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報業史上廢除知識稅的重新解讀:從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看知識稅的廢除

對英國報業史上廢除知識稅的重新解讀:從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看知識稅的廢除

　摘要：本文結合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稅廢除前后英國的報業結構, 通過對國內外自由主義報業理論框架中基本缺席的激進主義報業的報道內容, 經濟運行方式，社會影響，政府壓制等幾方面, 闡明了廢除知識稅所帶來的報刊商業化沖擊對激進主義報業所形成的毀滅性打擊，從而為認識知識稅的廢除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視角。
關鍵詞： 報業史 知識稅 激進主義報業
一直以來，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稅的廢除都被認為是報刊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一大勝利，然而，這一結論卻忽略了一度在英國影響廣泛的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起伏。那么, 廢除知識稅是否真的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報業自由? 本文試圖立足于英國報業結構的宏觀視野，通過對激進主義報業的生存環境、運營方式、社會影響、以及廢除知識稅對其造成的沖擊和毀滅性打擊等幾方面的分析，闡明廢除知識稅不僅帶來了自由主義報業史所盛贊的言論出版自由，同時也促使了報刊的進一步商業化，使市場力量在報業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而為解讀知識稅的廢除提供了另一個嶄新的視角。
自由主義框架下報業史對廢除知識稅的解讀
一個世紀以來，英國主流的報業史書寫是以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為框架，以主流的商業大報為研究對象。在這種書寫框架下，報業史也被描述成為報業為爭取新聞出版自由與政府之間的長期抗爭史。自由主義報業史學家們認為：十七到十八世紀，報業的產生與發展為當時私人化、貴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輝；在1693年，國會曾一度廢除了壓制出版業的出版法案，報業的發展也隨之活躍起來，報紙的數量激增，發行量上漲，并擴大了對公共事務的報道。而發行量的擴大和對公共事務報道篇幅的增長相應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度：橫向的，除倫敦外，很多邊遠省份民眾被囊括進來；縱向的，底層民眾通過閱讀報紙也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來。而1771年，政府允許報紙報道國會事務之后，報業本身就成為了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義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為在報業力量的影響下愈趨開放與值得信賴。[1] 簡言之，報業發展促進了西方社會民主化進程，報業自身也在這一過程中擺脫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紀中葉獲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識稅的廢除則成為這一系列斗爭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義報業史學家們普遍認同的是，報刊稅的廢除使報刊數目大幅增長，并最終使報業擺脫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場中參與競爭，更好的承擔了“第四權力”的角色。[2]

廢除知識稅被認為是報刊業爭取自由的一大勝利，這種觀點一直以來都得到了我國新聞史研究者的廣泛認同。他們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國自由主義報業史著來支持這一觀點，如中國人民大學1997年版的《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就廢除知識稅的相關闡述就引用了自由主義報業史學家哈羅德•赫德所著的《英國新聞業史》一書中布爾法－里頓爵士(Lord Bulwer-Lytten)倡導廢除報刊稅的言論。里頓說：“應當廢除知識稅，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夠比監獄和劊子手更好地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和平與榮譽服務。廉價的知識比經費巨大的懲罰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 同樣，在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的《外國新聞傳播史》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 “知識稅的廢除，使英國報業卸下了承負了一個多世紀的沉重的經濟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結果是催生了多種廉價報紙，英國報刊由此進入了‘降價時期’”。[4]
然而，這種對新聞史，特別是對報史書寫的簡單化模式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 Raymond）在其所著的《報紙的發明》一書中就指出了這種對報業發展的線性描述所包含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即“新聞信息獲取量的不斷增長擴大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度；新聞檢查制度的廢除是政治自由發展演進的必然結果；由于報業的推動，舊的落后的政治體制不斷向現代民主制體制發展……事實上, 報業的發展應該是‘之’字型路線”。 [5] 英國媒介史學家埃舍•布瑞格斯（Asa Briggs） 和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認為這種簡單的線性關系的表述是新聞媒介史書寫中存在的“兩種危險”之一。他們在合著的《媒介社會史：從古登堡到英特網》一書中聲明：“媒介史的發展應該是曲折前進的”，[7] “媒介史的書寫應力圖避免兩種危險（two dangers），即簡單斷言新聞媒介的發展使社會趨向于不斷進步或是使社會趨向于越來越腐化墮落”。[6] 而前者，即自由主義理論框架下對報業發展的描述，無論是在西方媒介史書寫中還是在中國的英國新聞史研究中都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
