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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與晚清上海農村
【內容提要】19世紀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處于起步階段，與當地農村的關系還很隔膜。1860年后，為躲避戰亂，大批農村人口擁入租界，兩者間的關系空前緊密。但隨著戰事平息，這種關系又呈疏離，原因之一是當時的租界未能提供較多的謀生途徑。兩者間較緊密的互動關系，架構于19世紀70年代后以租界為主體的由近代工商業、交通業等為主干的上海城市經濟較大發展的基礎之上，并因此給上海農村的社會生活、經濟結構乃至生產關系帶來沖擊和變化。
【關 鍵 詞】晚清/上海/租界/農村/關系
近代上海租界，中外學術界已有的研究，大多側重論述其與上海城市發展演變歷程的聯系，較少涉及與農村關系的考察，本文擬作補充（注：本文所稱的上海農村，是以今上海市行政區劃為考察范圍；時限側重晚清，局部延及民初。）。一
1845年11月，以《上海租地章程》為開端，英、法、美等國相繼在上海強行開辟了后演變成租界的外國人居留地。據英國外交部檔案記載，至1846年底，上海已有24家外國商號開張（其中3家是美國的），還有5家零售店，25家私人住宅，若干貨棧，一座教堂，一家旅館，一個門診部，一個俱樂部和一個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636820美元（注：《阿禮國致戴維斯的港口情況匯報（1847年1月12日）》，轉見［美］張琳德：《上海的英國會館(1843-1854)》，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但總的說來，19世紀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處于起步階段，與當地農村的關系還很隔膜。兩者間關系的轉機，始于1860年。是年，太平軍自南京東征，進兵蘇南和浙江，直逼上海。太平軍所到之處，對封建地主、官僚的鎮壓是無情的。這就迫使江浙地區的封建勢力，在太平軍的進攻面前，紛紛擁家出逃，其中許多人攜資偕眷逃往上海租界躲避。應該指出，除了逃亡的封建地主、官僚之外，上海郊區普通農民在當時擁入租界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當時太平軍與清軍在上海鄰近地區激烈交戰時，當地城鎮鄉村遭受嚴重破壞，許多下層群眾為躲避戰亂之苦，也紛紛進入上海�！侗比A捷報》1862年9月6日載：
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難民，主要是從西南方各村莊而來，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傳來警報，老百姓從各個方向到達河的這一邊，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內道路與空地上都擠滿了一批批男女老幼，他們還牽著水牛與黃牛（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太平軍在上�！幢比A捷報〉選譯》（以下簡稱《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頁。）。
當時，上海周圍“凡是能夠逃難的人，都紛紛擁進租界，致使租界成為……巨大的避難所”（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以下簡稱《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頁。）。據統計，1853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國人共500人，1854年上海小刀會起義期間，約增至2萬余人；而在1860年太平軍第一次攻打上海時，竟增至30萬人，1862年又達50萬人（注：木也：《公共租界戶口史話》，《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本，第138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頁。）；一度還曾達到70多萬人（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以下簡稱《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頁。）。
人口的劇增，給租界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是房地產業異常興旺。據一位目擊者記載，由于“江浙孑遺無不趨上海洋涇之上”，以在租界謀得一立足之地為幸事，因而促使租界的房地產業極度發展，未幾便出現“新筑室縱橫十余里，地值至畝數千金”的局面（注：馮桂芬：《皖水迎師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5頁。）。而在19世紀40年代租界初辟時，“英國商人在黃浦灘一帶購買的土地，每畝不過出價五十千至八十千文”（注：吳靜山：《上海的地價和物價》，《上海研究資料》，第304頁。）。1852年，租界地價平均每英畝50英鎊，而到1862年竟高達1萬英鎊（注：［美］羅茲•墨菲著：《上海一現代中國的鑰匙》（章克生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騰漲之速，令人瞠目，“西人于是大營建筑的投機，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簡陋的材料，就空地興建大批房屋，以供給華人居住，而轉瞬間獲得千倍的巨大利益”（注：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國時代》，《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頁。）。1863年2月21日《北華捷報》載：“在過去，外國人住宅內的空地很多，現在在租界防御線的柵寨內，中國人的房屋以及中國人的街道，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出現在上海”，大批流入租界的中國人，“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狹隘的街道上，他們熙來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內一樣，每個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設法做點生意”（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以下簡稱《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頁。）。
