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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增長與發展的統一上尋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以其從外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到內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從經濟短期增長的分析到經濟長期增長的分析，反映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理論上的融合態勢。本文著重分析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理論上的統一為發展中國家尋求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啟示。一、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預示著增長與發展在理論上的融合態勢
通常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偏重于數量的概念，表明的是產出的增長和生產的速度，意味著一個國家國民收入，或人均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經濟發展則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不僅強調產出的增長和生產的速度，而且更為強調隨著產出增長和生產加速而出現的生產、就業、消費等結構上的變化和體系、分配上的變革。“在發展的概念中，必須包含各個社會主要追求的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價值”，“發展的狀況不僅是一種可用經濟指標衡量的物質狀況，也是一種精神狀態”。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中，人們最初幾乎無一例外地是把增長與發展作為相同的概念，“人們研究發展問題，很少考慮哪些人因增長而受益以及產出是如何構成的。但是，經濟政策對分配的影響，產出的結構以及生產的經濟環境等等，對各個經濟社會并非無關緊要的”[1](P9-10)。從數量增加上理解的經濟增長，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的，而經濟發展作為對生活質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資源的節約、環境的保護則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是一切社會進步的首要的物質條件。發展中國家以其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誡人們：大多數人民群眾沒有受益的經濟增長不能算經濟發展。人們開始從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中看到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這就使得經濟發展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經濟學，而經濟增長理論作為另一門獨立的學科——增長經濟學，也開始得到建立。這兩門學科在后來的發展中，特別是西方學者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充分體現經濟增長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理論上發生了融合態勢。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誕生，可以追溯到英國的R·哈羅德爵士和美國的多馬教授對建立平衡的（或“指數的”）增長概念的重要貢獻[2](P1384)。1948年，哈羅德《動態經濟學導論》的出版，多馬《資本擴大、增長率和就業》、《擴張和就業》兩篇論文的發表，基本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開端。此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一個由要素投入決定經濟增長論到制度決定經濟增長論的發展過程。
要素投入決定經濟增長論包括了物質資本決定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決定經濟增長和收益遞增決定經濟增長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從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來說具有共時性，可以同時存在；從理論的發展來看則具有歷時性，反映了要素投入決定經濟增長的發展過程。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在勞動、技術不變情況下，增加資本量對促進經濟增長有決定性意義。這種資本決定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很大影響。資本決定論存在著兩個難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經濟增長率與勞動無關，只有在資本——產出率不變時，才有可能把勞動因素引入分析過程；二是模型中沒有引入技術因素，資本——產出率只是作為一個理論上的已知條件。因此，到20世紀50年代，這一理論遭到了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和英國經濟學家斯旺的挑戰。經濟增長理論由物質資本決定論階段進入了技術進步決定論階段。索洛、斯旺等人放棄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關于資本——產出率不變的不合理假設，建立了一個資本——產出率可變的生產函數模型。這一模型在實際運用中充分顯示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索洛還以實證分析中關于技術進步對總增長率的貢獻約為87.5%的測算，進一步說明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進一步論證了索洛關于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的觀點。他在對美國、西歐、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進行測算中，發現了一個事實，即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決定性意義。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用人力資本理論補充和發展了技術進步決定論，這就使經濟增長理論由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的階段發展到人力資本決定經濟增長的階段。舒爾茨在古典經濟學的資本概念基礎上，把資本分為常規資本和人力資本，強調了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在他看來，人力資本是以具有遞增收益的知識為代表的，它通過對教育、衛生保健和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投資，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從而促進產出的增長；人力資本所產生的遞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的影響，從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實際上，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是獨立于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它在用于經濟增長問題分析中只是一個外生的東西，并沒有被融入經濟系統內部。
從物質資本決定經濟增長的論點到技術進步決定經濟增長的論點，再到人力資本決定經濟增長的論點，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就在于把資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都看作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外在決定的、偶然的、無成本的資源。真正把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分析了它們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和機理，探尋了這種機理實現的動力和條件的學者是阿羅和盧卡斯、羅默。他們的分析使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進入了第四個階段，這就是新增長理論的形成。
阿羅以其“干中學”模型，對技術進步內生化作了一個初步嘗試。在此基礎上，羅默和盧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羅默提出了“收益遞增的長期增長”模型，認為知識是“內生的”，它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其生產具有遞減報酬，而在產出中具有遞增報酬；知識也具有“溢出效應”，一個企業所創造的知識會產生社會效應使其他企業受益，這樣，只要企業實現知識生產的最優控制，就可以使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顯然，羅默把技術和知識直接內生化了。盧卡斯對技術進步因素作了轉化為人力資本的研究，提出了“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型。他認為，勞動可以分為“原始勞動”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兩種形式，后一種形式在生產過程中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兩種效應。內在效應是通過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形成的，它表現為高人力資本可以獲得高收入即勞動力的收益遞增；外在效應是通過在崗培訓和“邊干邊學”形成的，它表現為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收益發生遞增。因此，人力資本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還是新增長理論，旨在探討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果，探討的重點主要在于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的貢獻。在很長時間內，制度分析與經濟增長是脫節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他的分析進一步將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引入增長與發展融合的時期。
