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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理論之比較分析：馬克思主義與新制度主義
【摘要】本文主要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和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在國家理論上的共識和分歧。在國家的產生上，諾思對國家模型的構造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分析之上的，具有深厚的唯物主義基礎；在對國家職能的認識上，諾思在暴力潛能、統治階級利益的至上性、國家的暴力潛能和“諾思悖論”這四個方面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論述的一種歸納或展開。在兩者的分歧方面，指出了諾思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攻擊的錯誤性，論述了諾思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歸結于“暴力論”或“掠奪論”的不適當性，并在最后簡單地總結了諾思國家理論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些也是與馬克思主義者國家理論的分歧之所在。但諾思等對國家的有關論述又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述，并且他們用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政治等問題，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關鍵詞】國家 馬克思主義 新制度主義 諾思
據報道，最近英國在網上評選千年的思想偉人，馬克思名列榜首，得票率遠遠超過位居第二的愛因斯坦。[1] 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對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對當代社會主義建設、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道格拉斯·C 諾思(Dauglass C. North）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1993 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他和另一位美國學者福格爾（Robert Forgel ），以獎勵他們在“把現代的統計方法用于對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重新研究”方面以及在“證明穩定的制度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稱諾思是“新思想的啟迪者和提出者”。新制度學派以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分析方法不僅在經濟學界，而且在政治學、社會學、行政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這種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分析方法在其他領域內的交叉運用也為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新的空間，為社會科學界注入了一股活力。[2] 諾思的國家理論是其三大理論支柱之一[3] ，在其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說過：“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4] 盡管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的成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不可能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同日而語[5] ，并且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對這一點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但客觀地說，在新制度學派的國家理論中有一些帶普遍價值規律的東西，在一定的意義上它們同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論述是有相通之處，而且，不管怎樣，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提供了一種分析問題的新思路和角度，對于拓展我們的思路和視野是不無裨益的。怎樣認識這兩種理論的差異和關聯？對這個問題的論述，理論界并不多見。所以，對這兩種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在學理上有著重要意義。本文主要從國家的產生、國家的作用兩個方面來作一下分析和梳理，并在最后對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學派的國家理論的不足之處作一簡要的總結。
（一）
對于什么是國家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沒有一個人能界定它的科學涵義，沒有一個人能正確分析它的作用和影響。各種非科學的解釋把國家問題復雜化，“未必找得到第二個問題，會象國家問題那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有意無意地弄得這樣混亂不堪。”[6] 馬克思從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將國家的本質根植于市民社會中，從而科學的揭示了國家的起源。
馬克思主要是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一角度來展開論述。馬克思從對黑格爾的法哲學的批判中得出了他的國家理論。黑格爾在近代開始形成的國家和社會兩元化的歷史背景下，以其特有的邏輯思維方式論述了國家和社會的不同的質的規定性。他承繼了啟蒙思想家高揚人的主體性和理性的傳統，將人的理性拔到一種“絕對理念”的高度，這對于人的進一步解放有著重要意義。但是他同他以前的啟蒙思想家一樣，將人看作一種抽象的存在物。這種對人的形而上的認識影響了他對國家的正確理解。在黑格爾看來，國家相對于社會更具有本原上的意義，社會只是絕對精神的特殊領域。馬克思對黑格爾這種絕對的國家觀念作了中肯地評價：“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分離看作一種矛盾，這是他較深刻的地方。但錯誤的是：他滿足于只從表面上解決這種矛盾，并把這種表面當作事物的本質。”[7] 與此同時，馬克思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辯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的表現自己的。”[8] 馬克思的這種對人的本質的認識，使“人在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論斷成為必然。而由人所組成的社會必然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正是社會的物質性使得社會相對于國家就更具有本原上的意義。馬克思把黑格爾顛倒的國家觀重新地顛倒過來，“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他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9]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了國家的產生必須從社會中尋找之后，接著就論述了國家是怎樣從社會中產生這一問題。在這一方面有最經典論述的是恩格斯。他在掌握了大量的歷史材料之后，特別是根據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中的材料，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得出了關于國家的科學定義：“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10]所以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國家起源問題的論述是從歷史上的社會物質關系入手的，這是其科學性的原因之所在。
