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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陸定一1943年發表的文章《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我初次讀到是在三十年前（1973年），后來反復看過多遍，相當熟悉，當時認為這是解放前黨報理論中最有學術色彩的文章。那時陸定一已被打成“黑幫分子”多年了，在“文革”后期的背景下，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法西斯主義新聞學的批判，不由地使人想到當時“四人幫”（當時還不知道這個說法）的新聞學觀點，二者太相像了！因而，那時對他心存一種好感。“文革”結束，陸定一獲得平反，他本人多次實事求是地評價了黨的領袖和黨歷史上存在的若干問題，再次贏得社會對他的敬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新聞學界曾集中談到陸定一這篇舊作，主要圍繞著他提出的新聞定義，該文的其他部分說了些什么，基本被人們忽略。1989年初，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我初次分析了該文的時代背景，對文章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批判性（學術意義）的分析。[1]現在又過去了十四年，再回過頭來看，有可能更清晰地理出一些思緒。一、新啟蒙運動將馬列主義哲學觀和階級分析方法提上日程
在具體地分析這篇歷史文獻時，需要回顧一下文章發表前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的重大事件。首要的，當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自由等等新鮮的理論打破了“孔孟之道”統治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當時的新思潮包含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尚不是其主體，非馬列主義的（后來被概括為“資產階級”的）西方啟蒙學說居主導地位。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是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傳統思想和專制主義之“蒙”。當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國腹地、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時，原有的體系龐雜的啟蒙思想難以成為動員群眾的有力武器，救亡推動了新的啟蒙。于是，上個世紀30年代出現了以普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為特征的新啟蒙運動。這是以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啟”舊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
國際資本主義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而社會主義的蘇聯則提前完成“五年計劃”，走俄國人的道路，成為世界不少地方的知識界倡導的新方向，當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成為一種強勁的新思潮。中國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情況下，自然很容易接受這種更新的思潮，因為它具有明顯的動員和激勵的特征。
新啟蒙運動開始于30年代，據李慎之考證[2]，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陳伯達。他在1936年的《讀書生活》第9期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緊接著艾思奇在10月份的《生活》周刊發表響應文章《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現在必須開展“以愛國主義為直接的主要內容的”文化運動。1937年，共產黨員張友漁和一些接近黨的文化人在北平發起了“新啟蒙運動”，成立啟蒙學社。所謂新啟蒙運動，即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真理，來動員人民投身于反對日寇及其追隨者的斗爭中，其主要內容，便是唯物論和階級斗爭學說。那時國統區的新聞出版界對于推動新啟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從淪陷區和國統區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自愿接受這種啟蒙。
就在提出新啟蒙那一年，張友漁出版了他的《新聞之理論與現象》一書。這是他在北平成舍我的“世界”系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成氏主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講課稿的匯編，以階級斗爭學說闡述對新聞的認識，這對于五四以來傳播的一般性的新聞知識來說，是一種嶄新的、激動人心的觀點。特別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的特殊的救亡環境中，階級分析的方法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可以說，新聞學理論中注入馬列主義，是新啟蒙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張友漁指出：“社會本身既是階級斗爭的社會，因而成為社會的一現象的新聞，也不能不是階級斗爭的表現，故所謂新聞，不外是階級對立的人類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武器，即壓迫階級，用新聞維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壓迫階級，用新聞反抗壓迫階級，還有同一階級，在分解過程中有時也用新聞相互攻擊。”[3]他構造了一整套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關于報紙與政治、輿論關系的新理論，以及新聞與階級斗爭關系的新理論。
