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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創新論：考察地區經濟增長的新視角

時間：2023-02-21 19:33:19 稅務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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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創新論：考察地區經濟增長的新視角

鑒于新、舊增長理論過于抽象、無法反映商業模式和生產能力（尤其是技術管理能力）在推動地區增長中所起的作用，邁克爾·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競爭優勢：再造美國產業》一書（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在書中，作者借鑒新增長理論強調知識的作用、熊彼特強調創新和邁克爾·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理論成果，提出：在資源和生產結果之間，存在一個轉換過程。而決定這個轉換效率（地區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業模式、生產體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強調從能力和創新的角度來考察地區增長問題，貝斯特自稱其分析方法為“能力和創新論”(CapabilityandInnovation Perspective)。

　　貝斯特認為，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地區增長主要包括創新型企業內部過程、技術多樣化、企業間相互作用和地區專業化/產業種群變化四個環節，涉及創新型廠商、新企業、企業間網絡、產業化地區四個方面。

　　創新型企業（Entrepreneurial firm）：一般企業在市場上追求的是產品的差別化，試圖通過增加產品的獨特性來強化顧客的忠誠度；創新型企業所追求的，卻是獨特的能力，其主要方式就是推進市場機會和技術能力之間的互動過程，即企業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并借此來重塑市場。

　　技術多樣化（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借助于以下三種方式，創新型企業推動了以“追隨企業”為主體的第二波創新過程：（1）由于技術發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創新型企業基于自身對新技術發展前景的判斷，基于其自身的人員、技術和財力狀況，將其R&D投資和新產品開發的賭注押到特定的技術發展可能性上。這樣，被放棄的技術發展路徑就為其它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機遇；（2）新的市場機會可能規模太小，難以為既有企業利用，最終轉變成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機遇；（3）創新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對產業鏈上的相關生產環節和相關企業帶來變革的壓力和相應的機會。

　　企業間聯系(Inter-firm Networks)：企業間聯系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市場、日本財團（所代表的封閉系統）和開放系統（Open systems）。企業間的關系和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緊密相聯。大企業與保持一定距離的、由市場交易驅動的供應關系相對應；日本財團則與長期的供應關系相聯系，在財團內部，各成員企業間形成長期的合作關系，但不同財團企業之間卻很少直接聯系。所以，日本財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單個企業獨立完成所有環節生產活動的弊端，但它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開放系統也稱作“水平一體化”和專業化企業所組成的緊密企業群，指企業間展開高度的專業化分工，每個企業都致力于發展獨特的生產能力，并借助于網絡化協作來獲得其它的生產能力。網絡化協作是專業化分工原理在企業層次上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它與縱向一體化相對。縱向一體化通過公司內部的行政指令把不同生產活動聚集在了一起，最終演變成了阻礙變革的力量。網絡化協作借助于設計規則共享和技術界面的標準化，把復雜產品的生產變成了一個簡便的插入式生產系統，從而有效地協調了復雜產品各子系統、各技術領域技術創新的步伐和節奏，推動了產品競爭。開放系統的網絡是與創新型企業相對應的企業間聯系方式。

　　地區專業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 )：地區專業化包括地區內技術的多樣性和地區間能力的獨特性兩個維度。地區內的技術能力是創新型企業產生、發展的基礎；創新型企業發展自身獨特能力的過程，也使地區技術能力不斷得到更新。地區內技術能力多樣性的增加，促進了獨創性和創新，為“超出預料的”（unplaned）技術組合新方式和產業新種群的產生，為更加充分地發掘多種研究和生產活動的潛力創造了可能。因此，地區技術能力的多樣化對于地區產出至關重要。

　　不同的商業模式和地區創新能力緊密相聯。作者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分別考察了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福特流水線、豐田體系、佳能模式、英特爾公司所代表的五種生產體系，分析、比較了它們在生產原則、技術管理、企業間組織等方面的不同表現。

　　作者認為，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實踐的實質就是通用性。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改變了過去產品的各個零部件規格大小不一，不能相互替代的局面。通用性原則要求采用專業化的加工機器。采用通用性原則意味著要：把產品分解為不同的組成部分；按照原材料的加工邏輯重組原材料；分析機器操作的每一步驟，以簡化機器操作；與機器的生產、改造和維護商開展網絡化協作。由此，企業的技術管理活動已經不再是一次性地引進效能更高的機器設備，而是逐漸發展成為企業的持續性能力。而協調各專業化機器生產商和使用者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則是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兵工廠的視察人員經常在整個地區巡視，以發現哪些新工具和新方法可以吸納到兵工生產當中。由于法院裁決國家兵工廠及其私人承包商在生產武器的過程中可以采用任何新出現的生產工具，這就大大加快了新技術傳播和采用的步伐。專利權的開放同與兵工廠的的經常性溝通一道，促進了該地區的技術創新。

