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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
關于民工潮的研究，人們往往從經濟的視角看得較多，因為農民工的收入提高與對城市的經濟建設的作用是顯見的。其實，從文化與社會的視角研究農民工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也是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個人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過程，它涉及到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研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問題，不僅是民工潮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也對我國的城市化、現代化的實施具有現實意義。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相關涵義
什么是適應？美國社會學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移民》一書中認為：“移民的適應可以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移民對變化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做出反應。從農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這三方面的變化�！保ㄗⅲ篏oldscheider.G.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Westview Press,1983.）高斯席德強調變化和過程，傾向于把適應理解為行為本身，在變化的環境中移民們所做出的一種不斷的行為調整。同樣源于進城農民工的特殊身份，對他們來說，城市經歷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須不斷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社會心理上做出種種調節，從而順應他們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
《社會學百科辭典》中沒有適應這一條目，有與之接近的“調適”、“同化”兩詞：“即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或不同的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經過調適，產生彼此和諧的關系。人們可以通過調適，即部分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或生活習慣，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注：袁方主編：《社會學百科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同化”指“具有不同性質的人、集團或民族接觸以后，融合成新的文化單位的過程。……同化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同化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形式，其作用在于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范，但不會觸動社會根本制度”（注：袁方主編：《社會學百科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適應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同化，同化從字面上看有消極、被動的含義，適應比同化更具主動積極的意義，調適更加接近適應的本意。
《社會學詞典》中，對“適應行為”解釋是：“指個人適應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行為。個人通過社會化，明了自己的社會權利與義務，形成了與社會要求相適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性格，就會在社會交往與社會行動中采取符合社會要求的行動。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環境，就會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斷地適應環境的過程。”（注：王康主編：《社會學詞典》，山東人民山版社1988年版，第352頁。）“適應”和“社會化”關系密切。社會化與適應是一個事物從兩個方面的不同表述。社會化是從社會對人的教化的角度而言，強調的是執行社會化的各種主體對個體進行教化的過程。而適應主要地是從接受社會化的個體角度而言，強調個體在社會生活中對周圍的環境和社會化的過程的接受程度。社會化是人對社會的適應、改造和再適應、再改造的復雜過程。社會化貫穿于人的一生和社會的整個過程，適應也貫穿于人的一生。具體到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則表現為一種成人的社會化。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進入了完全不同于農村的一種生活環境，擔任了另一種不同的社會角色。進城農民工的這種生活環境和社會角色的變遷，迫使著他們進行自身調整，在經濟生活、社會交往、價值觀念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以更好的適應新的城市社區環境。顯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是他們在新的環境下的繼續社會化。
從城市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人類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邁向現代化的綜合反映”（注：鄭杭生主編：《社會學概論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頁。）。從微觀角度看，現代化是指“個人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進入一種復雜的、技術先進和不斷變動的生活方式的過程”（注：羅吉斯：《鄉村社會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頁。），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為參照的。沃思(louis Wirth)認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種，基于規模、人口密度和社會復雜性的不同，城市具有其有別于鄉村的一整套社會與文化特質。（注：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el.44,1938,pp.1～24.）