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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今國際格局的幾點思考

時間：2023-02-27 09:37:21 綜合教育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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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今國際格局的幾點思考

中國的和平崛起將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方向演進的重要因素。和平崛起既包含了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堅持獨立自主拒斥西方控制的決心，也展示了中國虛心接受外來進步影響的胸懷，更表明中國尋求的是一種天下主義的、心靈開放的民族主義。 1最一般地講，世界格局是指，世界上各國或國家集團在合作與競爭中、在實力上和利益上達到的某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或均衡。在這樣的狀態下，任何試圖改變現有均衡的努力都是得不償失的。對世界格局的理解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角度，比如可以從歷史或動態的角度看，也就是力求回答“世界格局何以至此又將去向何方”，人們常說的“時代問題”就與此密切相關。我們亦可以從時代的橫斷面或靜態的角度觀察，即透過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個層面，或湯因比所用的器物、制度、觀念三個層面，來對現今的世界加以描述。我們也可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即通過比較各國家或國家集團，也可以將其統稱為各種力量，在既定或未來格局下的獲益和受損程度，來理解和把握世界格局脈絡。我們還可以從世界主要力量的國際地位或影響力的此消彼漲中，從其構造世界秩序的理念和意志力中，來對世界格局進行分析。換個角度看，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在于各種力量在形形色色國際規則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綜合實力。一國或國家集團的綜合實力主要取決于以下6個要素：市場規模，包括總產出與人均產出水平，以及相應的購買力；貨幣與金融，主要看其貨幣是否是世界儲備貨幣，以及其銀行系統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有效性和規模；科技水平與創新能力，其中既要看存量更要看增量；國土、以質和量表示的人口、與資源稟賦；制度的穩定性以及與治理合法性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軟力量”；軍事力量。多維度并重、動靜態結合、損益量比較、內外因兼顧，應成為思考世界格局這一宏大問題的基本脈絡。 2總體上看，人類目前所處的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由來已久，但于今尤甚。15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充斥著資產階級對產品市場不斷擴張的需求。它必然到處安家筑巢，到處建立聯系。”經典作家們在當時不僅看到了今天人們稱之為全球化的種種現象，還揭示了現象背后的本質，即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血腥味的或明火執仗式的對外擴張。時至今日，特別是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盡管貿易和資本擴張的動機依然如故，但擴張的方式已大為改觀了。當今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其基本內容和實現方式都已經變成為，在保障所謂“普遍人權”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和政治框架下，按照市場規則，也就是通過清晰界定和嚴格保障財產權、自由競爭、利潤最大化等原則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得以實施和貫徹，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謀取利益。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科技進步和技術擴散，關乎全人類福利的全球問題的日益緊迫，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動體在治理結構、目標函數和行為方式上的變化，至少部分發展中國家具有與發達國家在發展上實現共贏的可能性增大，社會主義中國已經積極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來，等等，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當今全球化的性質。此外，由全球化導致的各國相互依存度的加深還引發了另外一個后果，即軍事影響力對多數國際問題的解決往往只有有限的功效。 3當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有如下4個特征。首先，由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憑借其強大的綜合實力，主導并利用現行各種國際規則，保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冷戰結束的客觀后果是，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如此廣闊的相對統一市場，出現了全球主要力量擁有如此廣泛而堅實的共同既得利益之狀態，出現了除非其內部發生分裂否則在一、二十年內不會遇到挑戰者的局面，以致有人聲稱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已經成為唯一可行的選擇，歷史開始了以西方價值觀和制度的勝利作為終結的進程。