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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阿壩地區的“高碉”文化
高碉，古代部落和村寨用以防御外部侵犯的防御性建筑。土碉基本為四角，高度20米以內。高碉外觀下寬上窄，隨高度增加而內收，巍峨雄偉。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四川甘孜阿壩地區的“高碉”文化，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和西北部。境內居住著藏族及漢、羌、彝、回等十多個民族的人民。在甘孜、阿壩地區，除了現存許多較為復雜的地方土語和散落的“語言孤島”，以及獨特的民風民俗為我們追溯歷史提供了真實可靠的線索外，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歷史遺留：一個是近幾十年來在這些地區的許多地方陸續發掘和發現的“石棺”墓葬；另一個就是一直影響著當地人民居宅建筑的體系和基本形態的“高碉”建筑，它們是至今還存在著的歷史化石標本。
一、“高碉”的分布、形狀及其作用
“高碉”的分布在甘孜、阿壩地區十分廣泛。高碉的東部起點，今可見的在阿壩藏羌自治州境內，以氓江為界。自岷江以西，多碉樓建筑，而且愈西則碉樓建筑愈多，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丹巴，則碉樓按成群。其南部至康定、九龍、榮得，西部至巴塘、白玉，北部至甘孜、德格。就水系而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流域皆有。就生產區劃而言，農區牧區都有。除此而外，在甘肅境內，曾有過三角“高碉”，在今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縣也有類似的建筑。
“高碉”的類型，按照其所用主要材料來劃分，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用石塊壘砌的石碉。
一類是用粘土夯筑而成的土碉，這類碉主要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南一帶的得榮、鄉城、巴塘一帶，新龍，白玉，德格等地間而有之。
在甘孜、阿壩廣大地區的藏族人民中間，無論是石碉的砌筑技術或是土碉的夯筑技術，由于經歷了漫長平史的經驗積累，堪稱精湛、高超。而且在建造“高碉”中，不斷創新，力求在高度上和外觀上盡可能地使其富有美感，顯出雄偉、壯觀的氣勢。一般的碉都在二十米以上，最高的達五十米左右，猶如立地金剛。在外觀造型上亦有多樣。除四角碉外，還有三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甚至十三角。1965年筆者曾在丹巴縣岳扎半山上，看見一座矗立在一個巨大孤崖上的石調，猶如一柄利劍直插云天，在既無起吊設備，又無法搭設支撐架的孤崖上，竟然將長寬各五米左右，高約四十米的龐然大物建造起來，實在令以人難想象。在城廂的蒲各頂（漢意為金城）寨，現只有一百八十一戶人家，但“高碉”就有四十二座之多。其中一座與眾不同的高五十多米的巨型十三角碉，傳說是當地的土酋，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富，別出心裁而修建的。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二十年代末在康區考察時，曾對康區的“高碉”作了這樣記述：“夷家皆住高調，稱為夷寨子，用亂石壘砌，酷似磚墻，其高約六五支以上，與西洋之洋樓無異。尤為精美者，為丹巴各夷家，常四五十家聚修一處，如井壁、中龍、梭坡大寨等處，其崔巍壯麗，與瑞士山城相似。”“番俗無城而多碉，最堅固之碉為六棱……凡矗立建筑物，棱愈多則愈難倒塌，八角碉雖亂石所砌，其壽命常達千年之久，西番建筑物之極品，當數此物”。
如果以“高碉”的修建者和使用范圍來分類，大致可以歸結為家調和寨碉兩類。家碉，即一戶或幾戶友好鄰居，或幾家近血統親屬，為了自身的安全，而緊靠住房附近建造的碉·JH·埃德加在《華西邊疆研究會日志—一金川群體部落成份》一文中這樣描述道：“他們有的人把自己刷得潔白的房舍修建在高七十五呎到一百五十呎的塔樓下……”這里說的塔樓就是家調。在大小金川地區過去還有一種風俗：凡本地人，家里生下男孩后，就得開始備石取泥。籌建高碉，倘若男孩長大成人，家碉還沒有修好，就別想娶到媳婦。這至少可以說明家調在人們主活中的重要性。寨碉，是指一個部落或一個土司管轄的自然村落，或幾個相鄰的自然村落，為了抗擊外來的武力進攻，由部落首領或土司頭人組織所屬臣民建造的碉，它包括哨碉和戰調兩種。哨調往往修建在視野十分開闊和地形極其險要的地方，作為嘹望和警戒用，一發現緊急情況，立即以烽火為號。因為它只是作警戒用，所以修得比較小，作戰性能較戰調差一些。戰碉則又高又大，門開得特別高，它不僅能容納守衛的人和大量的石塊、箭簇等武器，糧食、柴、草、水也要儲備其中，村里的老弱婦孺和性畜都能藏在里面，能夠憑此調進行較長時期的抵抗。
