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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步入近代化過程中的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關系

時間：2023-02-23 21:18:05 新聞傳媒學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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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權力與媒體的關系具有豐富的內涵，本文借助一特定國家（日本）的一個特定時期（步入近代化）的資料，從兩個方面對此作了探討。一是以幕府當局的舉措為主線，全景式展示近世日本的輿論狀況。一是通過明治初、中期政府的新聞對策的幾個片段，揭示政府與媒體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日本近代政府與媒體
［中圖分類號］G210.9.［文獻標識碼］A
今天，日本的新聞業與其經濟發展一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成就當然是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可一直追溯到明治前后甚至更早，特別是人們現在已注意到“十九世紀只有日本一個后進國家成功轉型”，從而引起對作為日本“近代化的準備”的近世（德川幕府時代）的研究。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文化傳統中確實具有較易接近西洋文明的特質，而晚清中國似乎命中注定要作出最大的抗拒直至帝國大廈完全坍塌。這一進一退之中，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系乃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指標。誠然，今天的日本仍然表現出許多與它的西方伙伴不同之處，但從近代化的角度看，其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系的主流是共存和協作的。明治政府將新聞媒體納入近代化的總體戰略之中，利用并且善用新聞媒體，表現出了非凡的苦心和技巧。

一、德川幕府的政治情報收集與管理
日本的封建制度似乎處于西歐與中國之間：與西歐相比，多一些專制主義色彩，較諸中國，又多一些分權特征。江戶時代的日本為一幕藩體制國家，幕府與皇室并存，這是一種平行分權，另一方面是幕府將軍與諸藩大名的上下分權。以這種制度背景去理解情報系統的運作是必要的。
德川政權建立了完整的情報收集與處理系統，大抵上說是由其監察人員（“目付”）層層收集然后交給“評定所”分析處理。收集對象從將軍側近到大名、藩士再到底層的農民、町人。幕府直轄的各地方的情報工作還通過“遠國奉行”（地方執政）來推進，邊地的場合且兼有外國情報收集的職能。幕府系統之外，各藩也通過“留守居”進行對幕府、他藩等的情報收集。概言之，德川幕府和其他封建政權一樣，推行的是言論統制政策。它也常頒發有關禁令，它的“隠し目付”之類監察人員也常游走于市井，讓其士民不寒而栗，這不可避免地帶有專制秘密政治的黑暗的一面。然而，很多學者還是發現近世的日本民眾事實上可以處于比較活躍的言論狀態，統治階層看來并不拒絕來自民眾的獻策與建言，有時甚至主動謀求這種發展。研究表明，在諸藩，希望民眾有政策上的建議，至少在18世紀前期已經制度化了。幕府方面的情況更典型一些，以吉宗時代為例，德川吉宗入繼將軍之初，循例向全國派遣“巡見使”，但這些人回來報告說“各地平安無事，人民深浴恩澤”之類，卻讓吉宗聽了大為不滿，并將他們免了職。由此看來，吉宗不只是想利用情報組織以達到政令、權威的確立，還想積極地征求有益于政治的參考意見。不久即發布命令，受理民眾的請愿與陳情，對于攔駕面訴也持寬容態度。享保六年（1712年）更設置了“目安箱”，每月三次在評定所外放置，投書者寫好訴狀，密封投之，然后有司將其直接送呈將軍御覽。目安箱之設不限于一地，京都、大坂等地也有。目安箱的設置是面向底層民眾的，官吏若有進言，則只能面對其直接上司或“目付”。民眾的投書使各級官員特別是下級官員的“不正行為”無所遁形，從而強化了將軍的權力，同時，目安箱的設置也含有借“直訴制度”緩和民眾積極或消極抵抗的意圖，即告訴民眾：這也是一種表示不滿的方式，讓民眾有機會渲泄。
一般認為，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之時日本即進入了“鎖國時代”，直接的原因是禁教。但“鎖國”這兩個漢字有時會給人一種國門“砰”地一聲關上的印象，一些學者頗不以為然，他們指出，“鎖國”之后，不僅異國情報的流入未曾中斷，只是限定為四口（長崎、薩摩、對馬、松前），四口中以長崎最為重要，它是幕府直轄地，由長崎奉行管理。可以說，即使十七世紀初日本進入了鎖國時代，也仍有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朝遠在江戶的幕府中樞虛掩著，它就是荷蘭人設在長崎的商館，某種意義上講，它甚至決定了日本近代的命運。
