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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心理學發展的困境與出路
【內容提要】近年來西方心理學家對心理學發展取向提出強烈批評。綜合各家所論，心理學以往發展的困境乃是由于：(1)自哲學心理學到科學心理學對人性解釋的理論始終紛歧，以致無法形成常規科學條件：(2)科學心理學自始即標榜自然科學而缺獨立意識；(3)強調科學方法，忽視人性特質而陷入削足適履困境。因此，今后國內心理學的發展勢不能再全盤西化，而應在人性特質與本土文化基礎上吸取西方心理學精義，針對國人心理特質研究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理論與應用心理學。本文最
觀察近20年來心理學的發展，當可發現，國內與西方心理學在取向上呈現明顯差異。國內心理學界一如往昔奉西方心理學為圭臬，且兩岸三地均呈蓬勃發展趨勢；各大學相繼增設心理學系所，各相關院系不斷加開心理學課程。這顯示現社會對心理學的需要增加，心理學的知識廣受重視。然在西方心理學界卻呈現另種不同景象，非但歷來因理論紛歧而阻滯心理學發展的問題再度擴大，甚至對多年來原已形成的“心理學是科學”的共識也遭到質疑。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科克(Koch,1985)曾指出，心理學自一百多年前脫離哲學以來，一直未能成為獨立科學，且因受其本身條件限制，心理學將來也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獨立科學[1]�？瓶苏J為，現有的心理學知識，在性質上只不過是些堆積的資料，其中絕大多數并非科學研究結果。除科克外復有多人相繼對心理學提出類似抨擊(Robinson,1985;Henley,1989;Robins et al.,1998;Glassman,2000)，因而引起近年來西方心理學界對以往心理科學取向的檢討與反省[2][3][4][5]。本文之撰寫，擬從歷史的觀點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困境，并管見未來可能的出路，用以就教於學界先進。
1 從范式更替看心理學欠缺科學條件
現代心理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源於古代哲學，惟就二者脫離哲學后之發展歷程看，顯然有兩點不同之處：其一是自然科學發展在前，心理科學發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藝復興后的17世紀，后者則遲至自然科學發展后兩百多年的19世紀末方始出現，而且心理科學自始即在理論與方法上以自然科學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學脫離哲學后即與哲學斷絕了親子關系，對自然界物性變化的解釋，不再采以往神明決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觀念。心理學脫離哲學之后，在思想上與傳統哲學間的臍帶一直無法切斷，對世間人性變化的解釋，始終圍繞著古代哲學留傳下來的一些老問題打轉。以下試就此一特點作簡要說明。
1.1 歷來對人性問題解釋的爭議循環不息
自古代希臘哲學開始，哲學家即從不同觀點對人性問題提出各執一詞的不同解釋，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爭議：(1)心身關系問題，所爭者為心與身究屬單一實體抑或分屬兩個實體，如屬單一實體，則實體之運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屬兩個實體，二者間又存在何種關系；由此問題演變成持續至今的唯心論與唯物論之爭。(2)天性與教養問題，所爭者為人性特質決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問題演變成迄無定論的遺傳與環境孰重之爭。(3)知識來源問題，所爭者為人類的知識得自天賦觀念抑或得自后天經驗；由此問題演變成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反復循環爭議不休。(4)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問題，自由意志原為18世紀浪漫主義哲學思想，與決定論相對立，所爭者為人的行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決定於外力；由此演變成自然科學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則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爭議問題，一直持續到現在。就是由於自古以來對人性問題之爭議不曾休止，所以解釋人性的心理學理論始終紛歧，哲學心理學時代如此，科學心理學時代亦復如此。
1.2 現代心理學對人性研究依然理論紛歧
德國心理學家馮特於1879年在萊比錫大學設置心理學實驗室，公認是科學心理學的肇始，因而使馮特獲得“科學心理學之父”的榮銜。然從其后心理學思想的演變看，馮特留下的思想并未獲得心理學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馮特的實驗心理學，在取向上乃是企圖采化學分析方式研究意識結構，以期尋求爭議已久的心身關系問題的答案；無如研究開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論爭議之中。以馮特結構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第一個學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學派攻擊，而導致20世紀初期學派對立的局面。從歷史源流看，各學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爭議：結構主義旨在探討心身關系問題中身體方面以生理為基礎的感覺歷程；功能主義旨在探討天性與教養問題中個體適應環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學旨在從理性主義的觀點探討知識的來源，并從整體論觀點探討心身關系問題；行為主義旨在探討天性與教養問題中后天環境的影響及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問題中的外在決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則旨在探討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問題中內在決定因素。
