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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經濟與經濟倫理
網絡”原是二戰后英國一些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如納戴爾和巴尼斯等）用來分析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如何規定人類行為所運用的概念，其原意是指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和群體與其成員之間復雜的網狀聯系。從80年代起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如戴尼斯·邁拉特、奧利費·克萊瓦塞、布魯諾·萊克格和宮澤健一等）將網絡分析方法移植到企業內及企業間關系的研究，從而形成了企業網絡理論。9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4年美國“克林頓——戈爾”新政實施以來，經濟學家又進而用網絡分析方法來闡釋美國互聯網條件下的“知識經濟”，進而形成了廣泛滲透于市場理論和組織理論中的網絡經濟理論。 網絡經濟是一種超越傳統經濟學的市場和企業兩分法的復雜的、動態的、作為美國“新經濟”之理論概括的一種社會經濟組織形態。首先，網絡經濟理論對原有建立在“企業與市場之間直接協調和自動協調的二分法”基礎上的現代企業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阿爾齊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張五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認為市場與企業并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在“網絡結構中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從而將原有企業理論的二元結構分析模式提升為市場、網絡、企業三者構成的全新的網絡分析框架，用“網絡”這種新的分析方法彌合了傳統的抽象理論研究與“新經濟”現實之間的鴻溝，這是一種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很不相同的新理論。其次，網絡經濟理論還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提出了全面的挑戰。由于知識、信息、網絡在投入使用的過程中其本身并沒有出現短缺，反而得到衍生和增長，“廠商的資源約束前提”被弱化了，所以作為新古典經濟學之基石的“資源稀缺性”在網絡經濟中已逐漸弱化了其方法論的意義。又由于網絡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并進而導致價格下調及家庭購買力上升，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家庭收入約束前提”也被弱化了。由于這兩個約束前提被弱化，所以用來分析需求變動規律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分析供給變動規律的生產費用理論，似乎也不再適用于分析網絡經濟的運行規律；網絡經濟理論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再次，網絡經濟理論還將科學哲學“實體變成了關系”的觀點引人經濟學領域，對新古典主義傳統范式假設提出了重大挑戰。網絡經濟理論批評科斯和威廉姆森錯誤地將“交易”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建立了以“資源依賴”為分析基礎的人際、群際關系網絡概念框架；并以它的“資源依賴模型”代替了熊彼特和科茨納的企業家個人提前行動、創新的“戰略管理模型”；將新古典經濟學作為方法論基礎的企業家個人只作為社會網絡的一個聯結點，而將由不同個人組成的網絡利益群體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市場與企業彼此對立、界限分明的簡單化的觀點，認為個人或組織已通過網絡將自己與市場環境聯為一體，從而突破了傳統經濟活動空間而進入媒體世界，出現了與原有實物經濟并存的虛擬經濟或網上經濟[1]。90年代中期，西方的這些新的經濟觀點開始通過各種傳媒和學術交流傳入我國，并在我國翻譯和創作了一大批關于“知識經濟”的論著。雖然“知識經濟”理論曾在我國一度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大熱點，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喚醒國人的作用，但除少數論著外，大多數論著似乎都是在不得其要領的情況下的追風式炒作。近幾年，開始出現了一批深諳“新經濟”或網絡經濟要領的經濟學家和實業家，如經濟學家杜家濱、張維迎、張其佐、黃泰巖、牛飛亮、陳湛勻、鮑康榮和實業家俞敏洪、劉曉林、劉元煌等，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嚴肅的關于網絡經濟的論著。但對于如何將網絡經濟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還嫌薄弱，具有理論上的深刻性和實踐上的可操作性的系統性研究還很少。
二、經濟倫理學運動
在19世紀70年代一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經濟活動、市場經濟曾被理解為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不講道德的原始“叢林”。隨著學科的高度分化，經濟學與倫理學也分道揚鑣，被視為兩個互不相干的學科，于是“叢林法則”成了指導市場經濟活動的唯一法則。在“叢林法則”的指導下，西方工商界為了追求利潤而殘酷地競爭，無情地博殺，經濟活動成了一種無人性、無道德的以金錢和詭計為武器的不流血的戰爭。與此相適應，美國拿破侖希爾等人關于“抽象的貪婪”，“商戰謀略”等宣揚“叢林法則”的各種書籍也廣泛傳播開來。在這種氛圍中，為了不擇手段地賺錢而踐踏法律和道德，損害其他企業和消費者利益的惡性事件也不斷增多。當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公司的種種丑聞頻頻曝光之后，受害的一些美國人開始尋求走出那個充滿罪惡的原始叢林的出路。于是首先在美國大學掀起了被稱之為“經濟倫理學運動”的浪潮，并由大學的理論研究走向了企業的實踐。