其次，美國是這個既得利益國家集團中影響力最大、也是最咄咄逼人的力量，同時，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實力也在急劇提升。對美國霸權的理解必須要以發達國家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為背景。換言之，美國只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影響力的源泉也在于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的選擇才特別值得關注。第三，在確立和實施國際規則的方式上，明顯帶有地域性和多樣性的特點，并開始呈現出北美、歐洲并立和亞洲加速組合之勢。地區一體化無論就深度和廣度而言都在加劇的背后，隱藏著各主要力量力求鞏固和擴大勢力范圍、將于己有利的規則灌注其中以抵御區外競爭的動機。最后，盡管廣大發展中國家擁有建立更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強烈愿望，并且在個別領域占有優勢地位，比如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中東國家的石油資源，中國的人口規模，但總體來看，它們大都是現行不公平國際規則和由發達國家設定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接受者，而且它們之間受益或受損情況又有很大的差別，因而在形成集體行動以謀求共同利益方面，還存在重重障礙，尚需要下大力氣加深合作。 4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催生了世界范圍內新的國際分工格局。經濟全球化主要體現為國際貿易、直接投資和技術擴散在深度、廣度和數量上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得益于發達國家的技術擴散和市場開放，而新技術的應用和擴散也總是伴隨著大規模的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也得以積累。經驗顯示，一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和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應當承認，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歷支持了“共贏”的觀點。然而，全球化在為世界提供“共贏”機遇的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掉入“國際分工陷阱”的挑戰。在整個國際分工鏈條中，發達國家憑借其資本、科技、人才、營銷和消費方式上的優勢或先機，占據了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和服務市場，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末端，成為全球市場上為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伴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迅猛進步，不同國家或經濟體之間，在獲得接入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機會與利用因特網進行各種業務活動方面，出現了明顯的“數字鴻溝”。換言之，全球化收益的絕大部分由發達國家獲得，發展中國家只能夠獲得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就是這一小部分收益，發展中國家之間還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它們競相開出各種優惠條件，如稅收優惠，允諾最大限度地開放國內市場，承諾遵守發達國家制定的嚴厲的經濟規則，甚至做出政治上的讓步。 5在構建未來世界秩序的進程中兩種基本路徑業已顯露，并大致勾勒出了未來世界的結構。美國和歐洲在建立國際秩序或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作法上的分歧趨于明朗化，正在形成所謂“美國路線圖”和“歐洲路線圖”。美歐分歧的核心不在于“自由民主”本身，而在于自由民主之合法性的來源。美國人認為，民主憲政的民族國家是最高原則，對任何國際法或國際組織而言，訂約各方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根據民主憲政的民族國家利益，違背國際法或撤銷國際組織的民主合法性。歐洲人認為，民主的合法性來自比單個民族大得多的國際社會的意志。在他們看來，國際社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球性的主權國家聯合體，相反，國際社會或國際意志擁有合法性授權，并由各個國際組織為代表。基于此，我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構筑全球秩序途徑。其一是強調國內法高于國際法、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美國，力求通過建立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來達到其拓展市場和影響力的目的。由此我們見識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和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其二是注重超國家權力作用、并且力求借助民主程序保證參與國利益的歐洲，熱衷于靠某種不斷向外結晶的擴張方式來實現其理想。由此世人目睹了歐元區建立、歐洲憲法草案出臺、歐盟的東擴和南進。在亞洲，一種有別于“美國路線圖”和“歐洲路線圖”的“亞洲路線圖”正在醞釀之中。與美國和歐洲那種由大國或核心國家為主導略有不同，亞洲區域合作走的是一條先由多個“小國”（東盟10國）共同制定規則、通過集體談判、再由周邊大國（中日韓）加入的道路。