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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華夷之辯雜論歷史論文

    時間:2022-08-17 13:28:52 歷史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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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華夷之辯雜論歷史論文

      一、華夷之辯的“華”的意思

    先秦華夷之辯雜論歷史論文

      華夷之辯又可以稱為夏夷之辯,主旨就是華夏族和夷族的區別。

      “華”和“夏”指的是華夏族。“華”和“夏”有“華夏族”之意,這是后起的意思,那“華”和“夏”的本義是什么呢?歷來的學者認為“夏”的本義有二:一是地名,一是華美之義。

      禹受封為夏伯,根據孔穎達所注的〈尚書〉“顓頊以來,地為國號”,因此在禹子啟建立夏朝時,便沿用此|“夏”號,金景芳說:“夏也叫做大夏,原為地名,自啟憑借父禹的基業奪取政權在這里建立了以華夏族為基礎的奴隸制度的國家后,才變成歷史上的一個朝代的名稱”。這樣以居住地為姓氏或是部落名稱的例子在上古時期很多,如顓頊因初居高陽,而稱為高陽氏,帝嚳曾因初居于高辛而稱為高辛氏,堯因初居于陶后又居于唐,而稱為陶唐氏或稱為唐堯,舜因初居于虞而稱為有虞氏,夏的情況亦是如此,夏朝的這種朝代的命名方式表明了夏時血緣關系的沒落和地緣關系的建立,夏朝的建立不再以血緣也就是不再以血統為基礎,而是以地理位置和文化的差異來編制和劃分國民。

      《爾雅,釋詁》曰:“夏,大也。”《尚書》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尚書》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則為又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從上面的可以看出,“夏”的意思是“大”或者“大國”的意思。這些都是因為夏朝的建立后,夏國無論是在管理的人口和管轄的區域和文化方面都非其他的方國可比,“夏”的含義也就由原來的“夏地”變為“大”或者“大國”。

      《禹貢》云:“羽畎夏翟。”這里的“翟”是雉名,“夏翟”即五彩之旌旗;《周禮。天官》:“秋染夏。”賈公彥疏:“秋染夏者,夏謂五色,”這些“夏”的意思均為“華美”的意思。

      關于“華”的本來的意思,有如下的記載:

      《詩.周南.逃夭》:“灼灼其華。”《淮南子.時則訓》:“桃李始華。”這些“華”都是“花”或者“開花”的意思。

      在古代,“華”同“花”,“化”同“花”,“華”又同“化”。

      “化”為何意?《華嚴經.音義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謂之化”,許慎釋“化”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華”同“化”,也就是說“華”有教化的含義,教化則必然要和“文”聯系到一起來,“華”其實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華”同“夏”,“華”和“夏”的意思可以通用, 所以,“華”,“夏”,“華夏”,“中華”的意思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義釋義》有言:“中華者,中國也,親被正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這里對中華的解釋很精辟,把是否自屬中國諸華夏族,是否屬于中華的標準定義為是否“親被正教”也就是是否奉行中華文化傳統,一言以辟之,無論是何族,只要繼承中華文化,也就可以成為中華成員,亦即成為華夏族。

      二、華夷之辯的“夷”的意思

      早在殷朝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夷”的記載。甲骨文“尸”“兒”就是“夷”,郭沐若說:“甲骨文1183片,‘貞尸方不出’,尸方者,夷方也;甲骨文1130片中的‘伐兒方’,兒方當即夷方。”許慎的《說文解字》對“夷”的解釋是:“夷,平也,從大,從弓,東夷人也”。

      “夷”原是華夏族族對非華夏族民族的統稱,這個“夷”意是廣義上的“夷”,從《禹貢》,《詩經》,〈淮南子〉等文獻中可以看出只要是不同于華夏族的民族,不管是在什么方位都統統以“夷”來稱呼,如《尚書.大禹謨》:“無殆無荒,四夷來王。”《淮南子.愿道訓》:“禹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鈉服。”《毛詩正義》:“幽王時,四夷交侵,中國皆叛。”這些“夷”均帶有“四”字,則“夷”者是四方非華夏族的統稱。從西周開始,“夷”又多指東方之民,即是“東夷”,這個是“夷”的具體化。

      史料上具體的非東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書紀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詩.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傳注疏》:“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統稱,非僅指東方之民族,周朝有“東夷,北狄,南蠻,西戎”之說,這個時候的“夷”又演變為有專指東方的非華夏民族之意,這個是狹義上的“夷”,但是廣義上的“夷”仍繼續沿用,直到現代。

      三、“華”和“夷”的區別

      關于“華夏族”和“夷族“的民族特征和區別,史料為我們提供了很詳細的記載。

      《禮記.王制》:“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從名稱(夷狄戎蠻中國),方位(五方),飲食,服飾,居住等方面指出中國夷狄戎蠻的特征和區別。文中的“雕題”是指刻其肌膚以丹青涅之,和“文身”差不多,“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方人不穿鞋子跣足的反映。

      《左傳》襄公十四年,諸侯會于向,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摯幣不通,語言不達。”

