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獻工作管見
搜集、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獻，歷來都是省級公共圖書館的基本任務之一。可見對地方文獻的內涵、范圍等等的認識，圖書館界尚未統一，且相互之間有著較大的差距。這無疑將給地方文獻工作的開展造成人為的障礙。因而，近年來圖書館界對這方面的探討又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熱門的課題。在新的歷史時期，應當賦予地方文獻工作全新的內容。
一、地方文獻不應當只局限于史料
對地方文獻，從來在圖書館界就有著眾多的見解。為了能從中找出較為適宜的答案，首先必須對地方文獻的作用有正確的了解。地方文獻的作用。據筆者目下已見到的有關文獻，大體可歸納為：①為各級領導機關及有關部門的決策、規劃、制定方針政策，提供省情資料和歷史借鑒。②為修志提供史料。③為專業史研究服務等等。甚至有人認為：“不能把某個地區所出的科技情報資料都作地方文獻處理。因為，其專業性強，時間性強，對推廣新技術作用甚大，但對地方歷史來說，往往沒有價值。”綜上所述的“作用”，可以看出所謂的地方文獻實質上已成了“地方史料”的代名詞。
史料之說由來已久，且流傳甚廣，影響也較大。一般公認的皆稱為杜定友先生所創行。這恐怕是沿襲了杜先生1941年時發表的地方文獻工作的早期論著——《廣東文化與廣東文獻》中的觀點，加之修志（包括各種專志）之風勁吹，地方文獻在其中的突出貢獻，使人們更容易被“地方文獻的任務僅是為修志提供史料”的表面現象所述惑。故不少對地方文獻的討論，多局限于從史料來著眼。并已有不少省級公共圖書館也就依此為準繩，來衡量、取舍地方文獻。可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不可能總是一成不變的。杜定友先生對地方文獻的觀點，也曾經歷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不斷發展逐步完善的過程。在1953年和1957年，杜先生根據其多年的實踐和教學所得，相繼編纂成了《地方文獻的處理（未刊稿）》和《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講稿）》，兩部迄今為止仍堪稱為我國唯一的全面論述地方文獻工作的著作。在這兩部著作里，杜先生明確指出要重視現實的地方文獻。他在講稿中提醒我們“文獻的內容并不限歷史意義，必須‘繼往開來’，對舊的材料要批判的接受，對新的材料要及時收羅，以免‘稍縱即逝’”和“采訪員往往只注意過去，忘卻眼前的材料，只注意書本，忘卻其它”。這些獨具慧眼的闡述，對我們現在開展地方文獻工作仍有很大的啟發性。
如何處理好現代地方文獻與地方史料之間的關系，確系一個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象杜定友先生生前所致力征集到的不少屬于“現代的文獻資料”，現在不也己成了彌足珍貴的史料了嗎？這些當時的“現代文獻”收集、整理工作，如果都能及時進行累積，事后不管經歷了若干年代，后人無論是編纂或查找利用，當然就成了輕而易舉的事了。況且現代的文獻資料也并不一定要到成為史料時，才能展現其作用。在這方面浙江麗水縣圖書館所做出的榜樣，值得圖書館界深思。為了更好地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麗水館專門系統地收集了當今羽壇皇后李玲蔚的有關資料。李玲蔚這位在紅旗下長大的新一代，自1980年在羽毛球全國青少年賽中暫露頭角奪取第一個冠軍后，被選入國家隊，嗣后多次獲國際賽或全國賽的金牌。因而在一九八三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一九八四年評為全國“十佳”運動員和亞洲“十佳”運動員，今年又獲“五一”獎章。經過不懈地努力及時地收集，共得國內照片、中外文文字資料215份（張）。其中1980年三篇、一九八一年六篇、一九八二年九篇、一九八三年三十四篇、一九八四年五十四篇、一九八五年五十二篇。對此社會贊道：“這項工作做得好、做得對，做到點子上，既搞活了圖書工作，又擴大了圖書館影響，這對激勵人民學文化、學技術、學先進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教育過程”。麗水館的同志也覺得這種搞好現代的地方文獻資料，即搞好情報信息的傳遞的做法”是引起領導對圖書館工作重視的重要手段。”
二、正確對待內容不帶“地方性”的地方文獻
由于重史輕現——把地方文獻看成了“史料”的同義詞，伴之而來的是在地方文獻工作中普遍表現出的：重社會科學文獻資料，而輕自然科學（包括社科的理論著作）文獻資料。這里面固然還有一些其它的客觀原因。首先，這類文獻在過去，尤其是在解放前本來就為數不多。在我們所編的《廣西文獻題錄（解放前部分）》，自然科學方面文獻不到十分之一，因而，在我館文革前所編的幾個有關專題索引里，多將這方面的有關文獻附入經濟內。如《桂省試造玻璃》、《毛竹硝酸法制紙之研究》等文獻，就分別被附入“化學、燃料經濟”和“造紙業經濟”類下。其次是，自然科學的文獻大多不帶“地方性”色彩。就是社會科學中一些理論性較強的文獻，象哲學、文學藝術理論等等，皆不可能帶有“地方性”內容。