英克爾斯(Alex Inkeles)認為，“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注：英格爾斯等：《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頁。）。帕克(Robert E.Park)主為：“城市環境的最終產物，表現為它培養成的各種新型人格。”（注：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頁。）城市不僅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還是一種“城市性”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滲透和影響在農民工城市化進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城市化是一個“以人為核心的，多因素、多層次、多變量的綜合概念”（注：辛秋水：《農村城市化理論研究會綜述》，《江淮淪壇》1994年第5期。）。農民工的城市化，基本的含義是指農民工進城后的轉變及對城市的認同、適應過程。個人城市化進程與個人現代性的獲得基本上是同步的。農民工的轉變是以城市為參照系的，正如傳統的變遷方向是現代一樣。
我們把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劃歸為三個層次：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這是進城農民工適應的三個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遞進的層次：進城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首先必須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獲得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經濟層面的適應是立足城市基礎的；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適應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是進城農民工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要求，它反映了進城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廣度；心理層面上的適應是屬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認同程度。新的觀念、心態和意愿這些內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變化，是進城農民工經過一段較長時期的生存環境適應的必然結果，反映了農民工參與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在心理上也適應了，才說明城市化對農民工人格的影響、塑造、提升，由農村人轉化為城市人這一社會化過程的完成。心理適應實質是被城市文化同化，完全地融入城市社會。這三個方面又是互相影響、不可分割的。
1993年農民工在流入地收入與消費結構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青年報》1994年3月8日第7版數據整理。
農民工階層適應的層次
1.經濟層面的適應。農民工的流動把
獲取經濟收入作為首要的目的。他們只要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職業，有了一份可以維持最低消費的收入，解決了住宿、吃飯等日常必需消費問題，就有了在這個城市繼續生活的開端和立足的資本。我們把進城農民工在經濟層面上的適應，稱之為生存適應。農民工的經濟層面的適應是較強的。1994年2月3月，《中國青年報》在全國8�。ǜ拭C、四川、新疆、江西、山東、黑龍江、江蘇、廣東）10地（流出地與流入地各5個）的調查，把農民工消費支出作了分析。
我們從表上可以看到：第一，農民工的主要收入均寄回了家，收入越是低的地區，寄回家的收入比重占的越多。第二，農民工自己的生存消費被壓縮到了最低的限度，這時用恩格爾系數已經無法真實反映出其生活質量的狀況。第三，富裕地區的農民工用于學習、娛樂的費用比不發達地區的農民工費用要略高。盡管近幾年農民工的收入有提高（注：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調查，農民工年均收入1998年達7407元，1999年達8048元。），但是，這種消費結構卻沒有大的變化。
農民工主要有居住用工單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租賃農民房屋三種形式居住。同其他消費一樣，進城農民工在住房方面的消費也是處于維持最低消費的狀態，減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大多數的農民工認為城市只是暫時的棲身地，這樣農民工對于住房的要求主要是滿足其休息和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對住處沒有什么奢望。只想有個能擋風避雨、存放少量物件的地方就滿足了。
農民工生活方式最大的特點是節儉性。在消費上，進城農民工基本上奉行“能省則省”的原則，除了衣、食、住、行生活必需費用，每月用于其他消費的費用極少。根據南京大學1999年農民工調查發現，進城農民工的年均收入是8048.2元，月平均收入是670.7元，月均消費為319.6元，其中，吃飯是一項最主要的開支，平均為177.9元，其次為衣物，平均為52.5元，住宿的開支為42.5元，生活用品為22.9元。交通費用為22.3元，每月用于其他方面的開支平均僅為1.5元。消費支出占收入的47.7%。另據李強研究：有75.3%的城市農民工都往家中匯了款。從匯款比例來看，將自己收入40%以上匯給家鄉的人占城市農民工總數的50%。（注：李強：《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分層》，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頁。）可見，大多數農民工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須消費之外，幾乎不花費什么錢。大部分收入用于匯回家。在城市生活中，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基本限制在“必須消費”上，對生活的要求較低，他們的生活參照系不是城市市民而是家鄉的農民，這種較低的經濟參照系的選擇有利于進城農民工的經濟適應，可以說，農民工只要找到了工作，有了基本的收入，在經濟上能夠維持城市生活的最低消費，就有了立足之本。這種適應還處于一種生存適應狀態。農民工由于需求低，在經濟層面的適應是較容易的。
