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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轉制學校成因分析
【內容提要】當前我國轉制學校的蓬勃興起，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有其社會、經濟和教育的成因。它是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形勢下，教育為迎合社會和個體的需求所作出的在辦學體制上的改革，這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摘 要 題】決策與管理
【關 鍵 詞】轉制學校/民辦學校/辦學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后，我國出現了一種新的辦學機制——轉制學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發展十分迅速，尤以經濟發達地區為甚。從世界范圍看，不少發達國家的辦學體制也出現了極其類似的發展狀況：部分公立學校在向私營化轉化，目前這一趨勢正在日益擴大和明顯化，為我國辦學體制的多樣化探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和思路。轉制學校的出現，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這昭示出社會、民眾對教育的需求的變更及由此形成的學校體制改革的新走向。我們必須看到，當前我國轉制學校的蓬勃興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成因，其中既有因全球社會變遷大格局而導致的教育變革因素，這反映了各國辦學體制變化的趨同現象，也有我國不同地區的本土化特征。歸納而言，我們可從如下三個方面作出剖析。
1.社會層面
公立學校系統的創立，與工業化社會的特征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公立學校系統因其能滿足工業化社會的需求而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但在后工業社會，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社會對其成員的要求是主體不僅擁有知識、而且能運用知識、創新知識，并具有充分的人格發展，這種以人為本的教育觀及其所包含的課程、教學是傳統的公立學校系統無法提供的，而私立、民營學校則往往因其辦學的自主和靈活而顯示出了其特色和優勢，也因此受到了民眾的青睞。
自90年代以來，世界諸多發達國家出現的、介于原有的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轉制型學校就是一種新型的辦學機制，反映了公立學校系統出現的轉制狀況。雖然這些學校名稱不一，且就其資金來源、資源配備、運作方式、效率高低而言，亦存在著諸多差異，但它們在總體上以其適應社會、適合民眾的特征而獲得了廣闊的教育市場，并呈現出越來越強的生命力。如較為典型的有以下幾類：
①美國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1991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第一個通過特許學校法，1992年開辦了第一所特許學校。目前，截止1999年8月30日，全美已有36個州通過特許學校法，特許學校總數已達1682所，在校學生逾35萬人。1997年克林頓在國情咨文中提出，將撥款1億美元協助建設1100所特許學校。據預測，21世紀來臨之際，全美將建成3000所特許學校，2003年將達5000所，在校生150萬人，資助總額達30億美元。
②美國的公立學校私營管理1992年美國明尼蘇達州、馬里蘭州和康涅狄克州等一些地區開始出現公立學校私營管理的嘗試，到1996年美國已經有7個州政府允許教育行政部門將公立學校交由私營的教育管理公司管理。實行“公立學校私營管理”的學校，繼續獲得政府的教育撥款，繼續按政府的教育目標辦學，但私營管理公司有權對學校的管理結構、師資配備、課程教學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調整。雖然各地的實施效果不一，但是“公立學校私營管理”創設了一種提高公立學校辦學質量的嶄新方式。
③英國的直接撥款公立學校(Direct-Grant maintained School)英國1988年教育法中確定了直接撥款公立學校的政策，90年代得到推行。1996年大部分原公立中小學改制成為直接撥款公立學校，其主要優勢在于中小學辦學自主權的擴大。90年代起，英國還誕生了公立自治學校，這類學校比直接撥款學校具有更大的優勢：可繞過官僚政府的干擾，在基建、教師招聘、教材編制、招生等各方面均享有辦學自主權。
④俄羅斯的“非國立學校”1993年葉利欽發布命令，并于6月制定《教育機構私有化法》，后把“私有化”改為“非國有化”，自此俄羅斯的非國有化學校，即私立民辦學校蓬勃發展起來。國家發放私有化教育券來建設這些非國有化學校，目前各類“非國立學校”達12大類，如文科中學、實驗中學、拜得烏、精英學校、特長學校等，家長擇校空間巨大。但這類學校有英才貴族化趨勢。
