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底有多厚

關于中國人的家底有多厚

　　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是怎么回事呢？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讓小編帶大家一起了解吧。

　　中國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1

　　房子是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

　　此次調查的家庭財產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資產、房產、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和家庭經營資產。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由改革開放初的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轉變為房產和金融資產。

　　房產成為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中最值錢的家當。城市居民家庭現有房產價值（含裝修）戶均為10.94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7.9%，將近家庭總資產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轉化為家庭財產，一部分人以較低的價格購買了價值較高的原屬于國家或集體的住房，在國家讓利的前提下使個人在財產總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國城市居民戶均家庭財產為22.83萬元，大城市居民戶均財產為27.74萬元，將近小城市家庭財產的2倍。這主要是因為大小城市間房產價值的差異，大城市的房產要比小城市更有價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價值遠遠高于小城市。

　　金融資產成為僅次于房產的第二大家庭財產，戶均為7.98萬元，占家庭財產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資產主要由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組成。城市家庭戶均人民幣資產為7.37萬元人民幣，占金融資產的92.4%，這其中儲蓄存款又以絕對優勢排在了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首位，戶均5.12萬元，占人民幣金融資產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國庫券。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大約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

　　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漲船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已從十幾年前的“十元級”、“百元級”、“千元級”上升到近幾年的“萬元級”、“十萬元級”，消費品的檔次越來越高，消費周期越來越短，折舊越來越快。耐用消費品（主要指非經營性家用汽車和購買原值500元以上，產品壽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費品）在家庭財產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只占家庭財產的5%左右，戶均擁有耐用消費品現值戶均為1.15萬元。

　　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性質實現了重大跨越，由先前僅僅擁有生活資料轉變為不僅擁有生活資料，而且還擁有生產資料。城市居民戶均經營資產2.7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資于經營活動。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積累，城市家庭的經營活動又形成一定規模，從事經營投資的家庭戶均經營資產總值已達29.85萬元，其中固定資產凈值16.23萬元，占54.4%。這類家庭的家庭財產結構與非經營家庭有著明顯的差距。經營家庭除房產、金融資產及耐用消費品外，增加了經營資產，且在總資產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產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學歷的年輕家庭最富有

　　調查顯示，占調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0%。那么，什么樣的家庭最富有呢？成為富有的家庭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年齡、學歷、職業等等，調查顯示，高學歷的年輕家庭最富有。

　　戶主年齡在35-40歲之間的家庭財產最多，平均為28.20萬元。家庭財產隨著戶主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減少。

　　戶主年齡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戶主年齡　　　戶均家庭財產

　　（歲）　　　　　單位：萬元

　　35-40　　　　　　　28.20

　　40-45　　　　　　　25.87

　　45-50　　　　　　　26.83

　　50-55　　　　　　　19.37

　　55-60　　　　　　　22.94

　　60-70　　　　　　　16.23

　　70以上　　　　　　 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戶主的職業對家庭財產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戶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長，家庭財產就越多。戶主文化程度為碩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財產最多，戶均為49.94萬元；而戶主文化程度為小學的家庭，戶均財產為14.39萬元。

