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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盧文招保守穩健的校書方法
論盧文招保守穩健的校書方法姚 麗
摘 要：盧文弨是清代乾嘉學派中皖派校勘學家的代表人物，其校書方法既不同于以惠棟為代表的保守泥古派吳派，又不同于同為皖派的戴震、段玉裁等人，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以對校為特點的博涉一派，其保守穩健的校書方法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盧文弨；保守穩健；校書方法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3-0134-02
盧文弨（1717—1795），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堂號抱經，人稱抱經先生。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坊人，余姚縣籍，其先祖從范陽遷越，明代時從余姚遷杭州，故自屬“杭東里人”。盧文弨身歷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乾嘉學派中皖派校勘學家的代表人物。
盧文弨在學術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三方面：校勘學、金石學和目錄學。其中，在校勘學上的成就最大，也最有代表性，堪稱一代校勘學家。他的校書方法以保守穩健為特點，突出表現在他強調一書的校勘要廣采眾本，詳細對校，但除對校之外，他還廣泛地采用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一、對校法
盧文弨校書采用最多也是最顯著的校勘方法就是對校法。對校法是用同書別本互校的校勘方法。進行對校法，首先要廣泛搜集同書別本。別本，包括手稿、古抄本及各種刊本。在這些本子中選擇一本錯誤較少的本子作為底本，然后用其他本子校勘。
盧文弨在《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后》中提到他得三宋本進行對校，此三版本分別為：“此本實從宋刻……得之母舅張段甫先生”；“吳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涂者”；“又有宋紹熙間贛川曾集本”。盧文弨于是“兼得兩宋本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即以一本為底本，另兩本為校本，且對其他兩宋本進行了簡單的評價：“朱氏所臨宋本，當出于湯文清……湯本不可見。……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1]。
盧文弨校《新書》，用兩宋本、一明刻本對校。其在《書校本賈誼新書后》中說：“近借得前明兩刻本……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訛脫處亦致不少。……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義不能盡得，其間有為后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盧文弨“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成果自認為是挺大的：“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由所因則易見功也。”但其態度還是謹慎的：“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2]
盧文弨校《九經古義》，用一抄本和一刻本對校，對校之下，皆成善本。其在《題九經古義刻本后》中說：“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抄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訛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3]盧文弨校《呂氏讀詩記》，在《呂氏讀詩記跋》中詳細記載了其校勘過程：“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湘）從嘉靖間舊刻抄補足之。余即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為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為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間本，頗多脫誤。”[4]在有宋本的對校下，才發現原來認為完善的書頗多脫誤。可以看出盧文弨對宋本是極為重視的。
盧文弨在校刻《白虎通》完畢之后得一宋本，仍不辭勞苦，再加以訂正、補充。他在《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中提到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即一二誤讀，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假思索而徑改矣。……洵乎舊本之為可貴也。”[3]
盧文弨在校勘的具體實踐中也以宋本為校勘的依據和原則，如在《重校方言》中對對校法的大量應用就顯示了這一特點，在他所作的校勘記中分別有以下數條可以明顯看出他所用的是對校法：
卷一
第19條：“延，永長也”，考宋本亦如是。
第21條：“嘏”舊誤作“暇”，今從宋本改正。
卷二
第3條：“秦有”二字，各本脫，從宋本補。
第12條：各本作“獸”，許求反，家畜也，今從宋本。
第16條：“齊魯宋衛”宋本如是，各本作“齊衛宋魯”。
卷三
第9條：俗本作“鈐鐃”，今從宋本正德本，“間”各本作“郊”，今從宋本，“徒合”從宋本，俗本作“大合”。
第12條：“音”俗本作“音聊”，今從宋本。
卷四
第7條：“息勇反”俗本作“錯勇反”，今從宋本。
第18條：“所交”正德本作“千苕”，今從宋本。
第20條：正德本“於”作“央”，今從宋本。
第27條：宋本無“所著上”三字，《玉篇》有，又“音但”二字各本在注末，宋本亦無。
第42條：“於怯反”，俗本作“於法反”誤，今人宋本正德本改。
卷五
第31條：“聲轉也”俗本作“轉聲耳”，今從宋本正德本改正。
第34條：宋本正德本“篷”作“蓬”。
從以上盧文弨所用校對法的條目可知，盧文弨校書博采眾本，但其中的規律是用宋本同諸刻本對比校勘，其中90%以上是根據宋本來改正諸刻本。
因為每校一書都要博采眾本，為了求得好的版本、尤其是宋本，他往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等待和尋覓，一本書的校勘過程有的長達數十年。如他在《儀禮注疏詳校自序》中說：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韜甫先生講學于湖上之南屏……余館于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恒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匯眾解而研辨之，于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于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為。……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以褒然成書，因得縱觀焉。嘆其精鑿，實有出于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抄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于此經，其萌芽實于是乎始。……庚子入京，晤程蕺園（晉芳）太史，言于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為之甄綜而疏通之。……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訛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于是發奮先為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后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靳勝于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系之。……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為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后人知而正之，誼也。……余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余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5]。
