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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科學”的形而上學——康德
成為“科學”的形而上學——康德口徐博1梁艷芳2（1河南大學武術文化研究所，河南開封457001；
2鄭州大學文學院，河南鄭州450001）
【內容摘要】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兩篇序言對形而上學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在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試圖恢復形而上學對知識的統治權，即他試圖創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學以達到將所有的知識加以統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個版本中，形而上學則以康德稱之為具體的、科學的形而上學出現。康德為《純粹理性批判》所寫的兩個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種思想的轉變，這種轉變表達著近現代哲學學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傳統哲學將形而上學視為所有知識基礎的傳統，其結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學為任務的哲學逐漸喪失了傳統特征，越來越成為近代意義上的一般性學科。
【關鍵詞】形而上學；理性；科學；學科化。
【作者簡介】徐博，河南大學武術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體育人文社會學、西方哲學、美學原理等研究。
梁艷芳，文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藝術學理論研究。
對具有思想性的著作來說，單純地從序言去尋找其思路似乎是有問題的，但當作者完成了自身的作品，懷著對已完成作品某種審視而自豪的心態寫下序言的時候，那些以研究這些作品為己任的學者們也不應漠視序言所體現出來的這種自滿與審慎，因為序言常常另類地重復著了作者思想的精髓。《純粹理性批判》作為康德批判哲學的奠基之作，作為德國古典哲學最為重要的經典性作品，在康德所處的時代分別曾于1781年、1787年以及1790年三次出版發行，有意思的是在基本結構沒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康德卻于1787年的版本中將1781年版本中所寫的序言刪除了，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現象呢？按照常理，作品的序言不論其版本有何差別都是應該保留在作品之中的，但康德這位以嚴謹與理性著稱的哲學家為什么會有這種有違常識的做法呢？
關于《純粹理性批判》的兩個版本的序言，鄧曉芒先生在其所翻譯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譯者序中曾進行了簡單的說明，他認為：“第一版序主要闡明對理性進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確定形而上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版序主要闡明對理性進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這一‘哥白尼式變革’原理的來源、內容和意義。”
作為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著名學者，鄧曉芒關于康德這兩篇序言的觀點無疑是具有指導性意義的，他指出了這兩篇序言所存在的差異：第一篇序言的著重點在于對形而上學進行理性的審查；第二篇序言的著重點在于對“哥白尼式變革”進行闡述。但令人遺憾的是，也許是限于篇幅，這種敘述本身對兩篇序言有簡化的意圖，從而將兩篇序言中所表達出的豐富含義淡化了，尤其是沒有回答為什么《純粹理性批判》的兩篇序言產生了如此大的差異，以至于康德竟然在1787年版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將其序言刪除了。在筆者看來，這其實包含著一個極為豐富的問題：就是形而上學在康德心目中發生了什么變化的問題。筆者以為這種現象的發生源于康德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矛盾，這個矛盾集中體現在如何對形而上學定位以及如何從認識論的角度處理形而上學的問題。下面筆者將通過兩篇序言的解讀和對比力圖揭示這種變化，并進而提出筆者的觀點：康德改變了形而上學的命運，而康德拯救形而上學的方式是(經濟論文)以使其知識系統化的方式進行的。