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雖然五大學派對立的局面逐漸消失，但心理學理論紛歧的現象仍然持續。所不同者只是由原來的彼此敵對轉變為和平共存而已�，F在心理學的不同理論，一般稱之為不同取向，意謂各家分別遵循各自的理論與方法去研究心理現象。在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為論取向，繼承早期行為主義研究外顯行為之外，也接納其他學派思想而兼顧內在活動，進而演變成新行為主義；(2)精神分析取向，原則上繼承弗洛伊德思想，進而配合社會因素對人的影響，修正為新精神分析；(3)人本論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義思想的復蘇，強調自由意志及人性整體為其中心主張；(4)認知論取向，遠承理性主義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學影響，強調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認知世界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學取向，以生物學與生理學的觀點研究人的行為，除探討個體行為的遺傳因素之外，并企圖從決定論與還原論的觀點探討行為的基本原因。
1.3 科學心理學發展歷程不合於常規科學
現代心理學在名稱上雖已定名為科學心理學或心理科學，但其始終理論紛歧的特殊現象，在整個科學領域內是罕見的。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學革命之結構》一書中指出[6]，科學的發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學思想的演變；而科學思想演變的動力，除科學方法之進步外，主要是由於人類世界觀的改變。科學思想發展到某種程度時，就會形成一種眾所共識的世界觀，進而對科學上研究的主題、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庫恩稱此種科學思想的共識為范式。范式形成后對同領域的科學家具有規范作用；大家均遵從范式去思考問題、研究問題并建構理論。根據庫恩的說法，范式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代的演進與人類世界觀的改變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紀托勒密首創地心說，迄至16世紀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代表人類世界觀的一次革命性改變；17世紀牛頓提出的萬有引力論，其范式效用長達兩百多年；20世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修正了牛頓的理論，成為新范式，代表人類世界觀的再次革命性改變。庫恩稱此種范式隨時代演變而更替的科學為常規科學。如以庫恩的標準來檢視心理學，心理學的發展歷程顯然是不合於常規科學的。因此庫恩認為現
代心理學尚不能稱為科學，只能稱為“前科學”或“前范式科學”。至於心理學的未來能否成為合於范式的科學，端視其以后發展與研究取向而定。
2 心理學研究采自然科學取向的難題
盡管現代心理學理論始終紛歧，但在心理學界卻存有一項共識：心理學之成為科學乃是因心理學的研究采用了科學方法。誠然，現代心理學對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學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學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觀察、測量、控制、實驗等方法研究物性變化是成功的，但同樣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時，由於人性異於物性，致使心理學的科學研究很難達到目的。試以下列四點分述其原因。
2.1 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難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達成研究目的。心理學的研究，原則上同於自然科學，都是企圖藉研究方法達到五項目的：(1)描述，對所要研究問題的表相予以翔實陳述或記錄，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2)解釋，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發現各因素間的相關關系或因果關系，藉以解釋問題表相背后的真相；(3)預測，根據對問題原因的相關關系或因果關系的了解，預測將來在同類情境下問題重復發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據描述、解釋與預測所掌握到的問題性質，對造成問題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類問題不再發生；(5)應用，將研究結果或研究方法擴大應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了達到各項目的，科學家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觀察法與實驗法。從方法與目的看，三百多年來自然科學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業已達到上述五項目的，只有少數問題（如癌癥、臺風、地震等）尚在繼續研究之中。心理學自許為科學，對人性研究也采與自然科學類似目的寫方法。只因研究對象的不同，心理學的研究除了觀察實驗之外，另外設計了調查、測驗、個案研究及訪談等多種方法。惟從研究目的看，除了對行為的外顯表相描述之外，對行為原因的解釋、預測、控制及應用等，幾乎都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學的研究無法如自然科學般根據問題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這正是心理學研究無法克服的難題。下文將對構成此等難題的原因試作分析。
