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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后發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他們擁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全球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全球電話總數的74%；而占全球人口總數1/5的貧困人口在上述幾項上的占有率僅約1%。在平均收入方面，貧富國家之間相差74倍，而在1960年，這種差距還僅為30倍。（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1999年。）從貧困國家的個數來看，全世界最不發達國家，1971年為25個，1981年為39個，1990年增加至42個，現在為48個。這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20年前僅為0.8%，現在更降至0.4%。（注：胡元樟、薛曉源：《經濟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頁。）從地區來看，以非洲和拉丁美洲為例，盡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非洲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1%。另據世界銀行統計：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貧困人口為13億人；1999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5億人，其中大多數分布在非洲地區，許多非洲國家目前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60年還低。（注：參見《科技日報》，2000年9月6日。）拉美的情況也不宜樂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大部分拉美國家跟不上形勢的變化，企業倒閉，失業增加。目前，拉美城市地區人口的失業率達9.1%，比10年前上升了2個百分點。受沖擊最大的阿根廷的失業率高達18.3%。在這種情況下，拉美貧困化問題加劇，貧困人口逐年增加。據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統計，目前拉美貧困人口達2.4億，已超過該地區總人口的1/3。（注：殷永建：《拉美國家跟不上經濟全球化步伐》，新華網。）面對這樣一種富國越富，窮國越窮的局面，發展中國家若不能迎頭趕上，就只能被時代所拋棄。因為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是不會停止的，不論強國還是弱國，都必將卷入其中。正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約翰·H·鄧寧所言：“除非有天災人禍，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不可逆轉。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而技術進步的趨勢不可逆轉”。（注：翟芳玲：《論經濟全球化趨勢與中國的對策》，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F8,2000年第2期。）而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因果聯系。（注：世界銀行：《世界經濟前景和發展中國家》，1996年。）從總體上看，迅速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不僅經濟增長速度快，而且比較穩定。相反，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或者對全球化的趨勢無動于衷的國家則處于劣勢和不利地位。在1985-1995年的10年間，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要比不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快50%以上。（注：楊來科、廖春、劉曉潮：《地域的陷落——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廣東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因此，發展中國家只有積極參與，才能充分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在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按部就班地發展，那只可能永遠落后。這是因為，一方面，發達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積累了較強的經濟實力，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也會帶來較大的經濟總量增長。在同等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只有實行趕超戰略，才能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傳統行業都已形成較大的規模和較全的門類，技術也較為成熟，其地位難以撼動，發展中國家很難在這些行業內超越發達國家，而只有在新興的行業中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席之地，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努力吸收發達國家已有的成功經驗，盡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利用后發優勢自然成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下發展本國經濟的首選戰略。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經濟發展落后國家，通過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經驗，從而實現經濟迅速發展的目的。首先，后發優勢承認不同國家間經濟差距的存在。當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競賽并非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雖然這存在著歷史的原因，但發展中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差距的存在，才有發展的動力。其次，發展中國家盡管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存在著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加速了資金、人才、技術和信息的流動，這使得發展中國家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容易學習和借鑒到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從而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機率大大增加。再次，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確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經濟發展。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戰后能從一片廢墟中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獲益于大量引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從而創造了一個時代的經濟奇跡。所以，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只有利用后發優勢，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才有可能在新的競爭中不再落后。
二、經濟全球化對利用后發優勢的影響與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的可能性
經濟全球化無疑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大背景，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無法擺脫它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也不例外。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經濟全球化時代，利用后發優勢受到已有的全球化規則的影響。由于制定全球化規則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世界性組織大都為富國所控制，這就使當前的全球化規則側重于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維護其利益的工具。發展中國家雖然也能利用已有規則，但無論在自身經濟實力上，還是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上，都只能成為已有規則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化競爭、引進外資，能夠獲得外部力量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已有全球化規則又要求發展中國家最大限度地打開國門，為發達國家商品和資本自由進入本國市場廣開綠燈。對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現有的全球化規則是利用后發優勢的外部環境邊界。
