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獻工作芻議
1 地方文獻的主要特點和作用
地方文獻是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它作為祖國文化瑰寶，產生發展于一個地域特定的自然、社會環境，屬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積淀和歷史產物。
地方文獻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1）鮮明的地方性。它翔實地記錄一個地域的經濟、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與自然狀況，常常被稱為“省情”、“市情”、“縣情”等資料，是研究地方建設發展的主要記錄根據；
（2）較強的歷史資料性。文獻著作內容來自實際，來自基層，往往屬于原始記錄，信息鮮活，內容可靠，針對性強，部分具有一定保密性，且印數少，一般不重印、再版。目前有人從文獻的內容及其開放性，把黨政及其領導人的著作稱為紅色文獻，把報刊及一般公開出版發行的圖書稱為公共信息或白色文獻，把內容不健康的著作稱為黃色文獻，把反動書刊稱為黑色文獻，把不公開發行或者書刊界線不清的出版物（如各地“政協”所編印的《文史參考資料口稱為灰色文獻，而相當部分的地方文獻正是被人視作灰色文獻，倍受海內外人士青睞，并竭盡全力搜集；
（3）文獻載體的廣泛性。以地域知識為內容的地方文獻除包括傳統的印刷型之外，其記錄知識的符號（文字、圖像、聲音等），記錄手段（書寫、印刷、復制、錄制等）及其相應的物質載體（竹木、紙張、縮微品、音像制品、機讀件、多媒體等）為其他學科文獻無可比擬；
（4）內容的時代性。地方文獻是時代的產物，反映一個地域的歷史和現狀的發展軌跡，而現狀的變化即為歷史，同一主題的著作往往內容有所修訂，其中不僅有現實發展的更新，也有歷史新發現的補充，既表現出它的內容連續性，又反映了地域發展的階段性。
地方文獻具有很強的使用價值和保存價值，對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它可以為認識某一地域的歷史和現狀提供可靠資料，所謂“地近則易核，時近則亦真”；可以為地方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決策、規劃及實施提供以資借鑒的經驗，所謂“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可以為激勵人們熱愛鄉梓，熱愛祖國提供生動、具體的鄉土教材，所謂“思鄉愈愛國，憂國方戀鄉”。為此，有人將地方文獻的作用歸納為“存史、資政、勵志”是非常正確的。由于地方文獻具有一般文獻無法替代的文獻價值和社會作用，歷來為人們所重視。特別是處于世紀之交的90年代興起兩股熱潮，經久不衰：其一是回顧熱（含收藏熱），諸如關于老照片、老字號、老街道、老器物、老新聞等的圖書不斷出現；其二是展望熱，諸如研究21世紀的論文、著作不可勝數。展望未來的基礎又必須是回顧歷史。看來，地方文獻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頭號“獵物”，身價不斷攀升，就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而論，開發和利用地方文獻的人士越來越多，每年接待讀者都在3000人次左右，其中海外讀者約占1／5。開發利用的效果也越來越好。據不完全統計，近年由各類型圖書館編印的有關地方文獻的書目、索引及專題數據庫達100種以上，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成果頗多，日益為社會關注。做好地方文獻工作已列為各地方圖書館的首要任務。
2 地方文獻工作的定位及其開發利用
自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發展迅速，成績斐然。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各類型圖書館入藏地方文獻數百萬種（由于各地對“地方文獻”的界定不一，收藏相異，難以準確統計數量），關于地方文獻工作研究論文達300多篇。這主要得益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政策，全國各地經濟發展，百業興旺，出現盛世修史的局面。各級黨政機關、政協及民主黨派組織、人民團體、教學及科研部門為總結歷史經驗，研究改革發展問題，同時，各企事業單位為營造自身的文化形象的需要，掀起修史、編志以及編寫出版各種地方文獻的熱潮。社會各方面不僅編寫地方文獻的積極性高，而且出版量多，資料的品種全，地方信息量大，文獻內容更新快，社會需求面廣，各類型、各地區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也不斷完善。
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是指圖書館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獻的工作過程。各地區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狀況決定著它能否有別于他館，而不落“千館一面”的俗套，是辦出自己特色的關鍵所在。特色就是生命力，特色不僅反映優勢，特色更要著重顯示效益。在新的形勢下，為進一步做好地方文獻工作，需要明確地方文獻工作的定位，加大開發利用力度，加強館際協調、協作，以發揮更大效益。