⑤加拿大的特許學校1994年加拿大的Alberta省率先創辦特許學校，在此以后，有十二所相繼問世。1998年9月成立加拿大特許學校研究和專業發展中心(Canadian Charter School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掛鉤于優質教育促進會(Society for Advancement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為特許學校的大發展提供政策、法規、設計、研究、實施等諸方面的指導。
⑥新加坡的自主學校1988年，新加坡政府經過兩年的籌措，著手改革公立學校體制。他們使部分公立學校私營化，轉制為自主學校。政府為其提供校舍、場地等基本建設，并繼續給予資助，但允許收費。自主學校除必須參加國家制定的基本科目考試以外，其他如學校管理、教師招聘、課程設置等都全面放開，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我國在90年代后出現的辦學體制多樣化的改革方向，是同這種世界性教育變革的格局相一致的，順應了全球社會變革和社會變遷的潮流。而轉制學校的涌現，正反映出了新的社會格局對傳統辦學模式的沖擊。這充分表明，在社會變革和知識經濟的驅動下，各國教育系統均程度不同地發生了這一帶有共性特征的改革趨向，它顯示了一種時代的必然。
2.經濟層面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國策的推行，我國的經濟發展邁入了一個高速增長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到1993年增長2.07倍，年遞增7.76%。這一令人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促使了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進一步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推動著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這一戰略性的決策對其他各領域均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對長期以來被視為僵化的教育系統及其辦學體制的沖擊尤為明顯。如何改革傳統、呆板、低效的辦學體制和模式，使之迅速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是擺在政府、廣大教育決策者和辦學人員面前的重大課題。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華東、華南等沿海地區，由于其地處發展勢頭正猛的環太平洋西岸的區位優勢，便構成了經濟發展的重點戰略區，獲得了率先的高速增長。經濟的繁榮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必然對傳統的人才培養系統形成挑戰，這一挑戰主要在兩方面：數量和質量。傳統劃一的公立學校系統，由于資金匱乏和辦學體制僵化等原因，根本無法滿足社會與民眾急劇膨脹的對教育的質與量的要求。這一尖銳的矛盾引發了人們對現行辦學體制的強烈的變革愿望，進而促使了辦學體制走向多渠道投資、多樣化辦學的改革方向。按新的辦學理念創辦的新學校，主要集中在東部、南部的經濟發展區，可歸納為如下四種模式：民辦公助模式；公辦民助模式；教育儲備金模式；多元化辦學的溫州模式。
到1997年，我國利用社會力量承辦的中小學（包括民辦和“轉制”）已逾4000多，其迅猛發展表明了社會和民眾的需求和其在我國當前教改中的地位、價值及發展的可行性，它緩減了國家包攬教育所造成的財力不足，開發了存在于民間的教育資源，調動了社會各界投身教育的積極性，為我國的教育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在近幾年社會力量辦學的發展勢頭中，我們還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即在純公立與全民辦之間出現了一塊“公”與“民”雜交的邊緣地帶，而最近大量新生成的學校幾乎都處于這一地帶之中。它們既有“公”的成分，又有“非公”的成分，并以“公”與“非公”所占份額的多寡而形成了各種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學校以及多元化的運作方式，進而引發了涉及體制、權屬、資產管理、學校管理、教學與課程管理等一系列的問題。上述的民辦公助與公辦民助模式均歸此類。
而目前在這一雜交領域中發展較快的、并正引起政府和民眾格外關注的是公立轉制型學校。這類學校原為公辦，轉制后政府或提供校產和設備，或仍維持一定數額的撥款，但采用了民辦學校的運作方式，如收費，靈活的教學與課程管理，教師聘用制等。在上海等沿海發達地區，長期以來由于政府投資辦學，公立學校基礎雄厚，現進入經濟轉型，轉制學校便以優于其他地區的步子迅速發展起來，并呈現出不同的生成狀態。以上海為例，90年代后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了新型住宅小區的建設，作為配套的學校，其在數量與質量上對傳統教育體制的挑戰將是前所未有的，而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經費投資、校舍建造、人員配備等方面又牢牢地束縛住了學校發展的步伐。在這種情況下，挖掘一部分公立學校的教育資源，對一些公立學校試行轉制，不僅將緩和教育供需的緊張局面，而且能拓寬辦學的渠道，促進辦學體制的多樣化改革。
3.教育層面
