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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
1990年前蘇聯東歐劇變以來，比較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在我國一直都處于低潮，有人認為，由于前蘇聯東歐已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比較研究的對象之一業已消失。然而，近兩年對中俄轉軌經濟比較研究所提供的經驗材料卻揭示了比較經濟學非但沒有隨前蘇聯東歐的劇變而消失，而其重要性卻大大提高了。一、傳統比較經濟學的缺陷
比較經濟學在20世紀30年代的誕生，在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義”比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說明，在當時比較經濟學家的心目中，比較經濟學的存在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兩大“主義”制度所出現的各種不同變種的“刺激”，比較經濟學才開始擺脫本質論思維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學者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比較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打破以“主義”劃分經濟體制的傳統（張仁德，1998），比較經濟學才開始“真正地”繁榮起來。由于意識到傳統比較經濟學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彥等人試圖用“比較制度分析”取代“比較經濟學”這種傳統的學科稱謂（青木昌彥、奧野正寬，1999）。筆者認為，傳統比較經濟學存在著三個嚴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滿足于運用已有的理論對各國經濟體制進行分類和比較，而忽視了比較經濟研究通過經驗性的工作對現有理論提出挑戰，從而為運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說奠定最重要的基礎。
第二，傳統比較經濟學仍受主流經濟學所謂理性最大化和必然進步這種觀念的支配，因而是前達爾文的。達爾文革命徹底擊碎了必然進步的觀念，否決了理性最優范式的科學性。在比較經濟學中，不論“研究經濟體制的一個原因是發現那種體制是最好的體制”（艾登姆等，1987），還是論證社會主義的內在優越性，這些研究目標都是理性最優和必然進步這種思維的反映。比較經濟學作為研究人類經濟社會體制多樣性的科學，只有徹底放棄先驗的理性最優和必然進步的觀念，才能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提供較為健全的知識基礎。
第三，傳統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結構主義的，這嚴重制約著比較經濟學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過程的研究。傳統比較經濟學只關注結構的經濟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視為外生變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有可能深究為什么同一經濟制度，可能因為生產力的變化，經濟環境的差異，政治的、歷史的、文化傳統的甚至地理條件的不同而表現為極不相同的經濟體制呢？我們怎么有可能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過程做出歷史性的說明呢？
二、比較經濟學新的研究任務
通過以上對傳統比較經濟學內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較經濟學的未來發展面臨以下新的研究任務。第一，揭示結構性制約條件及其與能動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結合導致了社會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識別、理解和進一步闡釋多樣化體制下人們的無意識動機、意會性知識和技能，為政策制定提供來自于不同經驗的知識基礎。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對已有的或剛剛發生的不同經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對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結構和意會性知識，它可以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識基礎。
第二，發現新奇事物對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有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新奇事物的出現及其擴散通過社會經濟結構與能動作用交互作用導致了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術變遷所帶來的物質環境的變化、生態環境的退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演變、外部沖擊等因素的影響，在個體思維與行為模式上所發生的突變。與經濟學其他學科對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專業背景知識不同，比較經濟學的任務就是進行復雜系統思維的訓練，把它放在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之下進行比較評估，因此它更能發現新奇事物對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有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
第三，促進跨國制度學習。比較經濟史的深入研究業已說明，制度學習是導致德國、美國以及日本后來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國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世界各國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進行學習的結果。成功的制度學習關鍵在于其精神而非具體形式，外國制度的引進、修改和創新是以國家或當地的情境和脈絡為條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夠成功。比較經濟學可以通過對制度原生國與引入國進行比較分析，從而為跨國制度學習與創新提供健全的知識基礎。
