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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地下水保護的立法實踐及其啟示
內容提要: 對地下水進行立法是歐盟真正實現地下水一體化保護的關鍵。歐盟地下水立法因受成員國國家主權和 經濟 利益的限制，面臨著與其成員國相關立法的協調問題。對此，歐盟在尊重成員國現有 法律 制度的前提下，通過實行地下水立法的協同決策機制、注重管理的一體化和綜合性、實行硬法來促使各成員國地下水立法協同，以及強調公眾參與地下水立法等方式，使其與各成員國的相關立法趨于協調，有效地解決了歐盟與其成員國的地下水保護問題，促進了歐盟經濟的一體化和環境資源保護的整體性，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地下水是水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具有補給地表水、調節氣候的功能，又是一種促進工農業生產、維護人體健康、生態平衡的重要資源。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地下水的立法非常注重，歐盟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就是其典型。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通過制定《關于建立歐共體水政策領域行動框架的2000/60/ec指令》（以下簡稱“歐盟水框架指令”）、《關于保護地下水免受污染和防止狀況惡化的2006/118/ec指令》（以下簡稱“歐盟地下水指令”）[1]等法律規范促進、協調歐盟27個成員國的地下水立法工作，[2]并發布了《歐盟水框架指令手冊》、《歐盟地下水指令手冊》等技術操作手冊，全面介紹了歐盟地下水指令的關鍵原則、管理規定和工作指南，促進了歐盟地下水保護立法的有效實施。WWW.11665.CoM相比較而言，我國地下水相關立法存在滯后以及相應的行政管理不協調等問題。現實中，地下水超采、污染等現象日益嚴重。[3]因此，研究歐盟地下水立法實踐將對我國地下水立法的完善具有借鑒意義。
一、歐盟地下水保護立法的背景和挑戰
歐盟關于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可以分為一級法和二級法。前者主要指歐盟成員國簽訂的條約，如《歐盟聯盟條約》（亦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阿姆斯特丹條約》和《歐盟憲法條約》等；后者是指歐盟的指令、條例和決定，如《歐盟水框架指令》、《歐盟地下水指令》等。具體而言，1992年的《歐盟聯盟條約》對歐共體制定環境政策作了原則性規定，即“維護、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質量，保護人類健康，慎重而合理地利用 自然 資源，提出處理區域性或世界性環境問題的國際性措施”；[4]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引入了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5]其第五章將“可持續 發展 ”的概念作為原則與目標寫入了條約，并把“在界定和實施共同體政策與活動時，必須包括環境保護的要求”作為原則，進一步強調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6]2004年通過的《歐盟憲法條約》ii-37條要求：“聯盟政策中應列入并確保高水平的環境保護，改善環境質量”。這些歐盟憲法層面的規定，為歐盟進行環境保護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
水資源保護是歐盟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早期歐盟重點控制的污染是地表水跨界污染，萊茵河污染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7]歐盟早期重視地表水保護是基于地表水比地下水流動性強和地表水通常被用做處理污染和其他廢棄物的場所的考慮。所以關于跨界地下水污染的國家實踐、國際判例、權威學說和專門的防止或減輕地下水污染的國際文件相對較少，主要是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制定的《赫爾辛基公約》、《柏林規則》、《跨界含水層法條款草案》。[8]萊茵河、多瑙河等歐洲大型河流的成功治理經驗，成為歐盟地下水立法的背景和基礎。[9]由此，歐盟地下水管理不再建立在人為劃分的行政區、功能區的基礎上，開始注重對同一河流區內的屬于同一水文圈內的自然徑流和同一生態、水文、水地質系統的地表水體和地下水體的措施加以協調，[10]這種觀點及其實踐發展推動了歐盟地下水立法的進程。1992年，歐盟理事會提出要對地下水制定統一行動計劃。