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符號經濟學

批評的符號經濟學

當批評被作為生產來考察時，首先要明確的是它在商品流通中的經濟關系。批評的經濟學至少涉及兩個層面。在第一個層面上，生產者是批評家，生產出的商品是批評（文字），消費者是讀者。生產者的經濟回報理論上應由批評文字所承載的媒體支付。但批評文字是要被人讀的，也只有被人讀或聽到才有意義，而不同的批評文字所造成的影響又各不相同，有的讀者眾多，影響大；有的讀者少，影響小。所以在第二個層面上，批評（文字）是生產者，它生產出的商品是讀者，而消費者則是批評的對象，即被批評的藝術家或藝術作品。生產者的經濟回報由藝術家支付。當然，這里指的是正面的批評（這種批評占主流，至少在目前的中國占主流）。批評家各有不同的讀者群或號召力，當他（她）向他（她）的讀者們推薦藝術家或藝術家群體時，實際上是在使讀者接受他們，在這種情形中，被批評的藝術家以某種形式（金錢、作品或其它替換物）給予批評家回報，實際上也就是在購買批評文字所產生的讀者。所以，在經濟學上，批評文字和電視廣告的運作機制有相近之處。
　　但在肯定這一結論之前，還需面對另一種情形，即現在很少見到的負面批評，這種批評如果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可以視作正面批評的前奏。在寫出負面批評之前或之后，這位批評家一定寫有正面批評，相比較之下，負面批評不過是正面批評的陪襯，正面批評會因此而更有價值，就好比打假總對真貨有好處。所以，負面批評在經濟學上，并不在以上兩個層面之外。
　　從這種物質生產和消費的關系透視批評家和藝術家，看得出他們是一種合作關系，批評（文字）與藝術品是由不同的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產品，兩種產品之間的消費者不盡相同，直接的生產目的也有差別。以往的觀點常認為批評家是藝術家的附庸，他們的工作是對藝術家的意圖和藝術品進行解釋，把藝術品固有的意義揭示出來。偉大的藝術天才創作出了偉大的藝術作品，凡夫俗子們或庸碌之輩看不大明白或者理解不了，于是批評家站出來，告訴大家天才們的腦袋里想的是什么，作品當中表現的又是什么。這種觀點在藝術家中十分流行，相當多談及批評的論著也把在藝術家與公眾間進行溝通作為批評的首要功能。但很顯然，在經濟學意義上，批評的作用或首要作用顯然不是要去作什么解釋。但批評的物質生產還不能揭示出批評生產的全部意義，因為更重要的是，批評生產同時還是一種符號生產，正是這種符號生產，構成了批評家與藝術家合作的基礎。這種符號的生產由批評在文化層面上的生產，即意義的生產來完成。
　　意義的生產不僅僅局限于針對當下的批評，可以擴展到對任何時期藝術品的當下理解。意義的發生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批評家。批評家是一個社會主體，交織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社會階層、性別、年齡、經歷、價值觀決定了他（她）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為批評家同時又有其專業標準，受過相應的職業訓練。這兩者構成了批評家對藝術作品做出反應的基礎，并在批評家與藝術家之間劃下了一條界線。批評家在對藝術家和藝術品的解讀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的妥協、談判或誤讀，從而生產新的意義。當這種意義以批評文字的形式傳達出來后，又面對第二次意義的生產，即基于同樣的原理，讀者對批評進行的意義生產。
　　在“藝術—批評—公眾”的意義生成序列中，批評處在兩者之間，但批評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傳聲筒。18世紀，批評家作為一種職業出現的時候，就“承擔著雙重使命：他們既把自己看作是公眾的代言人，同時又把自己當作公眾的教育者”（注：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作為第一次意義生產的批評總是力圖使自己與藝術作品拉開差距，這一點已經明確，不再贅述。現在重要的是批評在第二次意義生產中所起的作用。讀者在閱讀批評（文字）時生產出意義又自己消費掉這個意義，在這里生產者和消費者合而為一，同時又涉及讀者接受的層面，情況頗為復雜，這里假設兩種極端情況：一是一位讀者在閱讀一個批評文本時，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一是完全反對作者的觀點。但不論同意還是反對，讀者都知道了作者的觀點，而一旦他知道了作者的觀點，那么這種觀點就被建立起來了，即這種觀點進入公共領域，不管藝術家本人對自己的藝術持何種觀點，批評家的觀點都已經被賦予到藝術家及其作品之上，而這種觀點正在為人接受或反對。