康德在1781年首次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表達出的是某種作為思想家所特有的自信與驕傲，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他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總結性概括之上的。在他看來形而上學源于人類理性的本性，序言的開始部分他指出：“人類理性在其知識的某個門類里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就是：它為一些它無法擺脫的問題所困擾；因為這些問題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來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們；因為這些問題超越了人類理性的一切能力。”
這種理性本性的內在要求，雖然是處于人類理性的認識能力之外的，但在人類認知過程中卻表現為人們試圖尋求一種探討理性的知識的意圖，這種意圖所追求的知識就是形而上學。在序言中，康德分析了歷史上人們追求形而上學的大概套路，在他看來最初的形而上學形態來自于由經驗出發歸納出的原理，然后“借助這些原理，它（正如它的本性所將導致的那樣）步步高升而達更遙遠的條件”，最終這些原理因自身的局限（來自于經驗不具有普遍性）開始訴諸一些超越一切可能經驗運用的原理，這些超驗的原理“顯得那么不容懷疑，以至于連普通的人類理性也對此表示同意”。正是這些超驗的原理構成了形而上學的知識結構。問題是這種超驗的原理同人類理性之間存在著沖突，因為“那些原理超出一切經驗的界限時，就不再承認什么經驗的試金石了”。于是我們就看到了由經驗推出的原理最終放棄了其經驗的維度，康德認為這是傳統形而上學最大的弊病所在，他稱這種形而上學為獨斷論。正是因為獨斷論本身缺乏經驗維度，康德認為傳統的形而上學是一個“無休止的爭吵的戰場”。康德對這個“無休止的爭吵的戰場”在近代的演化過程進行了粗略的描述，他認為近代以來的經驗主義通過批判使獨斷論的形而上學擺脫了脫離經驗的噩夢，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努力卻因經驗主義堅持“通過人類的知性的某種生理學”的解決方式對待形而上學，最終違背了人類理性的內在訴求，其結果只能使形而上學“重新墮入那種陳舊的、千瘡百孔的獨斷論中去了”。
在第一版序言中，我們要重點關注的是康德一再強調了建立形而上學的必要性，他認為那些試圖拋棄形而上學的所謂冷淡主義者：“不論他們如何想通過改換學院語言而以大眾化的口吻來偽裝自己，只要他們在任何地方想到某物，他們就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他們曾裝作極為鄙視的那些形而上學的主張上去。”
這里的“冷淡主義者”指的是近代那些不再關心形而上學的經驗論者。此敘述可以見出形而上學對康德而言有多么的重要；也可以表現出康德還是依舊堅持把形而上學作為人類知識的根據之學的——“某物”的存在說明了形而上學存在的必要性，也說明了形而上學在1781年的康德思想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盡管如此，康德還是充分認識到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弊端。在第一版序言中康德就指出，正是因為傳統形而上學所處的這種尷尬地位，所以需要重新構建一個全新的形而上學體系；在康德看來，這個全新的形而上學“不是思想輕浮的產物，而是這個時代的成熟的判斷力的結果”，是應該經過純粹理性的批判所建立的形而上學，這種全新的形而上學能夠“對一般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進行裁決，對它的根源、范圍和界限加以規定，但這一切都是出一自原則”。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因為康德在此明確地提出了來自于“原則”的形而上學存在的可能性——這注定是一個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形而上學。因其來自于“原則”，也就是來自于純粹理性，所以體現了理性自身的原則。至于他在這里所提到的“一般形而上學”就是現存的那些形而上學體系。在康德看來，“一般形而上學”的存在應以來自于“原則”的形而上學作為其根據。康德的任務就是要將這種來自于“原則”的形而上學揭示出來，由于這種形而上學是對原則的揭示，而原則是純粹理性的原則，所以也是對純粹理性的揭示。尋求這種出自“原則”的形而上學可以視為康德針對形而上學困境所提出的方法。由此出發，在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認真分析“原則”所依據的純粹理性的基本特征，并對這些特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在序言的最后幾段中，康德充滿自信的敘述了依據純粹理性而建立的、能夠體現純粹理性“原則”的形而上學：“現在，形而上學，按照我們在此將給出的它對概念，是一切科學中唯一的一門這樣的科學，它可以許諾這樣一種完成，即在較短的時間內，只花較少的、但卻是聯合的力氣來完成它，以至于不再給后世留下什么工作，只除了以教學法的風格按照自己的意圖把一切加以編排，而并不因此會對內容有絲毫增加……因為凡是理性完全從自身帶來的東西，都不會隱藏起來，而是只要我們揭示了它的共同原則，本身就會由理性帶到光天化日之下”[10]。