歐盟理事會于1996年6月25日要求歐盟委員會提議制定一部新的水框架指令，為歐盟的可持續水政策建立基本原則。1996年，歐盟區域委員會、歐盟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歐洲議會分別要求歐盟委員會為水框架指令中地下水的立法提出建議。[11]歐洲議會在1999年2月、2000年2月對水框架指令草案進行了兩次審閱，并于2000年10月23日最終正式通過了《歐盟水框架指令》，[12]該指令的兩個重要目標包括“逐步減輕地下水污染”和“地下水資源超采現象將被扼制”，這為歐盟在地下水保護方面采取行動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此后，2006年12月12日通過的《歐盟地下水指令》對地下水保護作了專門規定，從而使地下水的立法保護更加明確、具體和規范。
然而，在歐盟提出和實施地下水立法時，大部分成員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地下水保護法律體系。例如，在英國，其《污染控制法》（1974年）、《水資源法》（1991年）、《規劃與賠償法》（1991年）和《地下水管理條例》（1998年）等法律法規中都有關于地下水保護的具體而明確規定；[13]在荷蘭，地下水保護的立法 歷史 長遠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主要包括《水管理基本法》（1900年）、《地下水法》（1983年）和《土壤保護法》（1986年）等。可見，在歐盟成員國內，地下水保護的立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立法體系也基本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要求成員國消除地下水保護國界的限制，必然會在地下水立法方面引發一系列的矛盾，特別是歐盟地下水立法和其成員國立法的沖突、協調問題。這是因為歐盟地下水立法涉及成員國的國家主權，以及對其領域內的地下水事件行使管轄的權利。此外，歐盟地下水立法還涉及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和人民的生活水準，各成員國通常只關注本國的地下水的開發、利用與保護，而很少考慮其他國家。因此，協調成員國相關立法，解決地下水保護問題，就成為歐盟的一項重要立法活動。
二、歐盟地下水的立法實踐
歐盟關于地下水保護方面的第一波立法，始于1975年為提取飲用水的河流和湖泊制定標準，結束于1980年為飲用水制定的具有約束力的質量目標。[14]第二波地下水立法發端于1988年的法蘭克福部長級水 論壇 ，會議對當時的法規進行了審查，識別了地下水法立存在的一些缺陷。這次審查促進了其后的地下水相關立法和專門立法，其主要立法為《關于保護水資源免受來自農業源硝酸鹽污染的第91/676/eec指令》（簡稱硝酸鹽指令）、《關于城市廢水處理的第91/271/eec號指令》（簡稱城市污水處理指令）等。這一階段有關地下水的立法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水立法模式，呈現水政策與其他領域的政策相結合的特征。第三波立法源于1995年歐盟委員會接受歐洲議會環境委員會和環境部長理事會的請求，歐盟開始考慮用全球化的眼光來審視歐盟的水立法與政策，[15]這一時期典型立法包括《關于污染綜合防治的96/61/ec指令》、《歐盟飲用水水質的98/83/ec指令》、《歐盟水框架指令》和《歐盟地下水指令》。上述立法實踐促進了歐盟地下水保護法律體系和內容的豐富和完善。從這些立法實踐來看，歐盟地下水立法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實行地下水保護立法的協同決策機制
歐盟地下水保護立法的協同決策機制，是指歐盟在有關地下水保護的決策過程中各機構之間形成的協同制約關系。歐盟在地下水立法方面涉及的主要機構有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各機構雖分工不同，但相互間相互協調、相互制約。首先，歐洲委員會具有向歐盟理事會咨詢后作出決策的權利和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報告的義務。咨詢權和決策權方面，歐洲委員會可在其認為合適的一切情況下就地下水立法問題向歐盟理事會咨詢，但是，在條約規定必須咨詢的情況下，歐洲委員會必須咨詢。歐洲委員會針對地下水保護咨詢后所作決策分為決定、建議和意見三種：決定的各個部分對成員國均具有約束力；建議中僅其所確定的目標具有約束力，其建議成員國也有選擇方法的自由；意見沒有約束力。報告義務方面，歐盟委員會應將指令執行情況的報告提交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16]其次，歐盟理事會有議決歐洲委員會的動議權利。歐盟理事會可以協調歐洲委員會與成員國之間在地下水保護方面采取的行動，并敦促歐洲委員會采取必要的行動。