2.2 以人為研究對象不易克服的難題
心理學的特點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難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學是人研究物，物性變化的表相與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觀而真實的，不會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變質。在心理學以人為對象進行研究時，無論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設計，終無法避免研究者與被研者主觀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來公認最嚴謹的實驗法為例，心理實驗室不同於物理實驗室，物理實驗室是一個純屬人支配物的物質環境，心理實驗室則是一個主試與受試交互影響的社會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試操縱自變項（刺激），觀察依變項（受試反應），從而分析兩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系。事實上，受試的反應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為線索針對主試所做的主觀反應。此即心理實驗時對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中介變項無法控制的難題。受試多半了解主試的假設，他們會針對假設，憑個人主觀表達其反應。美國心理學家奧恩稱此種現象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謂受試針對主試的假設，表現出他自以為合於需要的行為特征[7]。在實驗情境中，受試因主試的影響所表現的需要特征將會有正負兩面；如屬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屬負面，就可能出現霍桑效應(Howthorne effect)。無論是正面或負面反應，總是會影響實驗的效度，而達不到實驗研究的目的。美國心理學家韋伯與庫克研究發現(Weber & Cook,1972)，在實驗情境中受試所表現的需要特征，在心態上分四種類型：[8](1)冷漠型，對主試的假設漠不關心，其反應只是無所謂的表現；(2)合作型，認同主試的假設，盡量做出符合主試要求的反應；(3)反對型，否定主試的假設，故意做出與假設相反的反應；(4)防御型，懷疑實驗目的，刻意掩飾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實的反應。由此可見，心理學的研究雖仿照自然科學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復雜人際關系的影響，無法達到根據外在行為表相以了解內在經驗的目的。
2.3 樣本代表性不足難以作普遍推論
自然科學研究結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與信度，除了在研究過程中可以達到根據問題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據少數樣本物性特征為代表，對同類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論。觀察少數幾雙蝙蝠生活狀態后，即可據以普遍推論所有蝙蝠都是晝伏夜行，白晝倒掛在暗處每日睡眠長達20小時之久。反觀人類的行為，不但有個別差異，而且有團體差異。心理學家雖然也企圖根據樣本研究結果普遍推論，但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一向受到質疑。由于近年來心理學文化差異意識抬頭，心理學家們對以往全盤接受美國心理學知識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據特德希等人對1969～1979十年間的調查研究報告分析發現(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會調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試是美國大學部的學生[9]。單憑調查美國大學生的反應，既不能用以推論解釋一般美國人的社會行為，更無法用以推論解釋其他國家人的社會行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間美國心理學會所發行6種重要期刊中1500篇論文的研究對象發現，前五年的受試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試中白人占98%[10]。只根據對白人研究的結果，自不能推論解釋其他有色人種的心理特質。心理學的專題研究如是，心理學的書籍也是如此。史密斯與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紀90年代在英美兩國出版廣為流行的兩本社會心理學專書發現，在英國出版的專書內容中取自美國研究占68%，在美國出版的專書內容中取自美國的研究占94%[11]。難怪有人戲稱，現今全世界的心理學知識不但已經美國化，而且全都變成了美國白人大學生心理學。在此情形下，美國以外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學者，在他們的社會里推廣心理學知識時，豈不像熱帶農業學家向寒帶地區農民推介水稻種植知識一般，同樣缺乏意義。
2.4 決定論與還原論科學公設的限制
自然科學的研究取向與理論建構，原則上是基于決定論與還原論兩項公設。決定論確認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則變化，只要了解其變化原因，即可達到對物性變化解釋、預測與控制的目的。還原論確認自然界任何復雜現象，均可化約使之還原為最基本元素。根據基本元素的性質，即可解釋復雜現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及生物學等，都是循此二公設進行物性研究，而且證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項公設用之于心理學研究人性時，卻受到極大的限制。先就決定論而言，決定論與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為的原因，自古以來就是人性特質的爭議之一。在現代心理學諸多理論中，精神分析與行為主義都采決定論取向，但兩者觀點不盡相同。精神分析強調內在潛意識是決定行為的原因，是為精神決定論；行為主義強
