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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中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近十年來，我國中學外語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是交際性教學原則的研究與其在教學中的應用。與此密切相關的則是對教學中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探討。新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英語教學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對于外語教學的交際性原則、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等做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同時在整體精神與許多具體部分的表述與教學要求上也體現了交際性原則。比較前大綱而言，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是我國外語教學界在語言的本質和功能等方面認識深化的一種表現長期以來，中學英語教學接受和實踐了以結構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教學方法。結構主義理論認為語言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在教學法上強調的是語言內部結構的認知；而近十幾年來在我國開始流行的交際法教學強調的則是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和使用功能，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思想和實踐上都進行相應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講，用教學大綱的形式強調語用能力培養、明確提出認識語言與文化關系的重要性，有著特殊的意義。
在教學中，人們對交際教學法，語言與文化關系的一些模糊認識與不大理解主要表現在兩點上，一是認為中學階段（初、高中）外語教學主要目的應是語言知識的教學（語音的準確性、詞匯的擴充、語法與句型知識等）；另一點是認為目前中學教學內容相對簡單，文化教學無從進行。本文將結合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探討交際性語言教學中，處理好文化與語言關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相應提出一些建議。
語言學、語言教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使人們對語言的本質不斷加深認識，提出語言是交際性工具這一功能性觀點，語言教學目的、目標也隨之不斷修正。《大綱》指出：“外國語是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獲取世界各方面信息與進行國際交往的重要工具。”高中外語教學的目的是“培養在口頭上和書面上初步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
在《大綱》第二大項的教學目標和要求中，不論是一級教學目標，還是二級教學目標，都分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細化了語言運用能力的指標。那么交際能力包括哪些因素，它與語言知識是什么關系，它與文化教學又是什么關系呢？
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交際能力應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內容：１．語言——指掌握語法知識；２．功能——指運用聽、說、讀、寫四方面的能力；３．語境——選擇與所處語境相適宜的話語；４．交際者之間的關系——根據對方的身分、地位、社會場合，說出合乎自己身分的話語；５．社會文化知識——語言首先是一種“社會實踐”。這其中后三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一點——語言得體性。交際能力的培養也就是使學習者在與對方交流中，根據話題、語境、文化背景講出得體、恰當的話。這種能力反映出學習者對所學語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語言得體性離不開社會文化知識。文化語言學研究表明，語言中儲存了一個民族所有的社會生活經驗，反映了該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兒童在習得一種民族語言的同時，也在習得該民族的文化。所以，語言和語言的應用不可能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正如美國著名語言學家薩丕爾指出，“文化可以解釋為社會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語言則是思想的具體表達方式。”由于語言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表現與承載形式，不了解這個民族的文化，也就無法真正學好該民族的語言。外語教學不僅要介紹語言知識并進行“四會”技能訓練，更應該把這種學習與訓練放到文化教學的大背景中進行，最終使學生具有語用能力。
只強調語言形式和內部結構的結構主義教學，割裂了語言形式與語言意義及功能的聯系。用這種教法教出的學生可能很會做專測語法形式、結構的試題，但必然缺乏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包括讀、寫的能力），出現交際失誤，最終也就達不到學習外語的真正目的。