如果條約規定歐盟理事會必須就歐洲委員會的動議提出意見，歐盟理事會可以以簡單多數、特定多數與全體一致等三種方式進行議決。最后，歐洲議會不僅擁有監督權，還具有聯合簽署權。監督權方面，歐洲議會可以討論歐洲委員會提交的有關地下水保護的總報告，還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對歐洲委員會進行彈劾；[17]聯合簽署權方面，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必須一起簽署有關地下水保護的指令。例如，《歐盟水框架指令》就是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考慮到歐盟的成立條約之規定、歐洲委員會的提議、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的意見、地區委員會的意見，依照歐盟成立條約第251條規定的程序而制定的。[18]而《歐盟地下水指令》也是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在考慮到歐盟歐盟委員會的提議、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的意見和各地區委員會的意見的基礎上制定的。[19]目前，歐盟在地下水保護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并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這在一定意義上得益于歐盟在地下水保護立法所具備的協同決策機制。
（二）注重水資源管理的一體化和綜合性
各種國際組織正在努力在全世界推行水資源一體化管理。根據全球水伙伴技術咨詢委員會的定義，“水資源一體化管理是一種能夠促進水、土地以及相關資源協調開發與管理，在不危害重要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情況下，公平地使經濟與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方法”。[20]歐盟地下水管理是歐盟水資源一體化管理的重要一環，其在立法中表現為綜合性、一體化的特征，歐盟第96/61/ec號《關于污染綜合防治的指令》、《歐盟水框架指令》和《地下水框架指令》就是有關水資源綜合管理的典型立法。《關于污染綜合防治的指令》要求所有會員國建立綜合污染防治控制體系（ippc），目的是為其附件1中的污染行為建立綜合污染防治控制體系（包括地下水），從而以防止或盡量減少任何環境媒介的污染。[21]根據水的自然屬性，《歐盟水框架指令》注重“地表水-地下水-濕地-近海水體”的一體化管理和“水量-水質-水生態系統”的一體化管理，前者是指把地下水保護作為歐盟水資源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與河流、湖泊、濕地和近海水體等進行系統管理，后者則是指歐盟對地下水實行污染控制、水質保護和水文條件、水生物棲息地的恢復，即水量、水質和水生態系統全方位的綜合管理。按照水的社會屬性，《歐盟水框架指令》重視各行業的用水戶和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綜合管理，即歐盟認識到成員國內不同行業和不同部門相互之間政策相協調的重要性，進而鼓勵成員國在與本國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綜合的地下水管理法律法規。從 科學 技術角度，《歐盟水框架指令》借鑒了 現代 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新成果，建立了科學的評估系統，以保證立法的科學性。《地下水框架指令》的目標是防止地下水污染，并減少或消除由污染造成的任何損害。[22]該指令包括四個附件，附件1針對劇毒或持久性物質，其目的是阻止諸如有機磷化合物、汞、鉛等物質、已知的致癌物質和若干殺蟲劑進入地下水；附件2針對其他重金屬、氰化物、氨和其他物質，這些物質使用都受許可制度的限制；附件3是對地下水體中污染物的影響、鹽水入侵或者入侵的程度等化學狀況的評價；附件4主要是對處于風險之中的所有水體的顯著且持續上升趨勢的識別。[23]從以上歐盟的具體立法不難看出，歐盟地下水保護立法體現出綜合性和一體化的特征。此外，歐盟的地下水保護手段的發展也反映了其立法的綜合性、一體化的特征，如20世紀70年代歐盟地下水保護手段注重水質，而80年代則是水質和排污限制并舉，到90年代強調綜合運用環境標準、經濟刺激等手段，并重視地下水保護與其他領域政策相結合。
（三）通過硬法促使各成員國地下水立法的協同