2.社會層面的適應。主要指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互動的行為方式與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適應。生活方式不是純粹個人生活的形式與特點，具有鮮明的群體性。在生活方式的形成過程中，經濟條件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城鄉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進城農民工從鄉村來到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隨之發生變化，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攏，可以稱之為進城農民工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農民工進城后，最表面、最簡單的適應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模仿行為。農民工首先是從外在的形象上，如言談舉止與服飾上對城市人進行模仿。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能力很強，男青年學會了穿西裝，女青年學會了化妝。在言談舉止上，也有意無意地模仿著城里人，在與老鄉之外的人交流時，一般都會說普通話，有些年輕的農民工還學會說幾句當地話，在買東西、講價錢的時候使用。農民工情侶會像城里人一樣在大眾場合下卿卿我我。日常生活模仿是一種外部形象上的整飾，它實質上反映的是農民工觀念上的變化。城市行為方式模仿已經展示了農民工在生存需要之上的更高需求，顯示了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的主動性。
生活方式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閑暇時間的安排。在南京大學1999年調查中，有一道問題“您工余時間干什么”？（多種選擇）回答依次有10多種：打牌38%、看電視37%、聽收音機36%、聊天35%、逛街30%、看書報20%，這是排在前六位的休閑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消費支出，也能放松身心，可以說是節儉和實用的結合。其余的還有睡覺、搞衛生、干家務、找工作、上舞廳、找老鄉等。雖然城市里的娛樂項目豐富，但民工們很少涉足。農民工閑暇時間主要是群體內部娛樂或僅僅是自我消磨時光。雖然也有一部分農民工閑暇時間的利用發生了一些變化，帶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如看書報、雜志等，但對整個農民工群體來說，其閑暇時間的利用仍不具備十分明顯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農民工的業余生活是貧乏和單調的。一是農民工收入較低，對都市中動輒數十元的娛樂、休閑場所敬而遠之。二是與其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分不開，沒有精力娛樂。三是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缺少對文化消費的需求。四是缺少消費、休閑引導，農民工與當地人接觸并不多，他們的消費方式幾乎是沿襲早來一步的朋友、親戚的。農民工能夠在八小時內的工作上與城市人同步，但八小時外的生活卻與城市人相脫節。
有的農民工認識到了自己要適應城市生活，要在城市中發展，必須不斷地充實自己，通過學習提高自己的素質，并抓住可能的機會。南京大學調查發現，在城市打工的人中，正在繼續學習的人占樣本總數的14.48%。交往是要靠語言的交流，在我們對南京市邁皋橋農貿市場的一個團體個案（共141人）調查發現，有53.5%的人表示愿意學南京話，同時有38%的人不愿意學說南京話。那些不愿學南京話的人表示，自己本來就是安淮人（安徽省五河縣安淮鄉人），“根”在農村，過幾年就得回家，所以沒有必要學南京話�！俺鞘羞^客”意識造成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認識障礙。
與城市人的交往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的主要途徑。農民工的社會交往，是一種基于生存適應之上的更高的需求，是適應城市的一種較高的層次，這顯示了民工主動適應城市，在城市獲得發展的積極性。英克爾斯(Alex Inkeles)認為農民與城市接觸的經驗“也許能成為促進現代化的學�！保ㄗⅲ河⒏駹査沟龋骸稄膫鹘y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頁。），我們認為這種接觸的經驗也會帶來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的形成。南京大學調查發現，進城農民工在其打工的城市，平均擁有老鄉人數在30人左右，在農民工的內部交往中，幾乎所有的進城農民工都和老鄉頻繁交往，與老鄉很少交往的占20%，僅有0.4%的民工不與老鄉交往。進城農民工是以何種方式結交新朋友的？工作交往的占76.20%，居住地交往的占18%，娛樂交往的占0.40%，其他的占5.40%。進城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以親緣、地緣關系為紐結的，隨著城市適應性的增強，業緣關系也成了農民工進行社會交往的紐帶。另據濟南調查，在回答“進城打工后最親密的朋友是誰”時，55.7%的進城民工認為是“一同來打工的老鄉”，21.8%的民工認為是“進城后認識的民工朋友”，另有21.5%的人認為是“進城后認識的城里人”。（注：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4期。）
> 總體而言，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交往有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社會交往的內傾性和表層性兩個特點上。內傾性指他們交往的對象指向為同鄉和從其它地區來的農村人。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果出現問題，更多的是找同鄉幫忙。交往的表層性是指與城市居民交往過程中更多的只涉及業緣關系，而沒有情感上的交流。除去業緣聯系，他們之間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點，因此這種表層性的交往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質。城市中的經歷使農民工了解了城市運作的法則，懂得怎樣與城市人交往，怎樣適應身邊的事物，通過不斷的學習，在城市中立穩腳跟，融入城市社會。一般而言，來城市時間越長的農民工能結交更多的城市居民，對城市的評價越高。收入高的農民工社會交往程度較高，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民工社會交往程度較高，年齡低的農民工社會交往程度較高，與城里人聯姻或希望聯姻的農民工社會交往程度也較高。
3.心理層面適應�！爱斏鐣䝼�體或群體背景發生變化時，他們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狀態就變成為一種心理背景，而在新環境中出現的心理反應首先落在這個心理背景上。這時候，如果新環境中的心理反應同心理背景協調，就是這個社會個體或群體對新文化背景的適應。否則，心理活動不協調，就無法適應新的環境�！保ㄗⅲ亨嵑忌骶帲骸渡鐣䦟W概論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頁。）農民工的深層適應要求其內化城市的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獲得認同，在情感上找到歸宿。心理適應是進城農民工適應的最高等級，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標志。從農村到城市的農民工，在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職業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適應也隨之完成。但是他們在觀念、心態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區別或者說差距，是內在的，不容易趨同、縮小。而只有農民工完成了心理的適應，才算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適應過程。這種心理的適應直接地反映在他們對城市的認識是否正確，與城市人的關系是否融洽等方面。
