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缺失：新詩研究的最大遮蔽

整體缺失：新詩研究的最大遮蔽

引子：50年報告“清單”代表什么
　　呂進先生在《文學評論》2002年5期發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新詩研究》一文，對50　年新詩研究做了一次看似詳備的“總結”。他把半個世紀劃分為三個時段：政治論時期　、觀念更新時期和文體建設時期，以及兩個成果相對豐碩的領域：詩人個案研究和新詩　文體研究。
　　時段劃分和成果推舉及其命名，有其個人依據和充分的個人自由度，這是不言自明的　。不過在五部分陳述中，呂先生恰恰缺失了一個重要內容：即對20世紀后20年——新詩　研究中最活躍部分的整體遺失。
　　第一時段政治論時期，只用了800來字，可見呂先生自己也不滿意前28年：成果寥寥，　沒什么談頭；新詩研究最重要的景觀與成果，自然在后20年了。呂先生介紹了傳統派、　崛起派、上園派三個批評群落，提供30多人名單，以及個案研究13部論著、文體研究12　部論著。在這皇皇“名單”里，哪怕粗心的讀者，也能一眼看出，個案研究專著之內容　范圍，90%以上便在1949年劃上句號，而文體研究論著，幾乎也不涉及20世紀最后20年　。這樣傾斜的清單，是否真實代表50年來新詩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實在令人生疑　。況且這份報告，早先作為“韓國漢城中文中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在開幕　式上隆重推出。一大群漢學家們以此為藍本，深信不疑，殊不知，它在海內外造成的影　響，是嚴重誤讀了中國的新詩研究。
　　　　　　50年新詩研究：對另一支隊伍的“凍結”
　　呂先生的確用心良苦，精心做了準備，但只要是業內人士，不難發現，這份“年終”　報告的最大“特色”，是省卻了新詩研究中的另外一大部分人，我主要指的是——另一　支從事后20年先鋒詩歌研究的中青年隊伍。
　　這批人年齡在40到55歲之間，早在80年代初，就活躍在新詩—現代詩研究前沿，且一　直往縱深處挺進。20年來，他們總共發表幾百篇論文，出版幾十部論著，在眾多盲區、　險區做著艱難的勘測作業，為后來所謂的新詩史、當代史、先鋒史、流變史做了大量前　期的“清掃梳理”工作。
　　盡管他們難免表現出某些激進、偏頗、片面，但與先鋒小說研究者一樣，是中國當代　文學研究重要的一翼。奇怪的是，先鋒小說的研究者(全國百把人吧)從北京中心的陳曉　明們到邊緣的謝有順們，都得到認可。惟獨難度并不低于先鋒小說和其他文類研究的先　鋒詩研究者，在這份“權威”報告中，出現了“整體缺席”?!
　　打個比方，如果說，對新詩的研究(或曰百年漢詩研究)，猶如對一個人生長過程的研　究，現在的情況是，在“他”的哺乳期、嬰兒期，集結的力量有些過剩(有關郭沫若的　論文有幾千了)。研究視角完全可以細致到諸如嬰兒期吃的是雀巢奶粉，還是克寧奶粉　，維生素A用多了，還是胡蘿卜素少了。在“他”的童年期，也完全可以細致到：穿布　鞋上學是出于什么心理，嗜愛的辣椒對嗓子有什么影響(有關聞一多的專著有幾十部了)　。這就是說，在“他”還不太成熟的時候，早已出現、而且將繼續出現一部部重復多于　拓展的幼兒史、童年史、少年史(各種各樣的新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論述　又有多少部了)，可是“他”的青年期——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現在進行時段”，大　量先鋒形態、針對性研究，卻得不到應有的正視。應該知道，研究“他”早期的奶粉、　維生素、肌肉骨骼、體重身高、營養配方，主要目標之一，是要為“他”現在進行時和　將來進行時提供有效參照，促成一個人的成型。拒斥現在進行時段研究，無力與現在進　行時段對話，哪怕再“正確”的理論又有什么用呢?