現在遺留下來的“高碉”建筑，主要的是明清以后的建筑物了，它已經不能完全表現明清以前乃至更久遠的本來面目。這就需要我們結合其它歷史遺留，以及歷史記載來研究它的源流；但是現存的高調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線索，所以不能不說“高調”文化是打開四川藏、羌以及其它有關民族的發展歷史和古代文化之門的一把鑰匙。
二、“邛籠”與“高調”的區別與聯系
“邛籠”一詞最早出現于《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專家們普遍認為是羌語的譯音。《北史·氏培》中呼之為“石巢”，《唐書》又稱為“多周”。后人解釋“多周”即是“雕”、“碉”。李賢在《后漢書》中注云：鄧籠“今彼土夷吸為‘雕’也”。以此一說，導致后來“邛籠”即“碉”說的定淪，而且沒用至今。筆者認為，十分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藏族地區的傳統建筑形式主要有三種類型：
一種是“改畜逐水草”，“聯毛帳以居”的帳篷建筑；
一種是獨具特色的木結構井干式建筑；
再就是具有典型代表的碉式建筑。
傳統的建筑技術分，則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石砌技術；
一種是土夯行術。
在傳統建筑形式和傳統建筑技術中，碉式建筑與砌石技術和“邛籠”建筑有著緊密的聯系。碉式建筑中，大量的是居住建筑，少量是“高碉”建筑，可以《后漢書》中所指的“邛籠”就是這兩種建筑的源，而這兩種建筑是“邛籠”建筑所派生出來的兩支。人們往往把藏族居住建筑和阿壩州茂汶一帶羌族的居住建筑都稱之為碉房或碉樓，這不能說是沒道理的。盡管它經歷了千百年的滄桑之變，已經不可是單純“壘石為室”，而是已經聚合了井干式和干欄式建筑體例和夯筑技術成為一種復合體，但是它仍然比較完整地保留著“邛籠”建筑的基本造型和特征。這才是“邛籠”建筑的主體分支。而“高碉”建筑只是承襲了“邛籠”建筑中的高度，增強增強防衛能力而使砌石技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的一個次要分支。猶如我國古代中原的城市，它的總體建筑包括這個城市的所有建筑，但其中護城河與城墻只是防衛性建筑。同樣古代甘孜、阿壩地區的“高調”建筑也只是防衛性建筑。我們不能說護城河與城墻就是這個古城的總體建筑的代表，哪么“高調”也不能算作藏族傳統建筑的代表。
《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冉龍馬龍人“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為鄧籠”。如果我們把全文和這段話連貫來理解，所謂“室”就是指冉馬龍人居住的房屋，其基本特征是用石頭徹的，而且很高。《北史·氏傳》曰：“‘附國’“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為磲，以備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文中之“石巢”除了保持了《后漢書》中“鄧籠”的上述基本特征外，已經將“多周”的具體形態表述出來，說它的基礎部分只有三四步寬，頂部寬二三步。這種“磲”顯然那時已經從居室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一種建筑形式了。所以說《唐書》中所指的“多周”應是“磲”而不是“邛籠”。以“浮圖”名狀，表達極為形象，故后人又有“高碉”為“浮圖”之說，蓋源出于此。“鄧籠”為古羌語音，但是在蘆花、黑水一帶的藏族人們中間，稱“高碉”為“龍垮”而不稱“邛籠”。“籠”同“龍”，意味著它們之間的源流關系。
筆者曾經在四川藏區力求找到想象中古代“邛籠”建筑的典型歷史遺留，來證實“邛籠”并不等同于“高碉”的論斷，結果有幾點發現：
1．在康定營管區，有為數極少的建筑，它的形式是，前面是與一般居住建筑相同的布局，或二層，或三層。使是，在居宅的后半部將砌體加高，使其突出部分更加具碉型，這個部份與居室是整體相連的，宅比居室高出一倍半到兩倍，其通道是從居室的平頂而上，用獨木梯攀登，門一般高出手頂三米左右。平時這個突出部分只是用來儲備糧草用，遇到緊急情況，主人們才將它們用來藏身和防衛。
