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階級流變與未來走向

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階級流變與未來走向

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階級流變與未來走向
劉雅賢
【摘要】走向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不僅具有多重自反特征，而且呈現波次效應，差異性社會應運而生。在差異性社會中，階級流變的特點是階層不斷分層化與階層逐漸階級化這兩種狀態同時發生、動態演化。這種動態的階級流變不但保持了原有差異社會的特點，甚至使差異社會有進一步差異化的風險為了更好地建設和諧社會，我們應該進一步以良序引導差異性社會，推進社會公平，限制特權，關注中產階級，改良工人階級。
【關鍵詞】自反性現代化；中國社會；階級流變
中圖分類號：B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 - 7660( 2010) 05 - 0008 - 07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更是“自反性現代化”意義上的社會危機。所謂“自反性現代化”，按照提出者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解釋，就是指現代性或現代化過程的“自我變革”和“流變”。①從工業資本為基礎的經典現代化轉入新現代化，實際上就是進入了以知識資本、金融資本為全球統治軸心、以“知識資本一工業資本”為兩極模式的新全球化時代。然而，全球資本主義在享用“自反性現代化”成就的同時也經歷了資本金融系統被瞬間炸毀的噩夢。危機也必然催生西方各國重新審視和反思各自的資本現代化模式，促使其資本形態的再創新、發展模式的重新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不僅使處在全球軸心的西方、更使處在邊緣和半邊緣的東方受到極大影響。危機對于中國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而且也是整個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正如馬克思所言：“工業較為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正是后者未來的景象。”②因此，我們需要基于中國立場、中國視域，深度研判新全球化時代金融危機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影響，深度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自反性現代化”的獨特性，以及對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的“自反性現代化”所具有的超強的回波效應，深度反思中國社會結構的流變，深刻認識當前的差異性社會，更好地建設和諧社會。
一、自反性現代化的中國特征
研判中國現代化狀況需要一個世界標準。如何劃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和階段，我們面對著“理論叢林”：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可謂“仁智互見”。例如，貝爾( Bell)提出的“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殷格哈特( Inglehart)的“傳統社會、現代化、后現代化”、貝克( Beck)、吉登斯(Giddens)、拉什( Lash)的“傳統社會、現代化、反思現代化”等標準的三段模式、何傳啟的“原始社會、農業社會、第一次現代化、第二次現代化”四階段模式等等。③但是，上述劃分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線性思維方式，因而難以說明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復雜狀況。在新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不同于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主要之點在于，她并不是按照直線發展的，前現代、經典現代性、后現代和“自反性現代化”共時多元并存，或呈現“多元狀態”。正如英國《衛報》的專欄作家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所言：“如果中國成為一個挑戰美國的世界大國，那么現代化很可能成為一條雙車道、甚至多車道高速公路，不同的現代化版本將各行其道。”①因此，不能按照西方現代化理論來簡單套用分析當下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今天，歷史上的每一種現代化都仿佛是一條彩帶，織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彩球。在新全球化語境中，中國雖然也步人自反性現代化階段，但是中國這個“彩球狀”的現代化在自反的過程中卻呈現出自身的特色。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三點：
1．中國現代化的自反不是單一自反，而是雙重自反，甚至是多重自反。