對這一時期租界與上海農村之間的關系，不應估計過高。應該說，當時兩者間關系空前的緊密，是非常態的，即是戰時環境的產物，一旦這一因素消退，這種關系又呈疏離。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原先逃至上海藏身的地主、官僚，紛紛趕回原籍，追查田產，反攻倒算。許多原先為躲避戰禍暫居上海的下層群眾，也多返回家園謀生。上海租界人口陡然下降。1865年3月租界當局人口統計結果：是年上海租界人口從1863-1864年的33萬劇減至137000余人，實際數字可能更低。其中英美租界從25萬減至81000人，法租界從8萬減至55000余人（注：這次人口統計各項具體數字，可見［法］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倪靜蘭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頁。）。人口的銳減，立刻給租界帶來很大影響。原先興盛一時的房地產業，所受打擊最大，一些外國人因此破產。據當時一名在滬法國人記載：原先“大家都趕著造房子。適合當地人習慣的房子像耍魔術般地一片片建造起來。有錢的商人把他們的資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沒有錢的人供錢造房子，職員、買辦、郵差、傭人，所有的人都投入這個投機事業里去，并且都從中賺了錢”。但好景不長，“1864年的結束，標志了這個繁榮時期的終止。12月，蘇州的被攻占立刻引起了大批難民的外逃，他們急急乎離開這個過去來尋求避難處的港埠，而大家原指望他們會定居在那里的。住房，整個住宅區都變得空蕩蕩了；隔一個晚上，地皮就不值錢了；從1864年到1865年，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即使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許多房子都是貸款造的，因此許多人破產了”（注：《上海法租界史》，第374-375頁。）。事后有人回顧說：“從1860年到1864年，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然而太平天國戰爭的結束，標志了饑餓年代的開始”�！按笈y民的突然出逃，對上海造成了惡劣的后果”，隨之便出現“商務交易的減少、商業的不景氣”等蕭條景象（注：《上海法租界史》，第437-438頁。）。大批難民離滬返鄉，固然和戰亂平息直接相關，同時也與當時的租界未能提供較多的謀生途徑不無關聯。二論文租界與晚清上海農村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1843年上海租界開辟后的一二十年間，其經濟活動主要表現為一批外國商行的設立和進出口貿易的開展，能夠較多雇傭勞動力的工業企業尚處肇始階段，以早期在滬外資工業的重要門類——船舶修造業為例，由耶松、祥生為代表的較大型企業的形成，是在19世紀70年代。其背景是，19世紀60年代后，隨著長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貿易的擴大，進入上海港的大噸位遠洋輪不斷增多，上海的船舶修造業因此趨盛。70年代后，耶松、祥生相繼兼并其他一些船廠，成為實力較雄厚的兩大船廠。1879年，祥生船廠已能建造1000噸級輪船；次年又建成長450英尺、寬80英尺，漲潮時水深21英尺的新船塢，可以容納和修理上海港內最大的輪船。與此相較，耶松船廠也不遜色。其位于外虹橋稍北，“廠地約三十余畝，東為仁泰碼頭，西則招商局，中棧前臨馬路，后倚黃浦”，岸邊設有專用碼頭，一應設備俱全。1884年它為怡和洋行建造的“源和”輪，船長280英尺，載重2000噸，被《北華捷報》稱為“是在遠東所建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注：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9頁。）。6N" ~%eiN'x cU`Tq pY+Yo@T!\ VW教育技術論文zR*MVz 5?R}+ :7DKlF8L^
外資船舶修造業的發展，帶動了中國民族資本船舶修造廠的設立。最早的是發昌機器廠。繼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銅鐵機器廠、1880年的遠昌機器廠、1881年的合昌機器廠、1882年的永昌機器廠、1885年的廣德昌機器造船廠和通裕鐵廠等。它們多數設在虹口，限于資金和技術，業務大多依附于外資船廠，承攬一些零星加工業務，“實際上僅是外商船廠的輔助工場”（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84、39頁。）。
早在19世紀50年代，為擴大進出口貿易和在華活動范圍，歐美商人就以上海租界為基地，將輪船運輸業的觸角伸向四周的內河水道，“置造小火輪船裝運銀兩前赴內地，采辦絲斤并各項貨物回滬”。1865年2月，結束國內戰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準外輪駛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內河。在滬外國商人反應激烈，聯名要求各國駐華使節出面干預。清政府對外國輪船深入內河深為顧忌，擔心“若一處準行，處處皆援例而起，奪目前商船之生業，馳日后軍國之防閑，關系利害極重。是以屢議未允，即再續請，仍不便行”（注：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L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頁。）。時至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在規定增辟沙市、蘇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時，準許外國船只“從上海駛進吳淞口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1898年頒布的《內港行船章程》，又將范圍擴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內河水道（注：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16、786頁。）。自此，以租界為主要基地的中外船舶修造業和輪船航運業，活動天地大為擴展。與遠洋、近海貨輪相比，內河小噸位輪船的制造周期、技術要求，同中國民族資本船舶修造業的經營能力較相適應；另一方面，自清政府開禁，內河小輪業發展很快，市場需求大，“因此機器廠制造小火輪盛行一時”。較出名的，“在蘇州老港內有公茂、史桓茂、大昌、廣德昌等幾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廣德興等幾家；在楊樹浦有公興；在南市有求新、興發榮等幾家。專門協作制造船木殼的有協順昌、施廣福、財理等數家”。其中有的還同時經營內河輪運業。設在新閘的公茂機器廠，“在1895-1913年間業務大為擴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輪，自設老公茂航運局，經營上海、無錫、蘇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貨運輸業務”。行業史料載，“公茂的小火輪制造業務是隨著它的航運事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因為老公茂航運局的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廠的經濟周轉，使小火輪制造能加速進行，而小火輪制造又回過頭來加強航運事業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廠的發展比別家同業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廠共為老公茂輪船局造過二十只左右小火輪及拖船”（注：《上海民族機器工業》，第128、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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