　　而真正困擾我們且又十分重要的，正是當下這種生成性研究，它涉及比幼兒期來得多　的糾纏與迷亂，比如“他”的初戀，“他”的自我，“他”的開放性氣質，“他”的青　春期躁動，“他”的喜怒無常、變化多端，一直呈現謎樣的難辨。20年來，此類難度不　小的“辨析”工作，一直由這一支生力軍進行著。
　　筆者偏居東南一隅，平時孤陋寡聞，僅就手頭閱讀到的這批人的部分論著，不假思索　便可開列出與呂進先生完全不同的清單。
　　唐曉渡：《唐曉渡詩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40萬字，集作者20年詩　論精粹，側重詩學精神思想的深度挖掘)。陳超：《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河北人民　出版社1989年版(90萬字，大陸最早的細讀式文本批評)；《生命詩學論稿》，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4年版(致力于生命與語言的互動探討)。程光煒：《朦朧詩實驗詩藝術論》，　長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國內最早的語義學批評之一)；《程光煒詩歌時評》，河南大　學出版社(對90年代詩歌現場發言)。沈奇：《拒絕與再造》，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進行時體驗與當下文化結合，有獨特切入點)；《臺灣詩人論》，臺灣爾雅出版社1996　年版(引入兩岸比較與整合理念的新一輪臺灣詩研究)。徐敬亞：《崛起的詩群》，同濟　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80年代10年論集，新詩潮最前衛的理論代言)。周倫佑：《反價值　時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年文論，第三代最重要的解構理論)。王光明：《　艱難的指向》，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紀大陸現代詩進程的宏觀描述，側重百　年漢詩研究)。章亞昕：《生命的陀螺》，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一部被忽略，卻嘗試古　詩論與現代融合的感悟式“詩思維”)；《現代詩美流程》，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耿占春：《隱喻》，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從文化人類學角度進入，是所有關于詩隱　喻闡述中最為深刻的)。吳曉：《詩美與傳達》，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國內較早的意象　思維研究)。李震：《中國當代西部詩潮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國內第二部西　部詩論)；《母語詩學綱要》，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漢語詩學建構，一個有活力的開端　)。燎原：《西部大荒中的慶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國內第一部西部詩論)；　《撲向太陽的豹子——海子評傳》，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國內第一部研究海子專著)　。陳旭光：《詩學：理論與批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文論的吸收與當下　詩界焦點的回應)；《中西詩學的匯通——20世紀中國現代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2年版。陳仲義《詩的嘩變》，鷺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陸第一部研究第三代詩專　著)；《中國朦朧詩人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大陸最先研究朦朧詩專著)；《　從投射到拼貼——臺灣詩歌藝術60種》，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開——中國　現代詩學谫論》，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人們印象深刻的還有：多次被援引的《季節輪換——新生代詩潮》(李振聲，學林出版　社1996年版)；《文學接受與文化過濾——中國新詩對法國象征主義的吸收》(金絲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詩：激情與策略——后現代主義與當代詩歌》(劉納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俞兆平的《詩美的解悟》；張遠山的《漢語的奇跡　》；以及活躍于“雙棲”戰線的張清華；仿效《流放者歸來》的三卷本《旁觀者》作者　鐘鳴；在線的張閎、張檸、劉翔(杭州)、孫基林、畢光明和專做新詩版本學、新詩“年　表”被稱為中國新詩“司庫”的劉福春，等等(注：借此機會，