新啟蒙運動使得馬列主義以文化研究的名義得到了強勁的傳播，在中國文化領域的地位越來越高。關于這一運動的特點，研究者概括道：“新啟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論、辯證唯物論為其哲學底蘊就決定了在終極目標上，它要求達到社會運動的根本解決。”[4]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新啟蒙不無關系。紅軍到達陜北以后，他有時間認真學習，讀一些書，清理自己的思想。根據《毛澤東書信選集》，他在1936年以后不但讀艾思奇、陳伯達、何干之這些新啟蒙運動發起人的書，而且還寫信向他們請教。他在1939年寫的《五四運動》短文和發表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認為五四運動失敗了，要勝利，就得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而工農群眾所在的地方，正是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最終確立了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思想指導地位，因為他宣布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只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新啟蒙運動的總結，也是新啟蒙的權威性教科書。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毛澤東指出了一條通往解放的道路。于是，用馬列主義觀點（當時主要是指唯物論和階級分析）分析一切，成為基本的認識方法。
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二，延安《解放日報》創辦初期以新聞為本位思想“水土不服”
在用馬列主義分析問題的潮流成勢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報》于1941年5月16日創刊，社長博古。創刊號頭版頭條是綜述性消息《蘇聯援華堅定不變》。當時恰好發生德國法西斯黨的第二把手赫斯出奔英國的突發事件，于是，報紙的二條位置以三欄雙行較大黑體字報道了這一重大新聞，還附有一個背景材料《赫斯小傳》，位于頭版的中心位置。毛澤東寫的《發刊詞》則安排在不大顯著的左側下方。下半版是各國主要通訊社的電訊共17條。以后每天的頭版頭條，幾乎都是國際新聞，二版是國內（國統區）新聞，三版是邊區新聞。像《中共中央通過根據地土地政策》這樣涉及數百萬農民利益的新聞，被安排在三版頭條，而當天的頭版頭條新聞是《英內閣局部改組》。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著名演講的新聞，當時發表在三版右下角作為一般新聞處理，而當天的頭版頭條是蘇德戰場的一般戰況《中路殲滅大量德寇/紅軍繼續追擊前進/路透社稱南路蘇軍進展順利》。另外，該報堅持每天發表社論，沒有什么可說的也要寫，多數是國際問題，許多并不重要，論了又論。紀念建黨二十周年的社論由于不是國際內容，被安排在二版左下角。
論文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來自
顯然，博古是以上海面向社會的綜合性大報的新聞理念和蘇聯《真理報》的模式，在延安辦黨中央的機關報，“以新聞為本位”[5]的新聞理念被置于宣傳黨的政策的黨報主要任務之上。不能說《解放日報》沒有黨性，它刊登了許多黨的文件，黨的主要活動也給予了報道，但主動、多樣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意識薄弱。陜甘寧邊區的老百姓多數是文盲，以主要篇幅和首要位置報道遙遠的西班牙、阿比西尼亞、蘇德戰場的具體情況，也脫離了根據地的群眾。
在困難重重的根據地辦一份大型機關報是很不容易的，通過報紙及時傳達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來指導工作，是毛澤東的黨報思想的要點。1942年4月《解放日報》實行改版，將一國際二國內（國統區）三邊區四本部（延安地區）的版面大體順序，改變為一邊區二國內三國際四副刊的大體順序。這一重大的轉變，當然要求主辦者新聞學基本理念也得隨之轉變，但新聞理念的轉變需要時間，這是在改版以后逐步完成的。一年多后陸定一的文章《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是當時從理念上改變原有新聞觀的最重要的文獻。
三，新啟蒙對《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論證方式的影響
陸定一的文章伊始，便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講起：“辯證唯物主義，主張依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解釋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減。……”顯然，努力用當時在中國開始流通的馬列主義通俗讀本的概念和語言，為共產黨的新聞學奠定基礎，是這篇文章的一個支點。因此，文章的第一部分“新聞的本源”，陸定一以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的方式，從唯物論反映論角度提升了關于新聞定義，盡管提出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的定義，與西方關于新聞的眾多定義，本質上沒多大的差異，但經他的論證，便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唯物論的哲學高度。
他關于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第一性，新聞（報道）第二性等等的觀點，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并不是無產階級特有的觀點，是由新聞工作的特點決定的。不論哲學上信仰什么，當記者的如果報道的不是事實，不去找尋具有新聞價值的事實，恐怕飯碗就砸了。當然也有例外，例如狂熱的某種政治或宗教觀念的崇拜者，在為某個極端的政黨或宗教的媒體服務時，可能就不認同這樣的常識。陸定一所批判的法西斯主義的“新聞理論”，便是這種特例。因此，在新聞定義方面，一定要上升到階級和哲學的高度，聲稱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尊重事實，其他階級都不尊重事實，這種說法至少是簡單化了，對階級概念的使用也庸俗化了。但是在新啟蒙的背景下，這種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唯物和唯心的劃分來進行的分析，給人以新意，對于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新聞理念還是有意義的。