亞洲區域一體化雖路途漫漫但卻是大勢所趨，其意義不僅在于為人類提供一種區域合作的途徑，還在于如果此路走通，那么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國內生產總值五分之一的新亞洲，將對未來世界格局的形成產生深遠影響。 6盡管持續時間長短尚不清楚，但發達國家利益集團中的霸權國家美國，其實力已開始進入“頂峰平臺期”，并顯露出了頹勢。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剝奪了美國贏得西方世界支持的理由。歐元的出現已開始威脅到美元霸權，并必將減弱美國向全世界融資的能力�！�9·11”恐怖主義打擊，粉碎了美國是世界安全堡壘和投資天堂的神話。經濟政治社會一體化勢頭甚猛的歐盟，在塑造未來世界秩序的過程中開始與美國分道揚鑣。充滿不確定性的恐怖主義威脅就像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茲劍，將會長時間地攪動著美國決策者的神經。美國不批準《京都議定書》和關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里約公約》、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拋開聯合國而發動對伊戰爭，這種單邊主義政策既表明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亦說明其勢必在“失道寡助”的路上越走越遠。伊拉克戰爭久拖不決，將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樣板”步履艱難，都會對美國內部凝聚力帶來嚴重的后遺癥。軍費開支占世界一半、為歐盟的三倍，規模如此之巨長期來看無疑會惡化美國財政狀況并損害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長項，比如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巨大的市場規模，強大媒體的壟斷地位，軍事打擊力量等，在中短期內還不會像其“軟力量”那樣迅速減弱。同時我們更不能無視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的優勢。畢竟和結盟而成的歐洲不同，美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7當今世界格局中最意味深長的動向，是發達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內部“兩極”格局初露端倪和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和歐洲的分歧是深刻的和難以彌合的。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在構建未來世界秩序的路線和理念上存在差別，并在貨幣領域內競爭激烈。但關鍵在于，美國推進全球化的方式不啻是對歐洲的生產方式、生活模式和價值觀的顛覆。歐洲是在對自身進行改革，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認同美國。應該看到，美國和歐盟的綜合實力差距擴大的趨勢已經停止。相對美國而言，歐洲具有更強的獨立性。換言之，歐洲需要美國幫助和支持的程度要遠遠低于美國對歐洲的需要，至少歐洲已不再需要美國這個保護傘來滿足其防務需要。在人口、產出、貿易、制造業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在市場規模方面，歐盟已經超過美國。在曾經是比較薄弱的領域，即世界貨幣和金融市場方面，隨著歐元和統一中央銀行體系的創立，歐洲與美國在配置和享用全球金融資源能力上的差距也在大大縮小。歐元區和歐盟運作與擴大的方式，以及它們對待和處理國際爭端的總體態度與手法（盡管歐洲內部各國之間有所差異），為其“軟力量”的積累貢獻甚大，并彰顯了美國奉行的單邊主義不合時宜或“失道寡助”。甚至僅從歐美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上看，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事實上已經在出現。以長遠眼光看，未來最有可能和歐美平起平坐的一極就是亞洲，其中處于關鍵位置的是中日韓三國。 8世界格局變化或大國或國家集團間關系的調整，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較為劇烈地表現出來。健全的貨幣體系是世界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所謂“兩大一小”的格局已進入相對穩定狀態，即美元和歐元“雙寡頭”，外加日元“小伙伴”，構成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支柱。在歐元創立之前，任何單個歐盟國家的貨幣，無論在信譽上還是在方便程度上，都無法和美元競爭。正是這種局面成就了美元霸權，讓美國在全球范圍獲取了大量隱形的“鑄幣稅”。美國印制的約5千億美鈔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境外流通的，約四分之三新增發的美鈔被外國人所持有。各國政府和私人持有的美元儲備和存款數以萬億計。有鑒于此，歐元的創立不僅極大地降低了歐元區內的交易成本，也不僅讓各成員國的交易者規避了匯率風險，更重要的是使歐元成為了足以與美元分庭抗禮的世界貨幣，并且在國際儲備貨幣和大宗商品交易計價等領域已經開始削弱美元地位。過去三年多時間里美元對歐元比值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兩者間名義產出的此消彼漲，正在逐步但卻深刻地改變著美歐在國際舞臺上的力量對比。布什總統眼中的3個“邪惡國家”同時又都是拒絕使用美元計價的國家，并非巧合。亞洲在貨幣領域的合作，雖然目前尚無法和歐元區同日而語，但發展勢頭強勁，長期前景樂觀。其未來主要取決于中日韓三國領導層的遠見卓識和政治意志。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小國貨幣在經濟上存在的必要日益下降。 9國際規則在形成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地位大幅度提升。這種提升首先表現在國際規則或慣例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或政治實體所接納。無論是世貿組織這樣的全球機構、還是歐盟或歐元區這樣的地區性組織，囊括的國家或經濟體日益增多。