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實業。
正是這種實打實的精神，造就了溫州經濟的一枝獨秀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股市進入“冰河時代”，以玩股票而發家的廣東等地的民間資本迅速縮水，而溫州民間資本由于本來就與股票的關系不大，因此沒有受到中國股市波動的太大影響，仍然持續堅挺，并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超過了全國所有的其它地方。
這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溫州炒房團”而不是“深圳炒房團”或“上海炒房團”之類。因為在這個時期在這個股市低靡的時期，只有溫州人手里還有大把大把的閑錢（閑置資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間資本卻因為縮水而手頭上“最近比較煩、比較煩，總覺得鈔票越來越難賺”，當然就沒有那么多游資去全國各地南征北戰地炒房了。
這不可避免地又牽扯到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溫州的這筆巨額民間資本為什么不繼續投入到輕工制造業的進一步擴大再生產中去？為什么不投向其它領域？為什么這么集中地把賭注幾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這連續的三個“為什么”，必須從經濟學上尋找隱藏在背后的經濟規律。我們會發現：這是由于溫州民間資本的戰略轉移遭遇了瓶頸！
第一，若繼續投向輕工制造業的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由于眼下的輕工業產品加工生產和模仿制造已達到近乎飽和，面臨著新市場規則的制約和殘酷的市場競爭。達到了規模效益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之后，再向輕工制造業擴大投資就顯得失去了必要，已經不再符合經濟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機械等大型產業，則溫州明顯缺乏產業基礎，不象東北那樣有深厚的重工業基礎，而且，由于國家現在實施“振興東北工業基地”戰略，溫州在政策扶持上也無法與東北相比。這條路似乎行不通。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產業，則溫州缺少足夠的技術和人才。這條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領域，在目前卻恰恰又是民營資本限制進入的領域；即使現在國家的法律條文上已經允許民間資本“有限度地”進入這些領域，但也由于是剛剛放開，事實上的限制仍然沒有消除，離理想的自由狀態仍差一大截。出于對自身投資安全的考慮，溫州民間資本在目前的形勢還沒有徹底明朗之前，還不敢放膽把大筆的錢往這些領域投。所以，這條路也不能通羅馬。
條條道路都似乎無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羅馬。但資本的天性就是“運動、運動、再運動，增值、增值、快增值”，在這種情況下，大量閑置的溫州民間資本左沖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間發現：投向房地產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為炒房最適合溫州人這樣的民間投資者，它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投資方式，做好了，利潤可能遠比其它領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還有幾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會象股票那樣變成一堆廢紙，況且轉手脫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業基礎、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人才供應等因素的限制，大錢小錢都能做，大的投資者可以買下整棟樓，小的投資者也有能力買兩三套，十分靈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調頭。
于是，在遭遇了戰略轉移的瓶頸后，溫州民間資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蔚為壯觀的溫州炒房團席卷全國之熱潮。
實證分析：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初現端倪
溫州人炒作房地產由來已久，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溫州人幾乎挨家挨戶蓋起了新樓房，當時蓋新樓房主要是滿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溫州人已不滿足一家一幢樓房的居住水平，又開始瘋狂地建新房或購買商品房，當時一些有錢人家一戶至少擁有3-4套房子。這樣超常的購買力導致當地房價幾年來一路攀升，至今房價仍居高不下。目前溫州一般地段的房地產每平方米均價大約在6000-7000元左右，這樣的房價對一個地級城市來說算是天價了。溫州人炒房也促成了當地房地產公司的發展，現在溫州有400多家房地產開發商，一個地級城市擁有如此多的房地產開發商在國內是罕見的。