“硬法”是一種法律效力結構完整、依靠國家強制保障實施，并能夠產生拘束力的法律規范，[24]包括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通過的指令、決定和含有確定目標的建議等。在歐盟，絕大多數的地下水專門立法或相關立法都是采用指令的形式，如上述的《歐盟水框架指令》、《歐盟地下水指令》等。這些指令屬于“硬法”，即對所達到的具體目標做出明確規定，命令成員國通過該國相應的立法以達到規定的具體目標。至于采取何種方式、方法以達到所要求的結果可由各成員國決定。也就是說，雖然指令對每個成員國有法律約束力，但是留給成員國的國家當局以形式和方法的選擇權。指令需要轉化為每個成員國的國家立法，并且相應地構成該國立法的一個部分。[25]這種指令轉化為法律的做法，有利于成員國立法的一致性，也反映了歐盟基礎條約《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的要求。該條約第3章對歐盟“法律的趨于一致”作了專門規定，條約第100條規定：“理事會應就委員會的提議和經歐洲議會與經社委員會的意見，以全體一致議決發布指令，使各成員國中直接影響共同體市場建立與運行的那些法律、法規和行政條例的各項規定趨于一致。”第100a（1）條款進一步規定：“理事會應根據第189b條提及的程序和經征詢經社委員會的意見，采取措施使成員國中由法律、法規或行政條例制定的并以內部市場的建立與運行為目標的內容趨于接近。”同樣，正是由于成員國有相同的地下水保護目標和需要歐盟地下水立法和成員國立法相協調的問題，才促使歐盟各成員國的地下水立法呈現一致性。例如，2003年9月22日歐洲委員會提出一項要求歐盟成員國監測和評價地下水質量的指令來控制和逆轉地下水受污染趨勢，《歐盟水框架指令》也要求所有成員國作出適當行政安排、確定流域邊界和管理任務，共同或者分別（“分別”是在無法“共同”的情況下，采取不相沖突的措施）采取措施防止或限制地下水和地面水的污染。[26]《歐盟地下水指令》規定：“為了保證地下水保護工作的一致性，共享地下水體的成員國應該在監測、界限值的設定和識別有關有害物質等方面協調行動。”此外，歐盟大多數成員國的地下水相關立法，把地下水作為一種應該保持純凈的資源來加以保護。[27]
（四）強調公眾參與地下水保護
環境問題是一個全球問題、公共問題，實行包括環境正義、民主、公平和公眾參與在內的環境法治，是環境法追求的目標和價值標準。[28]在歐盟，公眾參與是保護地下水的重要方式和環節。公眾參與歐盟地下水立法一方面可以幫助確定最適當的措施，平衡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確定地下水保護的目標、強化地下水保護的措施和提高地下水保護報告的透明度，從而使成員國更加關注相關法規的實施，增強公眾參與地下水保護的影響力。[29]此外，公眾參與也是獲得良好信息溝通的途徑，得到良好信息溝通的公眾可以一種更有見識的方式有效地參與到所有的民主過程中。它可以打破專家和普通民眾之間的溝通屏障，將政府官員非神秘化，并使公民更多地對有爭議的問題實現真正的參與。[30]歐盟通過立法確立了公民參與地下水保護的法律依據。例如，1990年歐盟頒布的《有關自由獲取環境信息的90/313指令》規定了公眾有權“公平地、平等地和定時地”以合理成本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有關于獲取信息的權利的聲明，[31]還有1994年《有關公眾獲取委員會文件的第94/90號決定》、[32]1997年《有關公眾獲取理事會文件的第97/731號決定》、[33]2001年《有關公眾獲取歐洲議會、理事會及委員會文件的第1049/2001號條例》、[34]2005年的《有關公開獲取環境信息的2003/4指令》[35]和2006年《有關歐盟機構適用奧胡斯公約的第1367/2006/ec號條例》[36]等立法，都成為公眾獲取環境信息、參與決策及環境司法等內容的主要法律依據。公眾參與歐盟地下水的立法在其地下水專門立法和相關立法、成員國國內實踐中都有所體現。例如，《歐盟水框架指令》實施時間表1中就有關于“信息和公眾聽證”的內容，來鼓勵盡可能多的公眾參與進來；[37]《歐盟地下水指令》中同樣規定了許多關于公眾參與的條款。此外，公眾參與也是萊茵河流域、多瑙河流域地下水管理的重要經驗。[38]
三、歐盟地下水保護立法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城市和 工業 發展迅速，水資源開發和利用的進程也在加快，但是，由此也引發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地下水污染問題尤其突出。因此，歐盟在地下水保護立法實踐方面的一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一）建立地下水保護立法的協同決策和執行監督反饋機制