對國家產生的問題，在諾思那里同樣是其國家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理論。
他首先批判了理論界的兩種國家觀念，即契約理論和掠奪理論。他認為契約理論只是解釋了契約為什么被訂立和契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而沒有注意到在實現集體利益時個人利益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豐富多彩的個人利益被忽略了，也就是說這種理論只解釋了最初達成契約的得利，但未能說明在國家產生后不同成員如何實現其利益最大化；而掠奪理論雖然注意到了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向被統治者收取租金的一面，但它僅僅注意到國家的暴力性質，而沒有注意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者之間的互動，實際上被統治者不是完全的無能為力，他們對被統治者也有一種制約的關系。所以他認為這兩種理論“都是不全面的。”[11] 在對它們進行反思后，諾思依靠他經濟史學家所特有的縝密和嚴謹，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史材料中，特別是在對英、法、西班牙以及羅馬等近現代國家進行分析后指出：“專一的公共所有權的發展，
導致專業化和分工的擴大和一種規定、裁決和實施所有權的特殊組織形式國家的出現。”[12]國家的出現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13]. 因為他認為，“在整個歷史上，當人們需要在國家（但可能具有剝削性）與無政府之間作出選擇時，人們均選擇了前者。幾乎任何一套規則都好于無規則。”[14]這里諾思的國家的起源同馬克思的國家起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也是從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來論述國家的產生，從經濟方面而不是從超念的理性方面來論述國家產生的必然性。
在前面批判的基礎上，諾思創立了一個關于國家的理論模型：1 、為取得收入，以一組產出保護與公正作交換。并且提供這種服務具有規模經濟；2 、國家試圖像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壟斷者那樣活動。為了使國家收入最大化，它將選民分為各個集團，并為每一個集團設計產權；3 、存在著能提供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國家受之于其選民的機會成本。[15]從上面這個模型可以看出，諾思是將國家看作一種特殊的組織，這種組織中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潛在的統治者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前提下進行博奕，帶有濃厚的經濟人色彩。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影子。
但是在國家產生這一問題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有很大不同，他們正是以此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展開批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兩個方面：
第一，諾思等新制度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沒有解決好集體理性和個人理性之間的沖突問題。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者那里，集體理性好像同個人理性是一致，整個階級的行動是每個階級成員行動的總和；諾思等認為，個人理性只是集體理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將經濟人的假設推廣到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在同一階級內部的行為也要作一番成本—收益分析。對于這種差異，諾思認為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中，“階級作為基本的行動單位，這個集團太大了，內部情況也很不一樣。馬克思在許多非正式分析中承認這一事實，……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方法還是新古典方法，都沒有解決白搭車[16]（Free Rider）問題，這個問題對解釋集團活動是至關重要的。”[17]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著名的代表人物，奧爾森（Mancur Olson）也對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果組成階級的個體采取理性的行為，就不會產生爭取階級利益的行為”[18]，其理論的落腳點是要解決階級理論中的集體行動的問題。
對于馬克思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在階級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我認為應該從全面的宏觀的層面上去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是沒有注意到作為整個階級與作為階級中的一員在行動上的差別，相反馬克思、列寧在許多地方談到這一問題并妥善的解決了新制度學派所說的“集體行動”或“搭便車”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了“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成為一個階級來行動”[19]，列寧揭示了階級意識的重要性，“只有當每個工人都意識到自己是整個工人階級中的一員，都認識到他每天同個別老板和個別官吏進行小的斗爭就是在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和整個政府的時候，他們的斗爭才是階級斗爭。”[20]無論是組織成為先進的政黨還是加強階級意識的培養，其目的都是為了使無產階級作為一整個階級來行動，按新制度學派的說法是為了解決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相沖突的問題。其實諾思自己在另外一個地方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對解決這一問題的貢獻，“馬克思主義者關于階級覺悟、階級團結和意識形態的大量文獻中被大量引證（雖然是反面的）。列寧及其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已充分意識到這現實問題，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極其革命實踐提出搭便車問題”[21]在這里，諾思實際上已經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覺悟、意識形態等理論是解決“搭便車”問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這與他自己的理論構想，即“為解決搭便車難題，需要構造一個意識形態理論”[22]是完全一致的。如果馬克思的階級意識、覺悟等不能夠解決搭便車的問題，那么諾思所構建的意識形態理論同樣也不能解決。[23]諾思在這個問題上好像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之中。個中原因是因為他沒有全面、深入地考察馬克思主義，只分析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的表層而沒有對它進行透視。
