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

《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

在民事訴訟中，訴訟公正是與當事人的地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平等就不可能體現公正。基于民事訴訟的本質所決定，民事訴訟立法應當在程序構造設計上為雙方實施訴訟行為提供充分、平等的訴求和抗辯機會，以此保障雙方在訴訟中的均衡對抗。只有法官在審判上恪守中立，對雙方當事人一視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愛與歧視，才能確保民事訴訟活動的正常開展和獲得實效。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人民法院……
1、雙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平等。訴訟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說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無論當事人一方社會地位如何，都應當平等地享有《民事訴訟法》所給予的訴訟權利，承擔《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訴訟義務。《民事訴訟法》關于原告與被告權利義務的具體規定因其訴與被訴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這種差異并不會給雙方在訴訟中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
2、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訴訟攻擊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雙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訴訟資料的權利。例如，雙方都有陳述案件事實的權利。另一方面，一方實施訴訟攻擊時，另一方則有進行防御的權利。例如，一方當事人提出主張時，另一方有反駁對方提出的主張的權利。一方提出證據證明時，另一方有提出反證的權利。不能只給予一方提出主張、陳述的機會，而不給予另一方反駁、陳述的機會。[1]無論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都十分強調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對抗，將雙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雙方均等地獲得攻防的手段。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不能僅僅停留在原則層面上，而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訴訟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01次會議于2001年12月6日通過，自2002年4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進行了具體的落實，增加了基本原則在訴訟中的可操作性，在訴訟程序上給予了當事人平等的機會，體現了訴訟平等的司法理念，有利于當事人對程序的參與，從而增加了審判活動的透明度。當事人在此種機制中享有了與對方平等的機會，增加了對取得裁判結果過程的信任度，也促進了當事人對裁判結果的接受和對案件的處理的客觀評價。
一、規定了被告的書面答辯義務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3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內將起訴狀副本發送給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¼¼被告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該條第1款雖然規定了被告提出答辯狀的時限，但沒有規定被告在此期間不提出答辯狀的法律后果，從而使該時限的規定形同虛設。同時訴訟理論之通說也認為，“答辯是被告的訴訟權利。他可以答辯也可不予答辯，既可在準備階段答辯，也可在訴訟的其他階段答辯。”[2]
正是由于現行立法對被告提出答辯狀的行為缺少應有的剛性約束，加之訴訟理論對此問題的漠視，從而直接導致審判實踐中出現諸多弊端。從我國的民事訴訟實踐來看，被告一般都不按期向受訴法院提交答辯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相當數量的被告，基于訴訟技巧和訴訟策略的考慮，不愿讓原告了解自己對起訴主張和證據的態度，從而對自己的反駁和主張作進一步論辯，以便給對方當事人一個措手不及，為其收集對抗證據制造難題。同時，“由于被告不在規定的時限內提出答辯狀不僅沒有任何不利的影響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訴訟的拖延在客觀上反而對被告有利，而對權利主張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辯狀提出期間內提出答辯狀。”  [3]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無謂增加庭審負擔，影響庭審效率，引發訴訟遲延，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他使原告一方因此喪失了作為訴訟當事人原本均應享有的對對方當事人訴訟主張的了解權，不當削弱了原告的攻擊力量，從而使其處于與被告相比顯然并非公平的訴訟境地，直接有違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當事人雙方訴訟權利平等之基本原則。為了平衡當事人在舉證上的訴訟機會，在被告已經了解原告的訴訟請求及理由時，必須給予原告同樣的機會和權利了解被告的抗辯，否則就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產生訴訟機會上的不平等。為了保證原被告雙方的平等對抗與參與，《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13條確立了被告強制答辯制度：“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屆滿前提出書面答辯，闡明其對原告訴訟請求及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的意見”。被告不僅應當在答辯期屆滿前進行答辯，還必須提出書面答辯。顯然，該條將被告的答辯定性為訴訟義務，不再允許被告選擇提交答辯狀還是不提交答辯狀。這就在立法上強化了對被告限期提交答辯狀的約束力度，使原告一方能夠及時地了解被告的抗辯要點并據此進一步做好相應的出庭準備，使得原被告雙方擁有平等的“攻擊武器”。
二、對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作了限制性規定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原告可以放棄或者變更訴訟請求”。可見，我國立法對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的期限沒有任何限制性的規定，從審判實踐看，原告通常是在被告應訴后甚至是在開庭審理中的法庭調查階段提出變更訴訟請求的申請的，而人民法院則往往是不征求被告的意見就同意原告的申請，將變更后的訴訟請求記入審判筆錄后繼續開庭。這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許多不利影響。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是其向對方提出的實體上的主張，其存在的基礎是一系列能夠被相關證據證明的事實。訴訟請求的固定是爭點固定和證據固定的前提，訴訟請求不固定，爭點和證據無法固定，法庭審理勢必受到影響，限時舉證的目的也無從實現。如果當事人增加、變更其訴訟請求，則必然帶來其依賴的事實以及相關證據的變化，從而引發舉證期限的變動。所以，在這種情形下，為了保持訴訟的順利推進，有必要將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限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以保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相反，如果對此不加任何限制，其結果，不僅是給被告的應訴活動與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許多不便，造成訴訟遲延，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到被告的訴訟權利乃至實體權利。因此，對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應當有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任其隨意變更。為此，《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4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或者提起反訴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但該規定同時考慮到有些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和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會不一致，如合同糾紛案件，當事人主張合同有效要求繼續履行，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合同無效，應當返還財產，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允許當事人在人民法院對法律關系性質和民事行為效力的認定基礎上，變更訴訟請求。
三、明確了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該條實際上是對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在舉證上的作用分擔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對于何謂“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民事訴訟法》并未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僅僅憑籍“認為審理案件需要”這一具有無限彈性、語義極為含糊且主觀色彩極為濃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必將使得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之范圍因案件承辦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4] &nbs

p;《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于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即“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作出了嚴格的限制，只有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訴訟外第三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以及與當事人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性事項，人民法院才能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該規定也明確了人民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即“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的范圍只限于三種情況：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并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并且明確規定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基于當事人的申請，人民法院不能主動依職權進行調查，法院調取的證據歸屬于申請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證據材料體系當中。這些規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操作性問題，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地位，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益和維護當事人訴訟機會、地位的平等，可以使當事人明了對證據的調查收集方式，并對其所要收集的證據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合理而充分的衡量后，將其因客觀原因無法收集的證據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以彌補其舉證能力的不足，從而實現當事人在舉證能力和手段上的平等以及舉證機會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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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
[2]  常怡：《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3]  張衛平：《論民事訴訟中失權的正義性》，《法學研究》1999年第6期
[4]  畢玉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釋解與適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法律系講師、訴訟法學碩士）
原載《律師世界》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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