這篇文章的任務是要構建共產黨的獨特的新聞學理念，那么就必須與以往的新聞學和敵人的新聞學觀念劃清界限。任何戰爭動員，都需要建構敵對勢力和培養仇恨；戰爭時期的思想斗爭，同樣也需要建構明確的敵對觀點和敵情意識，造成一定的緊張空氣，以便達到思想動員的目的。他通過兩方面的批判，完成了確立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任務。
第一方面，批判法西斯主義的新聞理論。鑒于反法西斯的戰爭環境，陸定一將法西斯主義的新聞理念作為唯心論的新聞理論來批判，并抓住了其要害，即“新聞就是‘政治性’本身”。他指出：“這種說法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異常陰險，異常惡毒，竟是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基礎。”“把事實與其政治性的關系，頭足顛倒過來。”“既然‘新聞就是政治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聞，那末，政治性的造謠、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聞的資格了么？”進行這些論述時，陸定一手中并沒有法西斯主義新聞學的具體文字材料，但是在與法西斯多年的戰爭中，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總編輯的陸定一，對于敵人的新聞學理念看得太清楚了。從現在看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爾等法西斯頭子關于新聞與宣傳的言論看，將他們這方面理念的哲學基礎概括為“新聞就是政治本身”，是準確的。在封閉信息的環境中，將政治和軍事需要的觀念，通過一些被攙了水的事實，以極度煽情的方式反復宣傳，保持和擴張法西斯觀念的陣地，這是法西斯的新聞媒體的基本手法。在認識上，即把政治性高于事實本身。
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陸定一分析法西斯新聞理論的武器是唯物論的反映論。他反復強調：“政治性比起那包含這種政治性的事實來，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而第一性的東西，最先有的東西，乃是事實而不是什么‘政治性’。”“事實與新聞政治性，二者之間的關系，萬萬顛倒不得。一定要認識事實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質’，包括‘政治性’在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第二性的。”這是他當時對馬列主義大眾哲學觀點的運用，雖然說的簡單了一些（例如“被決定”這種不準確的表述），但反映了一種質樸的認識：事實勝于雄辯。所以，他能夠大膽地說：“我們的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而且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當遇到事實并不利于我方之時，也應首先尊重事實，這才是我們革命性表現。因此，他的結論便是：“只有無產階級這個最革命的階級，不怕面對事實，……能徹底尊重客觀事實。”
對于法西斯新聞理論的批判和分析，是陸定一這篇文章最有價值的地方。它經歷了時間的考驗，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即使在一般的政黨斗爭中，政治性也容易被看得高于事實。在西方的政黨報刊時期，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因而那個時期新聞的真實性是受到懷疑的。從理論上說，無產階級一無所有，沒有什么利益的牽掛，是最大公無私的，因而不怕面對事實，也能夠尊重客觀事實。但是階級組成了政黨，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實際新聞工作中，政治性被看得高于事實的事情不僅經常發生，而且在一些理論口號上，也可能出現矛盾，這是強調最尊重客觀事實的陸定一自己也難免的。例如對新聞工作者提出“政治第一，技術第二”的要求，盡管對政治、技術有所解釋，但是如何與“政治性就是新聞本身”相區分，其實是比較困難的。再如毛澤東1945年在回顧時說：“我們曾經有個時期分對內對外，內報一支是一支，外報一支是兩支。”[6]這個時期，就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平型關戰斗實際消滅日軍1000人，但是我們一直說消滅敵人3000人，從當時我們的報道到解放后的小學課本，這種說法持續了50年，直到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才改正過來。至于解放后“新聞，舊聞，不聞”[7]的“三聞”觀點，把對事實的報道和不報道作為一種政治表態，這顯然是將事實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實本身了。在這個意義上，陸定一當年對“政治就是新聞本身”的批判，對我們自己也有教益的。
第二方面，批判五四以來傳入中國的西方新聞學常識。當時陸定一手里只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于是這本書“緒論”中所論述的關于報紙的定義與關于新聞定義的表述，被不點名地批判為很糊涂、很不老實、很不科學的資產階級新聞理論。戈公振1935年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因病早逝，享年45歲。可能考慮到這一點，陸定一沒有公開點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綱上線是夠高的，將戈氏的觀點歸結為“舊社會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學理論”，除了資產階級、糊涂、不老實、不科學等帽子外，還給它扣上“唯心論”的帽子，寫道：“唯心論者對于新聞的定義，認為新聞是某種‘性質’的本身，新聞的本源乃是某種渺渺茫茫的東西。這就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中所謂‘性質’說。最早的‘性質’說認為‘新聞乃是時宜性與一般性之本身’。后來，花樣越來越多，代替‘時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謂‘普遍性’‘公告性’‘文藝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總而言之，唯心論企圖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道’的唯物論定義，而把新聞解釋為某種‘性質’本身，脫離開了某種‘性質’就不成其新聞。”