通過這段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所提出的經過理性檢驗的、理想狀態的形而上學是一個充分的、精確的形而上學。因此，《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對形而上學的分析表達了康德的兩個觀點：第一他認為形而上學是可能的，這完全不同于其時代那些所謂的經驗主義的論點，這是一個需要經過純粹理性的批判和審查的形而上學；第二康德認同了形而上學所依據的“原則”來自于純粹理性，而源自于純粹理性原則的形而上學是一個完全不同于獨斷論的形而上學的，同時這種形而上學依然還具有傳統形而上學所具有的那種價值和能力。這兩個觀點表明，康德對待形而上學的態度同其前的許多形而上學的信奉者還是有某種相似性的，這種相似也表現在他對理性的分析之上，如當康德指出形而上學作為理性原則的應用能夠充分地體現理性所具有的那種完整性的特征，他指出“它（形而上學）可以許諾一種完成”，源自于“原則”將不再是一般的形而上學——與那些一般的形而上學相比，這個完成了的形而上學是建立在康德關于純粹理性批判的基礎之上的，因而能夠充分地體現純粹理性的原則。因此在第一版序言中，我們可以發掘出這樣一種傾向，即康德還在不懈地拯救傳統的形而上學，他通過自己的批判哲學為形而上學尋找新的根基；同時康德所謂全新的形而上學也一直沒有放棄成為哲學基礎的努力，這種努力既是對源于古希臘理性的堅持，也是康德時代所有哲學研究者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有趣的是在七年后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對形而上學所持有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篇序言中，康德明確地提出了他所建立的形而上學乃是科學的形而上學；也是在這一版序言中，康德不再從探討形而上學展開其體系，而是從理性對學科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展開論述的。康德明確地指出：“對屬于理性的工作的那些知識所作的探討是否在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上進行，這可以馬上從它的后果中做出評判。”由此出發康德描述了邏輯學、數學以及物理學。這三門學科在康德看來雖然是按照“不同于理性來源的……知識來源來規定”的學科，但這三門學科都較為成功地體現了理性原則。相對于這三門學科，形而上學卻仍處于困境之中，康德認為：“形而上學這種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識，是根本凌駕于經驗教導之上的，亦即是憑借單純的概念的（不像數學是憑借概念在直觀上的應用的），因而理性在這里應當自己成為自己的學生。對于這個形而上學，命運還至今沒有如此開恩，使它能夠走上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盡管它比一切科學都更古老，并且即使其他的科學全部在一場毀滅一切的野蠻的淵鮫中被吞噬，它也會留存下來。因為在形而上學中，理性不斷地被陷入困境，(經濟論文)甚至當它想要（如同它自以為能夠）先天地洞察那些連最普通的經驗也在證實著的法則時也是一樣。”
可見，康德在此提出的觀點同其第一版序言強調的“可以許諾一種完成”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尤其重要的是，在此論述中康德也暗示了對形而上學的一種不同定位：首先，他似乎不再追問形而上學的經驗性來源了，這與第一版序言中將形而上學因其不能提供試金石而為經驗論者批判的論述是矛盾的，康德通過“直觀”對此做了解釋，康德認為形而上學與經驗的接觸可以在直觀層面上進行。因此，他將形而上學視為了“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識”，并且指出其“根本凌駕于經驗教導之上的……理性在這里應當自己成為自己的學生”，這種對形而上學的表達比前面的論點要明確和深入得多。第二，康德否認了形而上學的完成，有意思的是這個“完成”是建立在他對學科的認識之上的，即此“完成”是以形而上學學科化為基礎的，此中的“完成”意味著形而上學應該如同其上的物理學、數學和邏輯學那樣體現出學科的完整性和充分性，表達著純粹理性的先天原則在思辨領域的應用來。第三，與第一版序言一致的是，康德依然主張相對于其他學科，形而上學仍然具有其獨特性，他認為形而上學“即使其他的科學在一場毀滅一切的野蠻的淵簸中被吞噬，它也會留存下來”。這與上篇序言中他將形而上學視為“人類理性在其知識的某個門類里有一種特殊的命運”的論述是一致的，都是在強調形而上學是理性存在者的內在要求。這三個觀點構成了康德對待形而上學的態度，對第一篇序言的觀點做了很大的調整，一方面變得豐富和具體，另一方面揭示出康德將形而上學科學化的傾向。