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所羅門、本·巴魯克·塞利格曼、保羅·霍肯等。這場由學術界發起的“經濟倫理學運動”受到了美國政府和立法機構的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反公司腐敗的法令。同時也在美國公眾中形成了對企業界不信任甚至敵視的道德氛圍。在這三重壓力之下，美國企業界也變被動為主動，紛紛贊助各種經濟倫理問題研討會，并通過制定公司倫理章程對公司職員進行倫理培訓而調整經營行為，從而使“經濟倫理學運動”從理論走向了實踐。經過10多年的“經濟倫理學運動”，從“經濟與倫理是否有關系”等問題的辯論開始，經過“為饑餓的課堂提供教材”、“哲學原理加案例”、多學科交叉研究這三個階段，至80年代中期在美國已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這一具有合法地位的新學科。至1998年，美國學者阿馬蒂亞·森因“集經濟學和哲學手段于一身，從道德范疇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而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而使學術界對經濟倫理學更加重視。
在美國的影響下，“經濟倫理學運動”在歐洲（80年代下半葉）、日本（90年代初）和許多發展中國家（90年代以后）相繼興起，至今已波及全世界。
中國的經濟倫理學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它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年一1984年為第一階段，主要在哲學倫理學和職業倫理學這一層次上進行討論，尚未使用“經濟倫理學”在一概念。1984年一1994年為第二階段，主要研究管理倫理學、商業倫理學和經濟學中的倫理學問題，并且得到了較大的進展，其標志性的成果主要有厲以寧的《經濟學的倫理問題》、溫克勤的《管理倫理學》和劉光明的《商業倫理學》。1994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首先是1994年中英澳、中美在暑期主辦的學術演講、學術交流會議，開始將西方的經濟倫理學傳入中國，開闊了中國學者的眼界。此后，在上海、長沙等地成立了經濟倫理學研究機構和課題組；中南財經大學將經濟倫理學列為研究生課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漢等地舉辦了多次經濟倫理學研討會；中國學者還參加了多次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有關的研究也開始與國際接軌，集中在“經濟倫理學”這一名稱之下。這一階段出版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經濟倫理學方面的專著和譯著，發表了許多有關論文。其中主要有：唐能賦等4人合著的《經濟倫理學》（1997），葉敦平等4人合著的《經濟倫理的嬗變和適應》（1998），胡振平的《市場經濟與價值觀》，劉光明的《經濟活動倫理研究》（1999），陸曉禾的《走出叢林——當代經濟倫理學漫話》（1999），萬俊人的《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2000）等等。同時，西方經濟倫理學著作的譯著在我國也有較多的出版和譯介［2］（P22-27）。
經濟倫理學在國內外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其成果也比較豐碩，雖未出現世界公認的名著，但其對當代經濟、倫理的影響卻日益昭顯。我國即將加入WTO，在跨越國界的經濟活動中，不但會有技術上的競爭，同時也必然涉及許多經濟倫理問題，并且在不同的國家和地方又具有不同的特點。經濟活動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活動，它不但有技術方面的問題，也有倫理方面的問題。與倫理學相結合的經濟研究就是規范經濟學，它與實證經濟學一起構成經濟學的兩大支脈。從這些方面看，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當代是十分重要的。
國內外的有關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理論資源和參考資料。但是，曾被古代和近代學者稱之為“實踐哲學“的倫理學（包括經濟倫理學），其真諦應當在理論的指導下到 實踐中去把握。我國在經濟倫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雖然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但實踐性 的應用研究還較為薄弱，還沒有象美國那樣深入到經濟實踐之中，經濟倫理學雖然不象70年代的美國那樣被視為“無稽之談”，但并沒有引 起實業界應有的重視。相反，已被美國批判了 的拿破侖·希爾宣揚“抽象的貪婪”的書，各種講述“商戰謀略”的小冊子，仍通過書攤、書店將“叢林法則”廣泛傳播。這些過時且有害的經濟倫理觀念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助長了違法犯罪和道德失范。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為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提供理論指導，為我國加入WTO做好理論上的準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網絡經濟倫理
繼經濟倫理學于8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了一門具有合法地位的獨立的學科之后，至9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以建設“世界企業倫理學”為宗旨的，會員包括1000家大跨國公司和500家美國大公司的“經濟倫理學協會”，而這時正是國際互聯網絡和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的時期。同時，由于國際互聯網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地擴展了美國等發達國家跨國經營的空間，使跨國公司超越了本國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因而在客觀上也要求建立一種適應網絡經濟發展的國際商務倫理秩序。在這種情勢下，網絡倫理特別是網絡經濟倫理很自然地成了經濟倫理學所研討的一個重要課題[2][3]（P66）。