諾思以制度變遷為核心，以產權為基本概念，分析了經濟增長問題。他用產權理論解釋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認為經濟發展中存在著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這兩大必須克服的壁壘，克服的辦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減少經濟組織獲得收益的不確定性，
促進其活動得到最大收益，從而使這個社會具有極大的創新精神，經濟得到極大增長。為此，諾思設計了促使經濟增長的國家模型。他認為，國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單位，制定、變更或維持著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基本的正式規則，因而對最終體現產權結構效率、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負責。在諾思看來，國家既具有盧梭所說的“契約”的性質，也具有馬克思所說的“掠奪”的性質，此外，國家還有兩個目的：一是企圖確立一套關于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產權結構的基本規則，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諾思認為，由于國家的這兩個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為使統治者獲取租金最大化而確立的產權結構和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經濟增長之間發生著必然的沖突，導致整個社會不可能持續經濟增長。諾思還認為，在國家制定、界定并維持了產權結構的情況下，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制度結構，出現某些制度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低效率，關鍵就在于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差異既會引起政府政策的差異，也會引起社會公眾在勞動態度等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精神上的制約。
從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來看，暫不論其不足，諾思以前的經濟增長理論已由外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發展到內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這一發展深刻說明了技術的發展、人的發展等在經濟增長中的內在作用，當諾思把制度研究引進經濟增長理論分析之后，又使經濟增長理論由研究經濟的短期增長轉向了研究經濟的長期增長，從而使經濟增長在某些方面具有了與經濟發展同一的意義，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理論上逐步趨于融合。
二、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歸納起來看，主要表現在兩個重大方面：
第一，在實踐上，外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況，帶來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外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中，無論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來自于資本、勞動力，還是來自于新技術，一國的經濟主要是通過物質生產要素的投入變化或者是生產率的變化來實現增長的。因此，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西方有些經濟學家在考察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時，把經濟增長停滯、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發展中國家貧困的原因，把資本和投資的短缺看作是經濟增長停滯、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從而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就是通過資本形成實現經濟增長。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在戰后發展之初資本短缺的確是很嚴重的。在戰后至60年代的經濟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實施了“增長第一”的發展政策，雖然經濟增長速度相當快，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2%，高于發達國家同期同一指標的4.9%的水平，也說明了資本、技術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是，卻用“有增長而無發展”的事實，用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諸如兩極分化、失業加劇等嚴重的社會問題，說明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落后和貧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資本和技術，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資本和技術的能力、引進和利用資本和技術的機制，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場機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觀調控與有效的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
內生變量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發展中國家實施“增長第一”發展政策帶來的困惑，推動發展中國家從制度內部去尋找經濟增長的動力。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走了一條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經濟增長道路。聯合國第三個十年發展計劃關于發展中國家在全體人民充分參與發展過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福利的最終目標的確定，以及關于公平分配、充分就業、普及教育、培訓勞動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條件、保障婦女兒童和青年的正當權益等具體目標的確定，已把滿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人的尊重，意味著“人的發展”已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亞西·薩克斯在《發展還是非正常發展？為質量經濟學辯護》一文中指出：“模擬增長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壞，使非正常發展正在蔓延。”模擬增長“被認為是在現代化和趕上工業國家的道路上不斷快速前進的唯一方式，而現代化和趕上工業國家是兩個特別危險的概念。的確，現代化徹底改變了城市中的消費結構和杰出人物與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卻沒有創建一個能夠在保證全體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時對之加以供應的生產結構”。“為了得到真正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看來需要考慮它們國情的特性，這種特性使它們照搬工業國家所走過的道路成為問題，甚至不可能，它們還需要吸取工業國家走進死胡同的一切教訓，以便尋求有本質不同的內源發展模式”[3](P49)。所謂內源發展模式，實際上就是指國內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調動和發揮，以及國內民眾創造能量的釋放和自覺程度的提高。這一模式正是對“人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重要性的強調。
第二，在理論上，經濟增長理論由外生變量的分析轉入內生變量的分析，特別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理論上出現了融合態勢。