調外在環境因素是決定行為的原因，是為物質決定論。反對決定論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學思想。人本心理學家認為，人的行為并非決定于外在環境或內在不自覺知的潛意識，而是根據個體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觀選擇。如果只憑科學研究應重客觀單一標準言，人本論的主張也許不夠科學，但如從實際生活經驗與人性特質復雜性的角度看，則很難否定人本論的觀點。否則對財帛當前有人“見財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遺”的人性個別差異現象，就無法解釋。
再就還原論而言，早期結構主義的意識元素分析的構想，與后來行為主義主張的S-R心理學，在性質上均屬還原論取向。反對還原論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學與人本心理學，前者主張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合，認為整體分解為部分之后即失卻原來整體的意義；人本心理學反對元素論，主張要了解人性就必須研究完整的個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為。現代心理學中主張還原論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學取向的心理學家。他們主張將復雜的行為還原到生理基礎上，企圖從大腦的神經功能去尋求行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別受到重視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取向。有人樂觀地認為（如Wilson,1998），認知神經科學發展下去，將來可能使心理學一向理論紛歧的現象消失，而成為真正理論統合的科學心理學[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認為如以神經生理做為解釋復雜行為的唯一因素，勢必陷入行為主義以偏概全的覆轍[5]。甚至有的心理學家認為，認知神經科學所采還原論取向，非但無助于科學心理學家理論的統合，且極可能因研究取向過于窄化而傷害其自身的發展。美國心理學家羅賓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國出版的四大心理學期刊內引用現代心理學四大理論取向（人本論取向除外）研究論文的次數，據以觀察自1967至1995年之間各思想流派的興衰趨勢[4]。結果發現，在此28年期間，行為論取向研究論文被引用次數呈逐年下降趨勢，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論文被引用次數一直維持不增不減的低水平，而認知論取向研究論文被引用次數則大幅成長。此等現象本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學取向為基礎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論文，在心理學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數并未顯著增加。后經進一步分析其他學術期刊發現，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論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學以外其他自然科學的學術期刊中。因此，羅賓斯等人憂心地指出，如此一現象持續下去，認知神經科學非但不能承擔統合科學心理學理論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將來很可能從科學心理學領域中分離出去，一變而成為生理學的一個分支。
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學心理學足夠的重視，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釋人的行為時過份重視客觀的生理基礎，而忽略了行為背后的主觀心理歷程。以構成認知基礎的知覺經驗為例，知覺是以神經生理為基礎的感覺轉化而成的純心理歷程。神經生理傳導的外在訊息雖是客觀的，但經感覺轉化為知覺反應時，卻是主觀的。原因是知覺乃是個體對外在訊息予以選擇、組織與解釋的歷程；選擇、組織與解釋三者都是主觀的；既屬主觀，知覺反應自將是因人而異。質是之故，還原論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釋以生理為基礎的簡單行為，無法藉以了解復雜行為背后的真正原因。
3 舍牛頓幻想重塑科學心理學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學自百多年前脫離哲學之后，成長發展的路途相當難辛；既未將自身與哲學之間的臍帶切斷，更未達到成為獨立科學的愿望。造成心理學發展困境的因素雖多，而自始即缺乏獨立意識可能是阻礙其發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學的偉大成就，使心理學家由羨慕、嫉妒進而以自然科學家自居，不啻將心理學的大車開進了窄胡同。心理學史學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學家就在此種心態下，使心理學界由物理羨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頓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學界終會有一天出現牛頓，將心理學帶到與物理學同樣風光的地步。其實，這是心理學界倒果為因的看法；牛頓的偉大是由于他提出的萬有引力論使人類的世界觀改變；心理學始終理論紛歧，自然難有牛頓出現。近年來心理學界開始對傳統心理學取向檢討反省，思考如何舍棄牛頓幻想而重塑科學心理學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識，以下所論是筆者對此問題思考的兩點淺見。