　　福特革命的實質不是人們所通常強調的通用性、流水線和規模經濟，而是生產的同步性。要使傳送帶保持勻速移動，就需要協調從生產線起點到生產線末端各個環節上零部件的生產節奏，以使恰當數量的零部件能夠在恰當的時間到達生產線。特定環節上生產節奏過快會導致存貨堆積，節奏過慢則會形成生產“瓶頸”。單個環節上生產節奏的加快不會對整條生產線的生產效率產生任何影響。因此，雖然福特采用電力技術對企業的組織結構進行了徹底改造，但福特生產線阻礙了此后對各個生產環節上技術創新成果的吸收（特別是在各生產環節技術進步速度大不相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了），導致企業組織僵化、反應遲緩。所以說，福特生產線對技術變革成果的吸納是一次性的，它僅適用于產品生命周期長、技術水平相對穩定的環境。正是因為這一點，福特對T型車表現出了固執的偏愛：“在T型車年代里，——告訴福特先生應采用一些其它辦法來生產T型車是困難的�！Ｌ匾矎娏曳磳δ呐率菍ζ噭x車系統進行微小的修改”（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p35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流水線的實質，就是借助于（生產線上）存貨的變動為工程師們指明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用機器的節奏來強化勞動紀律。但“科學管理”范式的普及、對規模經濟的追求導致美國轉向了大企業模式。這里所謂的大企業，就是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當年所定義的現代公司，它們在企業內部實現了生產一體化，按照職能分工來設置部門，借

助于中央計劃部門來協調各部門的行動。這樣，個人就被局限在了“或設計或生產、或思考或行動、或構思或實施、或為管理者或為工人”的不同活動角色之中，造成了企業內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研發、生產和管理活動的分離。大公司設立獨立實驗室（stand-alone laboratory）推廣、應用新技術的具體步驟，也反映了其遵循的是科學——技術——增長的技術發展“線性順序”模式：即首先是R&D實驗室開發出新技術、新產品；其次是負責生產設計和產品設計的工程師細化設計細節；再次是把產品設計分解為具體的加工行為、加工程序和崗位責任，并設計出相應的激勵機制；最后，把工作任務指派給工人，實施相應的激勵機制以確保完成生產任務。

　　豐田公司的“即時生產”復活了福特流水線的同步性原則，并把這一原則拓展為用同一條生產線來生產一系列的產品。為此，豐田公司采用了“單元制造”的工作組織方式。在各生產單元內對機器設備進行排列或重新布置，降低了協調整條生產線生產節奏的壓力，為“持續性改進”提供了可能。而“持續性改進”反過來又要求打破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界限，要求勞動者具備多種技能。佳能公司把研究開發活動分為兩個層次，以滿足經營單元內部開發新產品的需要和公司開發長期核心技術的需要。就這樣，通過引入自我管理的工作團隊和廣泛參與的管理哲學，日本的商業模式改變了研究、開發乃至相關設計活動的結構，把應用性研究和生產應用性研究、實驗室研究結合了起來，大大加快了其采納創新、推出新產品的速度，把壓低生產周期的競爭延伸到了多元化產品生產和新產品開發領域，使許多源于美國的技術創新（如數控機床等）在日本扎了根、開了花。但在企業間關系上，日本財團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在財團內，企業之間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關系，但不同財團之間卻是相互封閉的，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人員的交流，阻礙了地區創新和能力專業化的發展，最終被以英特爾為代表的新生產體系所超越。

