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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三農”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
對于"三農"問題，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提出了不少解決思路。有的說"三農"問題是結構問題，與制度問題無關；有的說"三農"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說"三農"問題，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與政府無關；還有的說"三農"問題在農外，說到底還是個工業問題。對于這些見解，孰是孰非。筆者想對此發表一點粗淺的意見。
一、"三農"是結構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對于"三農"問題是制度問題，還是結構問題，目前主要有二方面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經濟學家，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各個部委辦、各級地方政府中從事經濟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簡稱"結構派"。他們主張"三農"問題是一個結構問題，是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的結果，與制度無關。如果說是制度的問題就是別有用心，是無限上崗上線，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現在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是以非政府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者的觀點，簡稱"制度派"。他們認為現在"三農"問題，說到是一個制度問題，既是過去制度造成的結果，也是現在"三農"問題難以根治的原因。制度既是"三農"問題的因，也是"三農"問題的果，其總的根源是制度。因此，他們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不利于"三農"問題解決的制度，或者說抑制農業發展的制度，就能夠解決"三農"問題。只從結構入手解決"三農"問題，是治標不治本。
筆者認為，二方面的意見都正確，又都不完全正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實，"三農"問題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現在進入工業社會的國家都不同程度的經歷過"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表現為一個結構問題。因為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恩格爾定律和凱恩斯定律就會自動起作用，"三農"問題就會隨之出現。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三農"問題是一個結構問題。一是隨著生產力發展，特別是二、三產業的發展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會自動起作用。因為隨著人們收入的增長，收入用于積累的份額增大，用于消費的份額下降，人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農業是消費資料生產部門，人們的消費需求的相對縮小就限制了農業效率的增長。因此，當人們的農產品消費基本滿足以后，農業自動減效機制就會發生作用，農業效率的增長自動掉入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設置的"陷阱"中，盡管產量不斷增加，但是效率始終無法提高。二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轉換，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將越來越少，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將越來越低。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農業的增長速度要慢于其他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相對降低，農業創造的財富就相對的減少。這使"三農"問題將更加突出。三是農業和農民對新增國民財富的作用越少，農民所能夠從市場中分配的收入就越少，農業、農村、農民就會陷入希克斯年說的"貧窮惡性循環"。歸納起來就是以下五個方面表現為結構問題：①農業提供國民收入的速度跟不上非農產業提供國民收入的速度，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這是一個經濟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問題；②農民創造的財富不足以滿足農民的可持續增收，并保證城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拉大，這是一個收入結構問題；③非農產業的發展無法為農業提供更多、更廣闊的市場，使農產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過剩，這是市場結構的問題；④非農產業的發展無法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要，這是勞動力結構問題；⑤農村的發展不僅缺乏資金，而且農業資源還不斷的流向城市，這就勢必導致城鄉發展出現更嚴重的"馬太效應"，這是城鄉結構的問題。所以"三農"問題是一個結構問題，"結構派"是正確的。