3.1 改方法前提取向為人性前提取向
牛頓幻想表現在心理學研究上，就是科學方法前提取向，強調只有符合科學方法者才被視為心理學研究的題材；如愛情雖被視為人生大事，但科學心理學一直未曾將愛情當做研究主題之一，原因是愛情屬主觀感情的內在經驗，不符合科學方法客觀理性原則�？茖W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學研究范圍的作法，導致其發展陷入困境。美國心理學家羅賓遜指出(Robinson,1985)，現代心理學面臨“科學”與“非科學”取向強迫選擇的兩難[2]；選擇科學取向，就必須放棄內在主觀經驗，選擇包括內在主觀經驗，就必須承擔心理學不是科學的缺點。在此兩難困境下，就產生了現今流行的各類主題兼容與科學及非科學方法并蓄的折衷主義取向。基于此義，筆者建議今后的科學心理學宜改方法前提取向為人性前提取向，并將心理學的定義明訂為“心理學是研究人性的科學”，適可與“自然科學是研究物性的科學”相對，以彰顯心理學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詞的意涵，筆者認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為全人，心理學研究應包括人性表現的內在與外在一切活動，心理學研究雖以外顯行為為起點，但研究目的則旨在了解內在的人性；(2)人性異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與習性，是天性與教養的融合，先天遺傳的特質與后天環境中受社會文化影響而獲得的一切心理特質，均應視為心理學研究的題材；(3)人性異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則變化，只須按客觀合理方向解釋即可，對人性變化的解釋，除同時考慮客觀與主觀兩面之外，又須兼顧合理與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賭性難戒）；(4)人性的異質性大于同質性，人性個別差異之外又有團體差異，而人性的差異除少部分由先天決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環境中受社會文化影響養成的�；趯θ诵缘娜嬲J識，今后的科學心理學在研究方法選擇上，自應調整以往偏重客觀、量化及控制實驗等狹隘的科學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層面去選擇設計適當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僅就社會文化影響人性的觀點，淺述今后國內心理學發展的取向。
3.2 改文化移植取向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學原為西方的產物，就綜合前文所論心理學發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學本身已覺醒到以往自然科學取向的不當，而開始思考調整未來的方向�；诖艘徽J識，國內心理學今后的發展，勢不能再如過去那般采全盤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礎上研究國人的人性特質。近年來國內少數心理學家提出本土心理學的構想，因“本土”一詞與“本地”易生混淆，筆者以為用“本土文化”更為適宜。理由是人性表現在行為上的特質，除少部分決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會文化環境中養成的。是故，影響人的行為特質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帶有“本地區”意涵
，居于同一地區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為表現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區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為表現上卻仍有其相似之處（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豬肉）。因此，心理學取樣研究時，不宜采同地區為標準，宜以文化同質性為標準。至于文化一詞的意涵，最簡單的解釋是，同一社會群體的人，經久在傳統與學習環境下所形成的帶有獨特性的思維、信念與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圍性與多樣性，其范圍可大可小，在全國主流文化之下，可分為很多性質不同的次文化；諸如種族、宗教、家族、社團甚至一座工廠、一所學校、一個家庭等，均可視為次文化群體。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說明今后國內心理學研究取向的大原則，在實際進行研究時，未必一定要以全國主流文化為對象，也可采群體的次文化或采群體中的個體為對象。惟對研究結果進一步解釋時，就必須考慮到個體的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否則對其行為背后的原因就無法了解。目前國內大學研究生的論文，多數未能做到這一層：無論實驗研究或相關研究，都是對受試行為反應用統計分析方法解釋數據之間的關系，而不能對行為背后的人性特質做進一步探討。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與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發現(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離條件下，兒童們所繪的一元銀幣圖形，其面積大小不同[14]。經分析兒童文化背景發現，擴大銀幣面積的兒童系來自貧寒家庭；這現象顯示貧寒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對金錢有不同的價值觀。另有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同樣一幅“鴨頭兔首”曖昧圖形，生長在英語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見多為兔首，而生長在中東閃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見則多為鴨頭(Glassman,2000)[5]。