第四，創造性的闡釋文化傳統，并揭露現有的經濟理論所存在的缺陷。技術和制度創新，特別是從國外所引入的創新，它所蘊含的意會性知識與傳統觀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沖突，這就需要對文化意義系統進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闡釋，使產生創新的意會性知識納入到演變著的文化傳統之中，從而為導致結構轉變的能動作用提供基礎。比較研究通過揭示同種技術、特定制度與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歷史淵源，在這種文化闡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義與社會經濟本體論的重大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老制度主義者各自試圖用其理論范式重塑比較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在新制度經濟學家斯韋托扎爾·平喬維奇1990年出版的《產權經濟學——一種關于比較體制的理論》和老制度主義者皮垂(Petr,J.L.,1994)撰寫的“比較經濟體制”辭條中，他們都把比較經濟體制看作是其理論范式的應用，而避免提起與之相對立的另一種制度主義。與新老制度主義相關，但又有區別，在西方傳統比較經濟學研究領域之外，出現了兩種相互之間幾乎從不交流但卻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1990年，青木昌彥等人在斯坦福大學開設“比較制度分析”這門新的研究生課程，而不再沿用比較經濟學或比較經濟體制這樣的學科名稱，它受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較大。另一與老制度主義具有某種聯系的“比較創新體系”也開始濫觴，1993年出版了尼爾遜(Nelson,R.)主編的《國家創新體系：一項比較研究》。簽于這種情況，對新老制度主義研究綱領及其在比較經濟學中的應用做出較為恰當的評價，就成為比較經濟學新發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對新老制度主義研究綱領進行評價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因為在其內部，各自包括了許多不同的種類以及歷史演變，兩個學派之間現在也出現了某種融合的跡象。但是，作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義之間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顯的，正如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義是對正統新古典理論的補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義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也寫道：“新制度主義不是通過傳統的制度主義的再現，而主要是在現代正統理論的心臟中成長起來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凡勃倫等最初的制度主義主要是通過對正統理論的假設進行批判而產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義者看來，個人與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個人行為不是給定的，制度作為社會結構的一種特定類型，它能夠潛在地改變行為者的目標或偏好。社會結構在人類社會的復雜層級上處于個人之上，與這個較高層級相關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簡單地約束而且也能影響和改變個人的特征、力量和傾向，這就稱作是重組的向下因果關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中，具有這種能力的要素就被稱作制度。
新制度經濟學則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即個人被看作是給定的。“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7頁。），抽象的、先驗的和普適的人性假定即源于這種本體論。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本體論預設中并不存在作為突現層級的社會結構觀念，制度只被看作是個人創造的結果，這是諾斯在分析國家和秩序產生時之所以遭遇困難，并逐漸轉向老制度主義的重要原因（賈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義社會經濟本體論對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義呢？稱爾奈認為，“休克療法”的設計師們受到科斯很大影響，大規模私有化戰略就是對科斯定理的誤用（科爾奈，2000）。科斯定理認為，只要交換是自由的，交易費用為零，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進行，那么，合法權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無關緊要。實際上，這隱含地揭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制約作用，要求賦予制度以本體論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經濟學的主流把制度變量參數化，所以，盡管科斯強調要按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和研究經濟問題，但在評估產權制度時，流行的看法仍然是，無論歷史和社會條件有何不同，私有產權總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變遷路徑依賴過程的性質說明，人們的能動作用只有通過與既定的結構交互作用才能導致后者的轉變，制度創新只有在利用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因此，公共政策作為能動作用，在推動結構轉變時，要因時因地而異，要以解決問題的實用性而非預先假定的意識形態或目標為標準。由于意識到制度變遷是一個充滿風險并往往產生意外結果的過程，意識到政策及其制度選擇對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義者主張，政策應以實驗和過程為導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暫時的改進。特別是由于經濟變化基本上是一個自組織過程，制度創新的真正源泉來自于民間，所以公共政策應該鼓勵而非壓制多樣化的嘗試。
四、新老制度主義比較研究方法豐富的內涵
由于新制度主義在本體論上的缺陷，其方法論對比較研究的意義是相當貧乏的。
老制度主義者凡勃倫早在1898年就批評新古典經濟學是前達爾文的，他認為，經濟學應該以達爾文革命所產生的進化生物學為原型，所謂演化經濟學實質上就是用動態的、在生物學意義上不斷變化的眼光來考察人類行為，從而拒絕包括新制度主義在內的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積因果”的概念，盧瑟福指出，這個概念含有明確的路徑依賴思想，在凡勃倫看來，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產生明顯不同的后果；即使起點差不多，不同的文化還是會按不同的方式發展。老制度主義對制度演化路徑依賴和多樣性的強調為比較方法的運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累積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因為累積因果的變化過程是以社會經濟系統的演進和整體性質為條件的。