西方自反性現代化的對象是現代化指數很高的工業社會，因此，西方的自反性現代化是單一的針對工業社會的自反，即“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抽離、接著進行重新嵌合”。②中國的自反性現代化則不然。因為中國自反性現代化的對象并非是單一的工業社會，而是多元社會雜糅在一起的社會形態。在這個社會形態中，既有前工業社會，也有工業社會，還有后工業社會。與這種社會形態相對應的現代化是多元共存的“彩球”現代化。這種“彩球”現代化在自反的過程中不是單一自反，而是雙重自反甚至是多重自反。它既要對西方經典現代性和蘇聯模式進行自反，同時又要對已經取得的現代化成果進行自反，使其工業化帶來的許多進步成果逐漸轉化為對立面，重新形成一種新的混合動力型現代化。
2．中國的現代化在自反過程中，社會的差異性更加明顯。
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就一定要實行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又必然會導致人們的物質利益發生分化，使得分配和收入出現差別，進而導致社會分層，出現差異性社會。中國目前這種差異性社會是一個具有“一度兩點”特征的社會。“一度”是指差異性社會不同于同質性社會，也不同于階級對抗和沖突性社會，它是指人民內部根本利益一致或趨向一致、局部的和當下的利益有各種差異、人民仍然分成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社會。“兩點”是指同質性社會、階級對抗和沖突性社會構成了差異性社會的左右兩個邊界，而差異性社會存在向同質性社會、階級對抗和沖突性社會轉化的可能性。③隨著中國現代化多重自反的深度展開，中國社會的這種差異性特征會越發明顯。原有的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差異尚未消失，新的差異又會隨著現代化的多重自反而不斷涌現，新舊差異之間的差距也將不斷拉大。差異社會將進一步差異化。這種差異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義性、合理性，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刺激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但是，如果缺乏正確的政策引導和調整，中國的差異性社會將會有向階級對抗和階級沖突性社會轉化的風險。
3．中國的自反性現代化將按照波次效應進行。
輻射效應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特征。北京、上海經濟龍頭的發展，直接輻射到周邊區域，使其周邊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大大加快。在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中，輻射效應將被波次效應所取代，波次自反或梯級自反將逐步展開。在中國，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導致各地區的現代化水平不同。以各地第一、第二次現代化指數來衡量，中國可以分為發達地區和中等發達地區、初等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④這三類地區的現代化水平呈現出三個不同的層次，自反的時間和波次也有所不同：發達地區和中等發達地區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或基本進入工業社會，這類地區將第一波進入到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其自反對象主要是工業社會成果，自反癥候會日趨明顯，自反結果也將與西方國家類似；初等發達地區是傳統社會尚未完全轉化成工業化社會的地區，這類地區將第二波進入到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對第一、第二次現代化的雙重自反將同時進行，但占據人們主要關注力的將是第一次現代化自反的結果；欠發達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很低，這類地區將第三波進入到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并且發達地區和初等發達地區的自反可以為其提供經驗和警示，使該類地區可能越過對工業社會的自反而直接進入到下一現代化過程中。在每一波的自反中，原有的社會結構不斷被抽離，然后再重新嵌入，這個過程導致分裂與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將成為自反中永恒的主題。人們在每一波的自反中都將充分體驗“想得到的+熟悉的=新的現代性”。
二、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的
階級流變
“現代化把人變成現代化的主體的同時，也在把他們變成現代化的對象。”②在獨具特色的中國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其階級流變也獨具特色。要想看清這種變化特點，首先要對階級、階層這兩個概念有清楚認識。簡單來說，階級是政治學概念，由馬克思提出，著重強調“社會分工、生產資料的占有、財產所有制”這三個因素，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具有決定意義，往往成為劃分階級的主要依據。階層是個社會學概念，由韋伯提出，其核心內容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理解不同，因此，階層的劃分標準是多角度的，具有多樣性，沒有單一標準。在西語中，階級和階層并沒有嚴格的區分，很多理論家都用“class”這個詞來指代階級、階層。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階級”一詞容易讓人聯想到激烈的社會沖突，而階層的概念相對中性，容易被人們接受。但無論是對社會進行階級分析還是階層分析，都是為了解決如何避免利益分化過大、如何增強社會發展動力的問題。