其次，經濟全球化時代，利用后發優勢受到人力資本的儲備的影響。知識的傳播與使用離不開人的作用，隨著人才流動日益加快，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更趨激烈。全球化使經濟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配置，較好地實現了經濟效率的目標，但效率的提高往往意味著公平目標的偏離。發展中國家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動的旗幟下紛紛流向發達國家，而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卻少之又少。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統計，目前發展中國家在國外工作的專業人才已達50萬人，并以每年10萬人的數字遞增，其中亞太地區人才流失最為嚴重。（注：李志軍：《當代國際技術轉移與對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這場沒有硝煙的人才爭奪戰中無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現象已嚴重危及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了貧困惡性循環的怪圈。過去數百年來，發達國家利用殖民掠奪造就了今天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的現狀，而如今又通過發動人才爭奪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奪走發展中國家明天發展的希望。在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的過程中，知識資本的作用顯然應大于物質資本和貨幣資本的作用，沒有掌握知識資本的人才，什么發展都不可能。
再次，經濟全球化時代，后發優勢的發揮受到技術擴散速度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下，發達國家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利用全球化自由開放的口號，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規則，達到向發展中國家推銷過
剩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這片廣闊市場的目的。無疑，他們推銷的僅僅是他們的產品，附帶著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而不是生產這些產品的能力。因此，技術是排除在外的。不僅如此，發達國家還要千方百計地壟斷其先進技術，以達到其壟斷市場的目的。盡管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獲得了迅猛發展，貿易的領域也不斷擴大，由一般商品貿易發展到勞務技術貿易，但貿易保護主義并沒有消亡。國際技術保護主義正是在勞務技術貿易的發展下應運而生的。以最大的技術輸出國美國為例，雖然政府標榜自己對技術轉移持中立態度，但它對東西方之間、南北方之間以及西方與西方之間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同的，美國政府經常援引《國家安全法》和《出口管制法》，對外國企業進行干預。所以經濟全球化下所謂技術的自由流動還遠未達到。所謂發展中國家能夠享受到全球化下新技術的好處也僅僅只是享受到這些技術生產出的商品而已。而一旦發展中國家想獲得這些技術，即使是對發達國家而言早已不是先進的技術，也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如同因特網和信息技術，盡管發展中國家也能對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帶來的便利，但核心技術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相反，由于發達國家最先發展了這些技術，他們已從因特網和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運用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最后，經濟全球化時代，后發優勢的發揮受到已有制度框架的影響。有學者認為，經濟改革只是憲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經濟改革與憲政改革之間的關系，落后國家期望經濟改革得到的“后發優勢”最終將成為“后發劣勢”。因為落后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此，落后國家一般傾向于技術模仿。盡管后發展的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令人驚嘆的增長績效，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當模仿的潛力耗盡時，它們在長期中所付出的代價會大大超過它們在短期內所獲得的收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制度創新能力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注：參見2001年12月1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第181次雙周學術討論會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楊小凱關于“后發劣勢”的主題演講。）雖然這一觀點目前仍存在著爭議，但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無法否定的。經濟全球化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但事實上，制度本身并沒有絕對的好壞標準，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本國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制度，經濟全球化使制度變遷更容易發生。當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時，已有的制度框架就構成制度變遷的基礎，這會阻礙或促進后發優勢發揮作用的程度。
由上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會受到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如同任何事物具有兩面性一樣，經濟全球化也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提供了新的機遇。那么發展中國家具有哪些有利條件呢？
第一，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技術變遷的潛力，經濟全球化使這種潛力變為現實的可能性加大。按照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內生的技術進步之所以能夠保證經濟的長期增長，是因為技術進步自身不僅可以帶來產出的增加，而且可以通過外部效應使其他要素的收益呈現遞增的趨勢。但技術的取得無非是兩種途徑：自行發明和引進技術，其中引進技術包括摹仿和購買專利。從自行發明來看，由于需要較大的投入和較高的科研水平，因而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據統計，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和發展的投入占到其毛收入的10-15%，但這種研發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存在著因試驗失敗而造成的費用風險。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在人均收入、科技水平上遠低于發達國家，因而大多采用引進技術方式獲得新技術。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差距使其具備了較大的技術變遷潛力，盡管引進的技術不一定是最先進的，但較小的技術變遷也能帶來較大的邊際收益。相比較而言，發達國家技術變遷的邊際收益較小，因為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所用的技術已是最先進的，要發生技術變遷只能通過自行開發來實現，而這是需要付出較大代價的。在經濟全球化下，盡管仍然存在著技術壁壘，但互聯網和信息技術、跨國公司的投資等因素使技術的傳播擴散比以前更快，因而發展中國家更容易通過引進、學習和摹仿來改進已有技術，將技術變遷的潛力變為現實。
第二，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勞動力成本低，在國際分工中存在著較大的比較優勢。盡管發展中國家過多的人口使其經濟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但在經濟全球化下，這種不利條件也可以轉化為有利條件。經濟全球化使國際分工更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發達國家主要從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而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來滿足，這是符合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原則的。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因此，我們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發展出口型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不需要太多的資本投入，而且有利于解決國內隱蔽性失業問題和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加速資本積累速度，為經濟的起飛做準備。許多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選擇的正是這條道路，如亞洲四小龍。當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結合起來，一旦積累了起飛所必需的資金，就應及時進行產業的升級，避免陷入低水平惡性競爭的怪圈中。