就所謂的地方性而言，圖書館界的認識也還不是一致的。目前在國內的傳統看法是嚴格按行政區域，不管是歷史，或現行的來識別的。對此，蘇聯專家市欽科夫在《‘地方文獻’這一概念的內容》一文中作了極為精僻的闡述。文中寫到：“正確地挑選地方文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書目工作者如何精確理解‘地方’這個名詞的概念。這一術語在省（邊區、自治共和國）圖書館看來，首先意味著現在本省、本邊區和本自治共和國的領域；同時也考慮到歷史上行政區劃的變更。這個定義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是不夠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認為是孤立的區域，因為它是國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社會經濟的過程通常都超出地方范圍，或者達到本國大部分地方，或者遍及于全國。任何地方的自然情況，同樣也不是孤立的，它不僅同鄰近省份的自然情況有相互關系，而且同全國大部分地方都有相互關系。因此，在確定地方文獻書目的地方范圍時，應該考慮到任何地方的歷史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民族的特點，而加以擴大……”因此，當編制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的書目時，不僅要登記關于這個地方的文獻，而且要登記與這個地方的自然條件相同的鄰近地區的文獻。
另外，還有這樣一個我們不得不對之正視的事實。這就是某些文獻僅其單一的個體而言，不呈現“地方性”的特征。如廣西田陽縣人民醫院陳國芳等，一九七八年在《中華醫學雜志》發表的《血紅蛋白Constant Spring及CS型血紅蛋白H病》。因為，這種病可在全球的任何一個地方出現發生。可是，一旦把有關此類的文獻集中起來，即從集合的總體上，它們都是能反映出一定的地方性來的。象血紅蛋白文獻的集合表明，廣西在這方面的研究有的是全國第一次報告，有的甚至還是世界上的首例報導。如果我們對此不及時收集、整理，那不要說現在對本地區科研、生產的服務，將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就是將來對修志，特別是各種專志的編寫，也無疑是一大憾事。這方面的教訓可以說不勝枚舉。比如編纂《廣西兵工志》，就很需要有關各兵工廠具體內情的報告，而這類文獻由于屬保密范圍為數甚少。當有關人員從《廣西文獻題錄（解放前部分）》中查到，一九二八年《廣西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載有《調查潯州兵工廠報告書》的線索時，真是喜出望外。由此可見，單從典藏出發來考慮的“地方性”，將使公共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只能因循守舊，而不能較好地適應當前祖國四化建設新需求。地方文獻工作應不應當為科研服務（這里指的遠不止是僅局限于提供史料的服務），如何為科研服務，當然也就成了地方文獻工作者急需解決的課題。
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現代的圖書館業已從封閉型的藏書樓過渡到開放型的信息傳播機構。一九八二年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頒布了《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在其第一章總則第三款中，規定了省級公共圖書館的具體任務之一為：“為本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提供書刊資料和信息服務”。作為一個地區的文獻資源、書目檢索和圖書館協作、協調及業務研究、交流中心的省級公共圖書館，其館藏，當然也含地方文獻，主要是為本地的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地方文獻工作因其自身的特點——“地方性”，密切地吻合了這一要求，更是顯得尤其突出。基于這種考慮，把“情報信息”這一概念引入地方文獻工作，自然是非常迫切的了。它意味著，本地區的科技情報必須在該地區的地方文獻中登堂入室，并應當成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如何加強地方文獻工作
怎樣才算切實加強地方文獻工作，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又一個問題。為了實現此目的，不少的同志主張要為之建立專藏，即地方文獻庫。甚至還有提出市縣圖書館也要建立地方文獻庫。目前，省級公共圖書館大多遵循了這種做法。并且有的還為之設立了專門的工作部門，象湖南省圖書館設置了地方文獻部。這種做法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乃是：“藏書是開展圖書情報工作的基礎”。
確實，圖書情報工作的開展是建立在藏書，更切合實際的來說應當是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的。但這并不等于說，圖書情報的各項工作非得擁有一定的藏書（這里指的是自成體系的部門所有的文獻資料），才能開展工作。比如，采編工作這個任何一級圖書館均有的工作程序。在大多數的圖書館，特別是中型以上的圖書館，均為之設有相應的部門——采編部（組），它就沒有自己的藏書。文獻資料固然也是該部門的工作對象，可它們僅僅是過客——經過采編加工整理，而并沒有在此停留形成書庫典藏。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理由是采編部是一個只為圖書館內部服務，而不面向用戶的特殊部門。那么請轉過來看看直接向用戶服務的咨詢部門，即各館的科技服務部（或書目參考部）。通常在這些部門，除了一些不能外借的必備檢索工具書刊外，也可以說是沒有什么藏書的。嚴格地說這些工具書刊并不能算是“藏書”，它們屬于書目的范疇。因為其提供的僅是文獻信息線索。再如電子計算機、復印機的服務也是直接面向用戶的。可它們卻也都沒擁有自己的藏書。由上述的剖析可以看出，要搞好圖書情報工作，地方文獻工作當然也不例外，不一定非要搞什么特藏、專庫。況且實踐已經證明，過分強調地方文獻工作的典藏職能，將會帶來一些難以解決的后遺癥。