我還要說，新詩研究中　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大量詩人的直接參與，這是其他文類研究少有的。同以往一樣　，新詩的理論建設，許多命題、方法、設想、建構，一開始就是由詩人直接提出來的。　詩人的許多詩論、隨筆、經驗，有時看似缺乏系統卻異常尖新深刻，它們往往成為詩學　某一命題、術語、范疇的先導。比如詩人任洪淵的《漢語文化詩學導論》(北京師范大　學出版社1998年版)對漢語智慧與詩性文化的獨到見解，詩人歐陽江河的《站在虛構這　邊》(三聯書店2001年版)對詩本體的深入，詩人于堅《棕皮手記》(東方出版社1997年　版)的某些穿越，詩人成明進的《感性詩學》(國際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對“意味詩”　的全面掘進，以及詩人藏棣、西川、王家新、黃燦然、楊小濱、西渡等的文論都很有見　地。詩學建設，詩人言說是最直接有效的資源，忽略這一行當的規律特點，是重大失策　。)。
　　而呂先生的“總結”對上述這些人——本質上是新詩潮理論的后繼者——的成果根本　視而不見，只是在正文，提及論文一篇，偏廢如此之大，實在叫人吃驚!不得已，筆者　只好站出來為這支隊伍“小結”，筆者的意思并非為誰爭上“大名單”，也不是多少人　上的問題，而是事關整個先鋒詩歌研究，事關整個新詩研究的問題。
　　對于新詩潮理論的前輩們，“總結”報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呂先生這次肯定　謝冕先生，還“小心”地點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國的星光》。然而眾所周知　，謝冕的十余部著述，從對朦朧詩率先推舉《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國新詩潮論》到　《20世紀中國新詩概略》，對整個新詩潮的推動和百年新詩研究，所發揮的旗幟性作用　，再怎樣評價也都是不為過的。同輩的孫紹振，對個體主體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學的　高揚，晚近對后現代主義的辯證警戒，一直保有理論家的睿智與敏銳。鄭敏的《詩歌與　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連同她持續發表的一系列　回歸古典的文論，顯示了詩家對詩質的深刻洞察。楊匡漢的《詩學心裁》(陜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5年版)、《詩美的積淀與選擇》、《繆斯的空間》在詩美芳草地上操持，　屢有建樹。吳思敬的《心理詩學》(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創作主體內部，　做出方法論上的有益嘗試，大大超越被呂文點中的1987年版的《詩歌鑒賞心理》。還有　洪子誠、劉登翰的《新詩史》、藍棣之《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　，或史或論，同樣成果卓著。
　　由上面簡要清理，可見出一條線索，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　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續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為中國新詩研究中堅。20年來，　兩支在傾向上承傳的隊伍，業已形成自己較濃郁的特色：較開放的前衛詩學理論，較豐　富的理論想像力和批評銳氣，獨立思考，拒絕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構想、假說，以及　建設性思辨；藝術直覺、藝術敏感較強，在感性批評中努力發散理性活力，在話語轉型　中尋覓創新契機。
　　遺憾的是，呂先生嚴重的排它性，最終導致兩份完全不同結果的“清單”。此番的“　盲視”及“障眼法”，在小說研究中是不可思議的，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也是無法被接受　的。
　　　　　　新詩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詩的轉型
　　說穿了，這是20年來新詩研究在立場、觀念(包括方法論)上分歧矛盾的一次總爆發。　我們與呂先生爭執的另一焦點是，新詩研究的前沿應該定在哪里?
　　呂先生認為新詩研究的前沿是文體理論。他說，“文體建設時期就是主要致力解決詩　與散文的關系”；“中國新詩文體在這一時期致力于兩個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類學…　…其次是軌跡學”(注：呂進：《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新詩研究》見《文學評論》，200　2年5期。)。先看看呂先生前沿學科的研究大著《中國現代詩學》，在自撰導言中稱該　書為“詩學新思維”，對“中國現代詩學理論體系”做出“6個重要突破”(注：呂進：　《中國現代詩學》，2頁，重慶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筆者當年十分興　奮，真想為同道的成果祝賀，然翻閱之后，未免疑竇多多。該書當然是一部分類學著作　，主要圍繞著抒情詩(或詩的情感性)做一些論述。按照呂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標準看　，計有抒情詩特征屬性2章，語言4章，生成3章，詩人修養1章，詩的風格2章，分類3章　，軌跡動向2章，自是十分輝煌了，姑且就把它視為一部具備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　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當時很粗淺的我看出“破綻”：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詩歌　中的核心地位，卻沒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變異；看到情感圖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卻沒有　看到抒情的弱化、細化與轉化趨勢(早在1987年孫紹振就對情感的“極化”“細化”“　弱化”做過深刻表述(注：孫紹振：《文學創作論》，第7章《詩歌的審美規范》，春風　文藝出版社，1987。))