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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極”戰略：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時間：2023-02-21 19:06:58 企業管理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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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極”戰略：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摘要]從改革開放主要矛盾的表現形態的發展變化看，這個特定階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趨勢，社會生產的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樣呈激化趨勢。兩個“不平衡性”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國宏觀經濟結構表現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貧富地區二元化、國內外二元化、行政區與經濟區二元化、城鄉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戰略性矛盾。四重“二元”格局在社會生產方面催生出“供給過剩”與“供給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對立，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進一步躍升。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困常?篩母錕?諾諞喚錐蔚氖?啃浴耙輝?崩Ь常?慈嗣袢褐謐芴逕銜鹵ゲ蛔悖???詼?錐謂峁剮浴岸??崩Ь場?br>
一、四大戰略性矛盾日益凸顯
進入新世紀，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市場環境、體制環境和對外經濟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主要矛盾的表現形態隨之向深層次變化。從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看，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第二階段。
從改革開放主要矛盾的表現形態的發展變化看，這個特定階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趨勢，社會生產的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樣呈激化趨勢。兩個“不平衡性”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國宏觀經濟結構表現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貧富地區二元化、國內外二元化、行政區與經濟區二元化、城鄉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戰略性矛盾。四重“二元”格局在社會生產方面催生出“供給過剩”與“供給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對立，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進一步躍升。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困境，由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數量性“一元”困境，即人民群眾總體上溫飽不足，轉為第二階段結構性“二元”困境。

1、貧富地區二元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實施了“沿海地區先行一步發展”和“三個地帶梯度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我國先后開放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５個經濟特區，１４個沿海城市，長三角、珠三角、閩南三角地帶及上海浦東新區等沿海開放區，這些城市和地區依靠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政策扶持，率先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內陸與沿海、西部與東部發展差距拉大問題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凸顯，到２０世紀末，廣袤的西部地區和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重工業最發達的東北地區逐漸淪為兩大“蕭條區域”。能否實現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成為我國面臨的一個重大戰略難題。
貧富地區二元矛盾，不僅是產業層次的差別，還表現在生產方式、融資方式、產業結構等差距上。有關數據表明，上世紀末東西部利用外資的比重為８６％和２％，相差４３倍；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東部１２省股市融資為西部１０省的５倍。

2、國內外二元矛盾
改革開放第一階段，我國形成明顯對外開放氣候的地域主要在東南沿海，沿江、沿邊、沿交通干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內外市場界限逐步消失，我國經濟逐步全面融入世界經濟，已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經濟體系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成為左右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國社會生產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表現出明顯的差距，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世界差”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上，不僅三大產業的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特別是金融、保險和公共服務的發展水平較低，而且傳統產業和“新經濟”型產業之間的結構水平也比較低，在與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競爭時，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產品結構上，跟不上國民消費結構和國際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導致結構性生產能力過剩；微觀企業上，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較低，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能力和手段相對落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水平低；經濟體制上，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慣例的接軌任務艱巨。

3、行政區與經濟區二元矛盾
進入新世紀，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參與多邊貿易機制的同時，積極參與到不同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區域主義的興起成為世界經濟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區域主義對一個國家內部的要求是，實現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地方政府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級調控主體和利益主體，不僅是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同時又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不僅擔負著改善投資環境和招商引資的責任，又直接參與企業經營和各種投融資活動，從而形成了以地方政府為核心、以其管轄的行政區為界限的“地方政府經濟圈”，又可稱為“行政區經濟圈”。行政體制分割格局加上地方行政主體利益導向，導致“社會生產”在行政區之間的布局存在同向競爭、市場分割等嚴重不合理狀況，資源難以在經濟區內實現優化配置。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確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從政府變成了市場機制，國內區域間對于市場一體化的內在要求強烈，行政區與經濟區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已成為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突出制約因素。

4、城鄉二元矛盾
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管理上，對農村和城市實行以兩大行政制度因素為核心的兩種體制：一是戶籍壁壘，城鄉居民被嚴格分為非農業、農業兩種戶口；二是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城鄉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福利、社保、金融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從而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城鄉分割發展格局。主要表現在：一是大量農民被限制在農業上，農業人口比重高。到２０００年，農業人口高達６６．６％；二是農民受教育水平低。到２０００年，我國１５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８６９９．２萬人，其中３／４分布在農村。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２０∶９∶１，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為０．３７∶０．５５∶１；三是工農產品“剪刀差”使農民收入過低，貧困人口多。２０００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大致為６∶１；年人均純收入不足８２５元的農村貧困人口高達９０００萬以上。
這種現狀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性正突出顯現：一是隨著我國市場化建設的推進，高素質勞動力大量短缺，農業剩余勞動力處于新的供給高峰，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資源素質偏低，難以適應城市的需要，低素質勞動力過剩，形成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過剩”與“供給短缺”并存的結構性不對稱現象；二是農民進城就業后，二元社會管理體制延伸到城鎮內部，進城的農民工與城鎮戶籍人口仍存在不平等的社會權利，農業人口難以實現轉型；三是在我國越來越難以靠出口來拉動經濟的新形勢下，拉動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出路。但有關數據顯示，占我國人口近７０％的農業人口，金融資產不到３０％，購買力不到４０％。農村居民購買力過低的直接后果是農村巨大的消費市場無法啟動，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直接造成國內需求不足，并影響到工業的快速發展。
二、加速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