在我國，涉及地下水保護方面的法律主要有《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和《水土保持法》等四部法律，其立法都是由國家環保部（或者原國家環保總局）、水利部兩個部門中的一個部門牽頭負責起草，不同法律也體現了不同部門的利益。從而產生執法主體不同和水資源水環境管理工作的脫節、分割等現象。由于立法起草打上了部門利益的烙印，進而導致可操作性不強、實施困難等問題。與歐盟相比，我國地下水立法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涉水部門間不協調、缺乏有效的立法決策協同和監督，因此，應當建立一套健全的立法決策機制和執行監督反饋機制來改變這些困境。結合當前我國地下水保護立法起草和法律執行監督的實際情況，具體完善辦法包括：其一，由立法機關進行獨立的立法起草工作，并由立法機關組織獨立的第三方進行立法起草研究。其二，若由部門負責立法起草工作，環保部和水利部相互間應有咨詢的權利。在環保部負責起草的法律涉及地下水水量等內容時，環保部應當考慮水利部的意見，水利部應就此咨詢提供詳細的信息和具體的建議；在水利部所負責起草的法律涉及地下水水質和污染防治時，應當就此向環保部咨詢，環保部必須就此提供相信的信息和具體的建議。其三，對起草的地下水保護立法進行戰略環境影響評價。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側重于對政策和發展規劃的實施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科學評價，提出預防對策和措施，是從決策源頭上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重要舉措。涉及地下水保護的起草階段的法律應該作為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這樣才能從源頭上保證地下水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以及避免實施中可能遭遇的阻撓。其四，健全法律執行的立法反饋機制。結合我國現行的法律監督機制，對有關地下水立法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及時識別立法中的漏洞和缺陷，并進行有效的立法反饋。這套監督機制應當包括：各級人大對地下水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監督檢查，上級國家機關對下級部門涉及地下水保護的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制度，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對地下水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督，以及社會輿論、公眾團體和廣大群眾對涉及地下水的法律起草、法律執行的監督等。
（二）建立地下水保護的綜合管理體制并統一地下水保護立法
現代社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不與外部世界發生往來。當今世界的一體化不僅是經濟的，它同時也是環境的，因為生物圈只有一個且不可分割。[39]國際合作是國際水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流域各國在利用和保護國際水資源的過程中應承擔的國際義務，如果流域各國之間不能就國際水資源的競爭性利益達成協議，將導致嚴重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并對地區穩定構成威脅。[40]鑒于此，歐盟要求其成員國在地下水一體化管理方面加強合作，從而把地下水保護行動在成員國政府層面展開，進而由各成員國建立復雜的行政監督體和指定主管機構負責執法、實施規劃、安排資金等。[41]在英國，環境署是中央政府負責地下水資源管理的最主要機構，其職責涵蓋與地下水資源相關的眾多方面，并在國家級環保機構之外設有區域和地區辦公室；在法國，環境部作為國家級的地下水資源管理行政機構，主要負責水質保護，水環境與河流系統的保護、管理和改善，就政府對相關行業的干預行為進行協調和規劃，并在法國的六大流域分別設置流域管理委員會和水資源管理局，參與地下水資源開發和管理總體規劃的起草，都接受環境部監督；在德國，聯邦政府負責制定有關地下水資源管理框架的總體規定，各州通過地方立法將這些總體性法律轉化為州法律或自行制定補充性的規章，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和核安全部是地下水資源問題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處理與地下水資源管理相關的基本問題以及跨地區合作。在我國，水資源管理采取流域管理與部門管理、地方管理相結合的方式。由于涉水政府部門眾多，且這些部門分工各有側重，呈現水利、環保、農業、 交通 、城建、國土、林業等部門“九龍治水”的現象，這不利于水資源的有效管理。可以借鑒歐盟成員國的做法，在國家層面成立國家水資源統一管理委員會，下設國家地下水資源管理機構，專門直接負責國家地下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實現對現行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由水利部管理、水污染由環保部管轄的雙重管理模式的突破，確保地下水的水質、水量及水生態等方面的統一、綜合管理。國家水資源統一管理委員會賦予國家地下水資源管理機構直接或間接的執法權，政府其他部門要協助國家地下水資源管理機構控制與地下水有關的開發利用、污染與保護。