然而，房地產作為一種帶有“天然壟斷性”的稀缺資源，必須不斷向外擴張，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資本之追逐，于是，當溫州本地的房地產被炒完之后，財大氣粗的溫州民間資本把觸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為中國最大最繁華、也是離溫州最近的超級大都市，當仁不讓地成了溫州炒房團向外省市擴張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個由157人組成的溫州購房團浩浩蕩蕩開進上海，3天就買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萬元砸向了上海樓市。這批人后來被認為是全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一批專門真正意義上的炒家。根據溫州駐上海的商會統計，現在大約有200億元的溫州民間資金注入了上海的樓市。上海房價近幾年一路飆升，給溫州炒房者帶來了超過20%的投資回報率。［1］
到了2002年，溫州炒房團的隊伍進一步養大，并開始迅速走向全國各地的其它省會級城市。比如，當年9月，40個浙江人在武漢下注4000萬元，爆炒武漢房地產市場。
2003年，溫州炒房熱不再僅僅局限于省會級城市，還傳染到了二級、三級城市。當年8月，溫州購房團30人在徐州買下價值3200萬元的房產。10月，40多個溫州人奔赴青島，兩天成交2500萬元，青島的半島都市報以頭版頭條對此進行報道，標題就是“溫州人花千萬元買走青島一條街”。12月，上海最大的爛尾樓寶通大廈被溫州民營企業飛洲集團正式炒走，金額為7億元。［2］
進入2004年以來，溫州炒房熱進一步升溫，已經成了比“禽流感”還流行的“錢流感”，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形象地指出：“溫州現在已經不能再叫‘溫’州了，在越來越熱的炒房熱浪的推動下，它已經成了中國目前最燙手的資本‘熱’州了”。比如，今年元旦，僅僅通過一次溫州房地產交易會，炒房的成交金額就高達14.6個億。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會上，來自溫州和全國其它地區的房地產“游資”對博覽會進行了一次掃蕩，導致蓉城住宅價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當地的多名專家針對這種情況，特別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為防范和阻擊樓市風險做好準備”的提案。
目前，溫州專業的（注意：是專業的）炒房隊伍按最保守的估計，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個專業的炒房者能帶動周圍的20—40個普通炒房者，按1人帶30人來計算，也高達15萬人！15萬人的溫州炒房大軍，浩浩蕩蕩，蔚為壯觀。據測算，溫州有高達1500億的資金在全國各地炒房！
炒房已經成為目前溫州的第一產業。溫州民間資本開始了乾坤大挪移。
現狀冷思：變局中的危險變量
在中國各地民間資本的區域經濟版圖中，溫州是發展最穩健的一個。如果把各地民間經濟的相互競爭比作一個大的演武場，溫商、粵商、滬商、魯商、漢商等等就是華山論劍的各大門派，它們在中國經濟的“光明頂”上各自施展絕招，一爭高下。溫州人現在的瘋狂炒房熱就象金毛獅王謝遜練的一種奇怪武功“七傷拳”，它既能在短期內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擊中敵人會令其“七臟俱傷”，但同時也會傷害自身，嚴重時會導致自己也“七臟俱傷”，故名“七傷拳”。
拿出1500多億的錢來在全國各地瘋狂炒房，這既能在短期內為溫州商人帶來大筆利潤，也會傷害其自身的元氣，就象七傷拳一樣。
其一，缺乏經濟學上的前提條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溫州人在外地炒房幾乎全部是為了投資，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說，他們買房子只是手段，而獲利卻是終極目標。眾所周知，投資型的房地產的獲利途徑只有兩條：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過比較豐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資逐步收回來，然后再實現盈利。二是以更高的價格轉手再賣出去，在低進高出之間賺取差價，這個差價就是利潤。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兩個途徑要想順利運作，首先要滿足一個經濟學上的假設，即：必須有足夠繁榮的房屋出租市場和二手房轉讓市場，才能承擔得起溫州人的這種炒房運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產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是無法自由運輸的典型不動產，這一點決定了它只能在當地消化，也就是租給當地人或轉賣給當地人。中國社科院朱廣新博士說，如果當地人對房地產租金和轉賣價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則就意味著溫州人炒下的這些房地產將不能預期變現成高額回報，將會出現消化不良，只能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這一點，在二線城市（地市級城市）和三線城市（縣級城市）表現得尤其明顯，據悉，已經有不少在二三線城市炒房的溫州人兵敗而歸，主要原因就是當地人對房地產租金和二手房的轉賣價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等一線城市炒房的溫州人要幸運得多，在這些城市炒房雖然買入價遠比二三線城市高，但由于當地人的經濟能力本身就很強，可以比較順利地消化掉溫州人炒下來的那些房子。從這個角度來看，一線城市將繼續成為溫州炒房團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線城市炒房淘金似乎還顯得過于超前，除非有膽量和實力做好10年之內不見明顯回報的打算。