2．1關于地方文獻工作的定位
圍繞地方文獻工作，有三個不同概念需要加以界定，即“地方文獻”、“地方文獻工作”，“地方文獻學”。筆者認為，當前還不存在“地方文獻學”，因為建立任何學科都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特定的研究對象。“地方文獻學”是研究地方文獻，還是研究地方文獻工作，或者既研究地方文獻，也研究地方文獻工作尚不明確，學科的性質是文獻學的分支，還是圖書館學分支，它與圖書館學，目錄學、情報學的關系如何，同樣沒有回答。二是要有準確的學科概念，目前我們且不談建立一個學科的各種概念不清楚，就是最基本的“地方文獻”概念也還沒有完全取得共識。三是要有系統的理論。而理論的基本要素是概念，既然概念不完整，不明確，怎能去構架理論體系？四是建立起來的理論要足以能具體說明研究對象的規律，并指導和解決實際問題。可以說，目前對地方文獻工作的研究仍停留于一般工作現象的描述，缺乏科學的抽象，諸多概念、原理正在探討之中。事實證明，任何研究課題匆忙稱“學”都不能提高自身的學術地位，且往往適得其反，導致忽視對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研究，對事業發展無所裨益。
地方文獻工作是一項跨行業的工作。在本行業所謂“地方文獻工作”并非泛稱，而是專指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有別于地方報刊、廣播電視部門從事地方文獻的生產、制作和傳播工作，也有別于地方檔案館、博物館、文物部門主要著重于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典藏工作，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一般不包括地方文獻的生產、制作，僅局限于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典藏、流通和開發利用的全過程。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肇端于何時尚未有準確界定，現代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則被公認為本世紀40年代初，由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提倡，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開創的采訪、編目、借閱、典藏“一條龍”的“館中之館”模式。其工作重點在于地方文獻的流通、開發、利用，向社會各界提供服務。
“地方文獻”的定義，據有人統計不下200種，見仁見智，尚無定論。但盡管各種說法互有差別，其基本觀點僅限于四個層面：一是以某一地域為內容的文獻；二是屬于一個地域的出版物；三是包括一個地域名人著作、傳記及相關研究資料；四是涵蓋一個地方人士著述。在本文開篇，筆者根據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GB 3792-83）對“文獻”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獻定義為“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試圖與眾說求同，不在刻意立異，它與“某一地域為內容”或“有關本地方的一切資料”，應該是同一個意思（惟用“知識”比“內容”、“資料”更為貼切），關鍵在如何去理解它們。
筆者認為，“某一地域的知識”可分為直接知識和間接知識，或者稱為主要知識和相關知識。屬于“直接”、“主要”知識，容易取得共識。如果還包括“間接”、“相關”知識，第一至第三層面的觀點（第四層面觀點下文另述）那就可以容納了。界定和理解“地方文獻”概念應該著眼于地方文獻的社會利用，地方文獻之間的關聯互補，以及圖書館的實際操作。其實，以上三個層面的文獻密不可分，不管它們直接或間接都與地方內容關聯，否則就不能形成地方文獻的完整體系。
一個地域出版了什么書刊資料，擁有多少數量的登記、統計是某一地區社會進步的綜合指數的重要方面，如進而對著作定位、學術含量進行評估，就更能展示它的人文、思想傾向，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地方的出版物不管其內容涉及的學科性質均屬某一地域的精神產品，是出版史料、文化志的基礎材料，是地域狀況研究的一個具有價值的方面，屬于地方文獻有機組成部分。諸如，自明清以來，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江蘇桃花塢、四川綿竹并稱為“中國四大木版年畫之鄉”，盡管其年畫不直接以地方知識為內容，而作為地方文獻是當之無愧的。從圖書館藏書建設考慮，建立地方出版物的保存本庫是十分必要的。當今全球逐步進入信息社會，在資源共享的形勢下，各館全面對入藏書刊建立保存本實在是一種盲目性，既造成館際之間互相重復，服務質量低下，且相當館藏文獻也因保存而遭封閉，使本來就資源十分匱乏的狀況“雪上加霜”。為此，各館如能明確以地方文獻作為特色藏書，并普遍建立本地區出版物的保存本，取消對所有入藏都存留保存本這一以藏為中心的傳統模式，將不僅對一個館的藏書建設，乃至對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是一個重要改革舉措。