首先，專庫不可能把所有的地方文獻收集齊全。這一點是所有地方文獻工作者都已認識了的。因此，不少的同志就希望通過對“地方性”的壓縮裁減，以解除或部分解除“求全”所帶來的壓力。但是，即令在這種“理想狀況”的前提之下，要想把所有地方文獻（這里指的是文獻的本身）統統都集中于一處，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早在1945年，盡管當時的圖書數量遠遠難以和當今的出版物瀚海相比擬，被后人謄為“目錄學之父”的吉斯納（C.Gessner）就意識到要列出“全部的”出版物，乃是一種不可理解的目標。那么，在世界文明正處于突飛猛進的今天，特別是把地方文獻的“地方性”加以擴展，把“求全”比成“難于上青天”看來也不為過。其次，出于典藏的考慮將使復本徒增。任何圖書館的藏書，都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系統的整體性原則要求我們要從一個館的整體目標出發，切忌分散多頭，各自為政，獨家經營，小而全。事實上，不從整體目標出發，在一個圖書館內的任何一個部門，甚至是整個圖書館都無法做到真正的“全”，無法完全單憑自己來滿足社會需求。因為這樣做勢必是各個部門藏書大量平行重復，而全部情報信息的含量并無變化，致使整體資源嚴重貧乏。同時復本的增加，也將導致利用率人為的下降。從而使圖書館本來就不能令人滿意的經濟效益，更為低下。這在目前省館經費普遍不很充裕的情況下，更顯得得不償失。如我館地方文獻庫歸屬于歷史文獻部，有關文獻資料一律保存二份。而借閱部門，為了滿足普通讀者的需要，又不得不多購一些相應的復本供其流通。此外，在館的樣本庫還留有樣本。這種國中國、館內館的現象，在各省級公共圖書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加強地方文獻工作，不能以成立專庫、成立專門部門告終。湖南館的事例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相反，它還會帶來一些連鎖的副反饋，這是由于藏是為了用，通報、傳播才是主要的，典藏只是一種手段，而并非目的。要想從傳統的被動服務，轉向能主動為用戶提供服務，我們以為現時的地方文獻工作，應該由藏書樓的典藏式中心向現代的書目式中心轉化。自1949年伊根（Egan）和謝拉（Shera）提出書目控制的設想，經過無數的圖書情報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書目控制理論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完善和向前發展，它為我們描繪出了書目式中心的美好遠景。書目控制，就是每部書和圖書館有關資料現存和位置的記錄。在書目式中心里，實際的文獻進入書目控制系統僅僅是暫時的，一旦它們的實質特征被記錄下來，則被從書目控制系統送到另一個大系統——文獻系統進行貯存。書目式中心由于沒有背上“藏書”這樣一個沉重的包袱，因而就能使地方文獻工作從上述的困境中解脫出來。且無論是在傳統的手工檢索時代，抑或是在將來電子計算機的自動化檢索時代，書目均是一具有主動服務性質的有效方式和工具。
書目式中心的實現，最大的障礙就是“手頭無書工作不方便”這一論調。的確，在實際工作中也曾發生過負責保管藏書的工作人員與負責書目的工作人員的矛盾，甚至書目工作人員需持館長的批條方準進入書庫。不過我們覺得，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沒有藏書。因為不搞專藏，只不過是文獻資料的貯存處所發生了轉移罷了。文獻資料在一個圖書館范圍內并沒有消失。問題的關鍵應當是我國圖書館界歷來重藏輕用，習慣了當守門人。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開展過什么題錄索引之類的工作。因而書目工作的基礎相當薄弱。故此，一旦把書目工作建立健全，有了較為系統的書目作為基礎，那書目工作面對的將僅僅只是新的文獻資料的及時累積。這項工作也就在采編的同時進行，從而可以減少了與書庫工作的矛盾。此外，書目工作還有全館統一的，真正的樣本庫作后盾。由此看來“手頭無書”的擔憂也是沒有理由的。反之，搞多頭入藏，即令地文獻工作者“手頭有書”，也不可能就此而自給自足，萬事不求人，難保還會出現有求于人或者重演入庫難之虞。比如，我館所編的《廣西文獻題錄（解放前部分）》，和正在著手準備編的《廣西文獻題錄（解放后部分）》，歷史文獻部就無法獨立承擔，它們是多個部門間協作而得出的共同成果。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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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圖書館 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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