其二，溫州本地將會因為巨額資本都投進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機會。在過去的20多年里，與其它地區相比，溫州商人的勤懇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區的人們還在固守“窮死不經商、餓死不離鄉”的小農習氣時，勤勞且有眼光的溫州人就不畏艱辛地到全國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溫州人也做得有聲有色，最典型的當數席卷全國的溫州發廊熱連開理發店之類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國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個名牌效應，溫州人經商的天賦由此可見一斑。
告別了理發店之類的小生意之后，溫州人又專心于做輕工制造業，也做得十分成功。據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溫州人的經商史劃分為兩大階段：一是炒房熱形成之前的階段，是溫州人通過一點一點的辛勤勞動而進行原始積累的時期；二是炒房熱形成之后的階段，富裕之后的溫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為盈利的主要來源。而眾所周知，靠炒房地產吃飯是典型的食利階層的生財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華大學的曹治國博士所說，過度炒房的危險之處就在于：如果長期這樣下去，要不了多長時間，勤勞的溫州人將會淪落為不思進取的食利階層，正在崛起的溫州輕工制造業將喪失中國入世之后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大好機會。也就是說，在未來中國各地民間資本的演武場上，溫州資本將會喪失其原來的核心競爭力，有可能從目前它作為中國民間資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來。
歷史鏡像：中國民間資本大變局的歷史軌跡考
我們看到今天的溫商之繁榮，不能不想起中國古代的徽商。溫商必須認真分析徽商的興衰成敗之軌跡，以防步其后塵。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發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葉，盛于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后達六百余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為論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擁有的資源也作為近現代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來進行分析。）
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下移，促使其臨近地區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中原文化也隨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處在當時東南經濟要區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從“地主經濟”向“商業經濟”轉移。
這一點，與今天的溫州在整個中國的經濟版圖中的位置有幾分相似之處。
徽商是個富有激情與創造力的商派。他們從小就外出經商、進軍城市，在每一個有商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與宗族整合勢力的優勢，擠垮一個個商幫，占領一座座城市。其帶給我們的是吃苦耐勞、敢于挑戰的冒險精神，這一點在中國當時奉行中庸之道的社會顯得十分耀眼。
這一點也與溫州商人在改革開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國各地從溫州發廊之類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緣和地緣結成商業團體，并借助這樣的關系開展商業競爭、溝通商業信息、傳授商業經驗。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為血緣關系，他們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結成牢固的團體。而同一的地緣關系，相互之間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系，逐漸形成了同一血緣、地緣的人從事同一種類的商業且在同一地經營的現象，形成了行業宗族化和地緣化的特點。有些行業在某一個地域完全被徽商壟斷，其他商幫根本無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緣和地緣的關系，徽商之間有著很強的親情認同感，他們認為商業的興衰成敗直接與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彼此之間非常樂于提供商業信息、傳授商業經驗，從而減少了經商的困難、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這一點也與今天溫州民間資本的經營風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誠信，講求商業道德，他們認為商家與顧客的關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時貪圖小利或敲榨顧客，雖然能給自己帶來暫時的利益，但卻毀壞了雙方長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將商譽看作商品價值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樹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以此獲得顧客的充分信賴，這才是商業興旺發達的保證。因此，徽商大都通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極力維護這種信譽，視之比金錢更寶貴。以茶商為例，經營外銷茶的徽州茶商為了確保商品的質量，從毛茶的收購、茶葉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裝，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購茶農的毛茶時十分看重質量，收購的毛茶要細嫩、緊結，碰到死茶、爛茶、斷折、紅蒂等現象較多的毛茶即拒絕收購。
