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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文化的本質性關聯研究
人與文化的本質性關聯研究從事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明晰人與文化的關系。從文化哲學的視角來看，人與文化之間具有一種共在關系。一方面，人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質，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園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具有屬人的性質和人為的必然，文化來自于、表現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體性的張揚與展示。人的存在離不開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離不開人的存在。人與文化的共在關系使得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人類終極關懷的現實性意義。
[關鍵詞]人；文化；共在；文化安全
[中圖分類號]G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10）08-0055-04
李金齊（1965—），男，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哲學、文化安全理論和全球化理論。（江蘇徐州221116）
本文得到中國礦業大學科技基金項目（項目編號：OG061063）的支持。
人與文化的關系是文化哲學研究中的一個永恒話題。人們不斷地考量和解讀它，這既是人類的本性使然，也是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必然，更是人類不懈追求文明進步和趨向文化自覺以達到人類解放應然狀態的歷史性展示。這一展示既是文化的意義向人逐漸打開和回歸人自身的過程，也是人追問文化的意義進而追問人的意義的過程。在現實性的意義上，當我們關注文化安全這一時代課題的時候，人與文化的關系作為一個首要的在場問題需要我們明確地解析。筆者認為，人與文化是一種共在關系，即人是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存在離不開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離不開人的存在。
一、人是有文化的人
“人”,是人的世界中具有恒久性和誘惑力的斯芬克斯之謎。可以說，自從有人以來，圍繞“人是什么”、“人何以為人”、“人為何人”以及“人的認識何以可能”等諸多關于人的追問和思考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西方學界一般認為，對人性的訴求是從蘇格拉底才真正開始的。蘇格拉底不但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更是把人從與自然的混沌混居中區別了出來。雖然歷史的鏡像演繹為蘇格拉底為他的原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是，他卻為后世留下了智慧的啟蒙火種，即始終承認自己無知的蘇格拉底并不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聰明從而譏諷那些自命為智者、實為詭辯師的人，而是在于要說明：人只有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才能催動自己的思想活動去認識人的本性，而認識人的本性乃是人的一切認識的前提和出發點，是點燃人類普羅米修斯之火的內在驅動力。所以，蘇格拉底是“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以往的一切問題，在他那里，不再有一個獨立的自然理論或一個獨立的邏輯理論，甚至沒有像后來的倫理學體系那樣的前后一貫和系統的倫理學說。唯一的問題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P7）在這種“新的眼光”影響下，從亞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到帕斯卡的“人是有思想的人”;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從費爾巴哈的“上帝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到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從叔本華的“我的意志和表象”到薩特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質”……人對“人”和人的世界的認識隨著人的主觀自覺意志的提升和客觀視閾的時空擴展而逐漸明晰起來。
可以說，正是蘇格拉底問題和蘇格拉底方法的出現為人類開啟了一條自我認識的理性之路。無論這種自我認識是人類消極心理和厭世態度的外化，還是人類積極意識和奮發精神的伸張，抑或無論人類的存在與大自然相比是否渺小，對于“人世界著”的認識是否可能，是否真切，是否有價值，都從不同視角說明，人對人自身的永不停止和永無止境的追問本身就意味著人具有一種不同于他物的品性，即人既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也不是一般的單純的動物式的只有愛欲的存在物，而是一種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的能對自己的存在不斷進行自我認識、自我探究、自我創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人是一種具有獨特存在方式的存在物。我們把這種存在方式稱之為“文化”,亦即人是有文化的人，人文化著。
顯然，“人是有文化的人”不僅是指每一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具有一定文化特質的生存方式，脫離了文化的人是無法生存的，也是不存在的，而且意味著人是有文化的，人使得文化的存在具有了為人的意義而被確認為人為的必然。人只有存在和彰顯于自己所創造的文化之中，才能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彰顯人的鮮活的本己本真性，抑或人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實現本身就是人的文化特質的“顯擺”.