"三農"問題也是一個制度問題。上述結構問題固然可以自然產生，但是對于我國來講，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在里面，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導致的。首先長期的非農化的發展戰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會有這么嚴重，問題積累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長期的、超常化的非農化戰略誘致的。非農化就是以城市為偏好的工業化，而工業化需要巨額資金和資源，籌集資金和資源成了工業化最大問題。在歷史上，工業化的資金和資源籌集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西歐式的工業化道路，通過對外掠奪來為工業化籌集發展資金，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另一條是外部資金注入，如臺灣、韓國、日本等國家的工業化。但是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們要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即要加速實現工業化。而建立工業體系需要大量的資金，歷史上兩種工業化的籌資渠道我國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過國家內部解決。只能農業、農民、農村做出犧牲，即通過將農民的剩余用來作為工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因為在一定時期，"蛋糕"只有這么大，用在一個產業上的資金、資源多，用在其他產業上的資金、資源必定要少。非農化發展戰略就是通過行政手段將有限的資金、資源用來加速發展工業。這一政策保證了工業發展的需要，但是農村、農業和農民卻付出巨大的代價。據統計，1952年-1989年，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和農業稅從農業中抽走近1萬億元資本，而國家支農資金僅3000億元，凈流失7000億元。九十年代以來，國家仍然通過各種渠道收取和轉移農業資源和農民剩余，據有關專家預測，每年大約1000億元左右。其次長期的抑商政策。我國歷史上就有重農抑商的傳統，長期以來將農業視為"本"，將商業視為"末"，其實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最終也變成了抑農政策。建國以后，也不太注重商業態的培育，更嚴重的是將商業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來割，或者作為投機倒把來打擊。在這個時期，由于全國實行的是統制經濟，"三農"問題并沒有獨立的表現出來，而是被高壓的行政手段所掩蓋了。但是抑商所導致的"三農"問題，還是客觀存在的。改革開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沒有徹底根治，如繼續打擊投機到把，不允許私有糧商經營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桿見影，過去所掩蓋的"三農"問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長期抑商政策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市場中介組織成長不起來，缺少中介組織的農業，猶如一只斷線的風箏，無法駕馭方向。不管是市場經濟，還是統制經濟，抑商就是抑農。目前非農化的制度安排既是"三農"問題得以維持的原因，更是今后"三農"問題嚴重的后果。現在還有如下制度誘致"三農"問題：①以小農為本位的農業經營制度阻礙了農業效益的進一步提高；②無法提供財產安全的農村財產制度抑制了農民財產積累的沖動；③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目標的農村地權制度不能適應發展現代農業和農村非農化的需要；④不合理、不規范的農村財稅制度難以有效的形成新的激勵，調動地方和農民的積極性，如財權、事權、人權分離的財稅制度制約了地方政府的職能的發揮和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又如稅費不清的農村稅費征收制度削弱了農民發展后勁；⑤非農偏好的國家資源供給、分配制度導致了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生產潛力下降，如投資主體錯位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導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如嚴重非農偏好的國家資源分配制度削弱了農業發展的后勁。排斥、拒絕農民的農村信用制度抑制了農民的投資欲望；⑥弱保護、低覆蓋、不完善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無法滿足農業和農民市場化、國際化的需要；⑦匱乏、扭曲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無法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⑧"路徑依賴"強和創新少的農村組織制度根本無法帶領農民進入市場；⑨城鄉分割、帶有明顯歧視性的戶籍制度阻滯了農村剩余勞動轉移和農村城市化；另外 "意識形態"濃的農業行政管理制度無法適應市場經濟下農業宏觀調控和農民服務的需要。所以"制度派"認為"三農"是一個制度問題也是正確的。
筆者認為我國的"三農"問題要從二個階段來看。從歷史來看，建國以來"三農"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制度引致的，制度是根，結構是果，但是這中間，結構互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就是說制度是主因，結構是輔因。這是我國特殊的經濟戰略所決定的。當然就是不推行這種非農化偏好的戰略，結構的互動也會產生"三農"問題，只是時間會慢點、問題的程度會輕點而已。從目前的情形來看，"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一個結構問題，制度主要體現為對解決結構問題的不適應性和產生未來"三農"問題、或者加劇"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在目前制度和結構就成了一個互為因果的關系，二者共同作用，使"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
二、"三農"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 K fg +JtT] =~B3"&YZ eh3--德育論文|WEx??T[ l?IoTF Ny.`-i#