其次，越來越多的問題或領域都被納入國際規則的約束范圍之內。在過去的15年中，新增的多邊國際規則、包括原有規則涉及領域的豐富與拓展，就有數十種之多。第三，世界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交往和糾紛的解決越來越倚重雙邊或多邊國際規則。處理貿易爭端如此，打擊跨國犯罪亦如此。第四，對某些國家、尤其是那些能夠影響國際規則制定和實施的國家而言，各類國際規則已成為它們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第五，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結構中的地位，主要取決于其在制定和實施國際規則過程中的綜合實力，或一國的綜合實力之大小，大國或國家集團間的競爭，也主要圍繞國際規則的制定與實施展開。第六，國際規則的“非中性”，亦即在同一規則下各國損益程度千差萬別甚至大相徑庭，這一特征愈發明顯。列入全球貿易談判內容的“環保條款”和“勞工條款”等，已成為某種維護特殊利益的工具。最后，濫觴于發達國家的種種規則或慣例正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化，諸如公司治理規則，若干年前由少數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家制訂的“巴塞爾標準”等，正在變成某種一般原則；“普林斯頓普遍司法權原則”，即不允許犯罪以主權豁免和國界神圣為由而逃避懲罰，以及所謂“華盛頓共識”，也正在或一度成為全球性說教。 10廣大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團結起來，但要真正合成一股力量還需要跨越許多障礙。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也還是有成功范例的，東盟10國在對外談判過程中用一個聲音說話，確實提高了其討價還價的能力。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2003年的世貿組織多哈會議上，發生了具有里程碑意義事件：以印度、巴西和中國為首的21個發展中國家集體行動，頂住了發達國家的壓力，并使自己在過渡期滿后不至于馬上面臨更為廣泛和嚴格的新規則。多哈會議上兩大集團的較量，盡管它有可能會阻礙全球貿易和投資的長期發展，但還是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反思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問題。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之間擁有共同利益，后者為其通過合作來保障自身利益創造了條件�？墒俏覀冞€要看到，共同利益只是合作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紤]到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考慮到各國因發展水平和自然環境各異其利益也有所不同，同時考慮到采取集體行動的成本收益分擔和享用常常不對等，再加上發達國家的分化政策，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組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或形成一股國際力量的難度巨大，因而它們在制訂國際規則的談判過程中經常處于劣勢。國際規則的歧視性可以說隨處可見。發達國家每年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產品征收的關稅，比適用于富國之間的關稅平均高出4到5倍。富國政府目前每天花10億美元補貼農場主，這造成了農產品大量過剩，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根本無法與之競爭。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的成功合作往往具有局部性和暫時性。它們聯合起來并且真正成為國際格局中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條件尚不成熟。 11盡管民族國家或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但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卻遇到了挑戰。國家主權成為問題是因為：一，隨全球化以及區域一體化進程深化而出現、或得到加強的超國家組織機構作用增大，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需要多國合作方能解決的全球問題變得日益緊迫，比如臭氧層遭到破壞；三，雖然理解和解釋差異很大，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存在著某種超越主權國家的普遍權利或價值，比如人權；四，越來越多的國家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而自愿地放棄原本屬于國家主權的權利；五，諸如跨國公司和“透明國際”這類被稱之為“非國家行動者”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急劇增長。結果，原有的絕對主權概念正越來越多地受到所謂“有限”或“彈性”主權觀念的挑戰。從可能的后果上看，對國家權利的重新界定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有利于合作的深入，另一方面又為某些大國干預別國內政提供了借口，甚至其有利的一面也可能被某些大國惡意地加以利用。這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諸如放棄獨立貨幣政策與所謂“主權讓渡”之間的關系，還有一個如何理解的問題。只要國際條約的簽署或一國政府的選擇完全出于自愿，國家主權本身或許就不存在什么讓渡的問題，因為國家主權的真正體現恰恰在于它可以通過放棄部分權利來尋求自身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就像個人在受到自己所簽訂契約的束縛時并不喪失其主權地位一樣。