原因是兩種文化的文字結構不同，閃族文字與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橫行書寫的。臺灣原住民阿美族的兒童，入學后無法學習加減法進位與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們的文化中沒有十位數以上的序數概念。由此可見，本土文化是影響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義，在態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學思想。只是強調放棄以往全盤西化的作法，改而選擇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學的精義，在本土文化基礎上發展屬于自己的心理學。這像農業現代化一樣，西方現代農學的理論與技術均應吸收，吸收來配合國內各地氣候土壤載培國人需要的農作物，如此方可達到國內農業現代化的目的。至于國內心理學家實際從事心理學研究時，筆者認為宜有兩大取向：第一大取向為理論心理學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種方式進行：(1)對西方現代心理學中基礎性的知識與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與文化因素關系較少；諸如生理心理學、心理統計學、心理測量學、心理測驗編制及心理實驗設計等方法均屬之。(2)在本土文化環境中驗證西方重要心理學理論，從而建構新理論，用以推論解釋國內同質文化下人的行為。以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為例，該理論雖具權威性，但因在基礎上偏于生物學取向，未考慮社會文化因素，而被批評為美中不足。中國心理學家可采用皮亞杰創用的臨床法，在國內以同質性文化環境中的兒童為樣本，驗證皮亞杰的理論，并在研究結果分析時納入社會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構的認知發展理論，才能用以推論解釋同質文化環境下樣本以外兒童的認知行為。(3)根據同質性文化環境內國人行為的某種特質，進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構原創性理論，從而彰顯中國心理學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應用心理學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兩種方式進行：(1)原則上參照西方心理學在這方面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方法，經過研究了解匯集經驗而發展出適用于國人的應用心理學。(2)在實際研究時宜采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在積極方面，研究并發揚國人的傳統優良心理特質，從而提升人口素質，促進社會進步；在消極方面，針對國內因社會急遽變遷所產生的一些人與環境、人與人、人與事以及人與己等關系適應的困難問題，研究解決與預防之道，藉以滅少社會問題。因篇幅所限，以下試從應用心理學領域內教育心理學今后在國內的研究取向，就多年來所歷、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學者先進參考指數。
教育心理學是應用心理學中發展最早的一門學科。無如在20世紀初因受行為主義根據動物實驗所建構的學習理論影響，致使教育心理學有很多年在學校教學上缺乏實質的貢獻。直到60年代認知心理學與人本心理學興起后才有所改善。筆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學思想精義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種嘗試。最近筆者與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孟慶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會能力教學計劃，就是在應用心理學本土文化取向下所從事的一項教育改革構想。四會能力是指教師在教學時能以知、情、行、意四種心理特質為基礎，教會學生四類能力：(1)學會主動求知能力，能教得學生被動受教外亦能主動追求知識；(2)學會身體力行能力，能教得學生手腦并用，能知復能行；(3)學會好學樂群能力，能培養學生好學精神，并樂于參加群體活動，分享團體努力的成就；(4)學會自我發展能力，能教得學生由了解自我與認識環境從而建立自己的志愿與理想。在理論上，四會能力教學是綜合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心理學思想精義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學改革計劃。前者所根據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說法，并兼采荀子“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的觀念。后者采現代西方心理學中認知主義重知、行為主義重行、人本主義重情與意的主張。綜合古今中外心理學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質；了解并發揚此等人性特質，同樣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會能力教學即旨在以知、行、情、意為心理基礎改革中小學的教學，以期突破以往教師本位教學且偏重教學結果的缺點，改變為以學生為中心且重視學習過程的新觀念。因此，在理論上四會能力教學計劃是既合于中華文化傳統，也合于現代心理學思潮的教育計劃。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計劃能引起國內心理學界批評討論，設計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進學校教學，從而促進本土文化取向應用心理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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