　　英特爾公司所代表的生產體系是系統集成。系統集成具體包括兩套規則：各子系統的設計規則和把各子系統整合在一起的規則。復雜產品系統包括眾多復雜零部件，涉及許多技術領域。一方面，這些零部件生產的技術創新日新月異；另一方面，不同零部件生產的技術創新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當年正是為了減輕不同零部件技術創新速度不同所帶來的協調壓力，福特才把其生產線局限在單一產品生產。英特爾公司采用開放的組織架構來解決這一矛盾。借助于開放的產品架構和通用的設計規則，英特爾公司既為各專業化的生產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又保護了其從事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由于消除了生產標準各不相同的障礙，英特爾公司甚至使各專業生產商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起來。零部件設計的模塊化和快速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推動了復雜產品系統的技術進步，推動了產品競爭和新產業的發展，使摩爾定律最終變成了現實。英特爾公司的技術開發活動也超越企業的邊界，使基礎性研究、開發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英特爾公司把研究開發活動分為兩類：一類為需要借助于一體化的加工能力進行檢驗的研究，一類為不需要具備相應加工技術的程序。英特爾公司致力于前者，而后者則主要通過外包的方式，由大學研究人員來完成。通過與大學、擁有相關技術的專業化公司、擁有新技術的專業化公司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英特爾公司把扎根于不同學科、擁有不同語言體系、遵守不同運行規則的創新和技術結合在了一起，從而極大地推動產品創新的過程。

　　邁克爾·貝斯特強調指出，以開放系統為特征的高技術產業區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地區創新的動態特征，并成為美國產業的“新競爭優勢”：

　　首先，創新型企業的技術/市場動態過程導致了創新型企業的產生。新企業推動了地區的技術多樣化，而技術多樣化又提高了技術專業化和獨特技術能力的多樣性。

　　其次，開放系統的高技術產業區同時也是聯合實驗的試驗室。隨著協作網絡的形成、解散乃至重新建立，網絡化的企業群有效地參與了持續性的試驗過程。方便的市場準入和網絡化協作為技術一體化小組的形成、解散和重新建立提供了便利。

　　第三，開放系統的產業區增加了區內同時開展的實驗的數量�？v向一體化的公司有可能沿著生產鏈同時開展數項試驗，但產業集群的生產網絡卻可以同時開展數十項試驗，這樣就減少了企業在引進新思想、新創意時所面臨的困難。

　　第四，開放系統的產業區促進了設計能力的分散化和傳播。設計標準的開放和設計的模塊化把通用界面設計規則同部件設計的分散化結合在了一起，鼓勵了產品各子系統的技術創新。從地區角度看，設計能力的分散化還增加了集體創新能力、強化了產業區甚至還推動了封閉生產系統轉向開放系統。

　　第五，產業區內不同技術領域之間技術超出預料的相互融合，擴大了區內先進知識的儲備，為創新活動創造了可能性（貝斯特的分析和安納利·薩克森寧對硅谷成功經驗的總結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薩克森寧曾把硅谷的成功歸結為打破等級森嚴的層級制、模糊公司界線的生產網絡和包容失敗的社會環境。可參閱安納利·薩克森寧：《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和競爭》，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三、富有啟發性的政策主張

　　長期以來，在談及地區經濟增長時，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擴大政府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減免稅費、吸收外資等傳統政策訴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名目繁多的“跑部錢進”現象，層出不窮的稅收優惠現象，以及任意壓低土地出讓費、不計成本吸收外資的現象，與以上認識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有害的稅收和收費競爭導致政府收益下降，客觀上帶來了把人均GDP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和忽視社會全面進步的弊端。貝斯特吸納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成果，從能力和創新的角度來考察地區經濟增長，使人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其相關政策主張對于我們尋求促進地區增長的新途徑，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澳芰蛣撔抡摗钡恼咧鲝堃c如下：

　　1.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政府對地區增長和高就業負有責任，但這絕不意味著對單個企業的支持。相反，開放系統要求消除阻礙新企業產生、阻礙技術變革的種種因素。

　　2.在建立行業標準、設定行動目標、推動開放系統建設方面，產業協會和政府機構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在開放系統的地區網絡內，企業一頭致力于發展獨特的技術能力，一頭扎根于整個系統之中，從相關企業獲取技術進步的新成果。把這眾多企業的各種生產活動協調起來的是產業標準。產業標準越普遍、企業間合作的潛力就越大，就越能把更多的企業和資源卷入到生產體系當中。臺灣筆記本電腦協會有力地推動了臺灣成為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3.技能形成根植于學校、企業和政府的相互關系之中。要使技術創新轉化為地區競爭優勢和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借助于新產品概念，使上游活動、中游活動和下游活動保持同步；更要建立相應的技能形成過程，建立相應的技能基礎。比較成功的經驗主要有：（1）加強研究型大學、實驗室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及時識別潛在的技能

需求，更新教材和課程設置；（2）投資于技術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德國19世紀后半期的技校教育就是典型代表；（3）加強車間內技能培訓，提高在職員工的技能。具體如美國的業內培訓、日本的質量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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