國外對網絡經濟倫理的研究雖然時間不長，但已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鑒的優秀成果。其中研究的主要問題有：（l）網絡使用和網絡經濟運行中所遇到的一些具體的現實問題：如對網絡經濟主體具體的權利和義務的規范問題，如何防范和抵御網絡經濟風險問題。（2）由網絡經濟與其他社會現象的互相聯系而產生的諸多交叉性倫理問題：如網絡經濟倫理問題與其他社會倫理的協調問題，信息網絡范圍內商業競爭的規范問題。（3）網絡經濟所涉及的深層次的倫理學和哲學問題：如網絡經濟倫理形成和發展的現實基礎問題，網絡經濟倫理規范的哲學和元倫理學根據問題，等等[4]。同時，由于國際互聯網導致的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為“普遍倫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現實基礎，世界市場的形成、全球問題（環境、人口、核擴散、霸權主義等）的突出又使“普遍倫理”的建立成為迫切的需要，因而如何建立全球性的“普遍倫理”也成為各國學者研討的一個熱門話題[5]。
“網絡”原是一個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概念。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觀點看，不論是經濟網絡還是其他網絡，都是將個人、階層、組織、集團以一定方式聯結起來的一種社會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以事實、技術為載體的價值關系、倫理關系。因而，我們在發展和研究網絡經濟這一新的社會現象時，不僅要關注其中的技術問題，更要重視其中所蘊涵的倫理問題。人們往往將網絡經濟稱之為“注意力經濟”，認為誰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誰就能把握更大的客戶群；入網的客戶越多，網絡的增加價值就越大。而要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不僅要靠技術上的成熟，更要靠客戶在倫理上（如信譽、安全、善于合作、對客戶負責任等）的認可。如果在倫理上不被人們認可，再高的技術也會被人們拋棄。2000年6月，世界著名的網絡公司——思科公司的總裁錢伯斯、思科中國區的總裁杜家濱與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等一起，對世界及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進行了一次對話。他們在這次談話中認為：最好的技術不一定成功，要成功還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價值觀念、合理的行為規范和完善的體制、制度。雖然在過去的一年中思科增長了70％，但錢伯斯仍然擔心：“如果我們脫離客戶或者脫離員工的話，我們就會出現問題。”怎樣防止這樣令人擔心的問題出現呢？錢伯斯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怎樣把新的文化灌輸給職工。”對于這個“新的文化”是什么，思科中國區的副總裁林正剛先生作了一個恰當的闡述：“新文化就是指適應新經濟發展的新價值、新觀念�！薄皟r值就是你在這個公司能做什么來幫企業、幫客戶、幫你的同事來做好事情……如果你沒有這個價值，你就會被調出這個位置。”［6］[7]于東輝、董軍在其《中國網絡見證》一文的結束語中，在充分肯定200年中國互聯網事業的巨大發展和網絡創業者杰出貢獻的同時，也從倫理的角度對一些驟興驟消的網絡企業作了中肯的批評和勸誡：“我們不想否定資本運作的發展道路，只不過中國的網絡企業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過功利、太過偏執、太過不留后路�！薄盁o論在耗費財富還是賺取財富方面，他們都做得不負責任�！薄拔覀兤谕W絡人不再用下作的手段互相詆毀和拆臺，網絡的市場氛圍和諧而健康……我們期望網站們不再通過作弊和說謊來提高名次，‘海歸’們恢復自己本來的熱忱、誠實和有禮�！盵8]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一些網站的失敗不僅是能力上的不濟和條件上的限制，同時也是倫理上的失敗。
網絡經濟不但突破了傳統的活動空間和面對面的交易方式，而且經濟活動的數字化和網絡化又在實物經濟的基礎上衍生出了虛擬經濟，這就使經濟領域的人際倫理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更為玄乎。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網絡經濟的倫理建設顯得更加重要。首先，在觀念倫理方面，要樹立誠實、守信、顧客至上、建立在“網絡平臺”和水平價值關系之上的平等觀念等適應網絡經濟發展的價值觀念。其次，在規范倫理方面，要建立適應網絡經濟的、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完善的倫理規范。再次，在制度倫理方面，要嚴厲打擊坑、蒙、拐、騙和網絡犯罪，整頓市場秩序，營造安穩的法制環境，健全網絡監控和安全認證體系，建立風險投資制度，改革不適應平臺式網絡經濟發展的垂直性科層制度，為網絡經濟的發展鏟平制度上的障礙。
網絡經濟的出現，標志著世界經濟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高層次的經濟不但需要高精尖技術的支撐，也需要高層次倫理的滋養。高層次的倫理是網絡經濟及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作的必備條件。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指出：哄騙和欺詐“這些狡猾的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盵9]只有在網絡經濟的運行中加強倫理建設，使技術與倫理相互對稱而又良性互動，我們的網絡經濟才會有頑強的生命力，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快速、健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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