以自由主義報業理論書寫的報業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識稅的廢除所引發的英國報業結構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激進主義報業形成的致命的打擊。 近年來，以詹姆斯·卡瑞為代表的一批英國媒介史學家開始對傳統自由主義報業理論框架下廢除知識稅的解讀提出質疑。詹姆斯•卡瑞在他頗負盛名的著述《不負責任的權利：英國報業，廣電與新媒體》中指出：傳統報業史書寫突出主流商業大報，忽略激進主義報業的發展，“只有在這種選擇性的視野下，傳統的關于報業自由發展的觀點才顯得真實可信”。[8] 換言之，如果將激進主義報業興衰納入整個英國新聞史的研究視野，傳統的自由主義報業史對廢除知識稅的解讀將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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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現象都必須在一定的“場”，即它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背景中，才能存在和表現出來。[9] 因此，下文將對激進主義報業產生的社會政治背景，以及其經濟結構、閱讀方式與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闡述，來進一步審視傳統自由主義報業理論對廢除知識稅解讀的不足之處。
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
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從傳統的工場手工業時期進入了工業化大發展的時代，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會關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失業和社會災難也相伴而來，面對“大批的求業者、最低的工資、女工和童工、過長的勞動時間、社會聯系的喪失、生病、工傷、養老保障的缺少”，[10] 政府卻無所作為。這一切使政府在人們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時也為激進主義的產生創造了土壤。相繼爆發的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不但為英國帶來了革命的激進主義觀念，而且也顯示了印刷品通過表達對政治事務的觀點而發動民眾的能力。美國獨立戰爭中，托馬斯•潘恩發起了“大眾煽動式新聞”，他倡導印刷品應當是公眾可以獲得的、能夠信賴的傳播媒介，而絕非政府用來操縱記者和印刷商的工具，這一理念無疑成為所有十九世紀英國激進主義報業家創辦報刊的目的。[11] 然而，此時的英國報紙主要以讀者的階級所屬劃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報》、《曼徹斯特導報》、《利茲信史報》等商業報紙。出于商業運作的考慮，這些報紙僅僅代表正在發展壯大中的、受過良好教育并具有較強購買能力的中產階級的利益。[12] 工人階級的利益與政治主張在這些主流報紙上得不到體現。隨著工人階級階級意識逐漸覺醒，工人運動不斷發展壯大，創辦以發動政治運動，推翻現有體制為目的的激進主義報業成為歷史必然。 正如英國文化學研究的創始者威廉姆斯所說的那樣：“十九世紀的英國蘊育了一種全新的、以新的社會階層為基礎的‘政治運動新聞業’(Campaigning political journalism [13] )[14]”――激進主義報業。
論文對英國報業史上廢除知識稅的重新解讀:從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看知識稅的廢除來自

這些報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資產階級右翼激進派的影響，他們力圖在政治壓力下，通過創辦報紙來爭取個體自由。由于要逃避報刊稅和政府的壓制，激進主義新聞業也被從業者們稱為：游擊式新聞。這些報紙多以周報形式出現，既不依賴政府津貼也不依靠刊登廣告來維持生存，他們從工會組織取得財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發行量為主要經營方式。[15]
應當說激進主義報業選擇這種經營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進主義報刊業主們反對主流報刊的商業運作方式，他們認為那樣會妨礙民主辯論機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們激進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們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貼生存。激進主義報刊《觀察家》的創辦者利·亨特（Leigh 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縱，他們利用報紙發表自己的政治觀念，攫取政治聲譽；而現今的報紙只為盈利賺錢……”。[16] 對于亨特來說,創辦自己的報紙就是為了與這種現狀抗爭。因此,早期的激進主義報業是拒絕刊登廣告的,他們主要以逃避知識稅以降低報紙售價和盡量減少投資來保證報刊運營。不繳知識稅可以使報紙的售價僅僅相當于主流大報一半甚至更少，從而保證了低收入的工人階層能夠支付起低廉的報價，而減少投資則大大削弱了激進主義報業創辦時期的經濟壓力。事實上，一份激進主義報業的投資的確很少，他們不使用蒸氣機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產，而這種手工印刷機在當時只需十英鎊。相當一部分激進報業的生產是以小時計費的形式租用印刷機，以計件工資的形式付給印刷工人工錢，這樣就進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進主義報刊的新聞不以時效性取勝，注重發表政治觀點，其稿件多來自于讀者層的自愿供稿，這就使他們免去了雇用專職記者的投資。而每張報紙的閱讀量即傳閱率很高，因此只需很小的發行量，就可以帶來較大的影響力。相應的，有限的發行量使投資進一步減少，使其低成本運營成為可能。例如《倫敦快訊》在1836年9月17日報道說：“整個報紙的運營，其中包括編輯，報道，評論等等，每周的投入只需6英鎊。而《北極星報》，擁有其一整套的付費記者網絡，在1841年時，每周的投入也只有9磅10便士。”[17] 這樣的經濟運作方式使激進主義報業一直保有競爭力，但是自1836年知識稅降至1便士時，這種競爭優勢就開始逐漸喪失了。