在其后的論述中，康德繼續強調形而上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唯借助于理性，人類知識才可能尋找到一個堅實的地基，這是因為“如果理性在我們的求知欲中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部分不僅是拋棄了我們，而且用一切家鄉搪塞并最終欺騙了我們，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來信任我們的理性”。因此，康德堅持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內在要求，他強調：“在這個世界上一直都有某種形而上學存在，并且今后還將在世上預見形而上學……所以哲學的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通過堵塞這一錯誤的根源而一勞永逸地消除對形而上學的一切不利影響。”[15]這些觀點都表明他對形而上學仍舊懷有熱情，依然堅持著對傳統的形而上學特征的某種認可。但是另一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康德追求的形而上學已經不是第一版序言中所談到的那個形而上學了，而是科學形而上學。“科學形而上學”幾乎成為解決形而上學困境的必由之路。至于這個科學形而上學是什么樣式，康德做了描述：“一旦它（形而上學）通過這部批判而走上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它就能夠完全把握住屬于它的整個知識領域，因而完成它的工作，并將其作為一種永遠不能再有所增加的資本存放起來供后人使用，因為它只和原則及它給自己的原則所規定的限制打交道。”[16]
當形而上學成為一門科學之后，“它（形而上學）就能夠完全把握住屬于它的整個知識領域”，這說明科學形而上學是有著自身“知識領域”的形而上學。那么這個知識領域是什么呢？康德對此并沒有做出具體的論述，他只是告訴我們形而上學的知識體現的是“原則”以及原則的條件。與第一版序言相比，康德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對待形而上學方面的不同之處顯得如此突兀和明顯，這清楚地表達出康德對于形而上學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而這種轉變是一種斷裂。在第二版序言中，盡管形而上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但康德的態度已經從追求具有傳統意義的形而上學轉變為追求科學形而上學，對此他也直言不諱地指出：“……純粹思辨理性的這一批判的任務就在于進行那項試驗，即通過我們按照幾何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范例著手一場形而上學的完全革命來改變形而上學迄今的處理方式。”[17]
由此可見在第二版序言中，康德已經將形而上學設定為一門學科，此形而上學具體化為“科學”，同邏輯學、物理學等“科學”那樣具有嚴密的邏輯特征。
從第一版序言到第二版序言的變化表明康德對待形而上學態度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態度暗示了康德面對哲學這門以形而上學為其王冠上明珠的學科所具有的時代性特征的思考。讓我們稍微走遠一些，考察所謂時‘科學”在康德那里到底包含何種含義。康德對科學的使用是一個非常龐雜的問題，考慮到康德所談到的科學多以牛頓物理學為經典范例，同時也考慮到近代以來對科學的常識性理解，在此我們引用康德在《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中對“科學”所做的說明來見出其態度，康德認為：“每一種學問，只要其任務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的話，皆可稱為科學。”[IS]
對“科學”的這種理解暗示了康德追求科學形而上學的目的，即他是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對形而上學加以規范和界定，進而使形而上學能夠成為某門科學，或者說康德試圖使形而上學成為“完整的知識系統”。這種知識化、系統化的楷模就是牛頓的力學體系，不同之處在于構成牛頓力學的原則（公理）源自于知性的應用，而構成形而上學的原則不是作為知性的應用原則出現，而是作為純粹理性所展現出的先驗形式被理性自身揭示出來的原則，也就是說，形而上學表達出來的原則是純粹理性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對純粹理性的先驗表達形式的揭示。由此出發，康德所謂的“科學形而上學”其實就是將理性原則作為形而上學的知識領域，進而將形而上學作為此中知識領域的系統化結果，以便將形而上學改造為擁有牛頓力學體系那種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識系統。