這也與今天的溫州商人何其類似。
徽商當年的繁榮程度，絲毫不亞于今天的溫商。明代，徽州經商的人數已經達到“賈居十九”，經商的范圍也是“持籌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數多、活動范圍廣外，商業資本也十分雄厚，“無微不成商”成了當時商場上公認的現象。象“程十萬”“祝半州”之類稱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還是少數，而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大賈”則已經不足為奇了，擁有二三十萬兩銀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賈”。
這與今天有人提出“無溫不成商”的溫商盛況足以媲美。
但不論當年曾何其輝煌，徽商后來還是衰落了。筆者之所以拿中國古代的徽商來與今天的溫商做對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溫商不要在瘋狂的炒房熱里迷失了方向，而應把徽商當成一面歷史的明鏡。當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雜稅以及太平天國起義等等，但其中對今天的溫商有啟示的原因我們必須加以重視、認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導致的食利階層的出現，使徽商積累的資本沒有用于擴大再生產，以至于后來喪失了核心競爭力。鴉片戰爭后的徽商不再象他們的先人那樣積極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出現了“食利階層”，由原來勤奮敬業、吃苦耐勞，變成了貪圖享受、大興土木、廣建豪宅。大量的資本被用于買田置地、建房、娶妻、納妾、續譜、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業資本的萎縮。例如，清咸豐年間，徽商汪定貴花金百兩、白銀八十萬兩在家鄉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個樓層、九個天井，房屋60間，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這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影響再生產的進一步擴大，造成商業資本匱乏，喪失核心競爭力，最終導致難以適應市場激烈競爭而走向衰落。
這與今天的溫州炒房熱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相似之處都是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開始形成專門的“食利階層”，而且都是把房地產之類的不動產作為資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處在于，徽商囿于當時的社會條件，搞房產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產主要是雇佃戶耕種，還不可能象今天的溫商那樣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轉讓。
我們不懷疑當今的這一代溫州商人能否保持當初創業時的可貴品質，我們擔心之處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長起來的溫州人會不會真地淪為中國最大的一群專門“食利階層”？如果這個預言不幸成真，那么，溫商已經可以從徽商這面歷史鏡子中隱約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溫州民間資本的大變局似乎可以還未蓋棺就能定論了。
其二，沒有進行及時的產業調整和升級，坐失市場良機，慘遭市場淘汰。由于過多的資本用于買田蓋房及個人奢侈，徽商失去了進行產業升級的時機，所以，當更新技術的外國商品加入競爭后，徽商就慘遭淘汰了。清光緒之前，由于茶葉只有中國出產，所以，處于天然壟斷優勢的徽商在茶葉出口上幾乎沒有遇到競爭對手，當然暢銷。但是，自從光緒年間之后，印度等國大面積引種茶葉成功，為了與中國爭奪國際市場，這些國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廠生產，使用機器制茶，極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藝。而中國的徽州茶商仍舊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產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藝導致其茶葉質量不如"洋茶"。光緒二十三年，清兩江總督劉坤一借鑒國外機械制茶的經驗，明令以機器制造外銷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舊，缺乏近代化生產的開拓意識，他們以費多效微為名，激烈反對，此事只得作罷。這樣，由徽商一手經營的中國茶葉出口由于工藝落后、質量不如"洋茶"，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了競爭力，出口量逐年遞減。