首先，商館提供了蘭學。蘭學是指由荷蘭人輸入的西洋文化，它也是情報中的一種，并且也處于幕府的主導之下。蘭學的興起與發達反映了日本社會對待外來文化的開放態度。蘭學的積淀以及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傳統對于近代具有何種意義呢？發達的蘭學沖擊并逐漸取代了儒學的地位，這是一種深刻的變化，即使因此說日本提前進入了近代也是不過分的：它既作為十九世紀日本與歐美強國對抗的緩沖，又是日本急速西洋化（之后更有“脫亞入歐”）的預備。具體到近代新聞媒介上，“蘭學”儲備了大批人才，最早的一批近代報人幾乎都有很深的蘭學造詣。“蘭學”還提供了理解與接受近代新聞媒介的觀念。所以，說到底，日本的新聞文化也是“混血型”的。
其次，蘭館的荷蘭商人還需履行一種特殊的義務。幕府允許荷蘭人和中國人前來通商，作為條件，兩國商人需定期提交一份海外情報，合稱“唐蘭風說書”。當時的荷蘭商人是根據本國與其他西洋國家出版的新聞紙，從中選擇自認為重要的事項寫入“風說書”的，因此可以說日本很早就與西洋新聞事業發生了聯系。


日本步入近代化過程中的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關系　
重視對外情報不僅體現了一種開放的心態，而且，最終會反映到決策水平上來。因為“風說書”，幕府掌握了許多重要情報，如鴉片戰爭、柏利來航等，由此得以作出相應的改變。以鴉片戰爭的情況看，由于鄰國也曾是榜樣國的清朝敗于英國，幕府震驚之余，放棄了1825年的“異國船打令”，開始給外國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德川幕府卻逐步在增加其應對的主動性。1811年，幕府設立“蠻書和解御用掛”（天文臺譯局），征用蘭學者從事翻譯工作，同時將“風說書”中的大事件的告知范圍稍加擴大。
二、明治新政府的新聞對策
1867年至1868年間，日本一度出現了并存的兩個政府，即京都的新政府和江戶（東京）的德川幕府，輿論界也判然分成尊王派和佐幕派，從內容上看，佐幕派的新聞還要略勝一籌。但當時的形勢是幕府軍節節敗退，最終江戶城被接收。與此同時，新政府實施了“官許制”，一些攻擊西軍的報人鋃鐺入獄，佐幕派新聞很快蕩然無存了。但是，新政府并沒有把幕府時代的一切全部推倒重來，隨著中央集權體制的大致確立，新政權的不斷鞏固，新政府更感于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近代化事業之艱巨繁復，急需新聞媒體之配合，同時也多方大力扶持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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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促進策
明治4年（1871），新政府重新制定了“新聞紙條例”，與明治2年的“印行條例”相比，新條例突出了新聞紙的啟蒙的功能。新條例認為，新聞紙應以“開啟民智”為目的，應多登載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內容，不必局限于懲惡揚善的說教，一些西洋器具的介紹也可開闊眼界，引人喜新向上。報紙的版面還可活潑一些，某些雖無甚益處但只要是無害的“雜談”、“諧謔”，也可見諸報章。此外，還強調新聞文體宜淺顯易懂，應避登“奇字僻文”，這種來自政府對于讀者閱讀能力的關心，反映了近代化事業也迫切需要不屬于知識階層的一般庶民的參與。也就在這個新條例頒布的前后，一批擁有政府背景的報刊陸續出版了，如《海外新聞》、《橫浜每日新聞》、《新聞雜志》、《東京日日新聞》、《日新真事志》、《郵便報知新聞》等。此外，一些地方報刊也在府縣廳的保護下得以出版與發展，如《京都新聞》、《日注雜記》（廣島）、《大陂新聞》等。這里所說的“政府背景”是指政府官員的參與方式，他們或作為策劃人，或給予勸獎，或是某報的后援者，或直接創辦。木戶孝允是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決策人物之一，明治4年，他出“金十兩”，讓其幕僚山縣篤藏發行《新聞雜志》，創刊號上極言求知之重要。該報還著力宣傳廢藩置縣論，儼然成了木戶派的喉舌。條野傳平等三人在業余時間創辦了《東京日日新聞》（《每日新聞》的前身，以下簡稱《東日》）。
還有更進一步的辦法，那就是政府購買。明治5年3月，一紙蓋有“井上馨”大印的大藏省第47號令，使《新聞雜志》、《日報社新聞》（即《東日》）、《橫浜每日新聞》三報蒙承特典，此令明示為“新聞暢達，智識進步”，政府將購買三報的一部分。到明治7年，政府又購買《日新真事志》、《郵便報知新聞》、《公文通志》。這6種報刊每種可購入三份，則三府七十二縣（當時的行政區劃）同一種可購入255份。以《東日》的情況看，官買的份額相當于創刊時的25%-30%。此外，兵部省、宮內省也有直接購買，天皇從明治初開始也得以閱讀大量的內外報刊。政府同時還發起、推動新聞講讀運動。