通過這個轉變我們看到，康德對形而上學的態度并非是一以貫之，而是處于發展變化之中的。在《純粹理性批判》剛剛成書之時，康德關注的是形而上學“原則”所具有的明晰性和完整性，在此階段，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學具有更多傳統形而上學的意味。但在《實踐理性批判》完成后的幾年中，面對著實踐領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康德審視了《純粹理性批判》中的觀點，由此改變了對形而上學的態度，這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得到了極為充分的體現。此時的形而上學已經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傳統形而上學了，盡管形而上學仍被視為一切知識的基礎以及人類理性的內在要求，但此時的形而上學成為了科學化的形而上學。而所謂“科學”的形而上學，按照康德的認識，其實質就如同數學、物理學那樣，是某種系統化的知識學科體系，一種以研究理性原則為其內容的科學。
在筆者看來，康德這兩篇序言中的觀對理解傳統的哲學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我們知道西方哲學在前康德時代是以諸多知識的綜合形式出現的，那時的哲學所討論的范圍極為豐富，包含我們現在所談的科學、心理學、宗教學等學科。但是在康德之后，不到百年的時間之內，西方哲學的研究范圍卻急劇縮小，諸多現代意義上的學科不斷地從哲學的領域分離出來，這種趨勢是伴隨著傳統形而上學體系的逐漸瓦解展開的。
在傳統哲學中，形而上學是第一哲學，它提供出理性的原則和根據。這種理性的原則曾作為一切知識產生的基礎和根源為無數的哲學家所追求，在他們看來形而上學與作為真理的知識之間存在著某種平衡關系，這種平衡關系的建立在于形而上學對有限知識所具有的統攝性作用。但是近代以來，“知識”的爆炸性增長打破了這種平衡，傳統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所提供的原則已經容納不了龐雜而豐富的知識，進而也喪失了其曾有的嚴密性和可靠性。隨之而來就是以研究形而上學為第一要務的哲學逐漸喪失了對全部知識的統攝性與優越性，因為那是一個具體知識壓迫原則的時代。在兩篇序言中，康德從確認形而上學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出發，發展到追求科學形而上學，這個轉變順應了時代發展的大勢。當然這種轉變也預示了知識系統化時代的真正開始。所謂知識系統化說到底是不同知識領域本身學科化、規范化的過程，在此意義上看，康德所尋求的科學形而上學，其實就是在有意或無意地將哲學學科化、規范化，而哲學學科化、規范化的過程是以放棄傳統形而上學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這種舊有的認識為起點的。當康德打著“科學形而上學”的旗幟對傳統形而上學進行批判和改造之時，實際上他已經開啟了將知識學科化的大門——這種知識學科化的結果決定了形而上學的命運，即使形而上學出自于純粹理性原則也必須被明確化、系統化，而康德所謂的“理性批判”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在進行這樣的努力。經過這種學科化、系統化之后的形而上學注定不再是唯一真理的歸宿，盡管在兩篇序言中康德都不承認這點，盡管他仍然堅持形而上學所具有的獨特地位、仍然強調形而上學作為理性原則在所有知識中具有優越性，但在兩篇序言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轉變——這種由追求形而上學完整性和可靠性到追求科學形而上學的轉變，已經暗示了康德內心的無奈與矛盾。
所以，筆者以為康德兩篇不同的序言傳達出的思想非常清楚地體現了哲學向學科化、系統化知識轉變的傾向，雖然康德還沒有使用“學科”這個詞。因此，康德從試圖為形而上學尋找確定性出發到將構建科學的形而上學，這個過程實質就是放棄形而上學在傳統哲學的優越性，將形而上學作為某門科學展現出來的過程。這樣做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康德確實拯救了形而上學，使其獲得了在新時代得以存在的領域，由此出發也就擺脫了傳統形而上學曾經具有的那份專橫和獨斷；另一方面，由于科學形而上學最終要被表述為某個領域的確定的知識系統，因此不管這種知識系統是以怎樣的形式敘述，也不管這種知識系統在康德那里具有何種的范圍和界限，形而上學都由此走上了一條自我批判的道路。于是，當所謂形而上學的知識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技術化乃至實用化，那曾經作為一切知識根據的傳統形而上學和哲學注定將在這種變化中也慢慢地衰落，并逐漸被人們不斷地弱化乃至拋棄了。
注釋：
[1][2][3][4][5][6][7][8][9][10][l1][12][13][14][15][16][17]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3l、35、38、39、39、39、39、40、41、44-45、47.51、52.51、60、56、55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伊德努爾·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第15頁，鄧曉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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