中國在多元現代化同時并行中，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階級狀況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公有結構和集體結構被不斷消解，個體的能動性被不斷激發出來，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配置方式出現差異，單純的兩大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被紛繁復雜的階層所取代。隨著多元現代化的縱深發展以及多重自反的進行，一個新的結構——信息與交流結構——被逐漸嵌入。這樣，中國的階級流變就在兩個相互重合、相互交叉的社會結構中進行：一個是與多元現代化相對應的生產結構；一個是與多重自反性現代化相對應的信息與交流結構。
在生產結構中，受多元現代化生產方式的影響，階級階層化的特點非但沒有消失，而且階層再次分層化，種類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單一的階級、階層劃分標準都不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人們不僅要用“社會成員各自在生產過程中的位置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掌握程度”的標準將社會群體進行階級劃分，甚至更要用“社會資源”、“社會機會”對社會群體進行二次或多次階層劃分。階級被階層化、階層再次被多層化在多元現代化的進程中得到不斷演繹。
與此同時，在新嵌入的信息和交流結構中，傳統的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標準來劃分階級受到挑戰，“社會成員能否掌握新的信息和交流結構并在其中謀得一席之地”成為新的階級劃分標準。在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社會成員都力圖第一時間進入到新的結構中從而避免被時代淘汰的命運，但由于社會各成員在信息和交流結構中占據的位置不同，導致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從而使原來不斷多樣化的階層進入到新結構中后逐漸開始分類聚集，進而形成了利益一致的階級。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流變在原來階級階層化的基礎上逐漸向階層階級化轉變。如原來具有特權的那些階層很容易憑靠其政治權力進入到新結構中并處于核心受益的位置，特權階層“千人一面”的特點逐漸使其利益變得一致，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經歷也大體相似。相似的經歷、相同的利益最終使他們形成一個特權階級。原來在生產結構中出現的新階層逐漸進入到信息和交流結構中，并處于這個網狀結構的不同結點處，他們是信息積累和信息處理的核心，新階層變成了新的中產階級。原來的產業工人逐漸演化為三部分：受到技術改良的產業工人、簡單的體力勞動者、體力服務者。其中受到改良的產業工人能夠進入到信息和交流結構中，為這些結構工作或使用這些結構工作，成為新的工人階級；其他的兩部分將逐漸被排除在新的結構之外，淪落為底層階級。原來的農民也將逐漸演化為三部分：傳統的種植農、農民工、高科技農民。前者逐漸淪為底層階級，后者逐漸上升為中產階級。農民工將按照產業工人再次分為：受改良的工人、簡單體力勞動者。前者上升為工人階級，后者淪為底層階級。因此，在新的信息和交流結構中，階層階級化的結果是逐漸演變為四個階級：特權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底層階級，如下表所示：
可見，在上述兩個社會結構——生產結構、信息和交流結構——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狀況下，階級流變是階層不斷分層化與階層逐漸階級化這兩種狀態同時發生、動態演化。社會群體一方面在不斷分化、分層，一方面又在不斷聚合，形成新的階級。這種動態的階級流變不但保持了原有差異社會的特點，甚至使差異社會有進一步差異化的風險。階級差異的不斷加劇直接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其最終結果是差異社會演變成階級對抗性的社會。因此，在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中，如何避免階級差異過大、如何持續增強社會發展動力是我們現今的差異社會在未來治理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三、差異性社會治理的未來走向
治理差異社會要本著一個原則：既要保持一定的差異以保證社會發展的活力，同時又要控制好差異的程度，避免貧富差距過大造成兩極分化。在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中，根據其上述階級流變的特點，縮小階級差異、增強社會發展動力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如何保證各階級獲取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各階級在數量上如何增減才能縮小階級之間的貧富差別？三是如何防止階級利益固化？針對這三個問題，要從以下三個方向人手進行治理。