如果有人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道，而把新聞說成是某種莫名其妙的時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會認可。因為新聞是事實的報道屬于生活常識，并不難理解。怎么有人會不明白這樣公認的東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論證根據來自德文材料，“時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時發現的事實，包括漢語中的“及時＋現實”雙重含義，戈氏反復捉摸，采用了“時宜”這個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興味，很難有合適的漢語對應詞，于是采用了“一般性”這個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寫道：“總之，時宜性與一般性，二者不能分離而存在，且互相維系而成報紙之特殊形體，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體之自身，作為報紙內容之原質。此特殊形體，可名曰新聞，即新聞為報紙之原質。”[8]他的意思很清楚，即報紙的基本職能是提供新聞，報紙上的新聞具有時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興趣。這屬于常識，無論如何談不上“唯心論”。
戈公振接著談到美國人的四條關于新聞的定義，無論前面加上何種附加的定語，均最后落實到“事物”、“事件”、“事實”上。戈氏總結道：“此四者均暗指新聞應以何種性質而規定。于是可知新聞之性質，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興味，不可不得時，此二條件極為易知。”[9]他談到的新聞事實的兩個主要條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興味）和時宜性（得時），確實屬于“極為易知”之列。他同意兩個美國人關于新聞定義的“性質說”（Quality Theory），因為“性質與具體事實乃同一體，其結果可以避免謬誤，不致以新聞事實之自身為新聞與否之區別，只須包括上述性質之事實，均可作為新聞”。[10]在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聞并非是事實就值得報道，這種事實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時宜性。所謂“性質說”，不過是翻譯問題（譯為“特點”似乎更確切些），講的是對新聞事實的規范（規定），這種事實要有共同興趣、及時、讀者欲知、與人類的幸福相關等等。這里討論的是新聞事實的特點，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當然是承認新聞報道的是事實。如此的論述，實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實，更與“唯心論”不搭界。
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不管怎樣，現在需要對傳統的新聞理念進行階級分析，于是陸定一選擇了“興趣”這個對新聞事實的要求，指出：“興趣是有階級性的，對于勞動者有興趣的事實，寫出來就成為對于勞動者有興趣的新聞。但同一事實，剝削者看來就毫無趣味，因而這個新聞對于剝削者也就成為無興趣的新聞。例如勞動英雄的新聞，就是如此。”從人的階級性角度講，這個道理是對的。然而戈公振談的是一般意義的新聞傳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眾，理所當然地是面向社會的大眾傳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慮人類共同的普遍興趣，這本是常理。階級興趣、共同興趣，是不同層面的問題。
陸定一還批判了“桃色新聞”、“黃色新聞”，就這一點而言，與戈公振對此的批判是一致的。這類新聞的主張者將“興趣性”、“文藝性”作招牌，但不能因為他們談到了興趣性和文藝性，就否定關于新聞要考慮公眾興趣、寫作要有文采。
新聞學傳入中國，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國的，德國的材料惟有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緒章有所涉及，并且將美國和德國的材料加以融合，這是戈公振的學術貢獻。德國理論思維的特色僅在這一章中可見一斑，后來我國再也沒有人引進這方面的東西，加上這么一批判（除了政治帽子，還有“玄而又玄”、“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無病呻吟，夸夸其談”等等），更無人再談，后來的新聞理論缺少理論深度，這也是原因之一。
四，《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為《解放日報》改版構建黨報理念
博古主持《解放日報》初期的工作理念，基本是大城市報紙的“以新聞為本位”，但是這并不適合地處偏僻、人口分散、文盲眾多的陜甘寧邊區的特殊環境，黨中央機關報的主要職責也與面向城市公眾的報紙不同。因此，要建構黨報理念，首先得批判圍繞“以新聞為本位”而形成的種種觀點。關于這個目的，陸定一文章在開頭部分就講得很清楚，他寫道：“了解這套從舊社會里帶來的思想意識和新聞學理論，懂得它的謬誤在哪里，對于我們，曾經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真正與這一套壞東西作斗爭，還是解放日報去年4月改版以后才開始，這是在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理論是從實際中來的，與不正確的新聞學理論和實踐作斗爭，就同時豐富了和發展了我們自己的關于新聞學的實踐和理論。”
正是由于黨的機關報初期總以時宜性、一般性等對新聞事實的要求，來選擇和安排新聞稿，使得體現黨中央精神的文件、講話以及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內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這樣的觀點對于改造黨的機關報工作來說，自然是一種“壞東西”。克服了這種觀念，積極主動地宣傳黨的精神和反映根據地群眾生活（這類內容當然新聞價值不高）意識，才可能融化到編輯記者的血液中，落實到行動上。就當時轉變主辦黨報的新聞學理念的需要而言，陸定一文章這樣做是有歷史的理由的，不然不足以建構新型的黨報理論。