整體論的基本含義是研究制度必須考慮整個人類社會系統，只考慮經濟部分就無法理解制度的內生演進過程，這就是為什么老制度主義對技術變遷、權力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給予很大關注的原因，而這在正統的新制度主義那里是缺乏的，正如盧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經濟學不去分析系統的內部動力，它只考慮理性如何對人口、技術、貿易機會或者意識形態外生既定變化做出反應”，這樣它自然就把制度或體制的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較研究就成了無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義者反對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為他們認為形式化模式必然會丟失掉對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脈絡這些重要的因素。威爾伯和哈里森認為，能夠抓住老制度主義整體、系統和演化方法論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學哲學家所稱作的“型態模型”。型態模型與形式化模型在解釋結構上是相當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繹方法，在解釋結構上呈現為從解釋變量到被解釋變量的層級，而型態模型則是由幾個相對獨立的部分連結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論獨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與脈絡中被發展、理解和檢驗，然后以某種形態連結在一起，它對研究主題提供了多層面的和復雜的圖景，而形式化模型則是單面的，它從有機整體中抽出某部分進行邏輯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爾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數老制度主義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態模型上，只有少數老制度主義者如凡勃倫、繆爾達爾等試圖以型態模型為基礎建立更一般的理論，這就需要比較法。正如老制度主義者斯坦費爾德(1990)所指出的，比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適的方法”，它的基礎是運用型態模型對不同地區或國家等進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與特定社會條件聯系起來。比較研究通過對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脈絡進行相互參照，運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設（即經濟理論）。
五、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發展前景的比較
與制度主義密切相關，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這兩個很少進行交流的研究領域給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帶來了活力。從這兩個領域重要人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四個共同特點。第一，它們一致認為，比較研究的對象是多樣化的經濟體制。全球化不會導致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經濟將成為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競爭場所”（青木昌彥，1997），“為對付創新體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態是多樣化的，這意味著國民經濟持久趨異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們都強調制度重要。尼爾遜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是一組制度，制度是創新體系效率高低的關鍵。第三，它們都采用了歷史與比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彥雖然把比較制度分析與格雷夫等人建立的歷史制度分析區分為比較現行制度和從過去的歷史制度中尋求資料來分析制度，但因為歷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經濟過程視作路徑依賴、不確定和不可逆的，這無疑包容在青木昌彥所定義的比較制度分析之中。在創新體系的文獻中，愛伯納(Ebner,1999)認為，制度的多樣性說明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作為補充，歷史觀具有實質性的重要，這就是創新體系的歷史與比較方法，稱作比較創新體系。第四，它們都使用了情境與脈絡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彥指出，對于制度的多樣性“不能由新古典經濟學的演繹法得到滿意的解釋，而必須通過新的、相互聯系的比較制度分析來研究。這種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經濟的比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博弈論、合同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情境和脈絡特定的’微觀模型”（青木昌彥，1997）。在創新體系文獻中，倫德瓦爾認為，在歷史經驗、語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別反映了在創新體系諸要素如企業內部組織、企業關系類型、公共部門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結構、研究與開發的性質、組織和數量上的國家特異性(Lundvall,1992)；愛伯納指出，通過把多樣化與情境和脈絡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聯系起來，創新體系文獻持有這樣的信念：如果從整體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態中觀察經濟現象，經濟行為就鑲嵌于
具有多種變化可能性的社會關系之中。
但是，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樣地使用了情境和脈絡特定的方法，比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樣性的微觀成因，而比較創新體系則著重于體制多樣性對科技創新路徑有何影響的比較研究。筆者認為，它們分別發展了前述型態模型的兩個不同側面。其次，比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術給定條件下，研究制度多樣性的起源；而比較創新體系則以技術變化為核心，研究新知識和技術變化與體制多樣性的關系。最后，比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論，而比較創新體系則幾乎從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這些差異說明兩者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然而，由于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不同，它們在未來發展的潛力上將會產生差異。
