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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士：科舉制度的觀念基礎
摘 要: 面向社會選取統治人才是中國古代社會統治理念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取士觀念的形成得益于早期中國歷史發展的若干因素，隨后成為支配歷代統治者的一種基本思維模式，并構成了各種形式取士制度，如察舉和科舉的觀念基礎。取士的觀念作為一種長時段觀念構成科舉制度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鍵詞：科舉；觀念史；長時段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HEN Hong-ji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Recruiting talents for the empire w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ancient Chinese reigning theory. Sever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had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mechanism for civil recruitment which had later become a fixed pattern of thinking for the dynastic rulers and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various recruitment systems including the “scrutiny method”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idea of recruiting “shi”, as a conception of longue durèe,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longev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ongue durèe
科舉制度雖然產生于隋唐，但科舉的思想觀念卻由來已久。根據儒家的觀點，在垂范后世的遠古三代，鄉舉里選、選賢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統治者能夠選賢用賢被看做是一種理想社會的重要標志。自漢代以降，選拔賢能似乎就成為歷代統治者統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科舉制度正是這種觀念的一種表現形式。科舉制之所以能延續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會原因外，肯定有其觀念上的基礎，因為任何一種制度都會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觀念取向。所謂觀念，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觀念，而是指處于中國傳統文化中集體的和無意識層次的觀念。這種觀念可以借用法國年鑒學派“長時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稱之為長時段觀念，它不隨著一朝一姓的更替變化而變化，而保持似乎靜止不動的穩定性，有著“自己的生命節奏和成長節奏”。[1]也可以將它歸之于葛照光所說的“一般思想”，這是“一種‘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識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們不言而喻的終極的依據和假設，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著解釋與操作的作用”。[2]取士的觀念
眾所周知，科舉是古代中國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開地從社會中擇材取士，征召官吏。從理論上講，國家對人才的需求可通過兩種方式給予滿足，用古人的術語說，一是養士，一是取士。養士即培養人才，根據不同的需要和數量培養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發點與養士迥異，它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即人才本來就存在于社會之中，只要取法得當，就會選拔出足夠的人才。這種取士觀念正是科舉制度最基本的出發點。其實，在科舉制度之前的察舉及九品中正制無不建立在取士的觀念之上，無論是“以德取人”還是“以文取人”[3]，這只是選拔官吏的方式與標準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觀念并無二致。可以說，取士的觀念是古代中國兩千余年選官制度的觀念基礎。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很少有人對取士的觀念進行專門的闡述或進行討論，但縱觀歷代統治者治國理念和求賢選賢的實踐，便能明顯地發現取士的觀念是他們進行統治的一個根本性原則。以下略舉數例，以說明取士這一“日用而不知”觀念的存在。
漢代開國皇帝劉邦曾詔命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人才，認為人才并不缺少，只擔心渠道不通，因而無法選拔出來，如他所說：“今天下賢者智者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4]漢武帝也堅信賢良之輩無處不有，只是渠道不暢，他們無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 [5]曹操認為賢士就在巷閭中間，不去搜尋，當然無從獲取，如他所說：“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據認為創立科舉制的隋煬帝更是說得直接，認為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7]唐高祖李淵認為求賢方法不當，致使他們“巖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并開“懷牒自應”的先河。[8]從這些言論不難看出，統治者們對于人才來源問題的考慮，均立足于取士的觀念。