　　教育程度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戶主受教育程度

　　戶主受　　　戶均家庭財產

　　教育程度　　　單位：萬元

　　碩士及以上　　　49.94

　　大學本科　　　　37.29

　　大學專科　　　　30.43

　　中專　　　　　　21.21

　　高中　　　　　　18.17

　　初中　　　　　　15.28

　　小學　　　　　　14.39

　　從職業來看，股份企業負責人的家庭財產最多，為158.09萬元；其次為私營企業精英者，其家庭財產為156.15萬元。

　　戶主的職業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家庭財產　　　占樣本　　　與平均

　　戶主職業　　　　　　總額　　　　　比重　　　水平比

　　股份企業負責人　 1580877　　　　 0.63　　　　6.92

　　私營企業經營者　 1561506　　　　 1.20　　　　6.84

　　證券業務人員　　　652675　　　　 0.15　　　　2.86

　　文藝個體戶　　　　601640　　　　 0.05　　　　2.64

　　IT從業人員　　　　569884　　　　 0.18　　　　2.50

　　個體經營者　　　　513762　　　　 4.45　　　　2.25

　　銀行業務人員　　　423887　　　　 0.93　　　　1.86

　　社會中介人員　　　369170　　　　 0.20　　　　1.62

　　教授　　　　　　　358609　　　　 0.20　　　　1.57

　　事業單位負責人　　348618　　　　 1.10　　　　1.53

　　三資企業人員　　　343256　　　　 0.53　　　　1.50

　　國家機關負責人　　329475　　　　 1.40　　　　1.44

　　國有企業負責人　　325201　　　　 2.00　　　　1.42

　　娛樂服務人員　　　318720　　　　 0.10　　　　1.40

　　文藝創評人員　　　314633　　　　 0.08　　　　1.38

　　高級廚師　　　　　287645　　　　 0.23　　　　1.26

　　職業股民　　　　　261476　　　　 0.05　　　　1.15

　　工程技術人員　　　259167　　　　 4.20　　　　1.14

　　科學研究人員　　　237286　　　　 0.18　　　　1.04

　　演員　　　　　　　223645　　　　 0.03　　　　0.98

　　調查顯示，有經營活動的家庭的財產明顯高于無經營活動的家庭。有經營活動的家庭財產為64.87萬元，無經營活動的家庭財產為17.67萬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財產在100萬元以上的家庭，與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家庭財產結構有著明顯的差異：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和家庭經營資產比重明顯高于平均水平，房產比重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財產在100萬元以上的家庭其財產總量為253.45萬元，其中家庭金融資產為98.2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個百分點；房產為44.80萬元，占家庭財產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個百分點；家庭經營資產為62.8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個百分點；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現值為12.51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

　　富人大富、窮人小富

　　中國城市家庭獲得收入的方式呈現多元化趨勢，已從單一公有經濟中取得收入，改變為有相當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經濟中就業，并從中取得收入，還有一部分人開始取得非勞動收入或財產收入。人們在各種經濟中的就業結構及每個人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導致人們從每種收入來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

　　從調查結果看，中國還沒出現大規模的“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而是呈現“富人大富、窮人小富”的良好態勢。各個階層的收入都在穩定增長，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都獲得了較大輻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長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長5.4倍。

　　但各個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有差距，這一差距還有加劇的可能。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高收入群體的增長速度，而且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10%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與10%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為3.1:1，到2000年則擴大為5:1。

　　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呈現較大差距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居民收入或財富分配差距“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對效率的極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財富按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進行分配的比例越來越高，并極有可能帶來“馬太效應”；擁有較高技術或較多資金的群體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而擁有較低（或沒有）技術或較少（或沒有）資金的群體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少。

　　學會理財是當務之急

　　盡管生活越來越富裕，但中國人還不精通怎樣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錢，還不精于理財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性質尚停留在生活資料的層面。勤儉持家、量入為出的傳統消費觀念，對中國人還有著深刻的影響，居民的消費缺乏開拓性，使消費水平不會過快增長。近些年來，居民消費逐年的增長幅度總是低于收入的增長幅度，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且，從居民消費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處于下一個消費行為高漲期的準備期，即緩變期。這一時期居民消費表現為低潮，但卻大量積累資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偏高。

　　老百姓手里錢多了，卻不積極消費，投資意識也較薄弱，“儲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資方式。這一理財方式使目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不盡合理，金融資產比重過高，家庭耐用消費品比重過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增加的潛在社會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來生活不確定經濟因素的增加。原來由國家統包的一系列社會福利制度，逐漸改革為由國家與個人共同負擔，如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這就為居民家庭未來的經濟生活增添了不確定因素。為了保證現在尚不確知的未來所必須的開支，居民只有現在就盡量多儲蓄資金。今天的錢明天花，形成預期消費擴張。這也使儲蓄的性質由以前的“節儉型”轉變為現在的“儲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資產近年來快速增長，且受傳統觀念影響與風險性考慮，大多選擇了銀行儲蓄。這就造成銀行存款大幅上升。

　　城市居民儲蓄的主要目的是子女教育(36.5%)、養老(31.5%)和防病(10.1%)。把子女教育擺在儲蓄目的首位的家庭最多，反映了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隨著中國日益步入老齡化社會，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待完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未來的養老問題表示擔憂。醫療制度改革后，由個人承擔的醫療費用比例明顯提高，城市居民用于治療和藥品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長，把防病作為首要儲蓄目的的城市家庭逐漸增多。

　　在從事經營活動的家庭中，從固定資產投資計劃來看，未來幾年不考慮對其進行變動的家庭占78.0%，準備繼續追加投資的僅占19.9%，而打算減少資金占用的有2.1%。從流動資金投資計劃來看，暫時不打算作出調整的家庭占81.9%，準備繼續注入的占16.0%，而考慮將現有流動資金抽走的占2.1%。