2．無論是阿壩州的嘉城地區，還是甘孜川康南、康北、康東地區，在許多藏房的平頂上均有一些小設施：
一是修在正面角上的人們熟知的“松科”，它是因為藏族信仰的緣故，用來放吉祥煙的。在后面角上還修有一個長寬約六十公分，高約一米，上面插著嘛呢經幡的小砌體，當地人們稱之為“色可爾”，以表示其祖先曾經在這個部位上。恰是建“碉’的部位。因為高調對于單戶人書說，工程量過大，難以承擔，加之居室部分后來經過多年的改進，已經具備足夠的防卸性能己不必建碉。為不忘先祖，故以簡單的形式作為紀念。
3．藏族對“高碉”的稱乎大概有以下兩種：
一種是“宗”，最早的含義即是指“高碉”，即是堡壘之意。后來引伸出縣的專稱（指縣級行政區域治所名），例如得榮縣叫得榮宗，爐霍縣叫章谷宗。任乃強先主認為“羌人謂亂石砌成之碉樓為“宗”。還闡述了它的創造者是鐘羌人，故名“鐘”，這個“鐘”與藏文中的“宗”有什么聯系呢？是否同出一轍，均為古羌語譯音？目前在沒有充分依據的情況下，尚難以斷定。在康南一帶稱“高碉”為“絳宗”，實際上就是“宗”的同稱。只是在其前面加了一個“繹”字。“繹”是今云南麗江一帶的古名，“絳宗”是說“宗”是居住在那里的納西族人建造的。鄉城一帶稱之為“畢雍”，實際上是由于口語發音的關系，仔細分辨就是“絳”音的稍變。
另一種是“可爾”，它是較“宗”更為專一的對“高碉”的稱呼，丹巴一帶藏族口語稱之為“卡”，這也是山于地方發音造成的，實際與“可爾”是一層意思。前面已經提及，黑水一帶的藏族稱“高碉”為“龍垮”。“垮”是指傾斜的意思，因為“高碉”建筑下大上小，向內傾斜，故以形稱之。以上三種稱呼，語音相近，指物明確，都指“高碉”，它們都是古羌語的譯音。
藏族對居住房屋的稱呼為“空巴”，這是一個普遍的統稱。至于稱“家、家里，屋、屋里”叫“欽龍”，不但音與“鄧籠”相近，而意基本吻合，這個稱謂來自古羌語的譯音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三、關于幾種對“高碉”建造者的看法。
四川甘孜、阿壩地區“高碉”建筑的出現，歷史久遠，其說不一。
“愛劍教之四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春秋戰國時期，羌族一部份部族中農業生產的出現，是“邛籠”建筑出現的根本因素。“冉馬龍部族，君長以什數”，究竟是哪一支在“邛籠”建筑之后，開創“高碉”建筑之先河的呢？最初形成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北史·附國傳》載：“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同附國同，語言少殊，不統一。”又載：“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余丈，并南流。”這兩段話說明：嘉良夷的生活習俗與附國大致相同。既然那時居住在雅礱江流域的附國已經出現了“高碉”，無可置疑居住在“邛籠”之鄉的嘉良夷地應早于附國出現。嘉良夷的確切居住地點在大渡河流域，即今阿壩州嘉絨藏區。《新唐書·西爨蠻傳》述嘉良夷的地域在“雅江五百里之諾詐、三恭、布嵐，欠馬、讓川、遠南、卑廬、夔龍、曜川、金川、東嘉良、西嘉良等十三部”。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三位同志在《羌族史·西山八國》中說“哥鄰系自稱之譯，而嘉良則譯自他稱，兩者實際是一個部落。”還指出，“現在這個地區的藏人還自稱‘哥鄰’。但是，自稱為哥鄰的藏人尚不止此。阿壩州的汶川、理縣、馬爾康、小金、金川、理塘，甘孜州的丹巴，以及雅安地區的寶興諸縣境內，約有十一萬居民還保留著與此相同的稱號。”“今丹巴縣大小金川江合處的東岸，有中龍，大寨兩村，為百戶之邑聚，在一山彎的斜坡上。依山臨江。外人不易至，隔江望之，有數十高碉參天，恰似在上海望浦東工廠的煙囪林，為金川地區一大奇觀。……其似煙囪之高碉，皆十層左右之守望碉，亦皆亂石塊所砌，多已廢敗。估計建成已千余年矣。此區在隋唐世稱‘嘉良夷’，聲名甚大。疑此碉群即嘉良夷故都，歷史衰敗耳。”綜觀四川甘孜、阿壩地區各地的“高碉”，無不以大小金川的“高碉”作為例證，因為這里的“高碉”之精品均匯聚于此。以今推古，要說這里就是“高碉”文化的發祥地，其理由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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