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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的特質問題的理論探討——兼談國家對9億農民政策調整的
摘 要：中國歷代農民都具有較強的可塑性，這可以看成是它的特質�！稗r民的可塑性”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作用下，農民受外部因素影響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的應變能力，特別是它的主動適應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在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農民表現出積極主動的適應能力，近代的農民更表現出適應當時的特殊社會環境頑強的生存能力，當代的農民則表現出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長期存在著鄉土“地方性知識”，它具有實用性、廣泛性、普適性和再生性等特點，農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這種微妙難言的“體驗性知識”，并由此帶來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我們認真總結和吸取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黨和國家對9億農民的農村改革政策應該是疏導而不是強制。今后一定要從有利于農民的自身解放和自由發展出發，給農民“正名”，讓他們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給農民“松綁”，讓他們自主地創造美好的小康生活；給農民“援助”，讓他們盡快跟上現代化發展的時代步伐。
關鍵詞：中國農民；可塑性；地方性知識；主動適應能力；自主創新能力；政策含義 中國是個古老的農民大國。我國至今仍有60%以上的人口長期居住在農村，仍有40%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常年從事農業生產。中國農村人口大約占當今世界農民總人數的1/3，農村勞動力人數則相當于歐美所有發達國家全部勞動力人數的總和，但9億農民每年創造的農業總產值僅占到中國GDP的15%左右。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低收入者大約有9000多萬人，大約占全球貧困人口總數的1/10。這就是中國現實的最大國情。
黨的十六大提出，21世紀的頭2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我們究竟應如何去認識農民、理解農民、善待農民？如何從政治上去把握9億農民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并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如何從經濟上去關心農民且能夠給他們不斷地帶來更多的經濟實惠？可以說，這已經成為我們黨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所面對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課題。
農民究竟是什么？我認為，從歷史發展上看，中國近代以前，凡長期居住在城鎮以外的村落人口都可以看成農民，這是一種社會身份概念；中國近代以后，農民在職業上明顯加速分化，農民的職業化概念日漸形成。根據這種發展的總脈絡，我主張用“可塑性”這一新概念來揭示中國農民的特質。
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正確地認識中國農民的特質問題
中國農民的特質到底是什么？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早在我國古代社會就已經開始認識了。但歷代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總是抱著極大的階級偏見、甚至刻意貶低農民，其認識肯定是極不正確的。而近代的啟蒙思想家們所關注的焦點是，對傳統中國農民的雙重性格進行批判與改造。他們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觀態度，來揭露中國傳統的小農自私自利、封閉保守、愚昧無知、因循守舊、膽小怕事等弱點或缺點，并把它們暴露得淋漓盡致、加以貶斥和諷刺。這種做法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和認識片面性。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特別是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央三代領導集體，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農民問題。這為我們正確地認識中國農民的特質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中國的古代農業文明史實際上是農民的可塑性發展進步史
中華民族有世界上長達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史。這只是就我國廣大的勞動人民、尤其是絕大多數的農民生產技能不斷地提高而言的。就其社會性質來說，它是既不文明的、又不自由的、也不道德的。在中國的古代農業文明發展史上，“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1](p585-588)，正是他們才把封建經濟推向世界上最發達的水平。據有關專家估算，170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23.1%，而當時的整個歐洲只占23.3%；1820年中國所占的比例提高到32.4%，整個歐洲卻下降到26.6%。這時，我國農業生產的精耕細作程度已相當發達，工業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貿具有順差優勢，這種優勢一直保持到19世紀初[2]（p34）。特別是明清以后，“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浸入，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p589)。從中國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看，廣大農民乃是決定國家政治命運的基本力量�！皬那爻年悇佟菑V起義……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1]（p588）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積淀型文化，它主要是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經過長期實踐經驗積累，逐步把不成文的潛意識轉化成為一種民族精神（即重德、務實、自強、寬容、愛國），而其精神實質則是對真善美理想的執著追求[3]（p4）。因此我們“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1]（p668）。在中華民族的文明進化過程中，農民的可塑性是一種從未出現過中斷、且具有自身活力的潛在本能。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言，中華文明的發展具有連續性，其實質就在于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4]（p353）。可以說“讀不懂農民就讀不懂中國”。
（二）農民的可塑性發展具有不同的歷史特點