（二）新聞法制化的步驟
新政府進駐江戶伊始，即頒發核心為“官許制”的太政官布告，有人稱之為“新聞規制法令第一號”，一時間，佐幕派新聞銷聲匿跡，幾疑為一大倒退，但不久制定的“新聞紙印行條例”，政府一改“禁止主義”而為“積極指導”。兩年后，再改定為“新聞紙條例”，推行新聞獎勵政策。可是又兩年后的明治6年，“新聞紙發行條目”（18條）的公布，表明新政府的新聞政策的重心從啟蒙轉向了統制，政府與媒體的蜜月期結束了。明治8年更頒布新的“新聞紙條例”和“讒謗律”，完全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明治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呢？
明治6年（1873），新聞統制主義的抬頭，間接地肇因于政府內部的分裂。先是，大藏大輔井上馨等提出“財政意見書”，表達了與內閣的分歧，隨即辭職。不久，《日新真事志》將這封秘密文書揭載出來，從而暴露了內閣分裂的真相，立刻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稍后（7年），圍繞著征韓論的斗爭更趨激烈，導致西鄉隆盛、坂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離開政府，這對媒體來說，又是一個極好的賣點。而政府方面卻憂慮由于輿論的分裂轉而會影響政府的號召力與決策能力，于是對報章的言論采取嚴厲的措施，并首次導入“懲役刑”和“禁錮刑”，所定“讒毀罪”與“誹謗罪”，均不論事實之有無，只要被認為有損官吏的聲譽，即可成立。
但應該指出的是，明治8年的這兩個條例的出臺是事出因的，當時日本的情形是，對外有不平等條約廢止的問題，有與朝鮮半島、中國的臺灣的糾紛；國內，地方上騷動不斷，叛亂在醞釀中，民權運動也持續高漲，而反映這一切麻煩的文字卻時常在報紙的“社說”與“投書欄”中出現，讓政府中的那些藩閥巨頭們坐立不安，處于這樣峻急的環境，他們認為有理由施以重典。明治初中期的新聞法規修改與變動的次數，顯示了政府方面決心使用法律的杠桿來操縱新聞界，然而，這一操縱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相關條例由簡略達至繁細，明治2年是13條（正文8條），至明治42年（1909）《新聞法》的正式出臺變為煌煌的45條。這樣也使新聞界知道為何犯忌和將遭到什么處罰，以及知道這種處罰是否合理，是否還有討論與爭辯的余地。當然，明治政府的新聞法規的規制色彩逐漸變得濃厚也是事實，尤其是涉及政治、外交、軍事題材的報道一直非常嚴格，但實際上受到打擊最大的只是政論性報刊，“小新聞”卻好像趁機得以壯大起來，而且，新聞事業的總的規模也是不斷增加擴大的。另一方面，新聞界受到的挫折業已表明所謂言論自由的疆域決不是報人們信筆所至的，這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要之，綜觀明治初中期的政府與媒體的關系，與其說新聞法制化與“新聞獎勵策”有著本質上的沖突，還不如說，明治政府的新聞政策本身即具有自由與專制、自主與統制的雙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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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報》的創辦與政府助成金問題
明治政府在處理與新聞媒體的關系的時候，常常處于這樣的困境中，即一方面在近代國家的鍛造過程中，某種形式的一元化是必需的，至少法規政令必需統一和得以貫徹，但另一方面新聞媒體好像是一些或近或遠地散布在政府周圍的、不可捉摸的、有時甚至帶有天然離心傾向的存在。這就使得政府對新聞界的風吹草動極為敏感，也使它不斷地為奪取和保持輿論的主導權而費盡心機。《官報》的創辦即是這種努力的具體表現。
首先是大隈重信的《公報日志》的構想。觸發大隈這一構想的是當時法令頒行的方法存在的弊病，為改進法令頒行的方法，應該有一個法令傳達的正式媒體。不料發生了“明治14年的政變”，大隈被趕出了政府，《公報日志》胎死腹中。
但政府并未因人廢事，有關未來這個政府公報的細節仍在進一步地推敲中。當時擔任太政官大書記官的井上毅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即《官報新聞》的構想。若加以比較的話，井上的構想中有關法令周知的重要性與傳達途徑的標準化與大隈的構想是一致的，但井上還特別突出“指導輿論方向”的意圖。1882年之后，政府方面決定由參議山縣有朋出面主持《官報》的籌備事宜， 1883年7月《官報》正式創刊，此后除星期天和年末年始的那幾天外，該報連續發行一直到現在。