從教育本身來看，傳統辦學體制的僵化和低效與民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擇校愿望之間的矛盾，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逐漸尖銳起來，這是促成轉制學校問世的教育成因，而政府教育決策部門一系列有關辦學體制改革政策、條例的及時出臺，更規范了轉制學校的生成和運行，從而最終推動了轉制學校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
如前所述，面對著急劇的社會變遷，無論我國還是其它主要發達國家，社會和民眾都對教育有著急迫的要求，因而傳統的教育體制，特別是以公立學校為主體的辦學體制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存在于公立學校系統內的固有的問題和弊病在新的社會變遷之下愈益展露，并逐漸擴大而成為教育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羈絆。而與此同時，原來私立的“貴族性”學校系統也受到了教育民主化浪潮的沖擊，而“慈善性”的私立學校面對劇增的教育成本和激烈的生源爭奪，又往往力不從心，需要政府和社會的財政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尋求一種新的學校體制與辦學模式，創建一種新穎的、享有充分自主權并適合民眾多樣化要求的體制已成為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共同趨勢。有鑒于此，隨著公共服務性事業出現日益擴大的私營化、民營化趨勢，不少國家提出了公立學校與民辦學校、私立學校相結合，尋求優勢互補的新思路，這便構成了公立學校發生“轉制”的基礎。美國、加拿大“特許學校”的誕生，英國“直接撥款公立學校”的涌現，我國各類民辦學校、轉制學校的大發展正體現了這一改革的趨勢，同時也反映出這類“轉制”型學校的價值、優勢以及對于社會的巨大適應性。
與此同時，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個體在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必然追求優質的教育，“選擇好學校、接受好教育”已是人民大眾的迫切愿望，擇校也因此成為不少國家的一個普遍現象。這實際上反映了民眾對傳統學校體制的不滿和對新時代新教育的呼喚。具體而言，民眾的擇校愿望是基于他們的求學目標的變更而生成的：在工業社會之前，人們的求學目標基本定位于掌握一二樣謀生的技能，而在知識經濟即將來臨之際，這一目標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希望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從教育內容到教育手段都是全新的，體現時代發展趨勢的。
其二，希望受到以人為本的、發展個性的教育。而現今的公立學校系統很難充分實現這二個目標，因而發生了人們選擇非公立學校求學的現象，也導致了公立學校民營化的趨勢。
在這一形勢下，政府教育決策部門及時頒布了一系列改革辦學體制的意見、政策、條例，熱情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力量參與辦學，極大地推動了辦學體制多元化的改革進程。如國務院關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基礎教育主要由政府辦學，同時鼓勵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力量按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辦學。有條件的地方，也可實行‘民辦公助’、‘公辦民助’等形式。”教育部頒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也指出：“要制定有利于吸納社會資金辦教育和民辦學校發展的優惠政策。”
我們必須看到，教育政策是政府對教育發展的規范和調節，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對教育發展戰略的總體部署與思路。教育政策的制定與變動的基點，應立足于切合社會和民眾不斷變更的教育需求，順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及時出臺有利于繁榮教育事業的政策，將有力地推進教育改革的深化，確保辦學體制改革的規范發展，反之將束縛前進的步伐。90年代后，上海乃至全國轉制學校的出現和大發展，是同各級政府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及時頒布密不可分的。如1993年5月召開的上海市教育工作會議，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1997年10月國家教委頒布的“國家教育委員會關于實施《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頒布的《上海市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辦法》等等，以及其他省市相應的教育政策、法規、條例的出臺，均引導了辦學體制的改革趨向規范和深入，從而保證了轉制學校——這一新生事物能在合理統籌之下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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