1.古代中國農民的可塑性集中地體現在鄉村社區的某個“農業文明點”上。這與我國農民幾千年始終沒有突破封閉狹小的生存環境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我國古代的傳統農業社會里，農民耕種小塊土地是維持生存的惟一途徑，農民終身都不會脫離自然村落的居住地，他們平時與外界發生接觸和交際的最大邊界就是農村集鎮。在這種生存環境下，農民長年從事著單一的農業生產和重復性手工勞動。哲學家波蘭尼說：“世界上有多少種‘亞文化’或‘亞亞文化’，便會有多少種放之彼地而準的‘地方性知識’；有多少個不同經驗和個性的個體，就會有多少種微妙難言的‘體驗性知識’”。[5]中國式智慧的源泉正是這種分散的而又眾多的“農業文明點”構成的。它最早以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為發源地，然后逐步擴展到華北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流域、直到整個中華大地。zT]&$U4.1Ns.6K|, r! n ch`7)C"Eu旅游畢業論文2[? FT9TBv4a=5v#;nY$YM5Fj
那么，這種相對分散的“農業文明點”又是如何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呢？首先，我國古代的農民始終是依托家庭存在的個體農民，他們耕種小塊土地以維持生存，形成了眾多的小規模經營的家庭式農場。它既適合傳統的農業生產的自然特點，又具有最可靠的激勵機制（家庭成員的親和力），完全能夠激發起農民勞動的熱情和干勁。《管子•乘馬》中說：“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可見我國的傳統農藝是以經驗和手工勞動為基礎、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它比起歐洲莊園制的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和單位面積產量要優越得多。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糧食平均畝產屬唐朝為334市斤/畝，人均占有原糧也最多為1256市斤/人[6]。因此，中國歷史上真正重要的農業生產技術之發明不是在明代以后，而是在明代以前[7]（P80）。其次，中國歷史上多次爆發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又顯示出農民具有強大的組織能力。這種集體行動似乎超出了個體農民的可塑性極限。像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被毛澤東稱為“老粗能辦大事”的典型人物。他原本是地位十分低下的租佃農民，后來卻成為一國之君。他的文化素養從何而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從何而來？他的治國雄才大略從何而來？等等。這些問題一直是理論學術界不斷地追問和爭論的焦點。若不用“農民的可塑性”這一新概念來進行解讀，像這樣的“歷史之迷”就很難解開。不過從總體上看，傳統中國農民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反創造性”的思維。其特征是：（1）封閉性；（2）求同性；（3）單一性；（4）直觀性；（5）模仿性；（6）安全性。這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它甚至成為農民個性化發展的異己力量，具有很大的歷史慣性。而傳統中國農民的可塑性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主要特點則是：個體與整體相統一、內聚與擴散相統一、內弱與外強相統一、理性與非理性相統一。論文中國農民的特質問題的理論探討——兼談國家對9億農民政策調整的問題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2.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迫使農民的可塑性由“點”到“面”逐漸地向外拓展，呈現出一種無序發展的混亂狀態。19世紀中葉以后，由于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使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就總體而言，近代的中國農民還很少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影響。在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下，中國廣大的農民迫于生存壓力表現出了頑強的應變能力，這主要是國內的社會經濟因素發生重大地變化所引起的。首先，近代中國農村的人地矛盾日益惡化，迫使大批的內地居民遷移和流動到邊遠地區尋找生活出路。據中外史學家估計，到19世紀中葉左右，中國主要糧食產區已經達到飽和點，但長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區還未加開墾。隨著全球第二次“農業革命”興起，美洲的糧食作物如玉米、花生、馬鈴薯、土豆等高產耐旱農作物新品種傳入我國，這為內地居民到邊遠地區開墾荒地、種植糧食作物提供了可能的條件。當時我國西南地區是接納內地移民最多的地區，僅四川省從1786年到1850年的70多年間，全省登記人口由842.9萬人猛增到4416.4萬人；而湖北省又處于地區間移民的中心位置，全省登記人口由1855.6萬人猛增到3373.8萬人。19世紀中期以后，太平天國戰爭又造成長江中下游的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1930萬人。這使大批農民得以從邊遠山區和人口稠密地區向長江中下游糧食主產區回流。到20世紀初期，東北地區成為華北平原和山東半島人口外流的新去處，這時還出現向海外移民1000～1300萬人左右[8]（P117-302）的高潮。這不僅緩解了近代中國的農民生存壓力，而且還把他們在各地長期積累起來的農業生產常識、經驗、技術以及生活習俗、優秀的文化傳統等向外地傳播，又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和地區經濟文化交流。其次，近代中國的廣大農民為了維持生存、養家糊口，不得不增加耐旱的高產農作物以獲取口糧。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主要的糧食作物稻米在全國糧食總產量中所占百分比可能已下降了近一半，即從17世紀前期的約70%下降到1931～1937年間的約36%�！鞣N新舊旱地農作物在全國糧食總產量中的比率大約增加了64%，僅美洲糧食作物就達到20%左右[8]（P206-228）。可以說，中國近代農業史的大部分是適當的作物征服低劣的土地寫成的；也正因為農民這樣做，近代中國的糧食進口從未達到令人驚訝的地步。不過這是以全國生態環境遭受到巨大的破壞為高昂代價的，僅就農民糊口而言，當時的絕大多數農民生活水準都普遍下降了。第三，近代中國的農民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比重，依靠數百年來的農業密集化經營方式和發展家庭副業生產等，又使傳統的小農經濟得以在高度的商品化條件下持續下去[9]（P5）。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近代中國農民的可塑性并沒有絲毫的減弱。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到19世紀，也許更早些，那里的糧食作物已經無足輕重，而新的大宗作物都是像煙草、茶油、一種烤制煙草必不可少的配料、花生和生姜這些經濟作物[8]（P238-239）。第四，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和農民的職業分化都是畸形發生的。其主要表現是：一方面，隨著土地兼并加劇，在我國農村地區首次游離出一個特殊的“不在地主”階層，他們紛紛脫離鄉土社會后，又很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成為與資本家互相勾結的食利者階層；另一方面，廣大農村地區的大批農民被迫破產后開始淪為流氓無產者，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余而建設不足”[1]（P609）。這說明，在近代中國的特殊社會環境下，當時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存條件也可以迫使少數農民的可塑性發生在短期內的塑性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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