；他看到理智在情感中的不小作用，卻沒有看到“情緒”中也有　非理性的一面(早在1987年的周倫佑就有大量“非情態”寫作論述(注：周倫佑：《反表　現——超情態》，見民刊《非非》，總2期，1988。))；他看到抒情詩的外在音樂性，　卻對抒情詩的內在音樂性——內在節奏點到為止(早在1985年陳仲義已有專門論述內在　節奏的章節(注：見《論詩的音樂性》下篇《內在旋律》，《藝譚》，1985年3期。))；　他看到抒情詩線性的“靈感—尋思—尋言”三階段，卻少掉了更具互動空間的“意象思　維”和“非意象思維”(同期的吳曉早已發表了許多關于意象思維文章(注：吳曉：《意　象符號與情感空間》，第1—8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他看到抒情詩媒介　的特征，卻未能觸及語言的陌生化張力(早在1979年臺灣李英豪就有這方面的出色論文(　注：李英豪：《論現代詩的張力》，見《現代詩導讀》理論卷，臺灣故鄉出版社，1979　。))。
　　比照同期的同類項研究，可見該書并非取得6大突破進展，闡述的還多是現實的與浪漫　的詩歌普泛的品質，“漏掉”了其他更多特殊、獨到、隱秘、幽微的東西。而這些被“　漏掉”的，才是詩歌的真正奧秘。在我看來，該書不少提法，其實都是抒情詩的基本“　常識”，基本常識被拔高為前沿的突破性成果，實在難以理解(注：難以理解的還有一　點，在《中國現代詩學》這么一個龐大嚴謹的框架下，呂先生把自己與他人的文章共16　篇，作為附錄放進各個章節，似乎是為求取多樣化效果。計有與他人通信10篇(別人就　占了5篇)、評論2篇、短文1篇、開幕詞1篇、閉幕詞1篇、為人作序1篇。不知道那么多　通信、短文，在《中國現代詩學》這樣重的磅秤下，能稱出多少“例證”重量?反倒給　人水分的感覺，至少在體例安排上是不妥的。)。
　　如果說，新詩研究主要涵蓋三大層面：詩學理論(如范疇概念的基礎建設、詩歌形態所　體現的屬性特征等)，詩歌批評(如詩人文本解讀、詩人個案研究等)，詩歌史(如社團、　思潮、運動、詩風，以詩歌現象為線索)，那么，新詩研究的前沿視野，自然聚集于詩　學理論、詩歌批評、詩歌史的“問題意識”上了。問題意識就是善于清除偽命題、假命　題，善于提出真問題，善于拽住這三大層面的核心要害。
　　新詩研究的前沿與其他文類不大相同的地方有：1.它是感悟性及靈性特強的研究；2.　研究對象的各種本體

元素特別活躍；3.無論蛻變或轉化的時間和速度都非常快。這就需　要研究者有很好的“跟蹤”嗅覺意識，有直接面對詩歌實踐的應對能力，否則容易落入　“隔”的窘地。那種對當下寫作實踐隔岸觀火、憑觀念開中藥鋪、滿足“二手”、進行　平庸理論套用的做法，是難于抵達詩的真諦和詩研究高地的。
　　據此“問題意識”，筆者想尖銳指出，新詩研究的前沿：在于新詩的現代轉型，而不　是在分類學——什么抒情詩敘事詩寓言詩兒童詩之類的分類研究，甚至可以說，新詩的　轉型，才是新詩研究——前沿中的前沿，難點中的難點。
　　前沿就是前列、前端、前矛、突前的意思，它往往是矛盾與動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轉　型則是新與舊價值的“交接”，是舊的揚棄、新的尋求過程。新詩的轉型，是一次歷史　文化機遇。白話詩——新詩的基礎，向廣義現代詩——過渡形態和現代詩——突前部位　的轉型，不是新詩一種類型和風格的簡單演變，而是充滿新質的、新型的“擺渡”。轉　型中的突前部位——現代詩形態，昭示著對現代性的含納和探望。它的先鋒色彩體現于　——在存在意義上更為純粹的生存/語言關注，即個體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負面)　的針尖般洞穿。
　　新詩的轉型，聚焦于現代性上。新詩的現代性，是新詩自身不斷裂變與重組過程的行　進狀態。它的真精神，不是依賴“他者”影響，或絕對繼承關系，而主要靠自身充滿生　機的實踐和自身內在發展邏輯。這就意味著，在相當程度上，它與過去的斷裂(或曰對　過去的重新發現)，重視溶入當前，面向未來。這也就不難理解，新詩何以比其他文類　擁有更多“火氣”，勇于對傳統老化固化作出摒棄，勇于對新質元素孜孜追取，勇于深　入自身“詩意與詩藝的雙重蛻變”，不僅從“他場”上，回到“詩的自覺”，更在“現　代主義藝術思潮的再接受”中，走向全面開放。縱的繼承、橫的移植、創造性轉換、生　存與言說同構、生命與語言互動，諸如此類，都直指白話詩在現代語境中，螺旋式遷演　到現代漢詩軌道。
　　具體說開去，就詩學理論層面，這批人抓住存在/生命/語言“本位”，涉及諸多轉型　期詩學形態：計有象征詩學、意象詩學、超現實詩學、生命詩學、語言詩學、新古典詩　學、文化詩學、日常詩學、敘事詩學、解構詩學……并且對“下一級”詩歌術語、命名　，也有各種新的發掘，比如：語感、智性、詩想、冷抒情、句意象、情緒流、宣敘調、　及物、張力、敘事、反諷、戲劇性……不敢說刷新許多命題，卻在很大范圍內有所拓展　。
　　在詩歌批評層面，從文本個案來看，20年來，最突出的成績是敏銳地推出了一批詩人　，這些詩人對當代詩歌的影響有目共睹。從北島到西川、藏棣，從韓東、于堅到伊沙，　不下30人。不僅大大凸現了具有詩歌史意義的昌耀，還挖掘了被埋沒的灰娃、胡寬；不　懈地使潛在寫作的食指、芒克、黃翔重見天日，更讓海子的神性寫作升溫(單是海子的　研究集就出了5部，一點也不比穆旦研究少)。80年代以后，進入新時期詩歌史的詩人，　哪一位與這批人的系列詩人論沒有關系?