無獨有偶，中國傳統思想中有著與西方思想傳統相似的地方，更有著中華文化的特色，亦即中國傳統思想不僅重視人，關注人，看到了人的地位，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貫穿著“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而且突出以文教化，重在引導“人為何人”以及“人何以為人”,把對人的認識和培養具體化在一定的文化環境和社會關系之中，具體化在一定的道德實踐標準和價值判斷之上。對于前者，例如，《尚書》中就有“惟天地萬物之母，惟人萬物之靈”的說法，人被視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又如，荀子曾經把天地萬物分為四類：“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人所以貴，是因為人有“義”,人無“義”則如同禽獸，所以，“義”是中國人的品質和行為方式，是一種有別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說，中國人是要講“義”的，是要生存生活在“義”的文化世界之中，在中國，不講“義”無異于自毀其身，自取滅亡。對于后者，在儒家經典中更是比比皆是，既有“圣人”的偶像崇拜，也有“君子”的道德標準。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
這種把對人的認識與做人的標準統一起來的方法論以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把人看做是處在文化之中的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既表現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品格以及對“仁義”世界的深刻領悟，又在實踐中較好地推動了人倫與社會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璀璨的古代文化。對此，伏爾泰曾贊譽道：“中國人把天上的歷史同地上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P85）“他們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著幸福的。”（P510）雖然伏爾泰對中國的認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中華文明能夠在紛爭不息、滄海桑田的人類歷史中綿延幾千年而不枯竭、不中斷，絕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淵源。
總之，東西方文化中人對“人”的追問和認識表明：人存在于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即文化世界之中。從人與文化共存的層面上來說，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質，人的存在離不開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園和身份象征。
二、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與文化的共在關系還表現在文化是人的文化。也就是說，文化具有屬人的性質和人為的必然，即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文化來自于、表現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體性的張揚與展示。離開人的文化同離開文化的人一樣，也是不存在的。具體來說，人是文化的創造者、擁有者和守護者。
（一）人是文化的創造者
從文化人類學的發展來看，文化人類學家們不管在文化的釋義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其共同之處就是他們借助于科學方法逐漸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人本身。人既是文化的需要者，也是文化的創造者，文化總是在滿足人的需求中通過人的創造活動成為實在，文化是人的創造物，是人的本質屬性的對象化。對此，本尼迪克特曾感慨到：“除了男女老少的行為之外，任何文化特質還會源于何處呢？”（P240）
的確，人的出現為原本自生自滅、自然自在的世界增添了一種新的為人的意義和人為的圖景，就仿佛大自然一直在積蓄著力量等待著人類的到來。對于人來說，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大自然相比，“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抑或人只是在陽光中跳動著的一粒微塵。但是誰也無法否認，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是一粒具有文化創造力的微塵。這種表現了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低等動物到人類演化邏輯的最高形態的“思想”,使人類獲得了存在所必需的“第二天性”或“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在人看來，大自然只有經歷了人的耕作、洗禮和改造之后，其存在的價值和功能才能升華到對人具有積極意義的文化境界。也就是說，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不僅具有文化創造的能力，而且具有文化創造的使命和責任，抑或具有一種附加使命和責任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被黑格爾視為是“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規定的”.列寧把這種“自在”等同于“潛在”,有尚未發展、尚未展開的意思，亦即人有一個從潛在的人向現實的人、從“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轉化過程。轉化的結果就是使得原有的在人之外的世界成為人的世界，即一個“自在之物”日益轉化為“為我之物”的世界，轉化為一個對人來說意義充盈的、具有獲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可能性的文化世界。
（二）人是文化的擁有者。