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源頭，可以說是18世紀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和李嘉圖的研究。然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沒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對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也沒有針對性，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研究沒有成為獨立學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明確劃分為“中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外圍”（發展中國家）兩大部分，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才有了明確的對象。經濟增長理論被明確地規定為“研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再生產和長期經濟發展的理論”[4](P1)；而經濟發展理論則被明確地規定為“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作為研究對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這兩大理論成為獨立的學科，它們在理論研究的內容、方法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由于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在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別，因而在戰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在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別。在當時來說，嚴格區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無疑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避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而把發展的目標放在結構的優化和社會的進步上；但是，混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卻使經濟增長理論過于注重對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研究，而忽視對結構變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實效的研究，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危及到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經濟增長理論只有通過修正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1973年6月，西蒙·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論文——《現代經濟增長：發現與思考》中，對經濟增長的定義作了一個新的表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只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6](P57)顯然，這一表述從先進技術的利用、制度的調整方面說明了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在一定意義上對經濟增長理論作出了新
的發展，開始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融為一體。特別是新增長理論的誕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論的結合，使它能夠把原先的經濟增長理論中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的一些因素作為內生變量來研究。這樣，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內容趨于廣泛性，涉及了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范圍。
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理論經過戰后近30年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后處于沉悶的停滯時期。當然，這與經濟發展理論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思路、研究問題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以及對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的外在分析存在缺陷有關，也和發展中國家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經濟處于困境有關。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與調整，經濟有所增長，有的國家還出現了“經濟奇跡”，從而給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再加上，經濟增長理論也由對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的分析進入了內生變量的分析，由對經濟的短期增長進入了經濟的長期增長的分析，由對某一因素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進入了綜合因素、制度因素決定經濟增長的分析，其理論內容、分析方法更加實用。經濟增長理論的現實感對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從而使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用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方法和框架來分析經濟發展問題。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也就成為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不可忽視的重要態勢。
三、增長與發展在理論上的統一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發展中國家經過戰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在經濟上已由發展之初的經濟凋敝、生產方式落后，發展為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的狀況；已由發展之初的經濟結構片面畸形，即產業結構低度化、出口結構低層次化，發展為制造業比重上升而農業和采掘業比重下降、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下降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上升的狀況；已由發展之初的出口能力低弱、出口結構的不合理，發展為出口能力明顯增強，并使出口結構得到局部的改善。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中的儲蓄能力和投資能力的絕對水平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增長，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出現了飛躍性的發展，不僅在經濟貿易方面往來密切，而且相互之間的資本流動量也在增長，技術轉讓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但是，從整體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還不夠高，農業現代化的程度還比較低，非生產性領域的發展程度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如通貨膨脹、債務負擔、開發能力等，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困境之中。發展中國家在21世紀的經濟發展，既有強勁的基礎、新的起點，同樣也有發展的障礙和限制。增長與發展在理論上的融合態勢給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
第一，必須從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合理安排上推動經濟發展。對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現已成為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工具。這一分析工具的應用意味著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內在的決定性影響作用，但是，制度的安排合理與否，則決定著經濟增長的持續程度。縱觀經濟發展史，不同的經濟制度安排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一般而言，計劃經濟體制主要是通過政府的計劃指令配置資源，對經濟增長起作用，而市場經濟體制則是通過以市場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運用主要是資本和勞動的生產要素獲得經濟增長。
歷史的發展是復雜的，制度的選擇和安排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由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邁進，體現了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條件下的制度安排。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資本剝削勞動獲得經濟增長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資本的增長大于勞動的增長，因而資本只有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優化經濟結構來獲得經濟增長。顯然，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優化經濟結構獲得經濟增長，實質上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決定。這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安排的結果。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經濟體制的調整與改革中，當集權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一方面把握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把握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對經濟增長的安排特性，是經濟獲得持續增長的關鍵。