有人認為，地方版圖書不應全部列入地方文獻，據對甘肅人民出版社調查統計，1949～1985年出版圖書4444種，其中內容具備地方文獻研究性質的約400種，僅占出版總量的9％。以此為佐證，試圖說明將地方出版物全部列入地方文獻并無實際意義。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顯然把地方文獻簡單化了。試想，不全面查閱近20年來湖南出版的圖書，怎能了解湖南在全國出版行業中創造的輝煌，及其對文化發展的貢獻；不系統掌握近年來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又怎能知曉該社的文化視野、出版質量，及其對河南文化教育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在全國產生的影響。
地方名人是指革命活動、事業成就、學術成果在歷史上被世人公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某一地方名人應包括他們的祖籍或客籍，其著作內容不論是否涉及某一地域。至于某一地區名人的傳記及對名人研究資料則無需考慮作者的籍貫，都應屬地方文獻之列。這些觀點是與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入傳原則相一致的。通常人們述及某一地域的人文現象時，總要以“人杰地靈”、“一方風水養一方人”等說明人物與地緣的關系。看來，僅以直接記載某地域內容作為地方文獻的標準是于情理不通的，例如，清代方苞、姚鼐、劉大櫆的著作對于了解清代散文流派——安徽桐城派；明代哲學家王艮的著作對于研究這位江蘇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的影響；清代紀昀的著作及其研究著作對于顯示滄州作為歷史名城的底蘊；高劍父、高奇鋒、陳樹人、黎雄才、關山月的國畫作品對于弘揚廣東嶺南畫派傳統……都是不可缺的地方文獻。
對于名人著作、傳記及其相關研究資料的確定應該是嚴肅而有所節制的。現有一種觀點，把“地方文獻”擴展為第四層次——地方人士著述，這就失之過濫了。從人文學的角度看，文獻是人類智慧、感情的載體或外化物。文獻的本質是學科的屬性、知識的內涵、知識的活性（信息特征）、知識的形態（加工的層次）。文獻作為作者的精神產品、科研成果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財富。作者的思想、感情、知識隨著時代發展、環境變遷，其著作內容亦隨之發展、變化。我們應該提倡人文圖書館的文獻工作，即不僅要以文獻的學科去組織文獻，還要進而以文獻的知識去服務讀者，也就是說，地方文獻首先要以決定著作本質的學科屬性去進行整理，而無需甄別著作責任者是否屬于本地域人。例如，文學作品的整理首先應考慮語言是文學的基本要素，文學是語言與生活結合的產物。文學作品應以作者使用的語言去類分它屬于某種文學、某種體裁，而不是國別、籍貫（《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關于文學作品的分類弊病就在于以國籍定作品的基本屬性）。由于我國籍貫的確定并不科學，往往祖籍與出生地、從業地相距甚遠，而一個人的成就主要因素在于他畢生的事業，與祖籍、出生地并不產生直接影響，如果各地普遍建立“×籍人文庫”，不僅將出現館內及館際之間的重復、浪費，而且在客觀上亦有產生狹隘地方傾向之虞。一般地以作者的祖籍、客籍作為“地方人士著述”入藏標準，勢必把任何文獻都作為“地方文獻”，因為所有文獻的作者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總要與一定的祖籍或客籍相聯系，如此濫稱“地方文獻”也就沒有真正的地方文獻了。之所以將名人著作、傳記及其有關資料作為地方文獻，是因為名人的業績、成就、影響以及著作提供的知識，對于研究某一地域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不是僅僅以他們的祖籍或客籍為歸屬。例如，李叔同（弘一法師）祖籍天津，出家后居住福建泉州開元寺，一生著書立說，弘揚佛學，并圓寂于泉州。把他的傳記、著作及有關資料列為泉州地方文獻，在于以他與開元寺及泉州佛學史著眼，而不是他的籍貫。此外．在圖書館實際工作中，由于一個人既有一個祖籍亦可能有幾個客籍（據有關材料披露，一個人終生居住遷移，外國人平均為8次以上，中國人平均為1．5次），今后隨著社會進步，人口的流動必趨頻繁，因此對一些作者的籍貫往往無從了解、確定，致使籍貫作為文獻整理的首要標準殊難操作。不可否認，建立“×籍人文庫”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凝聚力，可以征集到一些資料，解決館藏匱乏問題，但也不免出現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獻得不到，或者所獲甚微。而一般資料則過多過濫，久而久之不僅事倍功半，效益無多，甚至成為包袱。
對“地方文獻”的理解是涉及地方文獻工作的定位問題。筆者認為，要“有位才有為，有為才有位。而有為又必須有所不為”。也就是說，對地方文獻工作必須首先有一個準確定位，才可能有所作為，取得應有效益；有所作為，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取得應有的社會地位。而要有所作為，又必須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明確自身的工作任務——哪些工作該做，哪些工作不該做，哪些工作需有所選擇做。