比較制度分析繼承了新制度主義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雖然它對后者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這些批評是導致它與比較創新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這些共同性的原因實際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義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彥(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較制度分析“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僅是（如老制度主義者那樣）將制度整理分類”。青木昌彥對老制度主義的批評確實擊中了要害。
比較創新體系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來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創新體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明確提出的，但其概念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國民體系》(1841)強調了科學技術、教育以及制度創新對后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比較創新體系理論框架的形成融匯了以下三個學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對技術變遷問題的研究，老制度主義關于知識與制度的深刻認識，以及歷史學派對歷史與比較方法的強調。比較創新體系研究方法的發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幾年來發展很快的國家和地方創新體系文獻，而后者作為演化經濟學的應用領域實際上是近年來非常流行的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研究的開拓者。由于知識結構的新穎以及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某種一致性，它在未來更有發展前途。
六、結語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老制度主義對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更具理論價值，比較創新體系的方法更值得進一步發展。但相對于新制度主義在我國的流行來說，目前只有屈指可數的學者在對老制度主義進行研究，比較創新體系更是鮮為人知，這種狀況對比較經濟學在我國的新發展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實際上，老制度主義在近十幾年已得到復興并產生了重要的創新，而新制度經濟學自1998年以來的研究前沿卻與一百年前凡勃倫的主題驚人的相似（賈根良，1999b）。因此，無論是在研究重點還是研究力量上，我們早就應該從新制度主義向老制度主義轉移。
然而，老制度主義作為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并不能完成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務。從比較創新體系目前發展所展示的潛力來看，由于排除掉政治和生態地理等因素，它就無法通過比較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進行“宏大敘事”。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仍存在著內在的局限性。正如老制度主義者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所指出的，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同樣，熊彼特雖然自稱其經濟發展理論可以與馬克思內生經濟演化觀相媲美，但他不得不承認他有關經濟動力學的結構只包括了馬克思所涉及的問題范圍的一小部分，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比較創新體系沒有“宏大敘事”的能力。因此，“為了尋求經濟績效最終源泉的圣杯(Holy Grail)”，與諾斯在其學術生涯中所經歷的“一個長期且確實是未曾預料到的旅程，從馬克思主義到認知科學”(North,1997)有所不同，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可能會令人吃驚：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突出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創造性轉化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如果我們深刻地理解了羅根(Georgescu-roegen)的下述名言，上述結論就很平常。羅根早在1971年就指出，“確切無疑的是，關于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惟一重要的課程——來源于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傳統比較經濟學代表人物格魯奇早就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老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現在，奧哈諾(O'hara)把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注：筆者認為，這還應包括熊彼特。），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代發展的內在聯系(O'hara,2000)。更為有意義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科學哲學家把馬克思看作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近兩年一些西方學者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之間的關系(Brown,2001)。由于馬克思在“宏大敘事”上無以倫比的魅力，上述研究的深入進行很可能要通過對馬克思研究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為制度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提供重大創新。在這方面，我國的研究還未起步，經濟理論的比較研究仍局限于馬克思與新制度主義以及新老制度主義之間，哲學界對批判現實主義似乎不感興趣或很少知曉。但筆者相信，這方面的研究作為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的國際前沿課題之一，遲早會使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發生興趣。我國經濟學界只有與哲學界同時甚至率先通過批判性吸收批判現實主義的研究成果，才能為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提供方法論的指導，才能完成本文對比較經濟學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務，才能使這些領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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