　　就詩歌史看，這批人對各個社團運動流派現象更是“一網打盡”，自“文革”地下的　“白洋淀”、“前朦朧”、“歸來派”、“西部潮”到“非非”、“他們”、“傾向”　，從“民間”、“知識分子”到“中間代”、“70后”，從“現代主義詩歌大展”到最　新詩網絡……形形色色詩歌在場追蹤分析，不乏急切沖動，卻為新詩后20年版圖提供第　一遍厚厚的草稿。
　　這些研究，同時貫穿在20年來許多新詩的關鍵詞，反復闡述、深入打開：如異化、人　本、蛻變、嬗遞、多元、相對、生命體驗、語言意識、詩本體、介入、中國場、本土經　驗、母語、現代性、互文、綜合等等。以個體的主體性和詩本體為例：從最早的“大我　”、“小我”之爭，“傳聲筒”與“心靈秘密”的分歧到“個人化書寫”再到“私密性　”探討，從現實的“反映”到心靈化“反應”，再到“生命語言本體化”……以及詩的　神性、俗化、神秘、純粹等各種品質的充分體認，都標示20年先鋒詩歌研究的鉆頭，一　直面向最堅硬的巖層旋進。
　　與此同時，大量針對性到位的論文，在詩界受到廣泛關注，單舉90年代宏觀論述的，　信手拈來就有：《隱匿者之光——中國非主流詩歌20年》(徐敬亞)、《’89國內寫作：　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歐陽江河)、《第三代詩論》與《紅色寫作》(　周倫佑)、《后朦朧詩：作為寫作的一種詩歌》與《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臧棣)、《　時間神話的終結》與《新詩現代性的重建》(唐曉渡)、《在歷史語境中的當代中國詩歌　》(劉翔)、《中國當代詩潮的流變》(燎原)、《論朦朧詩》(席云舒)、《新詩潮新論》　與《中國新詩的本體反思》(王光明)、《90年代中國詩歌梳理系列》(夢亦非)、《后朦　朧詩系列論》(陳旭光)、《大陸先鋒詩歌(1976—2000)四種主要寫作向度》(陳仲義)，　等等(注：這方面的論文，還可參閱吳思敬主編：《磁場與魔方——新詩潮詩論集》，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姚家華編：《朦朧詩論爭集》(學苑社，1989)、廖亦武編　：《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少兒出版社，1999，以及　對80年代詩學理論研究的研究文章《在歷史轉換中生成著‘詩本體’》，見《文學評論　》，1994年1期。)。
　　正是上述這批人，集中圍繞新詩轉型的前沿課題，在白話詩—廣義現代詩—現代詩的　互否與重塑、蛻變與順應中，進行大量建設性探討。主體性和本體性是他們的主要突破　口，有關現代詩、先鋒詩的精神、語言、美學、結構與解構諸多難題，都給予足夠回應　，并且維持在一種歷史與當下的互文動態語境中。