第三，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國內市場，是吸引外國投資的有利條件。經濟全球化下，跨國公司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大，它們著眼于全球，尋找著各種投資機會。由于在發達國家內部，各種行業發展得較成熟，產品市場也逐漸趨于飽和，因而投資回報率呈現遞減的趨勢。相反，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各種檔次的產品都能找到市場，而且存在著許多未開發的新行業、新領域，投資回報率較高。那些政局穩定、資源豐富、政策優惠的發展中國家歷來都是跨國公司追逐的對象。
第四，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流失在經濟全球化下也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人才流失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使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缺乏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一旦發展中國家實行寬松的人才政策，創造良好的環境，人才回流又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印度軟件產業的興起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目前，全印度僅班加羅爾的軟件業年產值就達20億美元左右，約占全印度軟件業總產值的1/3，其軟件出口達8.4億美元，占全印度軟件出口的近1/3，（注：林元旦：《印度信息產業快速發展的經驗及啟示》，《經濟縱橫》，2001年第7期。）被譽為世界著名十大硅谷之一，以軟件業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已成為印度經濟的新增長點。盡管印度也面臨著人才流失，但印度充分利用了歸國留學人員這一巨大的知識儲備倉庫，創造各種條件吸引他們回國，這些人才作為技術的載體，不僅通過回國創業使印度的信息技術不斷升級，而且也有利于打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
正是上述這些有利條件，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利用后發優勢具備了可能性。
三、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的發展對策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南北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決定了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化浪潮發揮后發優勢的必要性，同時經濟全球化也為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帶來了新的機遇。那么，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怎樣
的發展對策來利用后發優勢促進經濟發展呢？
首先，重視新技術的運用，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離不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力。發展中國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對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奮起直追，才有可能后來居上。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未完成工業化的進程，但新技術的層出不窮和信息的傳播與擴散加速，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發展中國家在對信息的占有方面卻不容樂觀。據1999年1月6日聯合國技經貿易信息新聞提供的信息：到1998年底，全世界因特網用戶有1.3億人，其中發展中國家只有1000多萬戶，僅占全部用戶的7.8%，而發達國家的用戶卻有1.2億，占92.2%。在發達國家，每6.8人就有一名因特網用戶，而發展中國家每440人中才有一名用戶。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制定本國的發展戰略時，應重視信息技術在國民經濟中的應用。對傳統產業，如紡織業和鋼鐵業，通過引進和運用新技術給它們注入新的活力，如廣泛運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競爭力；對新技術革命下誕生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和生物工程等領域，由于發達國家也剛剛起步，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吸收和聯合攻關，爭取在一兩個領域獲得突破，發展成適合本國國情的主導產業，并以主導產業的發展帶動其它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其次，重視制度因素，為利用后發優勢實現本國經濟的騰飛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如前所述，制度因素在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過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變為“后發劣勢”。但同樣，一個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騰飛的“助推劑”。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除存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缺口之外，政治體制僵化，市場秩序混亂等這些制度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支撐，發展中國家想要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怎樣為本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呢？由于各國的情況各異，因而并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辦法，但各國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推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可以采取“做中學”的辦法，在改革中摸索適應本國發展的道路。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加強立法，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技術的引進和開發保駕護航。
再次，重視適用技術的引進，通過引進而帶動國內的技術開發與創新，實現引進、吸收、開發的良性循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主要體現在對世界知識和技術存量的開發利用上，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就在于能夠利用前人的知識和技術存量，引進適用于本國發展的技術，實現趕超戰略。1975年印度提出“適用技術”引人注目�！斑m用技術”指既滿足引進國為了經濟發展的技術需要，又考慮引進國生產要素的現狀、市場規模、文化社會環境、目前技術狀態等因素，而使引進技術的最終效果最大的那類技術。一般來說，引進技術的選擇應考慮經濟原則、技術進步關聯作用和技術推廣可能性標準等。當然，引進的目的還在于最終能自主開發，正如“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所揭示的道理一樣，通過引進帶動國內的技術的模仿與創新，從而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水平的整體提升。
最后，重視人才的作用，實現由引進技術到自主開發的轉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也將越來越激烈。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要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國與國的競爭最終將體現于人與人的競爭。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終是排在首位的。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能否發揮出來，還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識和技術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則取決于高素質的決策者、技術人才和勞動者。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日本、德國之所以能夠在二戰后迅速崛起，還在于它們對國民教育的重視。盡管發展中國家面臨方方面面的資金需求，面臨投資“饑渴癥”，但一定要對教育投入實行優先，因為對教育的投資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一定是回報率最高的。當然，面對全球化對人才的爭奪，發展中國家或許會有所顧慮：本國的教育機構會不會成為發達國家的人才輸出工廠，對本國教育投入的最終獲益者會不會是擁有先進實驗室和能提供優越生活環境的發達國家？的確，人才的流動是無法限制的，但印度的經驗給出了很好的回答，作為技術的載體，人才外流是一種損失，但一旦人才回流則能獲得額外的收益。發展中國家所要做的，不是如何想方設法限制人才流動，而是怎樣才能吸引人才留在國內或回國創業。這就需要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府實施各種優惠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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