      《淮南子 .墜行訓》:“東方,其人兌行小頭,隆鼻大嘴鳶肩企行,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修行兌上,大口決齜,早壯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僂,修頸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獸而壽,中央四達,其人大面短頸,美須惡肥,惠圣而好治。”從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地域上華族大體上居于中華的中部,夷狄戎蠻基本上居于諸夏的四方,“華”和“夷”無論是在文化,語言,風俗,飲食,服飾,甚至是在人形方面都有著非常明顯的特征和區別。

      四、華夷之辯的內容

      史料中關于華夷之辯的內容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諸夏一體的意識。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國從夷狄,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春秋左傳正義》齊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這些其實都是要明確諸夏諸國乃一體,諸夏國家之間應該不分彼此,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扶持,相親相愛。西周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正是夷狄戎蠻勢力壯大,影響到諸夏發展生存的時期,華夏族面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的非華夏族的入侵。周王室的東遷,就是在狄戎滅亡西周的形勢下的不得以之舉。這個時期,北方的山戎活躍于我國的北部地區,并且深入于今天的山西,河北中部以及黃河以南,和中原諸夏頻繁戰爭。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鄭,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齊,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衛,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滅溫。南方自稱“蠻夷”的楚國也北上中原與諸夏爭奪霸權,相距滅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許多諸夏國家,春秋時期諸夏在這種受到四方民族,特別是來自北方和南方的異民族的壓力下,許多諸夏之國和諸夏之民和諸夏之地亡于夷狄戎蠻,諸夏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在和夷狄的交戰中得到強化,“華夷之辯”就是在這種民族危機的形勢下不斷豐富深化。

      其次是貴“華”賤“夷”,以“華”為貴,以“夷”為賤,貶低蔑視非華夏族的民族。

      《論語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記正義》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

      “華”貴,“夷”踐,是“華夷之辯”中的主要內容,“華”貴“夷”踐,其實就是以華夏的文化,禮儀制度為貴,貶“夷俗”,確立“夷”必須從“華”的觀念。

      再次是“要服”“荒服”之制。

      周穆王時祭公謀父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亨,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亨,歲貢,終王。”“要服者貢”就是向周天子貢獻物品,“荒服者王”就是要承認天子的統治地位,所謂的“終王”即每代戎狄之君繼位,要朝見周天子,周天子新王繼位也要覲見,以表示對周天子的臣服關系。如夷狄之君未按照周天子指定的“要服”“荒服”規定做,周天子就“修名”“修德”,即以尊卑職貢之分和感之以德,使其來貢來朝;“修名”“修德”仍不來者,就要“修刑”,就是要以武力戰爭來“刑誅”,甚至要滅其國,亡其民。

      五、儒家的華夷之辯

      讓我們來看看先圣是如何看待華夷之辯的: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也就是說, 夷狄到了中原地區,習用了華夏文化習俗,他們就成了華夏族,而中原華夏族如果進入了邊遠地區,習用了夷狄的文化習俗,他們就成為了夷狄,是夷狄還是華夏不在于血統,而在于所習用的文化,就是說華夷之辯不是血統上的區別而是文化上的差異。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這樣的民族區別的觀念,進一步提出“中國圣王無種說”,認為中國的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有志氣有才能,都可以統治中華成為圣王正統,他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強調要“以華變夷”,反對“以夷變華”這里的“變”是“改變”的意思,就是要用華夏的文化禮儀制度來改變四夷的文化禮儀制度,把四方之民納于華夏文化之下,化“夷”為“華”,也就是主張民族同化融合。

      六、華夷之別非血統之別乃文化之別

      華夷之辯也就是華夷之別,華夏族和四夷之間的區別不是血統上的區別乃是文化上的不同。原本是夷狄戎蠻民族,在和華夏族接觸的過程中習用了華夏的文化禮儀制度,從而認同華夏族,就會轉變成為華夏族,這個就是由“夷”變成“華“;原本是華夏族的因為僻處四方,和中原諸夏不相往來,習用諸夷狄的文化禮儀制度,就會給排除出諸夏之列,不在以華夏族來對待,這個就是由“華”變成“夷”。因此無論血統本來是“華”還是“夷”,只要習用華夏族禮儀,就可以成為諸夏;只要屏棄了華夏族之禮儀,就可以歸之為“夷”。

      觀之前面的“華”“夏”“夷”的意思與華夏族和夷狄戎蠻的民族特征和區別,可以看出華夏族和其他非華夏族的區別其實是以文化為基礎,不是以血統來區別,“華”者,化四方民族也!

