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中的轉基因主糧論爭

風險社會中的轉基因主糧論爭

風險社會中的轉基因主糧論爭
口童小溪
內容摘要 轉基因主糧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也不僅僅是有形財富生產問題，而是關乎“民以食為天”的大事，是有關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個自覺的風險管理過程，需要公眾的全面、有序的參與和知情。
關鍵詞 轉基因主糧風險社會論爭 聽證制度作
者 童小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北京：100094）
近日，有關轉基因主糧的爭論不絕于耳。既然是影響到未來我國十幾億人每天餐桌上的主食這樣的大事，那么，民眾有一些關注和質疑本應是正常的。然而由于缺少專家的參與和必要的聽證程序，有關爭論停留在低水平層次上：不知情條件下的推測、臆斷，種族淪的范疇假定（食用轉基因主糧后，可能導致男性精子減少，導致種族繁衍能力喪失，乃至“亡國滅種”），陰謀論的動機歸因（轉基因糧食是猶太人主導的控制世界的陰謀），等等�；�于種族論和陰謀論的觀點不僅不足以防范轉基因主糧的風險，更誤讀了資本全球化時代的社會沖突過程，它提倡的是在國際領域和民族層面上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哲學，這無關乎對資本全球化的反省和批判，也無助于對現代科學技術進行反思。因此，本文希望從另一個視角，亦即“風險社會”的視角，對轉基因糧食披術的社會后果進行討論，從而對轉基因糧食技術提出一個基于社會學的而非種族論或陰謀論的質疑。
轉基因糧食技術與風險生產的邏輯
轉基因糧食技術給世界帶來的是溫飽的福音，還是環境與健康的隱患，這是其爭議的焦點。瑞士聯邦技術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最早的轉基因大米，即所謂“金米”，就被定位為“人道主義工具”，即世界貧困地區的救濟糧，以緩解貧困人口的饑荒和營養不良。 …200多年來，工業革命的倫理和價值就是財富生產和追求高效，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一半是反諷，一半是贊美，總體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對于1960年代以來的綠色革命，人們沿用了馬克思的修辭中贊美的那一半，即“短短的30年中，世界糧食產量增加一倍，拯救了100萬生命”。經濟論文　 [31被一些人稱為“第二次綠色革命”的轉基因糧食技術，仍然是以“財富生產、克服匱乏”為出發點。
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存在著對效率和財富生產的崇拜，也自始至終存在著對效率邏輯和財富生產邏輯的質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丹娜·希瓦對綠色革命的批判，在《綠色革命的暴力》一書中，她記述了印度的綠包革命在使農業增產的同時，也將農民和農村社區推向市場競爭和沖突對抗，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財富生產邏輯的批判，也來自西方工業社會內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颂岢龅挠嘘P“風險社會”的論述。在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福特主義衰落和科學實證主義遭受質疑的背景下，貝克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可以說是對西方社會的工業、科學和技術的質疑和反思。在貝克看來，工業化的進程把越來越多的破壞力釋放出來，使得各種風險不斷擴散，既包括化學的、核子的、生物的，也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生態的：現代社會危機四伏，如同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破壞力就來自于財富生產的本身： “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 [a如果說經典的工業社會是受“財富生產的邏輯”所支配，那么，具有“發達的現代性”的當代社會，則被“風險生產的邏輯”所統治。貝克描述了現代工業社會從“財富生產的邏輯”轉向“風險生產的邏輯”的普遍趨勢，并且用最形象的方式概括了這種轉變前后的強烈對比，那就是：在經典工業社會中，民眾的呼聲是： “我餓！”而在風險社會中，民眾的呼聲則是： “我怕！”
按照風瞼生產的邏輯，轉基因糧食作物的風險，不在于其對健康和環境的危害性已經被科學證明，而恰恰在于至今無法被科學所驗證。正如同貝克所論證的那樣，不確定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風險社會的主宰力量，常常具有“一票否決”的分量。許多西方國家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實施了禁止、限制、標識制度、檢驗與追蹤系統、污染防范等等手段，盡管轉基因食品被人類食用10多年以來，未曾發生過任何安全事故。
步入風險社會的中國
“突發公共事件”是近年來進入中國人話語的關鍵詞之一。非典、禽流感、三聚氰胺、手足口病、接種疫苗事件，每一波突發事件都給公眾帶來恐懼，也給政府帶來考驗。近來出現的突發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一類是由于某種“公害”所導致，其蔓延的速度較快，傳播和污染的途徑是匿名的、難以追蹤的，危害程度和危害范圍難以判斷，使社會公眾避之不及，甚至談虎色變。