歐盟《歐盟水框架指令》的制定是建立在對原有多項法律進行清理的基礎上，其立法過程采取簡化、廢除和取代等不同方式，最終形成了水資源一體化管理的法律。該指令涵蓋了水資源利用（含飲用水、地下水等）、水資源保護（含城市污水處理、重大事故處理、環境影響評價、污染防治等）、防洪抗旱和棲息地保護等，幾乎涵蓋水資源水環境管理的全部領域。[42]比較而言，我國涉及地下水保護的《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法》的內容各有側重，且存在交叉、重疊、沖突等問題。筆者認為，當前應當制定我國《地下水管理條例》，這是因為我國地下水管理涉及社會經濟等多項事務，并與地表水、其他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管理聯系緊密，而短期內現有地下水管理體制很難通過立法改變。可考慮由國務院制定專門條例為監測與治理污染的地下水、控制地下水污染源以及預防和保護與地下水污染相關的疾病和人群提供保障。可以借鑒歐盟關于設定地下水體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濃度界限值、地下水環境功能區劃規劃和地下水水源保護區的劃分、地下水系統防務性能評價技術及地下水環境風險評價技術等規則與標準規范，待時機成熟再將該法規上升為法律，從而改變《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立法對地下水水量、水質、水能、水溫（地熱）和水生態系統分割管理的現狀，實現對這五個方面的綜合化、一體化管理，扭轉地下水超采、污染的局面。
（三）完善與健全地下水保護的公眾參與制度
歐盟地下水立法明確規定了公眾參與，這種參與是讓公民影響規劃結果和工作過程，而參與的基礎是向公眾提供信息，通過咨詢和更為積極的方式實現參與。[43]不過，只有直接有效的歐盟涉水法令才能為公民參與地下水保護設定權利和義務，對公民有約束力。[44]在成員國的立法之外，共同體法不僅可以為個人設定義務，而且可以賦予成為成員國 法律 傳統一部分的權利。成員國沒有及時轉換指令，可能產生個人針對成員國的權利，甚至可能產生成員國對個人的賠償責任。[45]在我國，公眾參與地下水保護亟待法律的完善。[46]2007年4月國務院頒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2008年5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兩部立法規定了信息的公開目的、原則、方針、條件、范圍、程序、例外以及救濟的途徑、方式和程序等，這為公眾參與地下水之保護而獲取相關信息提供了依據。前者針對的是政府公開信息的行為；后者《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不僅規定了政府公開環境信息的內容、程序和責任，還對 企業 的環境信息設立了“自愿公開與強制性公開相結合”原則。但是，強制公開信息的企業僅限于“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排放標準，或者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污染嚴重的企業”。[47]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眾的知情權。鑒于此，應設法讓生命、健康、財產及環境可能受到影響的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公眾參與地下水保護的決策過程，讓他們有機會提出意見，并讓最后決策者聽取他們的意見，提高有關決策的合法性和遵守程度。[48]具體而言，我國應當在現有地下水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中進一步明確公眾參與的條款，并對公眾環境知情權、公眾環境行政參與權和公眾環境公益訴權等方面做出原則性的規定。首先，公眾環境知情權方面，可以進一步明確公眾環境知情權的主體范圍、知情范圍、實現方式和救濟途徑、政府義務和企業義務等，如知情范圍方面要保障與居民生活環境有關的工程建設知情權、決策信息權和高環境風險企業的環境信息權；其次，公眾環境行政參與權方面，現行立法偏重于政府或者企業公布環境信息的程序，居民主動行使環境信息權的保障程序很不健全，可以進一步完善公開內容、公開方式和公開要求，明確權利行使方式、行使效力與保障；最后，公眾環境公益訴權方面，[49]增加有關“公民環境公益訴訟”的規定，并界定公眾環境公益訴權的概念、性質、原告資格、權利行使的條件、激勵機制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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