經濟上的獨立使激進主義報業擁有了表達觀點的自由。這些報紙長期以來堅定地支持激進主義運動，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的社會體系，為被排擠在“正規”渠道外的社會階層介紹政治，提供發表言論表達觀點的場所；他們致力于喚醒工人階級進行有組織的斗爭，以推翻現存資本主義體制；他們“在組織工人階級爭取更合理的社會地位的斗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并對現存階級關系與價值體系提出質疑”。[18]人們喜歡在咖啡館、酒吧、餐館等許多公共場合集體閱讀（Public Consumption）這些報紙。這種大眾化的閱讀方式使發行量較小的激進主義報紙擁有了全國范圍的閱讀量，[19] 因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作為議會體制之外的一種力量，激進主義報業對于工人階級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啟蒙方式，然而，其好戰激進的觀念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引起了政府的強烈不安，菲利莫博士就曾詆毀說：“這些聲明狼藉的出版物……點燃了工人階級的斗爭熱情，喚醒了他們自私自利的本性，把他們現在的狀況和他們所想要獲得的狀況——其本質與人性相背離的狀況，與那些不可更改的上帝所確立的為維護文明社會秩序而制定的規則進行對比”。[20] 因此，歷任政府都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來壓制甚至取消這些“非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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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限禁與知識稅的廢除
為了壓制激進主義報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797年通過提高印花稅的方式來進行壓制, 即所有報刊一律征收印花稅、紙張稅、廣告稅，三者合稱為知識稅。[21] 其次，為了控制輿論, 政府采用津貼制度，對那些馴服的報刊進行資金支持，以減輕其由知識稅所產生的經濟壓力，從而排擠敵對報刊。 與以上兩項措施相配合，政府還出版了各種周刊，用來 “喚醒民眾的民族愛國情結”，反對激進主義所倡導的“階級對立與階級斗爭”, 如《反雅各賓派》（Anti－Jacobin）和《每周檢查者》（Examiner Weekly）。[22] 再者就是采用法律手段進行制裁，一系列關于叛逆罪、煽動叛亂罪和褻瀆誹謗罪等法律條文的制定，使任何涉及批評社會基本秩序的報道都有可能觸犯法律。
然而，相關的審訊卻成了激進主義報業進行宣傳的最好方式，這樣就造成了當局越來越依靠知識稅來進行壓制。對此艾倫伯度爵士(Lord Ellenborough) 清楚地解釋了實施印花稅的初衷: “印花稅決不是針對那些‘值得尊重的報刊’的，其最終的目的是打擊那些貧民報刊”。[23]他們相信這樣做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報業――這一敏感行業的創辦權僅限于那些擁有私人財產并且受人尊重的資產階級手中；他們還相信收繳知識稅可以迫使報紙漲價，使讀報這一活動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產階級讀者層中。與之同時，政府還通過津貼的方式，扶持順從政府政策的報紙，使其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這樣做的結果最終導致了依賴于低收入工人階層的激進報紙失去讀者，無法維持經營而最終破產關閉。由此可見，知識稅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了生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激進主義報業開始有組織、大規模的逃稅，這就使提高知識稅不再能夠起到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那些繳稅報紙也開始反對知識稅的征收，他們聲稱，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打擊逃稅報紙的話，他們也會集體拒絕繳稅。[24] 在種種壓力下，政府開始尋求其他的應對措施。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廢除知識稅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廢除印花稅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 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有著各不相同的目的。[25] 我們不排除一部分人對廢除印花稅，爭取報刊言論自由所寄予的希望，然而，那些支持廢除印花稅的關鍵人物卻無一不希望通過廢除知識稅來改變報業現狀，使新興的大眾化報業(Popular Press) 低價進入報刊市場，參與競爭，從而消弱泰晤士報的影響，排擠激進主義報業聲音。[26] 事實上，國會關于是否廢除印花稅的爭論也始終圍繞著有效打擊激進主義報業這一目標來展開。保守派認為應該進一步提高印花稅，加強法律制裁，打擊逃稅報紙。改革派則認為那些包含邪惡內容，售價只有其競爭對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進主義報業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識稅才得以生存，廢除知識稅會使那些遵紀守法的報業主們降低報紙售價，有效參與競爭，同時也會支持一批資金擁有者投資報業，從而擴大報業市場，為英國人民提供“廉價有益的”知識。自由市場應該為負責任的廉價報刊的生長創造有利的環境，使他們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廣告，而使不依賴廣告的報業迅速消亡。[27] 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我們看到了開篇提到的布爾法-里頓爵士的主張，即“應當廢除知識稅，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夠比監獄和劊子手更好地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和平與榮譽服務。廉價的知識比經費巨大的懲罰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28] 另一位國會議員格羅特（Grote）也聲稱，印花稅事實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報紙為工人們提供恰當的指導與正確的信息。[29] 正是在這種理念下，國會采取了漸進的措施，于1833年降低廣告稅，1836年降低印花稅與紙張稅，并最終于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分別廢除了廣告稅、印花稅和紙張稅。
從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與傳統自由主義報業理論不同的是, 在廢除知識稅的討論中，報刊更多的是被當作社會控制的工具而非啟蒙民眾的工具。對中產階級來說，自由而不受稅收限制的報業是比政府高壓手段更加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這已經不是是否應該允許人民閱讀的問題了，而是關于他們應該讀什么的問題了” [30]。