人對文化的擁有不是隨心所欲、頤指氣使的占有，即從現實物化的層面看，人與文化的關系既不是奴隸時代的主仆關系，也不是封建時代的雇傭關系，更不是資本時代的剝削關系。文化不是人的對立面，不是人的工具，不是人統治、消耗、驅趕的對象，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就是人本身。所以，當我們說人是文化的擁有者的時候，只是說人是文化世界的主體，是文化世界存在的理由，或者說文化只有通過人的活動才能顯現出來，而人就是一種可以顯示文化存在的存在物。也就是說，每一種文化都必須是且必然是表現人類主體的文化，脫離了人類主體的文化既無存在的意義，也無存在的價值。在這個意義指向上，考古學的每一個發現，都是對不同文化主體在歷史上的生存方式的復寫和還原，也是在文化存在的意義上對人類歷史的述說和確認。雖然今天的人無法直接體驗到遠古人類的存在方式，但卻因文化主體的延續性和繼承性從而通過整合被確認歷史的碎片來認識和理解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實現觀念上的時空穿梭，使我們有“在場歷史”的感覺和體認。
（三）人是文化的守護者
人守護文化亦即人守護自身，反之，人要守護自身就要守護文化，人要實現生死輪回、血脈相承、種族繁衍、社會延宕就要創造文化、進入文化、尊重文化、守護文化。對此，藍德曼曾認為：人的行為是“靠人自己曾獲得的文化來支配。人如何使用和生殖，人如何穿衣和居住，人如何實踐地和倫理地行動，人應當如何言說亦即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人們使用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建立在歷史創造的基礎上。由于人是歷史性的創造物，所以人不能靠遺傳繼承。不過，人必須保存祖先造福后代的發現。代替遺傳的在此必須是純粹精神形式。這種保存的另一種形式，便是傳統。通過傳統，知識和技術如同救火線上的水桶一代一代地傳遞，而且靠典范傳達給后世，于是前輩的傳統引導著人們。”（P278）這種傳統規約著人們的行為，而人們也是在遵守這種規約中實現對文化的守護。
當然，守護不是頑固不變，不是僵死停滯，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超越的雷池，只有一種積極的動態意義上的守護才能與人實現自我否定的發展過程相適應，亦即要在堅持一種文化發展觀的基礎上守護文化。也就是說，人要守護文化，既要對自身所處文化有一個文化自覺，又要認識其他的文化傳統以及各種文化之間的異同，這對合理的社會秩序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由此，文化自覺、文化整合和文化管理就成為人們守護文化的重要途徑和方式。
三、人與文化的共在
人與文化的共在，是人與文化之間的共生共存性，抑或互動互構的糾纏性，使人與文化融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表現為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總是能在文化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與他人、物的聯系；人也總是能在自身中看到文化，看到自己與他人、物的區別。人與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隨而行。
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為了生活，人們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為了獲得這些東西，人類就要進行實踐活動。這種活動既具有自然屬性，也具有文化屬性。前者說明人的活動是一種客觀的、本能式的生存活動，意味著人與自然的統一；后者說明人的生存活動是一種文化創造活動，意味著人與自然的不同。雖然人的活動不能沒有自然屬性，但其本質又不在于自然屬性，只能在于文化屬性。也就是說，正是由于人的實踐活動同時就是文化創造活動，自然界才被人化，亦即被文化化。人的文化創造的結果必然構成人的文化世界，人的文化世界又必然影響人的文化創造，從而形成文化與人相伴而生的發展圖景。
不僅如此，人還是一種能夠自我創造的存在，人的創造性只能通過對象化的途徑來表達，而當這種“表達”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即成為或群體、或組織、或種族、或團隊內的某種統一的行為規則和具有共同性的存在方式時，就有了文化。而文化來到這個世界別無它用，其唯一的功能只是為了顯現和滿足它的創造者，也就是符合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應和人的本質能量的噴涌。
在現實世界中，人與文化是“糾纏”在一起的。這種“糾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你屬于我，我屬于你；是你創造我，我創造你；是你改變我，我改變你；是你改變了，我也就改變了。如果說，人在這種“糾纏”中處于主導地位，支配著、引導著文化，即人是文化的主體，那么，文化在這種“糾纏”中處于從屬地位，這種從屬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要按照主體的要求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種制約性，規約和規范著主體。可以說，人與文化始終處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中，既互相依賴，也互相作用；既有和諧的共在狀態，也有對立的沖突狀態。一般而言，主體發展進步了，文化也會隨之前行并促進主體的發展。反之，文化就會起阻礙作用，就會出現文化安全問題。
總之，人與文化的“共在”表明：在創造文化的活動中日益發展強大的人類只有符合文化規律的正當邏輯時才能合目的地營造出這樣一個共同世界的理想圖景。在這個圖景中，人與文化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即由于人，文化在大千世界中綻放出絢麗的花朵，由于文化，人類囊括了大千世界。人與文化的“共在”還表明：文化安全存在于人與文化的共在之中，這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只要人處在生存和發展的情態之中，只要人與文化之間是不可分割的關系，人就必須直面文化安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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