2．2關于地方文獻的開發利用
鑒于地方文獻內容廣泛，涉及一個地域自然、社會的各個方面，如何加大開發利用，服務當代，造福子孫，是圖書館面臨的重要課題。
（1）轉變地方文獻工作觀念。要充分認識信息時代圖書館須完成從組織文獻到組織知識的轉變，逐步將傳統的地方文獻整理工作從以文獻載體為對象，做一般描述性的揭示，逐步深化至對文獻所包涵的各種專題信息單元的開發利用；將“等客上門”的傳統“守書人”，做簡單的“二傳手”，提供借閱書刊服務，轉變為主動、全面提供信息服務。
（2）將文獻信息開發納入日常工作計劃。要做好社會需求調研，找到與經濟建設服務的切入點；明確信息開發工作定位，活化靜態資料，提高開發的目的性，力求信息產品適銷對路，發揮應有效益。
（3）以二次文獻工作為文獻信息開發的基礎。二次文獻工作應以編制館藏目錄、聯合目錄為起點，首先查明與本地區有關的書刊資料，再延伸到編制各類型索引（篇名、人名、主題）。在這方面，甘肅省圖書館具有較為成熟的工作經驗。該館自建國以來編有34個專題書目索引，其中《甘肅省所藏西藏和藏學檔案史料目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黃河書目索引》頗富參考價值。此外，由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牽頭，包括17個各類型圖書館參編的《東北地區地方文獻目錄》亦甚得好評。在各種二次文獻基礎上，可以根據社會需求有選擇地編輯專題資料、研究綜述，或者對古籍重印、校點、注釋等等。誠然，文獻信息開發的基礎工作，不能與深層次的開發工作對立起來，為適應社會各方面需求，合理使用專業人才，從實際出發，也可以同時“多管齊下”。而不論任何文獻信息開發最后都要以現代化的技術手段聯系起來，建立以專題書目、索引數據庫為重點，再深入到各種專題全文數據庫，并提供自動化網絡服務，形成良好的地方文獻檢索與服務系統。
（4）完善地方文獻工作的人才結構。進行地方文獻信息開發工作需要圖書情報專業與文史專業人才的結合，沒有雙重的人才結構，既不能做好必要的基礎工作，更無法站到開發項目的制高點，打開地方文獻工作的局面。惟有專業人員緊密合作，充分調動工作積極性，形成良性互動，提供體現各類專業人員自身價值的環境，才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穩定地方文獻工作隊伍，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
2．3關于開展館際協作問題
現代圖書館是一個群體，加強館際的協調與協作，發揮整體效應是做好地方文獻工作的關鍵。鑒于今后在自動化網絡條件下文獻信息相通，館藏已經擴大為“國藏”，讀者也再沒有館屬的概念。從人文圖書館文獻工作的觀念出發，不論關于某一名人著作或者某一地域為內容的著作都屬于全民族，乃至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館際之間的協調與協作，實現共享資源，是形勢發展的要求。
（1）建立全國地方文獻資源共享體系。要打破行業、系統之間互相封閉及地域分割的狀況，實行地方文獻工作協作，廣開門路，包括拓寬信息渠道，余缺互補，館際互借，合作開發等，特別是在各種版本地方志及各類專業志的收集、整理及服務社會方面，與檔案館、博物館、方志館聯袂共建各類型專題數據庫，形成一個或幾個地區地方文獻共享系統，這對于促進地方文獻工作社會化，服務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具有重要作用。
（2）開展地方文獻搜集工作的協調、分工。在地方文獻中的名人著作及相關資料搜集工作的協調分工尤為重要。名人的事業活動及其影響力往往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例如，毛澤東是改變中國歷史的偉大人物，影響力在中國、全球，他除具有多語種著作、傳記外，還有大量的文稿、報告、文件、照片、音像制品及各類研究著作、相關資料。如果按名人的祖籍、客籍標準去確定相應所屬地區的地方文獻，將起碼出現湖南、湘潭、韶山、江西、延安、北京等等，他的祖籍地區以及他曾經從事過革命活動的地方都要收集有關毛澤東的文獻。而實際上除了北京有可能全面搜集有關毛澤東的全部文獻外，可以說，其他地區并不具備條件。為此，對于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具有較大影響的名人資料的搜集工作需要協調、分工。筆者認為，對于名人資料的搜集協調原則應以某名人的研究中心所在地為全面入藏所在地。有關毛澤東、鄧小平的全部文獻理所當然由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搜集、整理，其他地區似不必刻意求全，可僅就本地區資料為主。地方文獻搜集工作，特別是名人資料，實行“寧濫勿缺”、“寧寬勿漏”的方針是不可取的。凡此應該具體分析，該寬者則寬，不該寬者則嚴。