既然時宜性、一般性等富有新聞事實特征的要求被壓抑，那么落實毛澤東關于黨報主要用于指導工作的思想，目的也就達到了。1944年毛澤東在一次文化工作的大會講話，他的話語本身很自然地體現了對于新聞的新認識：“報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們這里出了個申長林，就把他的事跡登上，有一個陳德發也可以寫進去……”“昨天報上登了一個消息，是關于一個完小的消息。這是一條很好的新聞，有這樣一條新聞，比我們講好多話還起作用。因為這個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成績，應該把它廣播到全國去。”[11]顯然，在毛澤東看來，勞動模范的事跡就是新聞，一個完全小學的工作經驗也是新聞。這與面向大眾的社會性報紙關于新聞的看法，距離是遙遠的，但符合根據地的情況。
毛澤東對《解放日報》改版提出的兩個要點是“增強黨性和聯系群眾”。[12]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重在論證如何在理念上增強黨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新聞如何能真實”，實際上談的是黨報記者如何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生活的問題，即“聯系群眾”的問題。而原來《解放日報》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抄錄各國電訊稿進行編輯、參加黨的會議發一些消息，這種工作方式使得報紙嚴重脫離了分散且處于信息封閉狀態的邊區群眾，群眾不會關心，也很難理解報紙上所報道的東西。只有黨報的記者們了解了他們讀者的生活，才可能將黨中央的精神變成適合他們接受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陸定一對此的論證邏輯是，首先肯定了“資產階級新聞學”關于新聞寫作的“五Ｗ”要求；然后接著指出，即使形式上完全符合五要素的新聞，也可能存在不真實，因為沒有深入到事物的內部，有可能被蒙騙。最后，他提出“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要求記者必須與群眾相結合，首先做群眾的學生，與他打成一片，這才可能寫真實出反映他們生活的新聞來。如果事情到此，這種要求是妥當的。但是，要求從大城市來的有知識的青年記者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的工人農民學習，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陸定一采取了讓城市青年產生自卑感的論證方式，即說明記者的工作是不產生價值的，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他寫道：“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勉勵自己，做人民的公仆，應知我們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養，如果我們的工作，無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蟲還要可惡，那就比二流子還要卑劣。”在此基礎上，批判“無冕之王”、“先知先覺”的思想，批判“報閥”作風，自然所向披靡。
新啟蒙與陸定一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這種記者不是勞動者的“理論”當時很盛行。誰養活誰，這個話題后來在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斗地主的一個主要倫理原則，還出現了《誰養活誰來，我們來算一算》的歌曲。盡管現在看來顯然是謬誤，但當時作為一種理由產生的“魔力”是很大的，成為一代人的人生觀，一方面激勵了黨報記者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保證了黨報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也成為整肅記者的殺手锏。
五，歷史地評價《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在上個世紀新啟蒙的背景下，針對《解放日報》初期辦報業務指導思想上不符合陜甘寧邊區的情況，為確立符合根據地情況的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陸定一的這篇文章以當時有限的馬列主義教科書提供的哲學知識，努力扭轉“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理念，使之適應黨報的職責，貼近根據地群眾的生活，這個目的基本達到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該文采取了以批判開路的論證方式，對于法西斯主義新聞學理論的批判，抓住了要害，因而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而對于新聞學常識的批判，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但是從“運動劇場”的效應看，“在一定范圍內，劃出的斗爭對象越多，剩下的參與運動的態度就越積極，因為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立場，只要被卷進了運動斗爭的漩渦里，即使不是積極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場”。[13]這種批判確實產生了效果，人們努力拋棄“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不再講究新聞價值，以及新聞時效和新聞的趣味性，僅在形式接受了新聞寫作的“五Ｗ”，完全投身到全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工作中。
如果把這篇文章放到當時延安整風時的“搶救運動”，以及文化界對王實味、丁玲、艾青、羅烽、蕭軍展開的過火批判背景中，陸定一的文章已算是溫和的，不過就是筆頭上給戈公振戴了幾頂政治帽子而已。
其實，諸如新聞要求新、及時、有趣味等等，屬于對新聞行業的社會性認識，無所謂階級不階級。在這樣的問題上使用“階級”的大字眼，把階級斗爭的理論簡單化和庸俗化了。一定要在這類問題劃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不同認識，造成了很大的后遺癥，使得我們的新聞學研究長期陷在不停地劃清階級界限的狹隘認識里，難以進入學術領域。陸定一當時強調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的定義，其實就在他批判的戈公振的論述中就內含著，只不過戈氏加了幾個定語。這種思想的相關性，使得在后來階級斗爭意識強化的背景下，他本人也逃不過其他人將這個定義扣上“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新聞學涂脂抹粉”[14]的政治帽子，這一點，恐怕是陸本人也意料不到的。