可見，從盧文弨剛剛接觸此書到他有意校此書的萌芽期，再到以眾本校過此書后，盧文弨自信此書的水平不亞于前人，其間，此書的校勘過程長達五十余年，盧文弨可謂一生致力于校勘。
二、他校法
他校法是用他書校本書的校勘方法。所謂他書，范圍是很廣的，如內容相近的同類的書，本書有引用他書的，或他書有引用本書的，或同記一事的。這些都可以用來做他校的資料。盧文弨也善于運用此方法。如：《冠子》一書，盧文弨一生校勘過三次。他在《聚珍版本冠子書后》中說此書：“陸農師注《冠子》，余以為說書其后矣。”這指的是乾隆二十五年，四十四歲時所寫的《書冠子后》。“今年鮑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贈余，余覆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前兩次的對校并沒有發現問題，但在他校之下，看出了問題：“其《博選編》云：‘樂喈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喈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喈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籍咄’，不謂‘樂喈苦咄’也。”[2]在他校之下發現，兩本同處，仍有問題。
又《王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是”。因《公羊傳·僖公十六年》作“是月”。陸德明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而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盧文弨于是說：“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尚與唐時本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后人將反以為‘提月’為誤矣。”盧文弨以他校的方法，用徐堅的《初學記·晦日條》證明了陸氏所根據的《公羊傳》為正確[2]。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書校本書的校勘方法。在沒有同書別本可以對校的情況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種好方法。根據本書的上下文文意、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詞句等，校勘本書的錯誤。
如盧文弨在《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中提到他根據“施於年者謂之延，施于眾長謂之永”的原文來推斷其應為“延，永長也”的過程。戴震校《方言》時認為“卷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于年者謂之延，施于眾長謂之永。……近但據李善注《嵇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為誤。”戴震是用他校法證明此處應為“延，長也。”而盧文弨認為戴震所引的“卷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于年者謂之延，施于眾長謂之永。”是《爾雅》疏之誤傳，他在《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中說：“夫善此注特引括施于年者謂之延意爾。《爾雅》疏始誤以為即方言本文。……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即當云‘永，眾長也’而后可，不然，兩句復沓，文義殊未安。”這里，盧文弨根據上下文句式的一致性判定，若不使語義重復，就應當為“延，永長也”。
四、理校法
理校法是以充足理由為依據的校勘法，也稱推理校勘法。它的主要特點是從文章義理、同詞習慣、行文體例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察、分析推理、得出結論，所以有人認為：最高超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盧文弨運用此法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使用。因此在他的校書實踐中理校法也是運用得最少的。但這不代表他沒有用過。如盧文弨在《王厚齋詩考跋》中說：“毛詩今所傳亦有訛，如‘朔月辛卯’，今皆訛為‘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訛為‘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訛者，余恐后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4]盧文弨認為后人用自己所處語言環境的用詞法臆斷先朝古詞元文，是一種無意識的以訛傳訛的錯誤，但已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為了保持古書原貌，有必要恢復舊詞。
五、多種方法的交互使用
盧文弨校書時，經常將數種校書法交互使用，以增其說服力，他在《書北夢瑣言后》中說此書：“紀唐及五代近世……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盧氏，得葉石君抄本……以為優于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即盧本亦不免也。……余十數年前偶翻《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于兩本之外者。”[7]盧文弨因此書記稗史自成一家，于是先用葉石君抄本和商氏《稗海》中本作了對校，后來又用《太平廣記》進行他校，又有所收獲。此篇校勘中就并用了對校法和他校法。
而且，越是重要的古籍，他運用的校書方法就越多。如在《重校方言》中，他就并用了前四種方法。例子很多，在此不加贅言。
總之，盧文弨的校書方法偏重于對校，可以說開辟了對校派的先河。在諸多版本中過于崇尚宋本，因宋本中多善本，因而校勘中多以宋本為準，其校勘風格因而以保守穩健為特點，甚至有點謹小慎微，難以有獨創之見。但是他豐富的校勘學思想、嚴謹的校書方法、眾多豐富的校勘經驗，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參考文獻：
[1]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13卷·跋六·尹河南集跋[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10卷·跋三·書呂氏春秋后[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12卷·跋五[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8卷·跋一[M].北京：中華書局，2006.
[5]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3卷·序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6.
[6]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20卷·書四[M].北京：中華書局，2006.
[7]盧文弨。抱經堂文集：第11卷·跋四[M].北京：中華書局，2006.
[8]盧文弨。重校方言[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戴震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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