　　謝冕，一直以來從文化社會現實層面，發掘新詩嬗遞的歷史必然性，表現出高屋建瓴　的視野；鄭敏對新詩語言與形式的關注上升至文化視角的反思，獲得詩界熱烈反響；唐　曉渡深入個人主體性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性，展示以發現問題見長的思想色彩；周倫　佑從本土出發的“變構”理論，在消解中促成詩歌可能性空間尋找，形成一時風氣；耿　占春有關詩歌基本圖式與言說的本體論鋪開，有較強的理論前導；程光煒關于“重讀”　文本的詩歌史寫作，取得較大進展；其他諸如王光明一直持續百年漢詩理論整合研究，　李震集中瞄準漢語詩學建構，陳旭光對現代主義路向的有效梳理，楊遠宏關于重建詩歌　精神系列論文，陳超對各種“艱澀”文本精到闡釋，沈奇的當下捕捉和現場追索，陳仲　義對轉型期現代詩16種形態的挖掘等等，都標示著前沿研究可能抵達的幅度和深度。
　　瀏覽上述幾十部著述和檢視幾百篇論文(注：還需要指出，作為中國惟一公開出版的詩　歌理論刊物《詩探索》，20年來，先后出版近50輯，為艱難的先鋒詩歌研究提供陣地。　)，可知這支隊伍，一直活躍于新詩的前沿研究課題——新詩的現代轉型。以“新詩的　問題意識”和現代性作為楔子，尤其在新詩本體性、主體性兩大維度上取得長足進展。　這些研究總體成效可歸納為下面五點：
　　1.考察與確證新詩，自白話詩到廣義現代詩到現代詩的現代轉型的歷史必然性，以及　某些超越性，在理論上充分打開多元與相對空間，加快其嬗遞與轉型的時間速度。
　　2.密切聯系實際，從大量第一手感性資料進入詩歌內部，在詩歌諸多圖式、模態、元　素、因子中挖掘生長性，推動新詩

轉型過程中的自我增殖及其自洽性。
　　3.側重外來思潮吸納，在全球化的邊緣化叉口，對詩學理念、觀念做出重大調整，由　此與傳統詩學展開碰撞，特別注重對寫作實踐的經驗提升，努力使之轉化為詩學構成，　為新詩的現代性理論話語做出開頭。
　　4.注重方法論引入，尤其是結構主義、闡釋學、符號學、語言分析哲學、新歷史主義(　文化詩學)，從以前較宏大的泛讀進入到細讀式文本批評研究，對傳統的印象感悟批評　做出一次強有力的填補。
　　5.在廣泛的詩潮、流派、現象研究基礎上，發現與推舉一批代表大陸詩歌成就的詩人　、文本，為20世紀新詩史最后20年提供人物“亮點”和詩寫范式。
　　筆者敢于做出如上斷言，是基于20年大量前沿研究依據。新詩的轉型，不少地方是得　借助上述犀利的理論批評犁鏵的，或前引、或后推，與時俱進，不斷歷險。這與那些跟　在后面，求穩求妥地干些揀拾麥穗的活兒，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反省：先鋒詩歌研究的評價
　　今天，面對新詩潮理論強大的后繼者們，客觀地說，呂先生碰上棘手難題，要么像從　前那樣順機批判一番(如重慶詩會)，要么閉眼“繞道走”，權衡之下，最后來個“冷凍　”處理。
　　這一“整體凍結”，沒想到，恰恰屏蔽了新詩研究中最具生氣的那一部分。說穿了，　也是對整個先鋒詩歌寫作實踐的屏蔽。它使我想起早先古遠清先生發表在《詩刊》上一　篇總結新時期詩歌的論文，也是只字不提朦朧詩(或許被刪節了?不得而知)。而大家知　道，朦朧詩潮在當時公眾眼里已是新時期重大的詩歌景觀。設想一下，20世紀中國小說　史，刪除馬原以后的20年，會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史?現在，抹掉先鋒詩20年的重要實踐　，20世紀的新詩史及新詩研究如何面對真實與后來者呢?