經濟發展區域化是我國市場經濟深刻發展的新趨勢。一個經濟區域往往跨越多個行政區，隨著區域整合趨勢的日益加劇，行政區與經濟區的矛盾日益顯現并趨向激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制約因素，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區的形成和壯大。對經濟區域一體化進行宏觀調控，加速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顯得尤為迫切。

1、二者矛盾日益尖銳
記者者曾選取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大珠三角和欠發達的南貴昆經濟區進行實證調研。長三角跨越上海、江蘇、浙江三個行政區單元，大珠三角跨越廣東、香港、澳門三個行政區單元，南貴昆經濟區跨越廣西

、貴州、云南三個行政區單元。調研發現，行政區與經濟區矛盾呈上升趨勢，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行政區之間產業發展自成體系，產業同構、同質競爭，生產力布局重復現象嚴重。長三角內相距不遠的１６座城市近十年來的產業調整方向非常接近，有１１座城市選擇汽車零配件制造，有８座城市選擇石化，１２座城市選擇通信產業。在大珠三角內，大型基礎設施的重復投資表現突出，集中了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廣州５個國際機場和香港葵涌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等７個現代化港口。
二是外向性經濟發展各自為政，甚至惡性競爭。從長三角三省市近幾年主要出口行業的產值看，名列前幾項的主要行業中就有三至四項是完全相同的。在對外招商引資上，各城市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競相降低門檻，以將周邊城市的投資者吸引到自己的地盤上來。
三是地方保護造成生產要素在區域內流動不暢和市場分割。貴州、云南、廣西三省區礦產、生物、旅游等自然資源豐富，但長期以來，你開礦、我也開礦，你建中藥基地、我也建中藥基地，互相分割市場；旅游客流資源不能共享，“西南大旅游”概念提了多年一直未能實現。

2、發展成本居高不下
行政區與經濟區矛盾的激化，造成我國現代化建設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因行政區域壁壘導致盲目、重復投資和同向低層次競爭，帶來大量的資源、資金、技術耗費不斷增高。珠江７０％的水量來自上游西江，但由于上中下游治理脫節，上游西江至今尚未建成防洪控制性工程，每遇流域性大洪水，均給下游珠三角地區帶來嚴重威脅。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接連發生多場大洪水，廣西、廣東兩省區受洪災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１８３７億元，年均損失１６７億元。在我國資源、資金均不富裕的今天，“行政區經濟”引起的耗費令人痛心。

3、“主觀動力”與“客觀動力”
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的動力大致來自四個方面：一是社會發展階段的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上產生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的歷史機遇；二是經濟發展進程中社會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動；三是行政區一級政府的推動，政府對區域經濟認識深化，主動推進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四是國家順應區域經濟發展趨勢，推進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前兩方面動力是客觀存在，稱之為“客觀動力”；后兩方面是主觀行為，稱之為“主觀動力”。
我國行政區與經濟區的矛盾日趨激化，主要原因在于“主觀動力與客觀動力尚未達到一致”。從行政區政府動力看，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我國開始實行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改革，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和投融資方面獲得了相當的決策權和調控權，加之上級政府考核下級政府的政績好壞往往以各級政府所管轄的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好壞為主要標準，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區域經濟增長最大化的內在動機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地方政府對地區間的合作往往只停留在口頭上。即使有合作，也是低層次的，說明僅依靠行政區政府自身難以真正推進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
從國家控制力看，我國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空間組織模式是以現行行政區劃為基礎的“中央省（市、區）”兩級調控模式，經濟改革的重心主要著眼于宏觀和微觀層面的體制建設，即市場經濟的宏觀體制和企業微觀機制的建立，而有關區域經濟的中觀層面的制度建設一度未引起重視，形成國家控制力在中觀層面上的真空。我國尚沒有專門協調區域行動的機構，結果在區域管理方面造成部委間、中央與地方，以及地區之間的失序。在這個意義上，行政區與經濟區的矛盾是區域經濟管理缺失的結果。

4、宏觀調控模式應有所創新
經濟發展到了區域經濟特定階段，按區域經濟發展規律來組織和調控經濟發展成為客觀要求，國民經濟宏觀調控模式也應隨之創新。現階段，要實現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關鍵取決于國家自上而下的推動。國家亟待加強對區域一體化進行宏觀調控，從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的角度，將國家宏觀調控的空間組織模式切換為“中央經濟區”調控模式，建立區域管理體制，包括建立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間專門的區域管理機構，建立以地區發展的法律體系為核心的區域政策體系，等等。
在“中央經濟區”調控模式運行下，各行政區政府應自覺突破區劃界限，加速行政區與經濟區整合，大致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將經濟區一體化作為政府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二是建立跨地區產業整合推進機制，制定統一的投資政策；三是建立區域交通綜合運輸體系；四是構筑區域共同市場體系，使勞動力、資本及各種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