　　中國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2

　　全國工商聯日前公布了國內第一份系統、全面的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引起了眾多經濟界和企業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從這份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民營經濟的家底已經相當殷實了。

　　已成許多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

　　全國工商聯的最新統計顯示：截至目前，我國私營企業數超過20萬戶的已有江蘇、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山東6個省市，其私營企業數占到全國總數量的近6成。全國工商聯有關人士介紹說，從全國來看，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經濟增長率就越快，私營企業數量多的6個省市，同時也是國內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的縣域經濟中，民營經濟上繳的稅收占縣級財政的比重一般為50%左右。而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非公有制企業入庫稅收超過了6成，成為當地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投資創8年來最高水平

　　來自全國工商聯的最新統計，今年1至9月，全國民營經濟中的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達到9577億元，同比增長30．3%，增速為多年來所未見。同時，民營企業為主的民間投資的方向呈現出"多元化，結構日趨合理"的'特點。國內民營經濟開始涉及重工業以及第三產業中的金融服務業、教育文化產業、新聞出版業，以及高速公路、市政工程等城市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并且創造了"組團投資"等新形式。引人注目的是，現代物流業已經成為國內民營企業進軍第三產業的新亮點。

　　數量擴張 質量飛躍

　　據全國工商聯統計，截至去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戶數12年里增長了24倍，同期個體工商戶增長了79%；民營經濟注冊資金增長了58倍，達到2．8萬億元。民營企業在總量快速發展的同時，個體質量方面也有顯著提升。根據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會員企業分析報告，企業年營業收入1．2億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達355億元；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7%，遠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長率。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宣布報告時指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增長極。2002年，內資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達到48．5%；全年國民經濟總量增長中，據估算有四分之一是個體私營經濟提供的。而在全社會七億三千多萬人的就業中，民營經濟更是占到90.3%。

　　中國人的家底有多厚 篇3

　　我國地方債風總體可控，但不能掉以輕心，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渠道收緊、不透明等因素正威脅地方債安全，亟須建立切實可行的地方債管理制度，實現真正的“陽光融資”，防止隱性債務的風險

　　風險總體可控

　　債務規模占GDP比重仍在安全線以下，不必“談債色變”

　　“衡量債務風險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沒有哪個單一標準是十分有效的，目前國際上比較認可的是比照歐盟簽訂《歐洲聯盟條約》時劃出的警戒線，即債務規模不超過GDP的60%。”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介紹，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歐盟這一警戒線已經失守，法國德國也沒能固守住60%，意大利多年負債率在100%左右，出問題的希臘在125%以上。

　　2012年，我國中央財政國債余額約為8.2萬億元，假定地方債務余額以20萬億元計，總體債務在28萬億元左右。以2012年52萬億元的GDP規模計算，債務占比為54%。如果按照動態的2013年GDP增長7.5%后56萬億元的規模計算，債務占比則是50%。因此，即使取目前媒體上關于地方債估算規模的最大值計算，我國債務規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線下，總體上風險是可控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各國情況各不相同，60%并不是一條“標準線”，超過60%也并不意味著債務危機就會必然爆發。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今年9月的統計數字，美國債務總額已經達到其GDP的73%，而這已經是削減債務后的'結果，高峰時期一度超過100%。日本財務省今年上半年披露的數據顯示，按債務占GDP的比重看，日本已經達到247%，居世界首位。但日本和美國主權信用狀況依然良好，尚沒有發生政府債務危機的跡象。

　　“有債務不一定就意味著風險，低債務也不一定就意味著絕對安全，政府借錢總體而言并不是一件壞事，而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行情況，關鍵在于防范風險的制度建設要跟上。”賈康指出，歐債危機的發生讓很多人“談債色變”，但事實上，政府性債務相對于一般的企業債、金融債等還是要更安穩一些。

　　政府“家底”較厚

　　地方政府、銀行、中央政府三道防線，可控制局部性償債風險的蔓延

　　也許還有人會問，雖然地方債總體風險可控，但是否有可能爆發局部的債務危機呢？

　　從目前情況看，由于各地財政狀況不同，確實有一些地方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

　　財政部湖北專員辦日前對武漢市地方債情況的調研顯示，2011年末，武漢市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994.47億元，相比較武漢本級政府綜合財力1058.22億元，債務率達185.64%，每天需要還債1億元。根據審計署今年6月發布的審計結果，2012年，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者達188.95%。

