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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動態調整:報道組織研究之三
策劃與組織新聞報道的主旨在于對報道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以實現最佳傳播效果。而資源配置在不同的情況下具體的操作方法也往往不同。一般說來，對于可預見的事件性或非事件性新聞報道、重大活動報道以及媒介自己設定的議題報道，策劃能夠早于事件和活動開始的時間進行，資源的配置成為策劃中可以從容安排的一項內容，諸如派多少名記者前往哪些地區、攜帶哪些設備等，在報道方案中便作為主要內容之一有了明確規劃。但對于那些無法預見的突發性事件的報道，由于策劃只能在獲知報道線索甚至在第一組報道已經播發的情況下才隨后展開，報道的資源配置就會先于策劃進行應急性的安排。因為對于大量的突發性新聞報道，媒介都要爭分奪秒地搶時效，無論報道策劃是否已經在做，媒介首先需要派出第一批記者趕赴事發現場，在第一時間將消息傳達給受眾。對于報道組織者來說，遇到這種情況的機會可能比遇到前一種情況略少一些，但在這種情況下面臨的挑戰顯然嚴峻得多。這就需要研究如何在難以預知并且變化無常的情境下迅速地配置報道資源，并且進行動態性的報道調整。對于各類型新聞媒介來說，在突發性事件報道中必須搶先派往現場的人力物力是不一樣的，報社人員可能是最容易輕裝上陣的，他們只要攜帶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和攝影機就能勝任報道工作。廣播電臺的記者需要攜帶現場錄音設備，也能夠像報社記者一樣獨立行動。比較麻煩的是電視臺記者，他們需要攜帶的設備比較多、也比較笨重，而且無法獨自一人行動，必須以小組為基本單位集體進行采訪，因此對交通設備的要求也更高一些。另外，即便同一個媒介，不同的報道選題，對報道人員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對設備裝置也有不同需要，這些都是報道組織者必須考慮周全的。有時，對一些偏遠地區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行報道，要考慮的還不單純是派出人員和設備的數量、組合問題，交通途徑、通訊聯絡的方法也是必須事先謀劃的。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發生時，中國青年報臨時派出了一個4人采訪小組奔赴現場，后來以一組系列報道《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嘆》、《綠色的悲哀》獲得了中國新聞獎。組織這次報道的編輯后來總結經驗時，強調了這樣兩處細節，一是人員配置，“報社決定抽雷收麥（當時任黑龍江記者站站長）、李偉中、葉研三位記者，外加一位實習生賈永。為什么要抽他們幾位，而不是別人？這里就有個編輯對記者的了解程度和判斷問題。一名成熟的編輯，他要了解作者（包括記者、通訊員），誰適合干什么，不適合干什么，要一清二楚。大興安嶺火災這種災難性報道不同于一般性的報道，它需要記者玩命、不怕苦，采訪要深入，思想要有深度，能控制局面，而這幾位恰恰具備這種特點。為什么外加一位實習生，這一方面是給實習生一個鍛煉的機會，同時也可以給記者們提供一個聯絡人員。在組織記者過程中，也存在一個合理結構的問題。”這位編輯強調的第二點是安排交通和通訊問題。在報道策劃會議召開的第二天，記者出發。“說到記者出發，也許有人以為這與編輯無關。其實，這也是誤解。一個好編輯不應只是坐在家里編稿子而已，凡是與所組織的報道有關的事項無論巨細，他都要親自過問并提供給記者以盡可能多的支持、幫助。你想一下，大興安嶺火災已經燃燒了一周多，記者應盡快趕到現場，但去大興安嶺，交通又不便，該怎么辦？這就有一個如何使記者行動起來的問題。我們經過多方努力，最后得到了空軍司令部的支持，記者坐上空軍部隊運送緊急滅火物資的飛機，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了現場，保證了采訪的時效性。記者去了，接著又有一個通訊問題，稿子怎樣才能及時傳回來？此前，我們在這方面有過教訓：記者到了采訪地點，別說傳稿子，就是人在哪兒也摸不清。這次去大興安嶺，我們為此搞了幾種通訊方式，可惜運行中也出了一些問題。”（注1）中國青年報組織大興安嶺報道時這番經歷很生動地說明了在突發性新聞報道中，報道的組織者對報道力量的配置必須合理，對報道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困難要有充分的考慮，預先想出對策。
我認為，對報道資源的合理配置主要應考慮這幾個方面：
