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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起源于中東——兼論甲骨文起源之文化讀解
一.從“西來說”說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國漢字的起源，就必須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礙，解放思想，尤其是放棄以往所謂“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過早“定論”。據說截止今天，中國文字的起源尚無定論，其實是連一點眉目都沒有。我認為所有的人在探索漢字起源的時候都被“中國文明獨立說”給誤導了，所以才延滯100多年的時間也沒有頭緒。因為所有的人都在“獨立說”的陰影下在中國境內打轉轉，起碼近幾十年是這樣。假如我們肯把目光投向廣闊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開朗，變得非常簡單。
曾經盛極一時的“西來說”許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滅，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來說”的言論或發(fā)現都會顯得冒天下之大不韙，漢字起源更是越不過這個檻。所以我認為，重新認識“西來說”，認識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開漢字起源的關鍵。否則，漢字起源揭迷永無可能。
考古學對于中國是門年輕的學科，只有不到100年的歷史，并且它是由一個叫安特生的外國人開創(chuàng)的，并且這個人是個業(yè)余愛好者，當時他在中國的正式職業(yè)是工程師。這個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預示了其他的一些東西，中國的歷史是如此緊密地與西方人聯系在一起。正是這個人根據中國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來說”這一概念。這是發(fā)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來說”中的“西”與今天的“西方”概念并無聯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體指中亞和西亞地區(qū)。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規(guī)律，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發(fā)掘與更新，各種不同的結論隨時被推翻改寫是很正常的。“西來說”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命運。但不同的是，“西來說”這一可能牽涉到中國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個世紀復雜的政治運動，反對“西方”在某些時候成為明確的政治任務，在談“西”色變”的年代里，伴隨著本身的局限與弱點“西來說”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就這樣不出人意外地銷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國文明起源獨立說”悄然成為“定論”。
誠然，“獨立說”并非沒有道理，比如中國自己的學者在中國廣大的區(qū)域內發(fā)現越來越的相互之間可以印證關聯的文化，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解釋這些文化之間的聯系時似乎在做著A=B，所以B=A，B=A=C=D的一連串封閉游戲，轉暈了頭的中國學者竟然認為中國的文明源頭應該就在這些A、B、C、D之內了。完全無視中國新石器時期起源晚于西方這個大前提，也不看中國之內存在著大量的不能解釋的“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的東西方經過文化交流的證據，“獨立說”就這樣“定論”了。怎么樣定論的，誰定論的，誰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種舊時代最常見的“引公一言，終成定論”吧。
應該說這個“西來說”不了了之既有考古與歷史學界內部的原因，也有當時中國學術環(huán)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說明了中國學術界科學觀念的脆弱，在沒有肯定的證據之下中國學術界就倉促地做出了“中國文明獨立”說，并且灌輸進所有中國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歷史“多元論”者，千萬不要弄錯，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國地區(qū)之內的“多元”，比如有中國西北說、中國黃河說、以及長江說、中國東部與西部說，這與中國部分自生與其他地區(qū)文明輸入并列的“多元說”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國國內，任何大規(guī)模公開試探文明起源的行為都受到了這一“定論”的無形壓制，或者說只能在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則就被看作歪門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來自新疆的喀拉昆侖山，這是我看到的近年來最為大膽的一次探索，因為他們的視點差點就出界到“西來說”所指的中亞地區(qū)了。今天人們普遍接受了新疆確實與商朝時期的中原是有聯系的，因為那些玉石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個事實。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從新疆到中國腹地與新疆到埃及的羅馬其間的距離基本相等。并且從地理氣候條件看，從新疆到中國腹地的道路更為艱險困難一些。這些條件說明了很多問題。假如我還不能證明商朝與古埃及有直接聯系的話，那么我們已經可以推論，殷商人與古埃及的聯系通過新疆地區(qū)的溝通根本不成為問題。或者說新疆人與古埃及人發(fā)生聯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發(fā)現上古時期的新疆人就擁有大量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貝幣，這個距離之迢遙已經足可以換取新疆人跑到中東的任何地區(qū)了。
考古專家陳星燦先生說：“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解釋的變化，除了中原中心的傳統(tǒng)中國史觀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變化，一切解釋都要隨材料的變化而變化。張光直先生在許多個場合這樣說過：過去考古學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材料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說一定會坍毀’。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認為這一認識是客觀正確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說坍毀”的時候到了，因為從“西來說”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積累已經夠多了。當然，首先要感謝許多默默無聞的考古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盡管他們許多人立場上依然堅持“中國文明獨立說”，但他們小心翼翼故意避開給“西來說”可能支持的材料還是給我找到了“西來說”的一些準確數據，比如一些重大遺址的發(fā)掘，人種方面幾乎都避而不談。 二.兩個分期分層
我認為中國史前史階段大致分層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約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這兩個大的階段，之所以集中說這兩個階段是因為他們的特征明顯，其他的暫且不提。他們兩者之間銜接在4千年前左右這個時間。又由于他們本身來源于一個大的文明系統(tǒng)——中東，所以可以說銜接得嚴絲合縫，幾乎難解難分。偶爾甚至會有人說，他們有直接的承續(xù)關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號以半坡的雙魚為主。其發(fā)展區(qū)域主要在中國西北地區(qū)，分布于青海、甘肅、陜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發(fā)展態(tài)勢明顯由西向東南傾斜，其來源通道可以考慮從新疆進入，也可以考慮從南亞跨越青藏高原進入青海。古代兩河流域的天文學非常發(fā)達。雙魚崇拜很可能來自天文上的雙魚座崇拜。雙魚星座與春分這個節(jié)氣有密切的聯系。