1．限制特權階層的特權，保證各階級獲取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往，中國有無特權階層是個忌諱的話題。學術界常常三緘其口，避而不談。隨著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深入探索，人們開始直面權貴、特權這個問題。在中國，“權貴階層”這個詞以文章標題的方式首先出現在國內學術刊物上是在2001年。《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1年第4期刊載了季正矩的文章《權貴階層與蘇共的腐敗及其垮臺》。該文的核心思想是闡述蘇共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蘇共黨內形成了一個權貴階層。文中指出，蘇聯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權貴階層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 5%。①此后人們開始反思中國國內是否也存在一個類似蘇聯權貴階層的特殊群體，由此拉開了人們對國內特權現象的揭露，特權車、特權房、特權醫療被公諸于媒體，人們不但直言中國存在特權階層，而且指出850萬以上的政府公務員構成了特權階層的主體。②一個基本事實是：30年來，中國自上而下的改革開放的設計者和操控主體始終是政府。根據“分粥理論”，政府公務員、特別是掌控政策變化的管理者階層在掌控利益調整政策過程中總是首先獲得“分粥”的利益，既首先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甚至擴大化，因而使自己免于成為改革的對象。在自反的現代化進程中，某些政府部門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介入市場，實現部門壟斷甚至小集團的權錢交易，輕而易舉地進入到新的社會結構中來，占有全社會的勞動成果。久而久之，這一利益分配格局不斷被固化為一種利益模式，使之上升為特權階層。這一利益格局的形成是改革和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的產物，甚至已經成為進一步自反或深化改革的嚴重障礙。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權錢交易、特權優先等已經成為中國深化改革、實施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重大問題。所以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我們應該客觀現實地對待特權階層。改革不完善的產物只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初期現代化自反性弊端只能用持續的自反性來克服。雖然在政府主導的初期漸進的改革中特權階層的合法性不斷被廣大群眾質疑，然而久而久之人們已經習慣地并接受了一部分人享有特權的這一事實。但是，廣大民眾不能接受的是特權階層特權持久固化和繼續放大，更不能容忍特權階層最后上升為特權階級。對這一現象視而不見或試圖采用簡單的手段加以消滅都是不切實際的。當前所要做的是在制度上合理地、逐步地限制他們的特權利益，使之逐漸縮小以至于消滅。所以，限制他們的特權直至最小化，防止最終形成特權階級是治理差異性社會的未來方向之一。
2．中產階級將成為平衡中國貧富差距的一個關鍵的階級力量。
正如社會學家所言：“‘中產階級’始終是一個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諸多爭議的概念。”③特別是在中國，人們對中產階級的態度20年來有了很大轉變。20世紀80年代末，學術界是從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角度開始談起中產階級。④進入到90年代之后，人們主要是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討論中產階級⑤，甚至在當時的形勢下，將中國存在中產階級的觀點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⑥，由是有了“防止在我國產生中產階級的思路”①。進入21世紀，隨著現代化的進行、社會的不斷轉型，人們開始“呼喚中產階級”②。人們逐漸關注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精神需求，特別是商業界以及IT界的人士直言不悔地指出“要賺中產階級的錢”③、要“為中產階級服務”④。如今，中產階級不再是個敏感的字眼，盡管對中產階級的定義和劃分標準不同，但是大部分的民眾已經認同中國已經存在中產階級而且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有研究指出：“我國目前的中產階級在全國占12. 1%，在城市社會中占25. 4%。”⑤盡管這個群體目前還不具有統一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取向，但是人們對這個群體的功能有了新認識，那就是認為中產階級將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⑥，所以才會有人提出要“培育”中產階級的想法⑦。可見20多年來，人們對中產階級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防止產生一呼喚一中堅一培育”的過程。這個過程除了間接地說明現代化過程中階級流變的狀況，同時也表明中產階級將成為衡量社會轉型程度的一個尺度。與此同時，學術界對中產階級的關注度也越來越大，這一點從學術期刊上相關文獻數量的持續上升中可窺一斑，如下圖：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國，21世紀之前中產階級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三年，人們對中產階級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其中研究中產階級的文獻連續三年超過40篇。從研究文獻這種明顯上升的趨勢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中產階級在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中產階級將成為觀察社會轉型程度的一個變量。