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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醫療保障現狀調查
陽光下，江西都昌村民黃世輝眼里噙著淚摟緊孫兒說：“這孩子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小孫兒患的是先天性血小板缺乏綜合癥，為給這孩子看病，家里已經欠下了七萬多元的債，而以后每年還需要定期治療，醫藥費每年都要幾萬元，到哪里去找這么多錢，一家人急得年都沒好好過。像黃世輝家遇到的情況在農村不在少數，小病經常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現大病，則整個家庭陷入經濟優生優育難推廣
長期在鄉鎮衛生院工作的蔡醫生這樣對記者談道，“農民的醫療問題是一個惡性循環，不知道這個源頭在哪里。”比如，在農村許多人的病都是先天不足和兒童發育期營養不良造成的。雖然鄉衛生院經常宣傳優生優育，可是這么多年來，一點作用都沒有，有許多婦女生孩子還是在自己家里生，婦女常常留下產后婦科病，有許多農村婦女在懷孕期間仍然要參加重體力勞動，更無法保證孕期起碼的營養。同樣，農村兒童的營養不良成為普遍現象，現在許多父母把幾個月大的孩子放在家里給老人代管而自己外出打工，根本談不上優育。
醫保缺乏帶來重大疾病隱患
記者從一些農村縣級醫院了解到，許多農民的重大疾病是由于對一些“小毛病”不重視積累而成，使得一些重大疾病在初期難于被發現，而且由于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導致病期嚴重。一位主任醫生告訴記者，近年來在農村一些偶發性疾病成為普遍的常見病，比如肺癌、肝癌、食道癌等疾病發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死亡率高，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引起高度重視。他說，這些疾病只要早發現、早治療就可以控制的，而這些疾病的早期癥狀都是易發現易檢查的，而往往他們都把它當作小毛病忽視了，因為基本的醫療都難以保障，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做檢查。
一項問卷結果顯示，許多農民在遇到生病時，最多只會到村醫那去買藥，還有一些農民認為自己能扛過去，不用花錢去治，幾乎沒有人會到鄉鎮衛生院或縣里去看這些“小病”。“有些得慢性病的，只要稍控制住病情，就不吃藥了”。
另外，記者了解到，“見效快”且價格合理的藥，在許多農民眼里就是好藥，毒副作用不在他們考慮之列。一些藥品制造商和銷售商利用這一特點，常常把一些毒副作用強而短期療效比較明顯的、在城市已經禁止出售的、甚至是一些庫存積壓過期的藥品銷往農村市場，給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農村醫院格局亟需打破
在浙江一家村醫療所，一小瓶１．９元錢的萬花油賣到了１２元，過是因為人口兩三千的村子只有一個村醫療所。記者了解到，在許多縣只有一家綜合性醫院，許多縣醫院處于完全壟斷的地位，其服務和價格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對于大部分農民來說，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敢踏進縣級和縣級以上醫院的大門的，他們感慨道：“貴得可怕！動不動上千、上萬，誰看得起啊？”“住不起，不是要命的毛病，誰會去花那些錢？”。
有關專家指出，長期以來的計劃體制醫療管理制度造成了國營農村醫院格局的一家壟斷，難以與當下要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適應，這些國營醫院的人員負擔重、運行成本高、效率低下，應盡早在嚴格醫療標準的前提下，引入競爭機制，鼓勵民營醫院進入農村醫療市場。
推行醫療合作
各部門政策存在矛盾
中央政府雖然決定“恢復和重建”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但是，對于資金來源，各職能部門的觀點不一，其政策措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民政部規定，為了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向農民收取一定費用。然而，在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合作醫療”項目被視為“交費”項目，列為農民負擔不允許征收。這一政策與中央政府支持發展合作醫療的政策相沖突，致使許多地方放棄合作醫療制度的重建。中央政府需要通過公共政策解決公共問題，但是，這些政策，尤其是各個部門出臺的政策都服務于不同的政策目標，例如民政部的規定是為了重建合作醫療的目標，而農業部的政策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這兩種目標都是政府在特定時期中選擇的目標，因而發生政策措施的沖突與矛盾。
資金投入仍是瓶頸
據了解，目前，農村的醫保政策主要缺乏相應的資金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中央政府主張“舉辦合作醫療，要在政府的組織領導下，堅持民辦公助和自愿參加的原則。籌資以個人投入為主，集體扶持，政府適當支持。要通過宣傳教育，提高農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濟意識，動員農民積極參加。要因地制宜確定合作方式、籌資標準、報銷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其實，中央政府對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財政支持嚴重不足。
有關專家指出，作為政策行動者的農民無法為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承擔主要責任。由于農村的醫療保障政策缺少各級政府相應的財力支持，而社會政策又不能離開經濟資源而獲得有效執行，因此，實施農村合作醫療保障政策的重要資金來源是向農村中的廣大農民籌集。根據衛生部門的調查，目前各地籌措合作醫療基金都采取個人交納、村集體投入和政府補助的形式，個人交納占據很高的比例。因此，合作醫療能否開展就和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和集體經濟的強弱有著直接的聯系，也與個人交納基金的高低有著一定關系。但是，
根據衛生部等部門１９９７年對２９６０戶農民的調查，有近１／３不愿意參加合作醫療。農民并不是非常愿意出資建立合作醫療制度。這種行為同樣建立在農民的個人理性之上，建立在他們對該項制度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之上。
基層政府信用危機
影響農民加入合作醫療的積極性
在我國除部分試點地區和城市郊區之外，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沒有恢復和重建起來。據了解，目前，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僅占全國行政村的１７％，農村居民中參加合作醫療者僅為９．６％。有關專家分析，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農民不太相信建立合作醫療制度能給農民帶來很大的好處。因為根據經驗，農民認為在合作醫療制度存在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在集體經濟時代實行合作醫療時，社隊干部及其家屬往往多拿藥、拿好藥、帶頭欠費等，一般村民享受不到同樣的待遇。以至很多農民認為是“群眾交錢，干部吃藥”。農民沒有相應的措施保障基層政府從他們身上收走的錢，能夠用于醫療保障，這些錢很可能成為基層政府又一項亂收費，最后落入干部的腰包。因為政府以前的一些政策，已經讓農民有了類似的經歷。政府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危機。事實上，基層政府也缺乏相應的監督制度保證從農民身上籌集的合作醫療基金得到有效利用，保證用于農民的醫療保障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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