仰韶時期的文字符號主要應考慮中東地區(qū)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與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據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號。兩河地區(qū)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點之外，其主要特征還有許多圓點符號的排列，中國的幾種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紅圓點排列，以及麻將上面的“筒牌”符號等都可以考慮為其某種繼承。一個應該引起有關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這種似乎只有中國傳統(tǒng)里才存在的古老賭具其實今天在距離兩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島地區(qū)的民間依然存在，比如也門這個國家。兩河地區(qū)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從兩河繼承來的，其他方面可以參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陜西的半坡文化為主的陶器文字符號以及三角形演化而來的形狀，應該著重對比兩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從象形文字發(fā)展而來的。當然了，由于雙魚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狀，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現的大量三角形是對于雙魚座這一天文星象的兩重描繪而已。三角、六角都是雙魚座的符號，雙魚座還經常抽象為類似“H”的形狀以表示“西魚”與“北魚”之間的聯系，這一圖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對應（配圖）。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據說發(fā)現中國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話對他們做出族源追溯或許會有些意外收獲呢。許多專家曾經對彩陶上的符號做出過“魚”與“三角符號”之間的過渡漸變關系，我也認為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這種有機聯系。論文漢字起源于中東——兼論甲骨文起源之文化讀解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j;bR%?W 9Up+OxzY9+r\& t88.1 Vka新 聞 學論文!pmt=?8@ &4&C7!28t-T%9[
太陽崇拜是整個中東地區(qū)新石器時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無論兩河流域還是紅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萊人，全部遵循了這一傳統(tǒng)。以前在正統(tǒng)的歷史讀本里暢行的“中國的萬字符號來自佛教”的“定論”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在仰韶文化時期就有萬字符號，它是太陽崇拜的痕跡，中國上古時期不僅有“萬字”，而且有太陽符號的其他各種變體。這一崇拜不僅出現于中國的仰韶文化，還出現于中國的夏商周。
但中國的夏商周文化顯然有別于仰韶文化，其特點為善青銅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們所長。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邊國家的特點。中東的兩河流域盡管在大約5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青銅，但是由于缺石的這個地理特征遏止了他們玉石以及青銅的工藝發(fā)展，陶器反而成為其專功首善，這一點也符號仰韶文化的特點，更何況他們兩個地區(qū)的陶器如此相象，從造型到顏色再到花紋無一不是如出一個娘胎。夏商周盡管也有龍山文化的陶器，但明顯可以看出他們與仰韶文化不一個特點，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發(fā)達。從殷墟發(fā)掘看，他們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紅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紋飾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發(fā)源地應著重考慮北非一帶，并且他們在中國的登陸地點盡管不排除與仰韶人一樣從西部而來的可能，因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經說明了這樣的可能。但是同樣有一個可能不能忽視，例如殷人很可能就來自海上，并且是在山東附近登陸，然后發(fā)展壯大后開始向夏人發(fā)難。也有可能夏從西部進入，后來夏商東西匯合于中原。許多專家提到中國境內的幾個文化層之間關系猶如“叔侄關系”，既統(tǒng)一又有區(qū)別，這個特點可以從中東幾個地區(qū)之間的關系讀解中得到啟示，尤其是拙作《向東向東再向東》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寫的不是歷史的確切再現，但是那種復雜關系已經給中國境內文化的復雜聯系做出了合適的類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號明顯呈現出與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陽崇拜同樣外，牛、羊、猛獸、鳥、蛇是古埃及與夏商周兩地共同敬仰的神靈。
假如說后世12星座的起源與流行代表了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力的話，那么以雙魚為代表的這個12個星座系統(tǒng)很可能在中國的三代時期轉化為了12屬相。假如事實如此，說明了中東南部地區(qū)的埃及文化在中國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個在中國地區(qū)的文明轉化也符合中東地區(qū)的歷史發(fā)展。兩河流域從大約4000年前后將最強大的文明古國讓位于古埃及。兩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術。其操作符號與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天稱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雙魚座（2月20-3月20日）。中國的12屬相則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這一轉變標志著具有輝煌天文歷史的兩河流域文明在中國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農業(yè)文明。另外，這12屬相清一色陸地動物（包括兩棲動物如蛇、龍）；雙魚、寶瓶等標志著兩河的符號徹底從主流社會消退，中國人從夏商周開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樣重視天空的精彩。其實，這可能還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拋棄說明大規(guī)模的人類全球遷徙活動基本上就要結束了，各個地區(qū)的國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緒。以上兩個系統(tǒng)的特點在仰韶文化與三代時期各有表現，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禮器的雕刻符號，多與天文和信仰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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