"三農"問題指農業、農民、農村的問題，即農民增收難，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村市場難以啟動，農村貧窮等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是農業經濟不發達，農業創造的財富不多而引致的，如農民素質不高；農業科技不發達；農村資本與勞動力、土地的結合程度不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分工程度、社會化程度和組織化程度都相當低，等等。生產力水平不高是"三農"問題的總根源。所以說到底，"三農"問題是一個經濟方面的問題。但是"三農"問題又不僅僅是農民增收、農業發展、農村繁榮這么一個純粹的經濟的問題，還是一個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現在有些人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問題，也有些人認為"三農"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這都比較片面。其實，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是不分家的，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就將經濟學定為政治經濟學，只是以后的西方經濟學家，強行將經濟與政治分開，想研究純粹的經濟問題。我國對"三農"問題的諸多爭論也是受這些經濟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筆者認為經濟問題不僅本身就是政治問題，而且經濟問題還會產生許多政治問題。"三農"問題尤其是如此。由于"三農"問題的經濟性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只談一談我國"三農"問題的政治性。論文對于“三農”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三農"問題關系到農村能否穩定，關系到農民是否會支持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古人說，"衣食足而后知榮辱，倉廩實而后知禮儀"。如果現在我國的"三農"問題繼續向壞的方面發展，還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農民為了生存，怎么還顧得上禮儀和榮辱呢，怎么會不揭竿而起呢。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無不是農民無法生存，發展無望下的總爆發。
"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民的經濟地位能否提高，而且還關系到農民的政治地位能否提高，關系能否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體腦差距。如果農民不能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中取得平等的發展權、資源的分配權，就難以爭取到平等的生存、發展權和致富權，就無法擺脫弱勢的經濟地位，經濟地位的勢弱只可能導致政治地位的弱勢。九億農民在國家政治經濟中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的弱勢，整個社會就處在一個不穩定的均衡狀態，這個不穩定的均衡是難以通過強制力量來長期維持的。遲早都有一天會傾斜的。
"三農"問題還關系農村能否培養民主的氛圍，推進農村民主化進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三農"問題這個經濟基礎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他的各種上層建筑的建設問題就難以提上議事日程，特別是難以推動農村民主化。反過來，沒有民主化又會進一步影響"三農"問題的解決。因為農民無法利用民主的渠道反映自己的需求，無法利用民主的方式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民主渠道是農民理順情緒的機制，是廣開言路的重要方式，是溝通黨和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橋梁。現在農民之所有會成為弱勢群體，之所以農民怨氣較多，就是因為農民缺乏民主化的機制反映自己的需求，表達自己的意愿，缺乏民主化的方式來釋放怨氣、憤懣，一旦這些怨氣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一旦這些憤懣被某些不懷好意的人或者集團利用，就是導致社會的動蕩和混亂。"三農"問題不解決，農村的民主化就是一名空話，而沒有民主化的渠道來逐漸釋放農民的怨氣、憤懣，緩沖基層政府與農民的緊張關系，就會醞釀出較大的政治問題。所以"三農"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很現實、很緊迫的政治問題，必須從政治的高度來綜合解決。
"三農"問題關系到改革開放成果的鞏固，新的改革能否深化。"三農"問題首先是一個改革的路線和方向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率先在農村打響，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被認為是經濟體制轉軌最成功的典型。如果這個成功的典型竟然連"三農"問題都不能解決或者緩解，就會使人懷疑，改革方向的正確性，黨的改革路線的正確性，甚至可能會使改革開倒車。其次"三農"問題的解決速度和解決方式決定市場化改革的速度。如果農村危機進一步加大，"三農"問題得不到緩解，它就會全面減緩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甚至會使多年的改革成果功虧一簣。根據"水桶原理"，木桶裝水的容積取決于最短一塊木頭的長度。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一個整體，是相互配套、相互依存的，如果農村的改革發展受阻，則整個體制改革就會受阻，進而影響改革的速度。第三，"三農"問題解決得不好將會增加改革的難度。如果"三農"進一步加重，就會使國民經濟發展失衡，從而減緩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進而增加改革的難度特別。最后，"三農"問題解決的成本決定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成本。如果"三農"問題繼續累積起來，將會增加"三農"問題的成本，一旦改革成本超過了改革收益，將會增加全國經濟改革的成本，甚至可能會使改革方向逆轉，使經濟體制改革因噎廢食。所以"三農"問題的解決的效果、解決的時機、解決的成本將直接關系到改革的方向，關系到改革效率和改革的成敗。這是對黨和政府改革總路線的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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