　　然而，對局部性債務問題，不能僅看一兩項指標，還要仔細掂量一下政府的“家底”有多厚。

　　眾所周知，稅收收入并非我國地方政府的唯一財政收入來源，至少有兩種收入至關重要：地方國有企業的收益和分紅，以及從土地出讓中獲取的收益。

　　以武漢市為例，事業單位和經營性單位，如燃氣、自來水、公路收費、政府招待所等，構成地方政府收入的持續穩定來源。通過發債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不斷加大投入，也帶來了土地收入方面的“投資回報”。數據顯示，2008年—2011年間，武漢本級政府綜合財力年均增長速度為42.69%，高出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年均24.29%的增速18個百分點。

　　放眼全國，根據東方證券對地方債問題的研究數據，2012年，地方政府資產規模為31.7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擁有的非金融國有資產13.3萬億元、非經營性資產11.4萬億元、土地儲備6萬億元、地方財政存款1萬億元。單純從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率來看，31.7萬億元的資產對比20萬億元的債務規模也是相對安全的。

　　而中央政府的情況更為樂觀，2012年，中央政府資產規模為27.2萬億元，2008年以來，資產擴張速度高于負債膨脹速度年均4—5個百分點，2012年凈資產達到16.1萬億元。

　　“我們的國家不是聯邦制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對消解地方局部風險不會置之不理。”賈康分析，如果發生最壞的情況，即某個地方出現了局部性償債危機，至少有幾道防線可以阻擋這種結果蔓延：

　　首先是地方政府維護當地金融與社會穩定的愿望和能力。事實上，地方官員償債維護金融穩定和借債發展經濟的動力一樣強烈，因為任何債務危機的發生都會影響地方政府形象和政績，一旦出現風險，地方政府會努力騰挪資金，即使“拆東墻補西墻”和變現一些資產，也會想辦法解決。

　　其次是銀行的不良貸款消化能力和風險準備金。目前各地的政府性債務中，銀行貸款是主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各商業銀行都有較完善的金融監管和撥備制度，特別是全國性的大型商業銀行消化不良貸款能力較強，通過全國性的風險準備金調配，足以應對某個地方的暫時性債務危機。

　　最后是中央政府強大的調控能力。即使中央政府不直接出手替地方還貸，還可以采取債務重組、債務延期、投入支持資金、組建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壞賬等應急手段幫助地方政府與相關銀行，這些手段在以前處置重大金融事件過程中有使用的先例。

　　不可掉以輕心

　　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渠道收緊、不透明威脅地方債安全，亟須建立切實可行的地方債管理制度

　　盡管風險總體可控，但決不意味著可以掉以輕心。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劉立峰認為，很多地方政府的償債資金主要通過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預算外收益償付，房地產價格能否持續上漲需要打個問號。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行，就將影響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益，償債能力會大大下降。

　　此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銀行貸款的持續收緊，也將影響地方政府持續借債和借新債還舊債的能力。“目前地方政府還本付息的壓力很大，新增融資需求又很多，地方融資平臺渠道被收緊后，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會尋找其他融資渠道，這就有可能滋生其他風險。”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表示。

　　專家普遍認為，防止隱性債務的風險，亟須建立切實可行的地方債管理制度，實現真正的“陽光融資”。

　　“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關鍵在標本兼治中把握‘治本為上’的制度建設，讓地方政府所有的債務都放在陽光下，改變地方政府隱性舉債的行為。”賈康認為，當前地方債務最大的風險在于不透明，只要能夠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建立起嚴格的債務審查、債務風險防控機制，不讓地方政府債務出現無序蔓延和暗中積累，整體風險就不會太大。

　　目前，審計署已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議，考慮開展地方公債制度建設，并對相關法規進行修改，以后還可以考慮由地方根據項目情況發行與之對應的市政債。

　　“其實，市場經濟本身也給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了很多融資手段，只要政府敢于放手讓各種社會資本參與其中，完全可以為公共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資渠道。”趙錫軍指出，國家一直強調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公共建設領域，如目前運作比較成熟的企業建設經營、收回成本和收益后再轉給政府的BOT、BT模式，還有采取公共私營合作的PPP模式，都是比較好的融資方式。

　　從長期看，解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增長過快的根本還在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在建立起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財政分配體制基礎上，建立嚴格的地方財政預算監管體制。

　　“當前，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進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關系，解決1994年分稅制改革遺留的后續深化改革問題。”賈康認為，在實施了“營改增”等結構性減稅的基礎上，應該逐步推進完善資源稅、財產稅等地方稅種，積極推進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在深化改革中貫徹落實，加上完善的轉移支付機制，可以緩解現實中基層財政困難、“土地財政”和隱性負債等方面的問題，尋求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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