      民族的定義是“具有相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表現在共同的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質的人們共同體。”觀察民族形成的歷史,形成民族的首要條件就是以血緣(血統)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的瓦解,因此民族的根本性是文化,“華夷之辯”實質就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高低之辯,非血統之辯。

      先秦和隨后的史料中關于“華”變成“夷”的記載頗多。舉其要者由“華”變成“夷”:

      《史記.五帝本紀》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驩兜,三苗的族屬歷來多有爭議,但是共工和鯀的族屬,則多認為是華夏族,共工和鯀原為華夏族,后來因為共工和鯀及其部分后人因為戰爭失敗的緣故(流,殛)僻處于于四方,不和中原諸夏相往來,棄華夏禮儀不用,習用諸夷之文化,由“華”變成“夷”。《史記.匈奴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桀崩,其子淳維妻其眾妾,遁于被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日盛,曰 獫狁

      《魏書.序紀》云:“后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以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為拓,謂后謂跋,故以為氏(拓拔氏)。”

      七、從楚國民族認同來看“華夷之辯”

      按照中國的史書記載,楚人原為華夏族,但是在春秋時期,根據當時的記載,楚國人多認為自己是蠻夷,不是華夏族,到了戰國時期,楚國人才又再次認為自己屬于華夏族,從史料的記載來看,則楚國經歷了由“華”變成“夷”,再由“夷”變成“華”的過程,這也為我們提供了華夷之辯乃文化之辯,非血統之辯的依據,即是,華夷的區別是文化,不是血統。

      1,楚國的來源是華夏族。關于楚人的來源,中國的史料都一致認為楚人乃黃帝之后,尤其以《史記》的記載最為詳細。

      《史記》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因其能光融于天下,故命之為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繼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羋姓,楚乃其后也,周文王時,季連苗裔鬻熊事文王,成王時,封鬻熊之后熊鐸于荊蠻之地。”

      從以上的記載來看,則楚國從血緣關系上而言是屬于華夏族。

      2,西周春秋時,楚國在民族認同上已由“華”變成“夷”,民族屬性已是南蠻,這個時期,楚國又多稱為蠻荊,荊或者蠻。關于楚國自己認為是蠻夷和中原諸夏認為楚國是蠻夷的記載,春秋和戰國初期的史料頗多。如《詩.采豈》曰:“愚而蠻荊,大國為誰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服。”

      周夷王時,楚君熊渠興兵伐庸和揚粵,至于鄂,自以為乃“蠻夷”,“不與中國之號溢”。

      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周恒王是四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也。”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叛,或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我號。”

      楚文王六年(公元684年),秋九月,《春秋》云:“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楚國也;獻舞,蔡侯名;以獻舞歸,即是蔡侯為楚國俘獲而去。孔子云:“何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孔子認為楚國乃夷狄之國。

      《史記.楚世家》:“楚成王六年(公元前671年),楚使人獻周惠王,惠王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周王室亦認為楚國乃夷也。楚成王十六年(公元656年),楚與齊盟于召陵,《春秋公羊傳》云:“楚有王則后服,無王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39年)秋,《春秋公羊傳注疏》云:“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宋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會往。”

      《國語》云:“楚大夫王孫圉聘于晉有言‘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從這些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在春秋時期,不僅諸夏國家把楚國當成蠻夷,不屬于華夏族之列,楚國的君主和大臣也都把自己當成是蠻夷。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民族認同,主要是因為楚國的國土在蠻夷之地,楚國即使原來在血統上是華夏族血統,但是因為封國于荊蠻之地,僻居于南方,與當地的“南蠻”“荊蠻”民族有教多的接觸,其國四周均是蠻夷之人,其統治的國民也多是蠻夷之人,在這種的地理大環境下,語言,文化,禮儀制度,習俗等各個方面深受當地的蠻夷之俗所影響,慢慢地同化于當地的蠻夷。

      3,春秋末期開始,楚國的民族認同開始發生變化,掀開了由“夷”變成“華”的過程,這個時期,關于楚國的族屬記載的史料有楚莊王時,楚大夫曰:“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中國所不能用也。”楚國開始把自己和蠻夷戎狄區別開來。

      《韓詩外傳》云:“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荊(楚),荊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

      從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楚國已把自己當成中國之人,認為自己是華夏族,開始把自己和蠻夷區別開來。到了戰國時期,記載楚國自己認為是中國之民,屬于華夏族的記載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列舉。之所以有有這樣的一種民族認同上的改變,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個時候各國之間的戰爭不斷,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和了解也在不斷地深化,楚國通過戰爭的方式兼并了淮水流域的眾多的諸夏國家,和諸夏的文化的交流也就隨之擴大,特別是從楚莊王北上和中原諸夏國家爭奪霸權,華夏的各種文化禮儀開始大量地影響楚國原有的蠻夷文化,楚國的民族認同也就開始了由“夷”轉變為“華”的過程了。直到最終認為完全華夏化。

      從楚國的由“華”變成“夷”,再由“夷”變成“華”,我們可以認識到,民族的認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決定民族屬性的本質東西是文化,不是血統。不同血統的民族,可以通過文化因素同化融合為一個民族,同一個血統的民族也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民族的同化融合,變遷分化受到文化的決定性的影響。民族的根本性和認同主要決定因素是文化。

      綜上所述,“華夷之辯”其實就是“居夏則為夏,居楚則為楚,居越則為越。是非天性,乃積糜使然也。”這個就是“華夷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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