在實踐層面上，取士觀念所導致的結果也顯而易見。取士和養士是兩種不同的觀念，當然也會導致兩種不同的人才對策。從取士的觀念出發，通常會輕視學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選拔渠道。而從養士觀念出發，則相對重視人才培養的過程，看重學校的作用。早在察舉制實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養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賢良對策中指出：“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議設立太學，以培養人才：“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對待取士與養士的關系上，董仲舒應當說很有眼光，而且漢武帝也聽從了他的建議建立了太學，但囿于取士觀念，學校教育在后代在總體上始終處于附庸地位。而科舉制度一經建立，則受到歷朝歷代的重視。有歷史學家指出：“由于重科舉輕視學校之勢已成，則學校的地位終于不能挽回。學校和科舉之間的關系，自隋唐興科舉一直到清末廢科舉的一千多年中，始終沒有很好的解決”[10]。錢穆也指出：“惟中國歷史傳統，雖上下皆知重教育，乃從未有堅穩之學校基礎”[11]。中國古代學校歷來有名無實，而科舉體制香火不斷，兩者形成鮮明對照。這其中雖有其他種種原因，但顯然與取士觀念根深蒂固，養士觀念淡薄有直接的關聯。取士觀念的形成論文取士：科舉制度的觀念基礎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那么在中國的文化中，取士的觀念何以會占據主導地位，而且長盛不衰？以下試從觀念來源和相關歷史因素來回答這一問題。J?@\d0v+F3ly6*' j ,UlHF.(9=CS4y% 英語畢業論文=~k#W A,8&; {XZ$6wF\n."`
從觀念的角度看，儒家的思想是取士觀念的主要淵源。這不僅是由于儒家本身強調選賢任能，更主要的是，儒家為后世創造了一個三代這樣一種選賢任能的理想社會。如商湯王訪求到“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在他的輔佐下滅夏而得天下。商高宗武丁訪求到為人筑墻的傅說，拜他為相而天下大治。周武王訪求到渭水邊的釣魚老頭姜太公，拜他為相而滅商得天下。周公更是愛賢心切，可以中斷洗頭或吃飯數次，以禮遇來訪的賢能之士；而且根據《周禮》，西周“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由于儒家學說日后的特殊地位，這種儒家的理想社會就成為后代統治者心想往之的社會秩序，古人求賢用賢的佳話也就成為他們效法的樣板。劉邦在下詔求賢時，就援引這些著名的事例，他說：“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12]隋文帝楊堅也用三代的例子來說明自己求賢用意，他說：“況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樂，虞舜睿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云之從龍虎，賢哲之應圣明”。[13]
在儒家看來，賢人散布在社會之中，藏之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閉之所”[14]，統治者應當努力地去發現他們。而且，賢者出仕，野無遺賢被視為君主賢明和世道修明的表現。反則預示著統治面臨危機，瀕于滅亡。董仲舒認為，在“逆天暴物”的殷紂時代，“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15]。這使得統治者將求賢看作是一項重大的、關系到長治久安的政治任務。由于儒家自漢代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因而儒家的選賢觀念也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之術的一項核心內容。正如金諍所指出：“儒家加工出來的這些傳說，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上的意義卻很重大，因為它們揭示出一個真理：默默無聞的下層社會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統治者必須善于從中發現并選拔出才智之士，才能發展并鞏固自己的政權。由于中國封建統治集團很早就有了這一清醒的認識，他們才能夠逐步創立并完善中國獨有的科舉制度，并與之相依為命地共同走完其歷史旅程”[16]。
但是，取士觀念雖然扎根于儒家的思想資源之中，但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還得益于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說，特定的歷史因素選擇、并強化了取士的觀念。回顧中國古代的歷史，至少有三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對于取士觀念的產生并不斷得到強化起了決定性作用，即春秋戰國時代選賢用賢的實踐、王朝的更迭的特點和缺乏穩定的學校系統。
（1）春秋戰國時代諸侯選賢用賢的實踐
儒家雖然把按德行選士貢士描繪成是遠古社會的現實，并自稱要恢復三代的傳統。但眾所周知，所謂三代傳統，不過是儒家假托于古人的一種社會理想，并無多少歷史依據。儒家關于選賢任能的主張與其說繼承了三代的傳統，不如說是春秋戰國時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
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霸，各國君主基于其霸業的需要，亟需有知識有才能的輔助之才。在這種背景下，君主們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常常不拘一格，爭相延聘有真才實學之輩。這一時期為后世留下許多因擁有人才而強國的佳話。齊桓公接受鮑叔牙的建議，從魯國迎回小商販出身、一度并淪為罪隸的管仲，與他竟夕長談，為其才能所折服，決定拜他為相。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之下，迅速強大起來，躋身于春秋五霸。秦穆公為了秦國的強大也是四處尋訪賢才，聽說流亡楚國奴隸百里奚有治國才能，遂以五張羊皮從楚國人手中贖回百里奚，并求教他如何治國理政，最后拜他為相，授以國政，秦國最終成為五霸之一。還有燕昭王筑黃金臺禮聘天下賢人，或信陵君禮遇侯生等眾多的佳話，廣為人們所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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