主權弱化和強化是相輔相成的。 12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問題空前嚴峻和緊迫，需要而且必須通過盡可能多的國家間的協調與合作方能解決，亦即進行全球治理。全球問題主要是指那些涉及整個人類福利的長期和普遍問題，大致可概括為以下6大類：貿易與投資規則的確立與執行；全球金融體系穩定；以恐怖主義、腐敗、洗錢和非法移民等方式表現的跨國犯罪；人類健康，其中特別涉及到艾滋病等傳染病的防治和對轉基因有機體的管理；環境與資源，包括氣候、污染、生物多樣性和熱帶雨林保護等；安全，包括防止地區沖突、多邊維和，以及對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控制。這里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影響全球格局的兩個長期因素：全球治理和與此有關的移民政策以及人口問題。需要各國共同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做出貢獻。但找到有效地的途徑實現這個目標卻困難重重。當今的超強國家美國在享有霸主收益的同時，沒有能夠盡到公正地和充足地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義務，幾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機構又都面臨著合法性不足、透明度不夠、責任心不強的困擾。今天，資本、技術及管理知識等生產要素都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例外。許多狂熱的自由市場原則的信奉者，也都回避了允許勞動力在這個星球上自由流動的主張。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阻，在更深的層次上暗示了經濟全球化的限度。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歐洲65歲以上的老人將占到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三，美國的非歐洲裔人口將要超過一半。俄羅斯竟然出現了人口連續10年凈減的現象。鑒于此，大量吸收移民已成為這些國家面臨的非�，F實的問題。大量移民進入發達國家后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影響，勢必會波及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乃至國際格局。 13從長期看，中國的和平崛起將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方向演進的重要因素。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經濟高速穩定增長，這本身就是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2002年，中國以不到世界總產出4％的經濟總量，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16％。中國的迅猛發展自然會引起世人種種看法，歸納起來大體上有3類：一，世界對于這種經濟成就能否持久抱有多大信心？二，中國的政治結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這一進程？三，中國在較廣泛的國際舞臺上可能將發揮何種作用？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實際上就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所謂“崛起”，就是確保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就是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水平，就是使世界體系在今后的發展和運作中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參與，就是讓中國的實際利益和權利在現行或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得到尊重，就是給中國以機會和能力對全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所謂“和平”，無非是說中國實現崛起的目標是為了世界和平，采取的手段也是和平的，亦即要通過參與國際分工，通過遵守現行國際規則，通過以建設性的態度對待積累起來的和新出現的種種問題，來實現崛起，而不是做現行國際制度的挑戰者或破壞者。和平崛起既包含了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堅持獨立自主拒斥西方控制的決心，也展示了中國虛心接受外來進步影響的胸懷，更表明中國尋求的是一種天下主義的、心靈開放的民族主義。講演者小傳張宇燕畢業于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F任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中國亞太學會、全國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出版《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經濟學與常識》、《說服自我———經濟學雜文集》、《共享繁榮———世界經濟的現狀與未來》（與馬杰合著）、《舊邦新命———兩位讀書人漫談中國與世界》（與盛洪合著）等著作。發表“利益集團與制度非中性”、“國家放松管制的博弈”、“美元化：現實，理論和政策含義”等論文。主持翻譯《新制度經濟學前言》。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10次集體學習，張宇燕與外交學院的秦亞青教授就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安全環境向中央領導集體作了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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