中產階級數量越多，發揮的功能越大，社會的轉型就越快，就越接近完全的自反性現代化，即中產階級對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也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產階級是平衡中國貧富差距的一個關鍵的階級力量。正如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載文所指出：“如今對中國的社會穩定最嚴重的威脅是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它也許會隨著中產階級的成形而消失。”⑧所以，在差異社會的未來治理中，鑒于中產階級的重要性，國家不但要培育中產階級，而且還將在培育的過程中使其功能良性化。
3．改善階級底層人群狀況，避免階級利益固化。
在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各階級有不同程度的升降，階級之間的差異日趨明顯，這雖然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必經的階段，但問題在于階級之間貧富差距過大、階級利益一旦固化，就容易導致差異性社會中的差異沖破臨界點，跨人沖突性社會。因此，提升底層階級的生活，防止更多的人淪為底層階級是治理差異性社會的一個未來方向。
從上述階級流變的特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的自反性現代化中的底層階級主要由工人和農民中的一部分人轉化而來。要想避免底層階級數量的增加，就必須從源頭上改善對階級底層人群狀況。途徑是多樣的，其中，一個重要路徑是提前進行技術改良，特別是在那些自反性現代化癥候還不明顯的地區。只有成功地改善這一部分人群的勞動能力和素質，才有可能避免代際之間階級利益固化，這樣才能增強社會活力，使底層人群的人數最小化，最終達到社會平穩向前發展的目的。
那么，如何改善呢？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曾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在中國特色自反性現代化中，改善底層人群狀況既需要我們從本國國情出發，又需要我們充分借鑒西方社會的經驗。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改良藍領工人狀況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是日本和德國的模式。日本是通過關系性的用工合約培養對企業忠誠的工人，使得工人能夠被包容在公司的信息結構中而不被時代所淘汰。德國則是通過技術學院、集體談判、學徒制來改善底層階級狀況，通過這種對生產系統的法團主義控制使得包容性的信息結構和高度自反性的生產成為可能，同時也培養了對職業忠誠的勞動者。兩國的經驗在中國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如中國的職業技術學院、工人和大學生的實習制、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培訓，等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在采取這些改良勞動者素質的措施后，只是取得了短視的提升就業率的效果，并沒有形成一個既對企業忠誠又對職業忠誠的工人群體。那些在國有企業的工人憑靠關系性合約似乎保住了一生的飯碗，但是他們很少接受再培訓，也很少同企業一同承擔風險；那些非國有企業的工人由于工作流動的頻率較大，很少對職業抱有忠誠感。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國是多種現代化融合在一起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而每一種現代化目前都處在“半吊子”階段，故而對工人階級的改良也都處于“半吊子”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充分吸收西方改善勞動者素質經驗的基礎上，還要結合本國國情加以創新，這樣才會適應中國自反性現代化的要求。在改良工人階級的途徑上，我們既應該學習日本的關系性用工合約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培養對企業忠誠的勞動者。同時，我們也應該學習德國的技術學院模式，使得工人階級可以在高等學校一工廠之間循環動態地接受培訓和改良，如今的中國在職業技術學院一工廠之間只是單向度地流動。此外，在培訓方式上，中國政府承擔的下崗再就業培訓的確是具有中國特色，但如果中國政府能和企業合作，共同承擔企業員工的培訓，不僅可以解決很多企業無員工培訓的歷史，而且也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素質，使得勞動力的價格相對下降，從而使欲將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的那些外資企業留在中國。總之，在自反性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改善勞動者素質狀況的任務非常繁重。只有多維的、成功的、大規模的改良，中國的社會才會更加穩定，向前發展的速度也會大大加快。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建設和諧社會離不開正確地處理各階級存在的差別和問題。只有客觀認識中國的階級流變和階級差別才會更好地建設和諧社會，也才能真正做到發展成果由人們共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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