　　有人估測，新詩潮發端以來，以高潮期民間詩歌社團2000家、低潮期200家平均值計算　，大陸民間詩歌社團維持量將不少于500家(單詩歌網站就有200余家，個人詩網頁不計)　。加上每年先鋒詩集出版量逾百部，詩作發表量逾萬，這一事實至少說明，先鋒詩歌寫　作，即使其負面屢遭指責，但其整體生命力卻不見衰竭。一波又一波的生命涌動體現著　它的價值。
　　這里，涉及對先鋒詩歌的評價問題。20年的先鋒詩歌寫作實踐，一般公識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6)以朦朧詩為主的新詩潮。第二階段(1986—2000)以第三代為主　的后新詩潮。有趣的是，先前不大接受第一階段新詩潮的人，現在基本接受了，對第二　階段，研究者中多數前輩褒中有貶，貶中有褒。在我看來，第二階段主導傾向是對第一　階段的消解，不管消解中的建構，或解構中的建設如何，它們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著　眼于生存/形式(言說)最大限度的敞開。后新詩潮企圖在文化上對傳統詩教、詩美、詩　法、詩語進行全面突圍。一方面應該看到，其積極意義是最大程度打開詩的可能性空間　，另一方面，也得承認在打開途徑中，不乏沖動的極端和失度實驗，導致了非詩傾向和　不少藝術內傷。簡而言之，大體肯定的第一階段和泥沙俱下沉淀之后得失、功過兼雜的　第二階段，共同構成了中國先鋒詩歌基本狀況。應該說，20世紀最后20年，是百年新詩　寫作和研究最暢達、最放開的20年，它告別意識形態鉗制，筑就多元與相對的詩寫格局　，在全球一體化國際接軌中，初步打造具有決定意義的轉型。新詩前沿研究的視域和真　功夫，就是從眾說紛紜、萬分復雜的現象中，祛除實踐探索失誤，大力發掘萌芽狀的生　成性，并把這一生成貫穿在整個轉型期。
　　一些人否定第二階段——后新詩潮詩歌現象，有代表性的說法是“既然后新詩潮不是　原來詩歌規范意義上的詩，就可以不必把它當做詩進行學術確認”，“即便它是必然要　發生的，也未必是合理的存在”(注：見《思想的交鋒　課題的深入》，見《文學評論　》，2002年1期。)。這種說法是在先入為主的一棍子否決前提下，才顯出道理(深究其　里，也缺乏辨證)。不過，學術的穿透力恰好就體現在這里。新學人李震正是通過當下　活生生的詩歌現象，從嚴力、王小妮、于堅等個案經驗生成中，用20萬字“母語”，激　發出“回歸本土文化語境，建構漢語詩歌生態學；返回母語，建構漢語詩歌批評話語；　返回文本，走向深度綜合”的構想。這種立足當下鮮活實踐、從而篩濾提升詩學的構想　，正顯示先鋒研究的活力。這里，有必要再嚴肅廓清一下：所謂先鋒詩歌，無疑是代表　了獨立、個人性、探索和創造意識。先鋒詩歌實踐，永遠是自由心靈的無限尋找，固然　其大部分可能最終不能轉化為經典，然而對先鋒詩歌現象的各種研究，是完全可以從中　得出具有啟示性和開拓性的東西。李震的研究就是一個例證。
　　如果呂進先生不承認觀念偏守和對情況“失察”，堅持認為這批人的前沿研究因太切　近對象，無法進入成果評價，那么我要說，這種觀點與心態十足代表學界對當代文學研　究的偏見與曲解。
　　眾所周知，詩歌由于形式簡括，各種本體元素十分活躍，故詩歌變革變幻常常成為其　他文類變化的先聲(如朦朧詩的“對抗”“介入”寫作之于“傷痕”、第三代的“整體　主義”之于“尋根”、“黑夜意識”之于女性寫作)。正是這批人大量前沿性鉆探，才　提供了較清晰的新詩前沿地質紋理，甚而觸引出部分“原油”，為后來的詩歌流派史、　流變史、文體史，打下雄厚鋪墊。倘若把這些頗具艱苦冒險的作業視為“非學術”、“　靠不住”，不能納入成果與學科范圍，豈不再次暴露學界裹足不前、欠缺進取膽氣?倘　若學界堅持而不反省自己的評價機制，肯定會再次成為當代文學研究前沿——尤其是先　鋒詩歌研究的人為障礙。只有現象復述而不見研究者灼見，只有史料編寫而缺少自出機　杼的解讀詮釋，多年慣性養成的“溫吞水”學風，顯然不是一種健康的研究狀態。沒有　太多創意的“成果”，即使再堆積如山，最多也只能唬唬圈外人。
　　這里，再次涉及前沿研究與學術研究的關系。前沿研究有許多命題涉及當代性、當下　性，它確實與學術研究構成一對矛盾。一些人堅持認為：堅持當代性肯定會背離學術本　位，因此為維護學術規范的全面穩妥而堅決放逐當代性、當下性，長期來，學術本位瘟　疫般防備“輕佻”的當代性當下性，以為摻多了，學術就不純不正。殊不知，任何學術　本位只要存在于“今天”，都無法逃避其當代性、當下性，一旦脫離它，其隱含的思想　鋒芒和藝術敏銳肯定會遭到損害，因為任何當代性都關聯著連續的歷史，任何當下性都　回應著動態的歷史。它們之間的“互文”，恰恰蘊藏著無限契機。