在官報籌備的最后階段，因山縣有朋的主導，確立的原則是“官報為經，私報為緯”。這里所謂的“私報”是指政府陰助私社，讓其發行“新紙”來爭奪輿論。對“私報”（半官新聞）的提攜與助成，嚴格地講從新政府一成立就開始了，但當時主要采取“政府購買”的方式，到后來特別是《官報》創刊后則主要通過支付“助成金”的方式。助成金是一筆秘密的政治經費，其財源是年額10萬—12.5萬元的“內閣機密金”，政府鍥而不舍地進行“私報”的提攜與助成，大概是當局早已認定由政府直接出面決計會使自己失去回旋余地，明治的政治領袖們認為，一流的政府應堅定地貫徹“官報為經，私報為緯”的新的媒體戰略。
三、結語
在日本的近代化事業的推進過程中，最初政府與媒體結成了某種程度的相互倚重的關系，政府借新聞媒體以使人民周知政策，引導人民走向“文明開化”，而媒體也借政府之扶持，以打開和擴大銷路，兩者相得益彰。隨著新聞業的發展，報社自身也作了許多努力，如大量招收受過良好教育的畢業生，以提高記者的業務素質。到明治中后期，新聞業已今非昔比了。新聞紙已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成為民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而此時，政府大門與報館大門是對開著的，官員可以退而作報人，報人也可出仕為高官，到原敬出任總理大臣，就差不多實現了梁啟超所稱道的“報人的理想”。
但是，新聞業的發展并不是單兵獨進的。事實上，它一開始就被納入國家的總體戰略的通盤設計與實踐中。明治政府的“新聞獎勵策”不是孤立的現象，在“殖產興業”政策中，政府也大力扶持私人企業，經濟發展，使讀者具有了相當的購買力。政府也重視新式教育， 1886年就實現了4年義務教育，這使得文盲銳減，從而擴大了新聞的讀者群，也增加了讀者參與的機會。
毫無疑問，政府是這一巨大工程的設計者，它一直居于主導地位，但這不意味著它萬事包辦，于是才有一個良性分工，有官營工廠，也有私有企業；有國立公立學校，也有私立學校；有官報、半官報，也有純粹的私報。重要的是大方向必須是一致的，就是鍛造新的國家（富國強兵）、新的人民（文明開化）。因此，政府扶持媒體只是一個手段，它希望報刊能正確地解釋國家政策，同時別忘記順便介紹一些“牛肉的吃法”之類的小知識。如果媒體膽敢指點政府，那就請別走得太遠，因為前頭有一大堆法律，它們旨在保障政府的中心目標的實現。最后，當我們考察明治政府與新聞媒體一對一的關系時，可以得出結論說政府是成功的，它運用扶持與規制的軟硬兩手巧妙地將媒體引入了一個設定的方向。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對媒體愛恨交織。它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所以求助于媒體，但它也決不會坐視媒體自大以致失控。它們之間發生過激烈的沖突，言論自由也曾一度被壓至極狹小的范圍，但卻未有中斷。總的來說，政府小心翼翼地在自己與媒體之間劃出一塊中間地帶，它寧可犧牲官報的一些功能，以避免與反對派在輿論場上的直接對決，而另一方面，新聞媒體除反政府外看來仍有很多機會可以從容地體面地運作，于是兩者大致上保持了一個微妙的平衡。當日本進入昭和期后，良心的聲音開始聽不見了，隨著軍部的日益囂張，政府一側反而失控了。這一歷史演變證明：當政府與媒體的那種平衡一旦被打破，沒有誰能成為真正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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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News Media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ZHOU Guang-m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ity, 430072)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dern Japan as an example, aim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y and the media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section presents an overall 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Japan on the actions adopted by the Bakufu. The second part looks at the mutual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the media.
Key words:Modern Japan, Government and media
［責任編輯：王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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