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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中國春秋以前屬貴族階級嗎？
——《辭海》“士”條獻疑
《辭海》“士”條釋7說：“商、西周、春秋時最低級的貴族階層。”《辭海》是中國學術界最有名的工具書，受其影響，整個中國學術界都持此說。不過，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特提幾點商榷意見。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此說與其“士”條釋1有矛盾。
《辭海》“士”條釋1說：“男子能任事之稱。《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男子能任事之稱”，就是說，士是能勝任某一工作的男人的通稱，而這個“能任事”的男子，不專指貴族，也包括平民男子。從“士不可以不弘毅”看，這個包括大量“能任事”的平民男子在內的“士”，其歷史時代當在春秋。因為《論語•泰伯》中的話為孔子之言，孔子乃春秋后期人，所以，他所說的“不可以不弘毅”的士，至少是春秋時期的士。由此可見，士的內涵在春秋時期就包含了“能任事”的“平民男子”，怎么能說只是“最低級的貴族階層”呢？
二、此說與現存的史料相左。
研究歷史上某類人物的身份或地位，史料至關重要，如果漏掉了某些關鍵史料，這種研究很難具有科學性。關于士在春秋以前的身份或地位，《國語·齊語》有較明確的記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這里就明確提出了士是平民，也就是“四民之一”。管仲是東周初期人，他這里所謂的“昔圣王”之“昔”，當指東周以前，至少是西周時期。可見，士在西周即有平民內涵，與《辭海》“士”條釋7的“最低級的貴族階層”說亦有矛盾。應當指出，士在古代為“四民之一”，《辭海》是有說明的。如《辭海》“士”條釋3說：“古為四民之一。《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又《辭海》“士民”條說：“古代四民之一。《轂梁傳•成公二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但《辭海》所引的史料在時間上較遲，一為東漢初期的《漢書》，另一為戰國后期的《轂梁傳》，漏掉了時間較早的《國語》，這就將士為“四民”的歷史局限在了戰國、秦、漢時期。《辭海》的這種做法欠妥。
三、此說與其“貴族”條釋義不符。
《辭海》“貴族”條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中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在封建社會……貴族是具有世襲爵位和領地的各級封建主的統稱。……中國古代有公、侯、伯、子、男”等。可以肯定，《辭海》對貴族的釋義基本正確，但它對中國古代貴族的舉例未提到士。可能有人會說，《辭海》“貴族”條沒有舉稱士為貴族，不等于士不是貴族，關鍵要看士是否具有貴族的本質特征。筆者對此極為贊成。我們從《辭海》已知：貴族享有政治、經濟特權，具體來說，就是有“世襲爵位和領地”。《辭海》“士”條釋7在證明士為貴族時說：“《書•多士》：‘用告商王士。’又《酒誥》：‘厥誥毖庶邦庶士。’春秋時，士每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等。應當指出，這里的周王或周公“用告商王士”、“厥誥毖庶邦庶士”，就像趙太爺叫阿Q“滾開”——不能說明就是趙太爺認阿Q為同宗一樣，不能說明士在商、西周時是貴族，因為它根本未涉及貴族的本質特征。“士每多為卿大夫的家臣”，說明只是個別的士是卿大夫的“家臣”，而“家臣”只是一種與貴族關系較親近的“臣仆”，不是貴族爵位，不能作為確認其貴族身份的依據。“有的有食田”，說明只是極少數士“有食田”；士“有食田”又是春秋后期晉國改革以后的情況，如《國語·晉語四》說：“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食田”不是“貴族領地”。要知道，貴族領地是“授民授疆土”，既包括可耕地，也包括山川河流，還包括土地上的民人，而“食田”僅是可耕地。我們知道，西周、春秋時，統治者都給農民“授田”，如《周禮·地官·遂人》說載：“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除農民外，士、賈等也都有“授田”，如《周禮·地官·載師》說：“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可見，“食田”即屬“士田”，性質與農民的“授田”相當，仍然不能以此確定士為貴族。而且，據古文獻載，春秋以前的貴族，跟《辭海》“貴族”條的舉證一樣，除天子外，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不包含士。如《國語·周語中》：晉文公定周襄王于郟，文公請隧，襄王不許，說：“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又，《禮記·禮運》載：“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可見這里所述的貴族制度也不包含士。因此，《辭海》“士”條釋7將士說成是“商、西周、春秋時最低級的貴族階層”，根據不足。
四、春秋以前士的身份或地位性究竟是什么？
必須指出，前引《國語·齊語》中對士的記述，是中國古代關于士的最早也是最經典的記述。以前，《辭海》等書忽略了這則史料，是錯誤的。《國語·齊語》告訴我們：士在春秋以前，不屬貴族階級，而屬平民，是“四民之一”。具體點講，是“四民之首”，即平民的最高層。由于士是“四民之首”—— 平民的最高層，所以，士的社會地位比其他平民高；是貴族的“臣、仆”，有的甚至可為貴族的家臣；與貴族的關系密切，是貴族治理平民的紐帶和橋梁；有的可任官，或幫助貴族管理采邑；生活比其他平民灑脫，受人景仰。如《詩·周南·兔罝》說：“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又，《詩·召南·摽有梅》說：“摽有梅，其實士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便是春秋以前士的真實的社會狀況的寫照。
五、為什么現在《辭海》等書都把士說成為貴族？
筆者認為，除了這些書的編撰者們忽略了《國語·齊語》中的史料和對“什么是貴族”缺乏科學認識之外，可能還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眾所周知，在西方中古時期，類似中國的士叫“騎士”，“騎士”是貴族的最低等級，因為“騎士”有“騎士領地”，享有貴族特權。中國屬東方國家，中國春秋以前的士與日本的中古時期的武士很接近，只效忠于貴族，但本身不是貴族；二是士的社會地位比其他平民高。如前所述，士的社會地位確比其他平民高，接近貴族，可任官，受人景仰。但這不是貴族的本質特征，不能以此證明士就是貴族，也不能以此證明士就是貴族的最低等級。三是對“士大夫”一詞有所誤解。戰國以后，由于貴族制度的解體，士的地位急劇上升，大量的士被擢升為官，于是人們就常將士與大夫連稱為“士大夫”。這就很容易給人造成誤解：認為士與大夫一樣，也是貴族。其實，這種說法只是一種比喻，并非實指。
注：《辭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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