（一）、人力物力配備與報道選題的重要程度、操作難度、運行環境相匹配。比如對報道深度要求較高的選題，所派人員的理論素養、業務水平應相對較高；采訪環境如果比較艱苦、復雜，所派人員必須吃苦耐勞、善于應變，所攜帶的設備也應質量過硬、使用輕便、易于修理；對專業性較強的報道，所派人員和后方編輯都應該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和報道經驗。
（二）、派出人員和設備裝置的組合結構合理、優勢互補。重大報道一般需要多名記者協同作戰，他們之間應該形成梯隊或上下級關系，既聽命于坐鎮家中的總指揮，又能在情況突發變動時有自己的領導核心。這些派出人員能否彼此信任和了解、能否相互合作，以及他們的能力是否長短互補、能夠形成合力，都會影響報道的成敗，在選派人員時就在充分考慮這些方面的因素。同樣，設備的配置也同樣要考慮在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優勢互補，保證對各種場面能應付自如。
報道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動態調整:報道組織研究之三
（三）、報道的前后兩方力量能夠配合和協調。重大報道的派出人員作為一種流動力量必須與相對穩定的編輯后方保持聯系，使指令和信息在前后方之間順利傳遞，使稿件能夠及時得到處理和播發，因此，報道的組織者對報道資源的配置還包括對工作流程作出明確的安排、對每個崗位的責任作出明確規定，比如稿件到達有關編輯手中的直通渠道要有保障，努力減少中間環節，使整個報道工作具有合理高效的運行框架。
（四）、對實現人力物力配置正常運行的所有過程性細節有周密安排。像派出人員和設備如何到達目的地、在報道運行過程中人員和設備如果有損失如何進行補救、稿件傳遞中如出現意外如何處理，等等，這些過程性細節都是配置報道資源時就要盡可能作出充分估計的。
當然，對于那些無法事先進行策劃的報道，在獲得新聞線索的第一瞬間就要非常周密和科學地進行報道資源配置，是非常困難的，操作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報道組織者的直覺和經驗。因此，報道的資源配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將隨著報道策劃的推進而不斷完善。比如1998年1月10日河北張家口地區發生地震，中央電視臺在當天上午距“新聞30分”節目的播出時間只差10分鐘的時候得到新聞線索，來不及進行策劃，就先派出第一路記者直奔地震局，同時要求第二路記者待命隨時準備行動。第一批出發的記者趕在“新聞30分”結束之間傳回了消息，使中央電視臺成為我國第一家發布這條突發性新聞的媒介。在這條消息還沒有傳回編輯部的時候，第二路記者就起身向西北方向出發了，編輯在收到消息之后立即通知這組游動記者準確的事件發生地點。這之后，第二批記者也預備好了御寒大衣、食品和藥品，出發去支援先頭部隊。下午2點，新聞中心報題會上，采訪部、軍事部、“新聞30分”、地方組、聯播組和評論組等部門的負責人聚在一起，開始策劃報道，一位副臺長也親臨會議進行部署。到當天晚上，就有三路記者抵達了災區，“新聞聯播”、“焦點訪談”、“晚間新聞”、“零點新聞”都進行了相關的遞進報道。第二天早晨，新聞中心再次開會研究報道情況，為了加強各部門記者在災區采訪工作的組織和協調，減少“車輪式”采訪給災區造成的工作負擔，決定派采訪部一位副主任趕赴災區，統一協調采訪部、評論部、“新聞30分”等部門記者在災區的報道。當天下的報題會上又成立了新聞中心后期統一報道組，各部門分工合作，由采訪部主任負責統一協調。由于這種動態式的部署和調整非常及時到位，中央電視臺在隨后十幾天的報道中，有條不紊地播發了大量精彩的報道，以至世界各大通訊社的駐華機構紛紛要求購買他們有關地震災區的最新圖像。（注2）
論文報道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動態調整:報道組織研究之三來自
報道進程中的動態調整不僅僅是對報道資源配置的調整，還包括根據情況的變動，對原先報道設計的調整，調整的內容可能涉及報道設計方案中所包含的各個方面。歸納起來，主要有：
（一）、報道思路的調整。
這是報道策劃中最大的調整。報道思路的改變意味著對報道選題的重新認識，并且相應地要改變報道范圍和重心、報道規模、報道方法等。由于這幾乎是對原來報道策劃的全盤否定，所以實際工作中采用并不多，除非確實遇到與原來設想大相徑庭的情況，或遇到無法抗拒的阻力。它同時也說明，原來的報道策劃不適合實際要求、不現實，在最初設計中有很大的疏忽和漏洞，考慮不慎重、不細致。如1988年，曾有一家報紙組織過一場《如何看待收入差距》的討論式報道。當時，經濟改革還不成熟，嚴重的分配不公是人們議論紛紛大發牢騷的熱門話題。這個報道披露了小車司機和公共汽車司機、醫院醫生和賓館醫生等不同職業的收入差距，立即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然而，報道只進行了兩期就停下來了，原因是分配不公問題雖在社會上嚴重存在，也和“群眾脈搏”貼得很近，但它涉及到體制、政策、部門、企業的方方面面，在實際工作中一時還沒法解決；從當時中央精神看，對于這類前進中出現的問題，一時也不可能拿出成型的方案和措施，所以，在宣傳報道中也不宜強化。此外，關于大城市的房改、交通等問題，也出現過報道上操之過急的情況，于解決問題無益，還激化了矛盾。后來，客觀條件成熟了，這類報道再抓起來，效果就比較好。