應該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識稅的廢除，使得英國的報刊數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眾化廉價報刊在英國誕生了，而激進主義報業則在這種商業化的沖擊下遭遇了徹底的失敗。與激進主義報業不同的是，這些迅速崛起的廉價報刊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為擴大發行量，吸引盡可能多的讀者，他們以“為讀者服務”為宗旨，將普遍認同的政治觀點與“人情味”新聞，如犯罪，丑聞，羅曼史，體育新聞等等，巧妙的結合起來，在高度資本化的市場中參與競爭，為各階層讀者服務，從而贏得了眾多讀者。同時，大眾化報業的出現也改變了人們對報紙的社會與政治角色認知，部分史學家與文化研究學者甚至認為只有大眾報業的出現才真正意味著報紙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開端。[31] 廉價報刊的興起對《泰晤士報》的影響也很大, “雖然它竭力維持權威地位,但銷量已不能與大眾化報紙相比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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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報業市場的變化,激進主義報業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例如，開始刊登廣告，擴大報道內容，但這一切均未能改變其走向消亡的命運。這主要是由于其狹窄的政治議題與缺乏購買能力的讀者層使他們很難吸引到足夠的廣告。面對競爭的壓力，一部分激進主義報紙開始嘗試模仿廉價報紙，擴大報道內容，這使他們逐漸喪失了激進主義的鋒芒，滑向了大眾化報業的軌道。[33] 知識稅的廢除，使以《泰晤士報》為代表的主流報業與激進主義報業和大眾化報業一同進入市場，以同樣的售價參與競爭，也使得原來激進主義報業的低收入讀者層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他們中的許多人轉向了面向工人階層的的新一代大眾化報業。至此，激進主義報業無論是從其自身內容、經營方式還是從其讀者群來說，已經徹底喪失了存在的基礎。
當然,任何事物的消漲都不是某個單一的原因造成的, 激進主義報業的衰敗也有其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狀況的改善、工資的提高、生活與住房條件的改善、教育狀況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階級的戰斗性減弱。[34] 同時，技術因素在報業生產與發行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使低成本低技術投入的激進主義報業又喪失了另一個競爭優勢。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系列導致激進主義報業衰退的因素中, 知識稅的廢除所帶來的商業化沖擊和報業結構的改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倫所說的：“就這樣，貴族國家用最嚴厲的壓制手段都無法辦到的事情，市場做到了”。[35]

結語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十九世紀的激進主義報業是作為一種反政治、反社會、與主流資產階級商業報刊相背離的報業形態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壓制從其誕生那一天就開始了。隨著知識稅的廢除，激進主義報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可見“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稅的廢除并沒有開創報業自由獨立的新紀元。事實上，它只是以一個新的報業審查系統取而代之舊的政治壓迫手段而已，這個系統比以往任何時期的審查都更實際更有效。在那些法律壓制手段無法將報業納入到社會秩序的領域中，市場力量開始逐漸發揮作用”。[36] 如果說“研究是一面在歷史中散步的鏡子”，[37] 那么發生在英國報刊史上的這次由廢除知識稅所帶來的商業化沖擊，以及其對激進主義報業的成功壓制也許會為今天中國媒介所面臨的新聞商業化娛樂化沖擊帶來一些反思。
作者： 張妤玟，女，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03級碩士研究生
注釋：
[1] James Curran，‘Media and 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c.1700-2000’ (Media History, Vol.8, No.2, 2002) p. 136-138
[2] 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3
[3] 張隆棟 傅顯明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p. 83
[4] 鄭超然 程曼麗 王泰玄 著 《外國新聞傳播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p. 71
[5] 轉引自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urg to the Internet (Polity and Blackwell, 2002) p. 74 (埃舍.布瑞格斯 與 彼得. 伯克 著《媒介社會史：從古登堡到英特網》
[6] 同上，p. 3
[7] 同上，p. 74
[8] Curran and Seaton, 2003, p. 7
[9] 法 迪爾凱姆 著 胡偉 譯 《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華夏出版社,1999，p. 87-91
[10] 徳 曼弗雷徳·馬伊 《一口氣讀完世界歷史》，海南出版社， 2004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9598405_shijielishi/29.shtml] 2005年10月27日登陸
[11] Martin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89
[12] Kevil Williams, Get Me a Murder a Day! A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London; New York : Arnold, 1998) p. 29-30
[13] 在英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新聞報道發起社會運動的一種新聞活動，被成為Campaign Journalism，代表人物：W.T斯塔徳（W.T Stuard）。他對英國倫敦雛妓的報道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國會制定法律，禁止未成年婦女從事色情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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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aymond Williams，‘The Press and Popular Cultu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s by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London: Constable, 1978) p. 47