延安《解放日報》改版本身適應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具體情況，使得黨報極大地推進了黨的各項工作，發揮了動員群眾的作用。為了確立通過黨報指導工作的體制，在新聞學理念上改造新聞學的常識是必要的，也取得了成效。但是，當環境發生變化以后，改變已經變成傳統的認識理念，卻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從那時開始了一種新傳統，即“大批判開路”的不好的傳統，誰哪怕只是想到一些與過去觀念不同的東西，習慣性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或唯心論、唯物論的劃分意識，便會制止當事人繼續想下去，更不要說其他人監視的眼睛了。于是，這種并非完全由于講道理而形成的狀況，造成了后來長期難以扭轉的局面：我國面向社會的傳媒上缺少新聞，沒有時效，沒有趣味；編輯記者只知道典型報道，不會搶新聞，并長期把許多基本的新聞學常識，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
由于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也許當時真的不懂），論證記者不是勞動者，如何被工人農民養活，這種道理一旦被接受，同樣后遺癥無窮。包括記者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經常以接受工農再教育的名義下放，變相勞改，身心遭受到極大的摧殘。這種情形也是陸本人難以料到的。
雖然上面談到了較多的陸定一文章的“不是”，但是從這篇文章中也能夠看出，他畢竟是一位正直的黨的文化領導人，他選擇的話題是要求黨的新聞工作尊重事實、追求實實在在的真實。盡管他把戈公振的觀點曲解后概括為“很不老實”、“很不科學”，但其追求的仍然是一種真實的境界，這是這篇文章能夠進一步批判法西斯主義新聞理論，并準確地抓住其理論要害的認識基礎和人品基礎。后來陸定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其主題大多還是新聞要真實，反對造假，確實文如其人。
新聞學主題的轉變，其領導者是毛澤東，陸定一的文章是在貫徹毛澤東的黨報思想。如果主要領導者能夠意識到這是以新聞學自身的退化，為社會和歷史的總體進步付出的代價，那么這種代價的付出是值得的，對于黨這個整體內部而言，這種代價的付出當時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對整體內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擴大到整個社會，其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當時根據地的社會環境要求新聞學產生“偏至”現象，本來是實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識到這是一種文化偏至，當環境變化的時候，思想上能夠與時俱進，否則，一旦把偏至的新聞學上升到永恒，悲劇便不可避免。這個責任，不能由陸定一承擔，他后來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本人為此遭受了巨大的苦難。我們現在紀念陸定一的這篇文章發表60周年，目的是正視歷史，總結經驗和教訓。
注釋：
[1]陳力丹《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的新聞學》第34-3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單印本，1989年5月。
[2]李慎之《不能忘記的“新啟蒙”》，《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2期。
[3]張友漁《報人生涯三十年》第117頁，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
[4]吳雁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第11編第7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5]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新聞文存》第422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6]《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28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7]《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93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8]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5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9]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6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1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6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11]《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13、115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12]《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93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13]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21世紀》網絡版2003年6月號（總第15期）。
[14]《新聞學論集》第1輯2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寫于2003年8月，提交復旦大學“紀念陸定一同志《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發表60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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