三、區域化成為經濟發展新趨勢

研究改革開放第二階段的四大戰略性矛盾，不難發現，四大矛盾都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世界經濟發展大局密切相關。這一大局向我們提出了改革開放第二階段的一個核心課題，即我國尋求什么樣的全球化道路。

1、區域整合大勢所趨
從國際看，進入新世紀，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亞洲區域整合趨勢加劇，區域整合的主導權成為各國爭奪的主要內容。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加速了對東盟成員國、中亞等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區域整合的參與。我國西部和東北這兩片廣袤的區域毗鄰１５個國家，積聚了我國中遠期發展需要的諸多戰略要素，迫切要求我國加速與鄰國進行區域合作，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邊境區域經濟一體化。
從國內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地區拖累”問題突出，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緩慢，既牽制沿海發展，而且如果這些地區經濟問題繼續社會化，將嚴重影響社會和政治穩定。在２０世紀后２０年，我國是通過“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帶動了全國經濟發展，基本實現了“小康”目標；在２１世紀的頭２０年，我國要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走“區域共同富裕”的均衡發展道路。
以上分析說明，經濟發展區域化模式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在沿海地區、沿邊地區規劃發展若干個戰略經濟區，既是我國國內區域均衡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特色的全球化道路選擇。記者將這種戰略經濟區稱為“區域極”。
所謂“區域極”，是指以地緣關系為基礎，超越行政區劃，區域內具有很強集聚性，生產、分配、流通方面緊密聯系、互相協作，資源、產業鏈、市場實現合理整合和分工，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經濟區域。它以一體化的區域經濟形式出現，影響、輻射和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重心區，具有“極域”特質。

2、七大“區域極”構筑經濟版圖
改革開放以來，“先行一步”發展戰略使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２０００年我國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十六大又提出“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發展和改造”的方針。隨著對西部和東北這“兩大蕭條”區域振興戰略的提出，我國基本完成了“區域極”的戰略規劃部署。在我國經濟版圖上，將形成七大戰略“區域極”，它們是：
長三角。包括上海和隸屬江蘇、浙江的１５個地級以上城市。只有不到１０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近半數的全國經濟發達縣，聚集著近百個工業產值超過１００億元的產業園區，還有數千家巨人型企業。
珠三角。包括廣東省境內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等１４個市縣。隨著２００３年ＣＥＰＡ的簽署，以廣東、香港、澳門三個支點構成的“大珠三角”正加速形成。
京津唐

經濟區。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地區，是環渤海經濟區的“核心層”。
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長江上游經濟帶、南（寧）貴（陽）昆（明）經濟區，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確定的的３個重點區域，是我國西部經濟的三支“引擎”。
東北經濟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值得指出的是，在未來的我國經濟區域規劃布局中，還必將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極：環臺灣海峽經濟圈。今年年初，福建省提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區域戰略部署。規劃中的海峽西岸經濟區大致是指臺灣海峽西岸的以福建為核心區的臺灣海峽海域與陸地。

3、“區域極”接軌世界區域經濟
從全球經濟版圖看，“區域極”使我國對接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得到全方位體現。
長三角是我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也是我國面向亞太地區的主要窗口，其產業協作范圍可由韓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擴大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我國在太平洋東西兩岸都有產業合作網絡的局面。
大珠三角和南貴昆經濟區是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交流協作的橋梁區域，可開辟一條從我國本土直接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通道，加速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南貴昆經濟區是我國向東南亞、南亞國家開放的門戶地區，南向發展，可建立通向南亞的陸上通道，沿著傳統的西南絲綢之路和滇緬公路，與印度公路和鐵路相連接，將大大縮短我國西南地區通往印度洋的距離，在一定意義上，使我國成為一個“印度洋國家”。
環渤海經濟區與日韓鄰近，可構成以中日韓為主體的黃渤海經濟協作圈。
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區是我國向中亞國家開放的門戶地區。中亞國家地跨亞歐兩大洲，遼闊的土地上蘊藏著豐富的資源，特別是緊缺資源。上海合作組織框架為今后實現這一地區的貿易自由化創造了前提條件。
東北經濟區與蒙古、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等國接壤或鄰近，是我國對東北亞地區開放的窗口。東北經濟區與東北亞國家經濟互補性強，開展區域經濟合作，既可實現東北經濟區的新跨越，還可帶動一大批關內企業走向東北亞國際市場。
以上分析說明，從經濟動力看，“區域極”有利于我國與周邊國家或鄰近國家形成一個個跨國產業協作系統，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從經濟腹地和市場空間看，“區域極”使我國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又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印度洋國家”，有利于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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