發展中國家要把握好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其一，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者是與多元化的資本即私人資本、社會資本、國有資本、國私結合的資本等結合的，這一結合方式決定著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就是：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國家對經濟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因此，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僅以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有方式，通過對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矛盾尖銳化的一定程度的緩解，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且還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效率的組織制度等要求，尋求經濟增長的永恒性。其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作用的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政府干預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要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發達的經濟、不成熟的市場更需要政府的干預。但是，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僅僅把干預的重點放在糾正市場經濟運行所產生的弊端上是不夠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入發展，給人類帶來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主的新產業群的崛起，以及由新產業的發展所產生的以“兩低一高”（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經濟增長率高）為特征的“新經濟”。“新經濟”雖然源于美國，但正波及到世界各國，發展中國家也融入了這一潮流之中。印度這個發展中的大國，在“新經濟”的影響下，于1998年開始就加強了科研和信息工作，要把印度建成電腦軟件大國，韓國在1997年3月制定的科技革新特別法中規定，在1997——2002年5年間，政府對科研的投入要占政府總預算的5%；同時還制定了引進資金和技術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優惠政策。“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說明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經超出了人們原先思考的范圍，擴展到如何建立創新體系方面。政府如何建立知識創新體系、技術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為經濟發展服務，就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要求。政府在“新經濟”中充當的角色不只是“矯正者”，而且還是“創新者”。政府對經濟的“矯正”和“創新”必然促進經濟的極大增長。
第二，必須從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貢獻和創新的綜合作用上推動經濟增長。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在每一個時點上，從事這一研究的每一個學者，只是從經濟發展階段梯次上升的角度，考察了某一時期某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但是，經濟增長首先要依賴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資本、土地、勞動三大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組合，才能構成不同的技術，即勞動密集型技術、資本密集型技術等，才有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出，實際上就是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貢獻的有機結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的，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生產力水平越高，說明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大。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小，又是和制度創新程度相關的。合理的產權制度、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完善的管理方式、政府干預的有效程度等，都是技術進步作用充分發揮的關鍵。因此，對發展
中國家來說，較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必然要求從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貢獻和制度創新的綜合作用方面推動經濟增長，只不過技術進步貢獻是經濟增長的支柱。“先進技術是容許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種潛力，一個必要條件；而本身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它必須和“總量增長率”、“經濟結構的轉變”結合起來，才能“有效而廣泛地使用”，那么這種結合不僅可以加快“經濟增長的前進步伐”，而且還可以“標志著一個特殊的經濟時代”[6](P57-60)。
第三，必須從增長與發展的統一上推動經濟的整體發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提供了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素材。經濟增長雖然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但是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片面追求帶來的并不是廣大人民群眾所期望的結果；經濟增長了而社會領域無任何進展甚至倒退的狀況，使人們首先認識到經濟增長并不同時意味著經濟發展，只有將經濟增長與社會領域的進步統一起來，經濟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隨著人們對經濟增長及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后果的日益關注，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發展問題被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社會領域中任何一個方面的問題如教育、衛生、社會倫理道德等無一不與“人的發展”密切相關；發展中國家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滅貧困”為宗旨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深刻表明了“人的發展”是統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結點。沒有人的發展，所謂的發展就會流于空談。當可持續發展問題在世界范圍內被提出以后，發展中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并給子孫后代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也開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這一舉措充分表明發展中國家已在實踐中理清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已把握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經濟發展不只是表現為經濟速度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人的發展”，表現為可持續發展，它內含了社會進步。
發展中國家必須從增長與發展的統一上尋求經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結構、經濟效率、社會進步的因素都必須在經濟發展的機體內生長，經濟發展既是量的不斷增長，也是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既是有效使用、合理配置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也是實行社會公正，使人民群眾受益，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從增長與發展的統一上尋求經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結構、經濟效率、社會進步的因素在經濟發展的機體內生長的結果就是：在量的不斷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和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極大豐富的物質財富，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僅僅使少數人受益；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需求要與人類自身對生態環境的需求相協調，真正的經濟發展是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的，是以為子孫后代多留一些發展的空間為前提的，因而經濟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社會沒有兩極分化，人民沒有失業和貧困，社會公正推動著社會經濟制度的完善，推動著人類自身的完善。
收稿日期：20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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