　　許多研究者對當下現象不屑一顧，其實現象具有無限豐富性。排除現象的豐富，實則　是自我削弱研究前沿的地基。楊義看得比一般人清楚，“現象總是遠遠大于理論，這就　給理論創新提供無窮無盡的資源”(注：楊義：《文學研究走向21世紀》，見《文學評　論》，2000年1期。)。王曉明也說：“研究者對當代生活深切的關懷，每每正是人文學　術活力的來源。”(注：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見《文學評論》，200　2年2期。)他們都指出當代生活和當下現象對前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的，有了　當下的參與，才有前沿研究的刺激(包括激情、思想、領悟)，有了突顯的前沿研究，才　會更多激活后續研究(注：在先鋒詩歌研究受到懷疑時，尚有新鮮血液加入：敬文東的　《指引和注視》

、譚五昌：《秩序的生長——后朦朧文化詩學研究》(合作)，姜濤(90　年代敘事)，周瓚(女性詩歌)，李潤霞(“文革”詩歌)，汪劍釗、張桃洲(以上都是博士　)等，有力地延續這一研究。)。
　　現當代文學研究，出現了像今天這樣整體缺省、整體被遮蔽的“事件”，是極為罕見　的。它是詩歌界重大矛盾分歧在新形勢下的大暴露，有必要引起爭鳴，通過爭論爭鳴，　推動新詩研究走上廣闊而不是偏狹的道路。
　　最后，我們愿意再次觸及新詩研究幾個“老大難”問題，提出來供同道們教正：
　　一、作為前沿性的先鋒詩歌研究，多年來一直得不到大力支持與認可。固然它的某些　超前話語、方法論，與公眾知解力、審美習性存在較大差距，主要是全局性主流語境的　結果，但也表明學界內部、學術視閾的偏守(說嚴重一點，還是故步自封、自以為是)，　以及由此帶來的滯后的評價標準。反省滯后的評價標準，應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不　可否認，詩學立場、觀念，沖突、分歧是正常的，它帶來的排它性，反倒有助于學術競　爭繁榮，但是排它性必須維持在起碼的底線。不應該在貌似公允客觀的話語權力下，公　然抹掉另一方有影響的存在。如若學界繼續助長和維持這種局面，談何學術公德、公平　?談何建立科學、良性的發展機制?
　　二、詩歌領域無論是實踐或理論研究，最具變革因素與生機力量都在其前沿地段。新　詩的現代轉型，是新詩最困難的前沿課題。先鋒詩歌研究處于新詩研究的前端，甚至在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它被垢病的不斷“追新”“求新”，刺激了整個新詩研究。　淡化或壓制其存在，甚至視為“非學術”“非學理”，是十分可笑的。正因為它是一種　實踐性針對性很強的研究，對詩歌本身創作具有極大的“反作用力”，故新詩研究決不　可與當下、現場“脫節”。新詩傳統，很大一部分來自新詩自身的生長；新詩的當下現　象，往往孕育著新詩建構最優秀的胚芽。放棄它，實則是放棄最好的詩學資源。聰明的　辦法是在歷史研究與當下研究中找到平衡點。從活生生的正反實踐中，加大力度，促成　鮮活的生成詩學。
　　三、前沿地帶的“工兵”作業，最需要敏捷的穿透力。其難度絕不亞于甚至超過后續　工作。無論對哪種研究類型(長線或短線)的研究者來說，觀念視野、方法思維、知識更　新，都提出更高要求。就新詩研究的特殊性講，它還斷斷少不了研究者，面對第一手感　性對象，彌足珍貴的生命靈悟。這種生命靈悟，強烈感應著詩歌本體的生命化，達成活　絡的對流，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研究生動光彩起來，它大大高于經院思辨。那種靠吃　“本本”、理念先行的“演繹”是走不遠的，它太欠缺生命活體的熱氣。而無論是側重　本土的靈性思維或外來分析思路，關鍵是充滿個性化的求索、開拓、原創(或曰問題意　識、創新意識)應該永遠擺在新詩研究意識的首位。
　　責任編輯注：呂進先生《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新詩研究》一文本刊未轉載，讀者如需　要，請見《文學評論》200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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