報道思路的改變，可能是全盤推翻正在進行的報道，也可能是改變原來的報道選題，如由報道Ａ主題轉為報道Ｂ主題，還可以是報道態度的變化，如由褒或貶變為中性的討論，等等。
（二）、報道內容的調整。
通常在不變更報道思路的前提下補充或壓縮報道內容，改變原來的發稿計劃。這也是對報道計劃較大的調整。如1991年經濟日報的“三角債”報道，原定報道內容主要是圍繞大連起重機廠的欠人和人欠債務情況及還債情況，進行追蹤報道，使讀者從中看到“三角債”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性，促進問題的解決。但由于中央對清理“三角債”有了新的布署，外部條件發生了變化，原定的報道內容就不能勝任新的要求，這樣，在基本依照原報道思路的基礎上，擴大了報道范圍，增加了新的報道內容。可見，報道內容的調整，是報道的預期目標有了改變使然。目標一改變，報道面與報道重點也隨之改變，就必須調整原來的發稿計劃。
報道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動態調整:報道組織研究之三
（三）、報道規模的調整。
通過延長或縮短報道時間，增加或減少報道篇幅，提高或降低報道的版面地位等手段，改變報道的陣勢和力度。調整報道規模常常是隨調整報道內容而來，如“三角債”報道的內容調整后，就只有延長報道時間，增加報道篇幅，提高版面地位。原定只有10組稿件，后來實際見報的欄頭就達到26次，各類報道60多篇，一版頭條就有十多篇。
（四）、報道方式的調整。
指變更報道的組織方式，使報道取得好的效果。前面我們說到過幾種報道組織方式，它們在實際運用中并不相互排斥，能夠組合運用，并能由一種報道方式轉變到另一種報道方式。報道方式的改變，是根據報道思路的修正和報道內容的調整而來的，如前文中談到的經濟日報關于“三角六”的討論，原來的設計是刊登記者采寫的新聞，后來這條新聞在報社內兩度引起爭議，才促使新的報道思路逐漸明朗，變客觀報道為組織討論，這樣，討論式就成了這個報道調整后的形式。
（五）、報道力量與報道機制的調整。
改變原定的報道人員部署和資金與技術設備的配置，建立新的報道機制等，前面已有專門論述。其實這種調整是由報道內容和報道規模的調整而來的，如經濟日報的“三角債”報道本來是由工交部、記者部一同策劃和操作的，后來報道規模擴大了，參與這個報道的人員也不斷增多，評論部、財貿部、遼寧記者站、上海記者站、北京記者站、吉林記者站、廣東記者站、安徽記者站、山西記者站等，共有十幾個部門的記者投入了這場報道戰役，這才使報道面大大擴展，報道聲勢大大加強。
總之，新聞報道策劃與新聞報道實施是并駕齊驅、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在報道進行的過程中，策劃者需要自始至終地接受反饋，并據此隨時修正報道方案，從而有效地控制報道活動，促使報道盡可能實現效果目標。
本文對新聞傳播的策劃與組織所作的理論與實務的探討，不可能窮盡這一領域中所有已經出現、正在出現和將會出現的現象和問題，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立足于宏觀編輯角度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必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因為實踐已經雄辯地說明，對新聞傳播活動的策劃與組織實際是橫跨媒介傳播、經營、管理等諸多領域的一個邊緣性課題，這項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需要有更多不同學科背景的有識之士協力推進。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個已經來臨的新世紀中，我國各類新聞媒介在市場競爭大潮中的不斷開拓創新，以及我國新一代新聞傳播研究者們的不懈求索，一定能使這項研究獲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注釋：
1、鄭興東：《好新聞后面－－編輯耕耘錄》，第222－225頁。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2、肖許：《“體現了大臺風范”－－中央電視臺張北地震報道側記》，刊于《中國記者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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