用一個對往昔作品的當下解釋（批評），可以說明一種觀點（意義）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米歇爾·弗里德說庫爾貝《打石工》展現的是藝術家作畫時雙手的靈巧，而T·J·克拉克則認為庫爾貝作品的意義在于參與了1850年前后法國政治中的意識形態斗爭。不論其中那一種說法更有道理，也不論我們同意或不同意他們的觀點，甚至不管庫爾貝本人是怎么想的，這兩種看法都會規范我們對庫爾貝的理解。其結果是，不論我們怎樣理解庫爾貝，我們都會潛移默化地把自己的理解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即庫爾貝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個天才，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或者至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
　　文化層面上的意義生產不能僅僅用直接的經濟利益來考察，它所生產出來的意義為寫作者和被寫作的對象贏得的不是經濟回報而是一種文化上的回報，這種回報是一種“文化資本”的積累。當批評者為一個對象寫下批評文字時，并不能為被批評的對象帶來直接的經濟收入，能夠為藝術家帶來經濟收入的收藏者也不盡是批評家的忠實讀者。但如果考慮到批評生產的意義所能夠流通的領域必定是一個公共領域，那么文化資本的積累也必定是在這個領域之中，一旦獲得較高的文化資本，是否直接讀到批評文字就不那么重要了，因為無形的文化資本比有形的文字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批評的意義生產直接帶來的是一種文化資本的積累，這種文化資本構成一種符號，在社會中建構起對這種符號的信仰。制造這種信仰的同時，也是把藝術和藝術家神圣化為一個象征性符號的過程，藝術家由一個普通的生產者變成點石成金的魔法師，藝術品成為全社會都來崇拜的偶像。這種信仰絕不是單由批評來獲得的，但批評是制造出這種信仰的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這種信仰最終有可能轉化為經濟資本。這就能夠理解何以藝術品能夠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
　　在回答藝術到底應該擺在什么位置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很審慎地說，藝術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基本上處于商品的位置（注：Terry  Smith,"Modes  of  Production",Robert  S.Nelson  and  Richard  Shiff  ed.,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他的審慎表現在，雖然藝術品明顯就是商品，它卻被神秘地被認為具有一種超出馬克思區分出的幾種價值（“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剩余價值”）之外的特殊價值。這種特殊價值表

現為，藝術品的價格常常與藝術品的材料價值和藝術家用來生產藝術品的勞動時間不相稱。
　　一個可信的回答是，說藝術品的商業價值與其生產成本不相符，既對又不對。如果僅僅考慮藝術品的物質成本和藝術家的投入，無疑是正確的；如果把藝術品的商業價值作為一個由社會煉金術合成的神圣物品，藝術品的生產也不在社會能量守恒的法則之外（注：Pierre  Bourdieu,"The  Production  of  Belief:Contribution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English  trans.Richard  Nice,Richard  Collins  etc.ed.,Media,Culture  
And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6.）。即，在藝術品物質成本和藝術家勞動的物質生產之外，還要考慮到使一個藝術家及其藝術品變得神圣的整個社會機制得以運行的符號生產，當藝術品轉化為社會中重要的象征性符號之后，那么藝術品的特殊價值原也是物有所值。從批評的符號經濟學著眼，可以看到，藝術批評參與制造了藝術的神圣，而這正是批評的最基本功能。至于藝術本身神圣還是不神圣，看看杜尚的《泉》就知道了，在變成神圣的藝術品之前，它不過是個小便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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