對于任何人來說，資本總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溫州人也不可能擁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財富。那么，在財富總量有限的前提下，高達1500億的溫州資本都充當了炒房的熱錢游資，很顯然，這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溫州對現有的輕工制造業進行調整和升級。長期這樣下去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這已經被當年徽商的教訓充分證明了。
對策展望：對炒房熱進行適度干預
然而，如果我們根據以上分析就匆忙對溫州民間資本做出結局式的結論，似乎有點為時過早。因為，變局并不等于結局，變局有可能導致一個舊結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個新開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大海里弄潮的溫州商人畢竟比中國古代徽商的眼光長遠得多，至少他們懂得用經濟學理論去分析自己的行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場規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極端的情況出現，否則，溫州民間資本應該不會重蹈徽商的覆轍。
從經濟學上看，如果太多的資金都流向某一個行業，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產業也不例外。以炒房熱為代表的后炒股時代的到來，給中國上市公司敲響了警鐘，也給中國經濟發出了一個紅色警報。［4］但在目前中國上市公司由大股東任意操縱的情況下，要打消中小投資者對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與股市上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血腥屠殺相比，房地產倒顯得溫和得多、可愛得多。雖然從長遠看，炒房過度會導致“房地產懸河”，一旦這條“懸河”決堤，會淹沒國民經濟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幾年內、在中國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走上規范之前，中小投資者似乎很難再踴躍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國著名學者型企業家、原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孟奇指出，我們批判的只是“不當的炒房”（也就是不顧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熱），而正常的、符合經濟法則的炒房不應當一概反對。因為，經過20多年的發展，溫州民間資本相對來說的確已經十分雄厚，溫州本地的輕工制造業再怎么需要擴大再生產，也需要不了這么多的資金。資本的天性就是要運動、增值，多余出來的閑錢當然可以、而且應該投到其它領域去逐利，適當地去成熟的一線城市炒炒房并無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榮經濟、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們把本來收得很緊的錢袋放開來。“股票不敢炒，這錢總不能閑在手里吧？總得為運動的資本找個適當的出路，炒房熱的興起，恰恰給中小投資者手中的死錢找到了一個活路。”我國學者型企業家、永誠集團董事長劉孟奇如是說。
炒房還加速了房地產市場的成長，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原先不溫不火的樓市霎時亢奮不已，房價漲聲一片。“我們給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一位溫州炒房者說，“我們用的都是自己通過原始積累而來的血汗錢，我們的錢都是來路清白的。進入房地產市場，我們也是順應經濟大勢而為，我們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的確，不可否認，溫州炒房團炒高了當地的房價，炒高了當地的GDP，更將成熟的房地產運作理念帶到內陸城市。從某種程度上說，溫州購房團代表了一種先進的市場理念，它對各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那樣，10年之內溫州炒房團如果只是在條件成熟的一線城市里炒，這是符合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似乎并沒有太多的可指責之處。
關鍵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線城市，如果溫州人投入了過多資金進去，是肯定要在當地低矮的市場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頭破血流的，而且也會攪亂當地本就處于襁褓中的房地產市場，無異于拔苗助長，利大于弊。［6］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對炒房不應進行過于嚴格的狙擊，因為它畢竟是一種市場化的行為。(m.baimashangsha.com)雖然會產生市場失靈現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資者放心的情況下，“后炒股時代”的出現也是市場規律這只無形之手的一種自發調節。炒房熱只不過是“后炒股時代”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假如不出現炒房熱，閑置在中小投資者手中的大量“閑錢”也會找到另外一種宣泄出路。正如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所指出的那樣，炒房熱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國股市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圈錢游戲終于走到了盡頭，股市的表現令中小投資者感到心寒，使中國進入了“后炒股時代”。不從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上）找原因、想對策，不扭轉中國的“后炒股時代”，僅僅對炒房進行狙擊，是治標不治本的一種做法。