農民工進城后，必然對城市與城市人作出反應，但由于工作、生活、社會交往的局限與滯留時間的短暫，他們只能從自己有限的觀察與接觸中對社會環境作出反應、作出評價，而這種評價與反應是多樣化的。在農民工對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上，有正面的評價，也有負面的抱怨。他們認為城市與農村的差異主要有：(1)生活節奏較快，時間觀念強。農村的勞動與生活的節奏較慢，時間概念彈性很大。而在城市生活中，人們的工作節奏快，時間的精確性高，并且要嚴格遵守。農民工由沒有時間制約的勞動變成了受時間嚴格控制的上下班制度，由自己決定每天做什么變成了服從安排，往往有不自由，受約束的感覺。(2)交往的形式上偏重于業緣關系，情感淡漠。在農村社區中，人際交往中帶有很強的初級人際關系的感情色彩，以熟悉與信任為交往的基礎。在城市居民中間，人們以業緣關系為主，交往的基礎是合理的自我利益。進城的農民工往往不適應這種以功利性為主的人際關系，認為城里人太勢利，不重人際感情。(3)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強。在農村社區中，社會結構簡單、新事物不多，人們按照傳統行為規則行事。而在城市中，面對錯綜復雜的人與事，面對不斷產生的新事物，傳統的知識與規則已經無法指導，需要人們具有獨立判斷的能力，才能在新環境、新情況、新事物面前作出選擇。農民工進城后，被迫學習種種城市社會的行為準則，學會各種抉擇。應該說，進城農民的社會心理是建立在對自身的傳統角色的認知和對當前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無奈認同基礎上的。南京大學調查發現：農民工認為農民與居民的根本差別是戶口的占53.9%，是社會關系的占16.9%，是穩定的工作的占11.2%，是房子的占11.2%，認為是其他因素的占6.7%。顯然，戶口仍然是進城農民工與城市產生心理認同的一條天然鴻溝。
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1998年暑假農民工調查中，對進城農民工的自我身份定位一項顯示（總體樣本388個），有40%的農民工把自己定位為“農村人”，有37%的人“說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劃歸為“半個城里人”，只有3%的進城農民工把自己定位為“城里人”。在調查中對“如果有可能，你將來想留在本地嗎？”的回答是：想留下的占44%，說不上的占25%，不想留在城里的占31%。進城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將自己定位在農民這一身份上（回歸型），相當部分的農民工存在著復雜的邊緣人心態（搖擺型），仍然對留在城市抱有希望，自我定位與理想存在著矛盾。明確將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城市的比例十分�。粜停粜蛷男睦砩险J可自己是“城里人”，對城市和城市人都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并為自己的將來而作著各種準備，整個心境總體上來說是明朗積極的，因此是適應最好的一種類型。具有這種心態的人，主要是經濟上能夠站穩或年輕好學具有發展潛力的兩部分人。這部分人為留城作積極的準備，在經濟上、社會交往上、心理上全面適應城市�；貧w型，認為城市只是掙錢的地方，自己的歸宿還是家鄉，即使有可能，自己也不愿留在城市。對于回鄉的打算和計劃，一般都很明確，如再做幾年或掙夠多少錢就回去，對回去后的出路也有考慮或安排。盡管對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偏向負面評價，但因為已經有回歸的思想準備，心理上反而比較容易穩定。搖擺型對去與留都沒有明確的打算和安排，雖然說如果可能的話自己愿意留在城市，但又覺得這種可能實在太渺茫，自己歸宿可能只是家鄉�？墒腔氐郊亦l又無事可做。因此他們常常會回到家鄉住一段時間，呆不住了又出來打工，出來也往往干不長，只能在城市與家鄉之間徘徊。從適應的角度來說，搖擺型農民工基本上沒有完成心理上的適應。他們覺得自己畢竟有了一段城市生活經歷，已經不能算作“農村人”了，應該算“半個城里人”吧，可是又處處感覺城市與自己的距離，因此只能“說不上”。這種與城市、與家鄉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覺，常常讓他們迷惘悵然。文化沖突在這一部分“邊際人”身上反映十分強烈。
適應中的障礙
在西方的移民理論中，主張同化模式的學者大多認為：跨境移民在接受國一般要經歷定居、適應和同化三個階段。移民進入接受國時，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練掌握當地語言，缺乏進入主流社會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邊緣地區設法落腳立足，以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求生。由于存在與主流社會的隔閡，移民依靠群體內部的互助互幫克服困難，由此可以形成移民小社區。在定居、適應的過程中，少數成功者可以褪盡自己的“異性”而被主流社會接納為“自己人”（注：李明歡：《20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4期。）。同化模式與我國的農民工進城的適應十分相似。同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可能完成。我國進城農民工的適應總體來說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在短時間內，進城農民工很容易完成經濟層面上的適應，然而社會層面、心理層面上的適應，卻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需要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進城農民工受到了城市文明的沖擊和影響，也感受到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這使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存在文化邊緣性的特征。農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亞生態環境，大大地降低了他們對城市的適應與認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對他們的影響。農民工階層在適應城市中的主要障礙因素有：