孫中山（1866～1925）從1892年于香港西醫書院畢業，行醫港穗，開始反清斗爭，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30多年。自1925年去世至今70多年來，各語種著作、傳記、研究文集及資料，在海內外數量頗多，流傳甚廣。1934年，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后并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即設立“中山紀念部”致力孫中山革命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至1987年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專辟“孫中山文獻館”，今收藏有專著、傳記、研究資料、手跡、照片、錄音唱片、辛亥革命資料及紀念品共2600多種，3700件。應該說，目前這個全國惟一專藏孫中山文獻機構的藏書基礎仍然非常單薄。據了解，孫中山文獻在我國大陸主要集中于廣東、上海、北京、湖北，其他地區亦有新的發現。筆者認為，鑒于廣東不僅是孫中山故鄉，而且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孫中山研究中心（具有幾個專門研究機構），而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是為紀念孫中山命名的圖書館，尚有一定的藏書基礎，應責無旁貸成為全國的孫中山文獻收藏中心，將工作重點轉為積極向海內外征集孫中山文獻，需要調查有關單位入藏情況，編制孫中山著作、研究論文、專題資料的聯合目錄，進而建立孫中山文獻多媒體數據庫。誠然，這是一項跨海內外、跨行業的巨大工程，由于孫中山對海內外人士屬最具有凝聚力者，其實際意義遠遠超出地方文獻工作本身，將產生巨大影響。惟有在政府的支持、推動下，采取海內外有關單位協作方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其他類型的地方文獻搜集工作的協調、協作，主要在同一地區內省、市、縣、區各級圖書館收藏范圍的確立。筆者認為，每一個省（區、市）圖書館都應該確立為地方文獻中心，全面收藏當地地方文獻（含下屬地區資料），省下屬圖書館原則上只收藏反映本地區（市、縣、鎮）資料，而對一些記錄整個省（區、市）的地域文獻可視其中對本區所屬的信息密度而定。例如、廣州市圖書館地方文獻室不收藏《廣東地圖》，僅入藏《廣州地圖》，而對《廣東省方志》因其中關于廣州史料較多，與新編《廣州志》內容相互銜接，則被列入廣州文獻專藏。
（3）建立地方文獻繳送制度。做好地方文獻工作、需要建立地方文獻資源保障體系，以保證資源活水從源頭來。這除了認真做好文獻的征集、采購外，積極爭取用政府的政策、法規手段，對地方文獻出版部門建立呈繳本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建國以來，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出版機關重視地方文獻的征集工作，先后五次行文規定呈繳本制度，對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的館藏建設起到了保障作用： 1960年1月，廣東省人民委員會頒發《批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關于征集地方文獻資料辦法〉的通知》。明確規定全省出版機構和機關、團體編印出版的書刊資料，應繳送省館兩份；1978年8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頒發《關于做好地方文獻資料征集工作的通知》，指定省圖書館為全省征集地方文獻資料的專門機構；1979年4月，廣東省出版事業管理處轉發《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關于征集圖書、雜志、報紙樣本辦法》，再次明確各出版社、報社、雜志社應繳送省圖書館兩份樣本；1985年4月，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頒發《關于做好地方文獻資料征集工作的通知》，重申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為全省征集地方文獻資料機構和有關的呈繳本制度，具體規定各單位編印的各類型出版物，如簡報、通訊、手冊、年鑒、會議特刊、科技資料、成果匯編等，不論鉛印、油印或影印品，均需繳送2份；1997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新聞出版局聯合簽發《關于認真做好粵版書刊資料樣本繳送工作的通知》，再次重申“省中山圖書館是我省征集廣東地方文獻資料工作機構”，并進一步規定廣東省出版的書、刊、報、圖和音像制品（錄音帶、CD唱盤、VCD視盤、LD視盤、計算機軟件）都要向省圖書館繳送樣本。
各種繳送制度固然很重要，但還需要通過圖書館去依法執行，及時催繳。對此，地方文獻工作者必須具備敬業精神和堅韌毅力。只有把繳送制度的落實與其它各種搜集行為有機結合，才能保證地方文獻資源保障系統順利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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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樸.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2
〔出處〕 《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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