[15] Conboy, 2004, p. 93-94
[16] 1809年8月6日，《觀察家》轉引自Conboy, 2004, p. 93
[17] Curran, 2003, p. 10-13
[18] 同上，p. 13
[19] 發行量指一份報紙的印數而閱讀量指一份報紙真正擁有的讀者量，也就是它的實際被閱讀的次數。尼克·海利在《媒介史的問題》一文中，以具體個案為例，對兩個概念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指出單單以發行量來評價報紙的影響所存在的局限性。 Nike Hiley, ‘The Problems of Media History’, (Modern History Review, April 1996) p. 17-18

[20] Dr Philim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p. 91, 1819轉自Curran and Seaton, 2003, p. 15
[21] 部分經濟學家從賦稅史的角度提出知識稅與其他實物稅無任何區別, 只是國家為提高戰時財政收入的眾多舉措之一, 而并沒有壓制新聞出版自由, 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忽略了報刊做為商品的特殊的意識形態屬性。Oats Lynne and Sadler Pauline, ‘Political Suppression or Revenue Raising’? Taxing Newspaper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Jun 2004)
[22] Conboy, 2004, p. 90－91
[23] 轉引自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Book, 1965) p. 20, 威廉姆斯《長期革命》
[24] Curran and Seaton, 2003, p. 7
[25] Williams, 1998, p. 44
[26] Conboy, p. 106
[27] James Curran, ‘The Press as an Agency of Social Control’, in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s by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London: Constable, 1978) p. 54
[28] 同 3
[29] 同26, p. 55
[30] 同25
[31] Raymond Williams, 1978, p. 49
[32] 同4, p. 70
[33] Conboy, 2004, p. 102-107
[34] Williams, 1998, p. 45－46
[35] Curran and Seaton, 2003, p. 25
[36] Curran and Seaton, 2003, p. 5
[37] 王春泉, “歷史意識在新聞學研究中的意義”, 劉建勛 主編 《傳播的藝術》西北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p. 56
參考文獻：
1．James Curran，‘Media and 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c.1700-2000’ (Media History, Vol.8, No.2, 2002)
2．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3)
3．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urg to the Internet (Polity and Blackwell, 2002)
4．Martin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5．Kevil Williams, Get Me a Murder a Day! A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London; New York : Arnold, 1998)
6．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eds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Constable, 1978)
7．Nike Hiley, ‘The Problems of Media History’, (Modern History Review, April 1996)
8．Oats Lynne and Sadler Pauline, ‘Political Suppression or Revenue Raising’? Taxing Newspaper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Jun 2004)
9．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Book, 1965)
10．張隆棟 傅顯明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版
11．鄭超然 程曼麗 王泰玄 著 《外國新聞傳播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版
12．王春泉, “歷史意識在新聞學研究中的意義”, 劉建勛 主編 《傳播的藝術》西北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Reappraise The Repeal of Press Tax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 Press in the UK
ZHANG Yuw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ss struc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adical press, its’ content, economic structure, social impact and the stifling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it, the article made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full map to understand The Repeal of Press Taxation in press history.
Key words: Press History; Taxes on Knowledge; Radical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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