通過對交際中錯誤現象的分析也可以證明語言教學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交際錯誤可以分為兩種：語法錯誤與語用錯誤。現代外語教學觀點認為后者更為嚴重。沃爾夫森（Ｍ．Ｗｏｌｆｓｏｎ）指出：“在與外族人交談時，本族人對于他們在語音和語法方面的錯誤比較寬容。與此相反，違反說話規則則被認為是不夠禮貌的。因為本族人不大可能認識到社會語言學的相對性。”這后一種情況又被稱之為社交——語用失誤，它主要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際中出現的語用錯誤。在這種情況下，語法形式掌握得越規范，就越容易引起誤解。語言知識只能指導人們表達出形式上正確的句子，而語用能力則指導人們表達出恰當、得體的話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外語教學目的最終應是培養語言應用能力，交際能力離不開對所學語言國家文化的了解，學習一種語言必然要學習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高中新大綱對語言知識教學與交際能力培養、語言教學與文化的關系的闡述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
以上議論了語言教學中交際性原則的運用及文化教學的必要性。現在我們再來討論第二個問題，語言教學中文化教學的可行性。
廣義上講，文化教學存在于語言教學的每個階段，甚至每個單元。語言教學既然最終以語用為目的，就必然涉及語言文化的教學。文化因素與語言形式的難易并不一定成正比，簡單的語言形式并不意味著在使用中可以忽略語用與文化因素，如Ｈｅｌｏ／Ｈｉ／Ｓｏｒｙ／Ｐａｒｄｏｎ／Ｔｈａｎｋｙｏｕ等形式上極簡單的表達。真正使學生感到困難的不是如何發準音或拼寫正確，而是在實際交際中如何恰當運用語言。教師在教學中只要自始至終注意結合語用、文化因素，把語言形式放到社會語用功能的背景下進行教學，就能使語言知識“活”起來，使學生逐步提高語用能力。這樣講，并不是要求教師在講每一個語言項目時都把與之相關的語用功能介紹全、練習夠，這是不現實的，也違反認知規律。目前我國中學外語教學的弊病之一就是講者不厭其煩，力求一次講全、講透。在介紹一個新語言項目時，往往以點帶面，全面開花，字典搬家。學生則忙于記筆記。應試教育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更起了負面推動作用。交際法教學注重語言功能訓練。具體語言形式的功能要隨語境而變化，使用中相關社會因素較多，只有逐步介紹、訓練，循環往復，學生才能體會到不同語境中語義的差異并逐步掌握，進而形成語言能力。目前，在教材編寫中，教學內容循環出現的方式與原則也應體現在英語教學中。
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教學不是深不可測的難點。日常口語交際中就存在著文化因素，各類教材也提供了大量真實的語言素材，教師可以充分加以利用和發掘。有些教師可能由于自身語言水平不夠，文化知識較少，語用能力不強，因而對文化教學有畏難情緒。這種想法雖可以理解，但應幫助克服。我們提倡教師不斷加強對英語語言與文化知識的了解和掌握，提高自身語言交際能力，進而可使教師在教學中注重文化因素的教學。文化因素存在于最簡單的交際活動中，文化教學也應存在于最基本的日常教學中。教師在教學生如何向別人問候時，即使只介紹了一種形式的實際用法，只要從語用角度講是正確的，他就傳授了語用原則與文化知識；學生如果通過訓練掌握了這一形式的運用，教師也就是在幫助學生逐步發展文化語用能力。盡管這種學習可能是零散、不系統的，學生卻是在沿著正確的語言學習道路前進。教師自己不應該也不應要求學生學習好了語言形式再去實踐，或者掌握了語用知識再去實踐，而應在實踐中學習、發展語用能力。交際能力的培養只能在交際中實現。
如何進行交際能力訓練？方法可以多樣。交際教學并不否認語言基礎知識、技能的訓練，并把它看成是語用能力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交際法與結構主義教學法的區別主要在于學習目標的不同。克魯姆指出：“成功的外語課堂教學應在課內創造更多的情景，讓學生有機會運用自己學到的語言材料。”他提出了課內開展交際活動的幾個環節：
“假設交際”，指在課內圍繞教學內容展開的各種操練，包括機械操練和教師講解等；“教學交際”，指課堂內進行的再表達練習，學生掌握語言知識后，根據教師提供的語境開展模仿性對話或書面練習；“針對性交際”，指學生根據情景和語用考慮，作出反應；“談論性真實交際”，指學生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談，語言具有真實性和社會性，言語符合語用及文化規范。
克魯姆強調交際活動存在于外語教學的每個步驟，其基本觀點是：語言應作為技能培養。大量的交際活動有助于語言知識向語用能力的轉化，這種從操練到真實交際的過渡與現在流行的“五步教學”的某些環節有明顯的共同點。
綜上簡述，教師只要確立語用學觀點，在教學中注意引導學生利用語言材料進行各種旨在提高語用能力的訓練和交際，語言教學中的語用與文化要求是可以體現的。
最后談一下思想教育問題。一般認為，語言教學中強調文化教學是為了更好地掌握這門語言以進行交流，那么交流和學習什么呢？這就提出了思想教育的問題。《大綱》指出：“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受到思想品德、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方面的教育，增進對外國，特別是英語國家的了解。”學生在學習英語和英語文化時，必然要與本民族語言與文化進行比較。我們應該鼓勵學生采取文化平等觀和語言平等觀，既不自高自大，在語言與文化上搞民族中心主義，也不自我貶低，認為英語國家的文化比我們的優越，甚至否定我們的民族文化，搞“自我殖民”（ｓｅｌｆ－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大綱》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全面的要求。這是一條重要的原則，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時時注意貫徹。
２１世紀即將來臨，新世紀中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使人類的交往愈發重要和頻繁，外語教學的責任也就越來越重。我們要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面向”的指示培養高素質的外語人才，使他們能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貢獻。新的高中英語教學大綱已經為下世紀初我國高中外語教學的發展提出了目標與任務，要達到《大綱》所規定的目標，還要靠我們大家共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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