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志的城鄉分割制度是農民流動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適應的最大障礙。戶籍制核心一是屬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中國社會改革
開放以來，盡管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在不斷地放寬，但對身份管理沒有改變。農民有了進城就業的權利，但農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戶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醫療制度等形成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制度性障礙。這種制度障礙傳遞到農民工身上，主要表現在角色轉換與身份依舊的狀況上。角色是指社會規定的用以表現社會地位的模式化行為。角色是身份的具體體現，是社會地位的外顯形式。通常的情況下，角色轉換與身份的轉換具有一致性。當一個人獲得了某種職業，他就具體地扮演這個社會角色，隨之也獲得了相應的社會身份。但這一過程在農民工身上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角色與身份相分離的情況。從角色看，農民已經完成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轉換，農民工勞動方式由務農轉變為務工經商，勞動地點由農村到城市，由野外到工廠，勞動性質由純體力到體力與腦力結合。從角色上講他們扮演的是工人。但問題在于轉換角色通過個人努力就能夠做到，轉變身份則需要制度與社會的認同。盡管來到城市的農民工已經基本像市民一樣的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們仍然未被戶籍制度認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認同，造成農民工角色轉換與身份轉換的分離。農民工總是一群被貼上了農民身份標簽的群體。同時，農民工外出打工無論多長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土地保障既為農民工化解了他們外出時特別是失業時的風險，但也使他們無法割斷與土地的“臍帶”，土地牽制效應使農民工對城市沒有產生根本性依賴的條件，對城市的歸屬心理始終無法產生。
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這是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居民與農民兩個不同的群體第一次在城市空間的大規模的直接互動，難免產生群體性磨擦。在城市體制沒有根本改革的情況下，長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獲得的社會資源與占據競爭方面的優勢，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優勢意識�！耙坏裙瘛毙膽B實際上已內化為一種城市的市民性格，許多有偏見或歧視行為的市民，他們按照幾十年來演化的“刻板印象”來判斷事物，將農民工視作“外來人”，認為他們沒有權利享受城市的優越條件，在心理上將“他們群”視作異類，在認識上表現出偏見，在行為上表現出歧視。職業歧視、教育歧視、人格歧視這種不平等現實，使民工在心理上有受歧視感和地位低劣感，這從社會心理上形成了無形的屏障，阻止了農民工對城市與市民的認同、靠攏與適應。市民與農民工這兩大群體生存在同一空間中，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在社會心理上，農民工存在著高度疏離感，成為游離于城市的、既缺乏保護也缺乏約束的社會群體。二元社會結構導致的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的社會地位不同，歸根結底不是農民工的素質問題，而是機會不同所致。
農民工在城市構成的以初級群體為基礎的社會網絡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進城的農民工能很快適應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淪為城市化失敗者。另一方面，強化了農民工生存的亞社會生態環境，保護了農民工身上所具有的傳統觀念和小農意識，阻礙著其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大多數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類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村莊”與“城市中的老鄉”這一特殊的居住場合與社交圈，使農民工與市民減少了互動的廣度，而經濟社會地位、語言文化的差異，使農民工與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動，降低了相互溝通與交流的深度。農民工的文化適應力弱與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們固守在狹隘的交往圈，客觀上形成了社會隔離狀況，使農民工與城市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成為客觀上的“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態使農民工對城市無法產生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覺；而“過客”心態使農民工思想上對城市先進的新事物、新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動地接受，而是被動地適應。
在城市中的生活經歷正在稀釋著農民工的傳統心理和文化意識的濃度，帶來了農民工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但是，農民工在總體上對城市的適應還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僅僅是一種生存的適應，離城市同化還有漫長的距離。農民工適應城市的障礙主要不是來自農民工本身，而是來自城市的排斥力量，來自于制度與政策的因素。按照現在的城市管理政策與制度，農民工只能成為城市無歸屬的群體和事實上的二等公民。農民工階層將無法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轉化成為高素質的市民。農民工與城市始終是一種油與水的關系，我國的城市化將會受到阻礙。農民工如長期無法融入城市社會的主流文化，他們將在心理上抵御城市社會化，將會產生與之對立的亞文化，形成鮮明的農民工與市民的磨擦與對立的集團意識，成為城市不穩定的矛盾源。農民工作為個人存在著重新回到農村，成為農民的可能性，但是農民工作為一個整體已不可能再回歸農村、成為農民。恰恰相反，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將在城市長期生存下去并向市民階層轉變。這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與城市化無法回避的、必須正視的重大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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