總之，不論如何，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炒房熱都將會給溫州民間資本、以至整個中國民間資本帶來一次大變局，或正面或負面。作為一種市場化取向的行為，溫州炒房熱也會象其它一切市場一樣出現“市場失靈”，我們的任務在于采取經濟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導它朝著正常的方向發展，用有形之手去彌補無形之手的失靈，力爭使這場變局成為一個新的開端，而不是成為一個舊的結局。若強行采取過于剛性的行政手段對炒房進行狙擊，這種做法的本身就已經違悖了經濟法的精神，是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強行否定和取代。這就是現代經濟法所要求的“適度干預”。［7］
1997年，滄州市下轄的河間市（縣級市）醫院院長尚某之子參加當年高考，按照規定，三好學生可以加分，但尚某之子因種種原因未被加分。省委督查室接到尚某的情況反映后，楊益銘親自督辦，要求滄州市委督查室對此事進行督查。在省市兩級領導機關的過問下，此事最終得到圓滿解決，尚某之子被某大學錄取，河間市教育局賠償尚某人民幣3萬元。
這本是楊益銘職權范圍內應做的一件事，但楊豈能放過任何一次斂財的機會？于是，當尚某出于感激，于1998年初送給楊益銘人民幣2000元時，楊毫無愧色地收下。一年后，尚某又與朋友帶著四只鴨子特意到北京看望楊益銘。因對禮物不滿意，這位督查室主任竟公開索要一架照相機，尚某只好拿出1萬元送給了楊益銘。
1996年11月，楊益銘經人介紹與秦皇島海灣公司職員張某相識。當時，該公司因股權糾紛正在秦皇島市中級法院打官司。為了借楊益銘之力打贏官司，張某特請楊到法院參加了旁聽，庭后還專門介紹他與法官見了面。而楊益銘為了幫助張某打贏官司，也特意將秦皇島海灣集團公司納入省委督查室的重點聯系單位，并以此為名向審判機關正式行文對該案進行督查。看到楊益銘為此案跑前跑后、盡心盡力，張某十分感激，于1998年9月和10月，分兩次送給楊人民幣5．8萬元。1999年5月，楊益銘因公出國考察，張某得知后再次送給楊美金2000元。而楊益銘對張某也不“見外”，2000年4月，楊打電話給正在外地的張某，讓他速送5萬元人民幣來急用。張某立刻委托石家莊的一位朋友，給楊送去人民幣5萬元。
D、“領導干部是常在‘河邊’走的人要想‘不濕鞋，就要時時盯住‘河里的水’，水來了要學會躲……”
2001年4月，中央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查辦李真案件中，接到了群眾舉報楊益銘收受他人價值人民幣5萬元的兩只尼康照相機鏡頭，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線索。辦案組迅即組織人員順藤摸瓜，經過詳細排查，在省委大院又挖出了楊益銘這個大貪官。2001年4月26日，楊益銘被監視居住，同年8月3日，楊被依法逮捕。
和許多貪官一樣，失去了自由的楊益銘對自己的行為悔恨不已，他痛心疾首地說：“我是靠國家助學金讀完大學的，黨和國家培養了我20多年，可以說對我是恩重如山，而我卻沒有抵擋住金錢、物質的誘惑，走上了今天犯罪的道路。現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生活上的誘惑，稍有不慎就會讓人步入歧途；工作上的壓力和重負，極易使人心理失衡……領導干部是常在‘河邊’走的人，要想‘不濕鞋’，關鍵是要時時盯住‘河里的水’，水來了要學會躲，躲不及遲早要被淹沒。我就是沒有躲過這些‘水’的沖擊，才有了今天的結局……”楊益銘的這番話，總結出了一個貪官墮落的軌跡，也道出了他肺腑深處的悔和恨。
在深刻悔罪的同時，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楊益銘主動向辦案人員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受賄犯罪事實，并對他人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進行了檢舉和揭發，為自己爭取從輕處罰創造了條件。
2002年8月30日，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審理楊益銘受賄一案。法庭上的楊益銘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并作了深刻的悔罪表示。經法庭審理查明：楊益銘在擔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和索取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100．256萬元。最終，法院以受賄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受賄贓款100．256萬元及非法所得12．58萬元一并予以追繳，上繳國庫。2002年9月20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維持原判。
楊益銘因貪婪無度，收受巨額財物，最終落了個人財兩空、身陷高墻的可悲下場，他的結局正應驗了我們常說的一句古訓，“惡始終有惡終”。但愿那些在經濟犯罪邊緣上行走的領導干部能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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