雖然在我國仍有人口尚未擺脫物質匱乏，然而就社會整體而言，已經步人了風險社會的行列：隨著各種“公共外部性”的擴散，隨著公眾的風險防范意識的增強， “風險生產的邏輯”正在迅速取代“財富生產的邏輯”。在風險因素滲透日常生活、安全警報迭起的情況下，人們不再是只關心有形財富的增長和索取，而是被迫開始警惕食物、飲水、空氣、消費品的有害因素，積極地規避和預防潛在的、無形的風險。
從遵從“財富生產的邏輯”到遵從“風險生產的邏輯”，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社會轉型，也是一個重大的話語轉型。停留在18世紀牛頓體系的機械科學觀，已經無法闡釋自然和社會、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復雜關系；類似地，正統的意識形態宏大敘事面對著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也漸漸感到隔膜和失語，除非我們能夠對“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做出創新性的、反思性的再界定。風險社會的社會成員，也不足以被傳統的“所有制”、 “產權／股權所有人”或“階級”所界定，而是以生產者、消費者、居民和風險承受者的多重身份成為利益相關人。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到來并不是由于科學的衰落，而恰恰是因為科學的普及和成功，因為正是科學決策本身產生了風險。而僅僅靠科學或科學家本身，是無法預測、無法闡釋或無法防范風險的。用貝克的話說， “關于風險，不存在什么專家” 。如果說三聚氰胺事件、接種疫苗事件最形象地圖解了貝克的論點，那么，作為當代尖端科學技術成果的轉基因主糧，其高超的科學奧秘，不應成為其拒絕質疑、拒絕批評的盾牌，而應該成為大眾凝視的焦點，成為被人質疑的原因，成為普通利益相關人理所當然地介入的領域。
在我國社會，大眾已經自發地學會了如何規避各種各樣的風險，然而我們還沒有自覺地建立起風險社會中必要的風險管理機制。我們的科學觀，仍然止步于“要相信科學”，然而科學本身的精神就是懷疑，我們的科學觀有待邁進到“要懷疑科學”；我國的科學共同體還是封閉的、工具理性的和學科割據的，從而易于推卸責任，甚至沿著啟蒙辯證法的軌跡和錢權結合；我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種局面還有一段距離。
這里，我們警惕西方中心主義，不認為西方風險社會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實踐就一定是好的，或者一定適合中國。然而，我們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要看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工業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所導致的風險生產邏輯的普遍性，我們能察覺到一個普世性問題的存在，那就是：科學技術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利益分配問題，反而會帶來社會問題經濟論文　、利益分配問題：社會問題、利益分配問題的解決需要有科學技術之外的制度框架和創新實踐。
這意味著：轉基因主糧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也不僅僅是有形財富生產問題，而關乎“民以食為天”的大事，是有關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個自覺的風險管理過程，需要有公眾的全面、有序的參與和知情。轉基因主糧與風險管理
如貝克所指出，風險從來就是存在的。任何時代的攻治實體的統治者和經濟實體的管理者都必須面對風險帶來的威脅和后果。只是到了二戰后，風險管理才成為政府和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過去的10年里，國際標準化組織為風險管理制定了專門的術語定義、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標準和工具。風險管理的程序被普遍地應用到工程建設、技術開發和政府決策的過程中。生物技術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從一開始就成為風險管理的焦點．而轉基因糧食作物涉及多方面的風險，其風險管理的方式選擇以及有效程度，直接關系到結果。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有效的風險管理過程，就是在承認科學技術不是萬能的前提下，促進科學知識與社會需求之間、科學共同體與大眾輿論之間、專家和非專家之間的良性溝通與互動。這樣做的前提是：摒棄18世紀在歐洲形成的、以牛頓體系為基礎的實證主義、本質主義的科學觀念，即認為科學是外在于人類的客觀真理，而看不到它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對人們的實踐具有路徑依賴的知識建構和敘事方法。走下神壇的科學，應該是自我懷疑的、自我反思的，既允許被質疑，也允許被指責。
風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起價值主體和價值優先。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明確：各個利益相關群體在社會天平上的分量，這里面也包括當代人發展需求與后代人發展需求之間的平衡。我們還需要明確：我們追求的是什么樣的社會，這些都是科學的工具理性所無法回答我們的。
因此，對于轉基因主糧這樣重大議題的風險管理，其關鍵環節至少應該包括評估、聽證和調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贊助的“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AASTD)項目，就包括了對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的細致考察和風險評估，其方法和結論都值得我們參考。IAASTD的主要目的，是就農業知識與科技對減少饑餓和貧困，改善農村生活，以及對環境、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進行評估：從2005年到2007年的三年間，世界各國數千名專家參與了采證評估，110個國家接受了咨詢，共有400多名作者參與了報告的起草。評估草案經過兩次同行評審，參與評審的專家分別來自研究機構、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商業機構，但后來商業機構的專家退出了評審進程。這次評估進程本身被認為是一次開拓性的嘗試：各國政府、研究機構、工業界和民間組織在其中承擔平等的責任，共同參與過程中的管理和執行。2008年最終確定的綜合報告對生物技術進行了專門討論。綜合考慮了支持和反對轉基因作物兩方辯論的各自論據之后，該報告傾向于強調轉基因作物所帶來的疑慮和不確定因素，認為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健康的風險，以及配套的規章制度都需要更長期評估。
IAASTD評估的核心利益相關人是世界各地的貧窮農民。報告結論認為，轉基因作物無法真正解決世界貧困農民的需要。轉基因作物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生物技術產業在當前的農業研發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而犧牲了其他農業科學以及適用技術的開發。轉基因作物的核心技術是由跨國公司所掌握和控制的，并采取商業運作的方式進行推廣，這使得世界各地農民都面臨著由轉基因作物帶來的新債務。特別是由于跨國公司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以跑馬圈地的方式對作物基因進行專利登記，使種植傳統農作物的農民面臨專利侵權訴訟。這意味著：需要被評估的對象，不是單純的轉基因技術的效率，而是該技術所賴以開發、應用的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這包括跨國資本的利潤追求，科研經費的非中立性，科學共同體受錢、權的影響，以及把利潤放在人的需求之上所產生的全部機會成本，
從各方面看．IAASTD評估具有權威性、可信性，它對轉基因糧食作物的潛在風險的評價，不是片面、偏激的，而是基于充分調查、嚴格分析并取得世界科學共同體和主要利益相關方的認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IAASTD的評估不能代替轉基因主糧在中國種植、推廣和食用的風險評估。我們期待著IAASTD的經驗能夠在中國復制，期待著看到針對轉基因大米和轉基因玉米品種的一次公開的、透明的評估過程，期待讀到一份公開發表的、針對環境、健康和農民生計影響的評估報告，這是負責任的風險管理的關鍵步驟。
在轉基因主糧的風險面前，有兩種利益相關人群，第一種人群對轉基因主糧（特別是被批準的“華恢1號”水稻、雜交種“Bt汕優63”水稻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有較詳盡的知識和了解，對有關問題具有專業分析能力，這包括研發人員和同行業者、相關的商業機構管理層人員，國家的批準、調控、檢測部門官員，以及法規制定部門官員。而第二類人群，則是缺少相應知識、缺乏相應專業分析能力的普羅大眾。顯然，在這兩類人群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息不對稱。如果轉基因主糧得到商業化的推廣種植和銷售，那么，顯然第二類人，縣口缺乏知識的普羅大眾，將是受影響最大的人群。因此，讓利益相關人知情、學習知識、表達意見并參與決策，就是當務之急的事情。
如果說，評估過程主要是由第一類人群參與、主導的，那么一介由專家和大眾兩類人群共同參與、共同完成的聽證過程則更是必要的。自1996年以來，西方國家的聽證制度被引進我國，這符合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原則，這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大進步。特別是在影響到千家萬戶的公用事業價格和生活必需品價格問題上，采取聽證于民的做法，讓消費者代表、經營者代表、相關部門領導人和學者面對面平等交流，共同知情參政，這在中國正在逐步形成慣例。轉基因主糧是否應該在我國進行商業化推廣種植和銷售？這是全國人民舉目關注、熱心人士議論紛紛的一件大事。由此引申開去，大凡在重大決策之前，應讓各個利益群體代表，讓各種不同的意見，在有規則、有秩序、有權威、有責任的論壇上，平等對話，充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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