第二，諾思簡單地把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歸結到他所批判的掠奪理論中去，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誤讀。諾思認為，“國家掠奪論或剝削論由一些極不相同的社會學家所持有，他們包括馬克思主義者……”[24]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掠奪論或暴力論的，國家的產生只能到經濟根源中去尋找。這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里有精辟的論述。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這一荒謬的論點時，以私有財產的形成為例，指出：“在私有財產形成的任何地方，這都是因為改變了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為了提高生產和促進交流��因而是由于經濟的原因產生的。在這里暴力根本沒有起任何作用。”[25]并且按諾思自己對暴力論的有關評判，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國家并不符合暴力論國家的標準。諾思說過，“掠奪論忽略了簽約最初簽訂的得利而著眼于掌握國家控制權的人從選民中榨取租金。”[26]而恩格斯在描述國家的產生時，就精辟地指出：“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27]從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所指的國家，并不是“忽略了簽約的最初得利”，相反，在國家成立時，無論是對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來說，都有好處。只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剝削階級的社會里，國家才變成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而拼命地為自己榨取租金。諾思等新制度主義者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錯誤，是在于他們把國家在產生后日益成為一種脫離社會之上的力量這一歷史現象看作一種永恒，沒有認識到國家產生于社會并終將回歸到社會之中。
（二）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統治階級之所以要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自身統治階級的利益，“國家無非是有產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和權力。”[28]國家產生后，統治階級就獲得了統治被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反抗的新的手段。之所以是一種新手段是因為國家是有組織的暴力“總之，在全部暴力論中，正確的僅有：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形式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過暴力建立起來的。這種具有組織形式的暴力叫做國家。”[29]國家的這種暴力是由各種暴力機關組成的，“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30]國家正是在這種階級的性質和暴力的性質下行使著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由于國家是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管理機構，所以統治階級在進行政治統治的時候，不得不從事一些社會管理職能，“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31]馬克思在分析英國人在印度進行殖民統治的時候得出了統治者執行社會職能的重要性，不列顛人雖然在印度那里接受了財政部門和軍事
部門，卻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門，結果，“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競爭原則——聽之任之原則——;來發展的農業便衰落下來了。”[32]社會職能主要是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公共產品，如法律、公共工程等。由于國家在本質上是階級統治，所以，社會管理職能是服務于、從屬于階級的統治職能，社會職能的擴大并不能否認和抹殺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的內部職能除了有政治統治的職能和社會的管理職能之外，還有外部職能，即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預防外敵的入侵或侵略他國，在這兩種職能中，內部的職能是主要的，它制約一國的外交政策和走向。
國家職能同樣是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所關注的對象。在諾思那里，根據他的的國家模型，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界定和行使產權，“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奕的基本規則。”[33]據此，他提出了關于國家的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規定競爭和合作的基本規則，以便為統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個所有權結構（即規定要素和產品市場的所有制結構）；另一個目標是，在第一個目標的框架內，減少交易費用，以便促進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這兩個目標導致一組公共（或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用以降低規定、談判和實施構成經濟交易基礎的契約的成本。”[34]無論是追求自身統治租金的最大化，還是追求社會產出的最大化，都可以說是國家經濟人性質的表現。這兩個目標的實現要受競爭的約束和成本的約束。至于國家為什么處于界定所有權結構的地位和提供各種制度安排，諾思認為國家具有一般社會組織所沒有的“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 ）的性質，由它來界定和行使產權，具有比較優勢，可以避免因“搭便車”行為所造成的制度短缺或制度創新機制的喪失，并且由國家來提供產權具有規模經濟，能降低交易費用。諾思根據這兩種目標來分析歷史上有效的和無效的制度創新，以及以此來解釋歷史上國家興衰的原因。國家提供保護和公正，并不是不耗成本，當成本大于潛在的收益，當統治者追求租金最大化和推進經濟增長這兩大目標相沖突；當統治者代理人的利益與統治集團的利益不一致以致監督費用很高時，就會使得對經濟增長無效的產權制度得以出現或延續；另外國家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團所組成的集合體，是不同利益的“均衡者”，制度的變遷或創新必然會引起利益的調整和重組，同時居于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在政治上依賴于特定群體的支持，所以經濟政策的選擇往往是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如果利益集團與統治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國家的中立性就無從談起，一項有利于整個國家的制度創新就不可能得以產生，或者是一項無效的制度安排就得以保留，所以諾思說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象一個帶著“歧視性的壟斷者”。這里諾思揭示了“諾思悖論”：“國家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35]. 國家的兩重性源于制度供給的非中立性或歧視性，而制度供給的非中立性或歧視性又源于理性分析下的各種成本——收益計算，國家正是通過制度安排這一內生變量來影響經濟的發展。在這里諾思的獨到之處在于把已有的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同國家理論結合起來，說明經濟組織的存在和相互替代，也說明了國家這個特有組織的特性和作用，從而將國家這個組織與一般的經濟組織區別開來。
諾思對國家的兩大功能和相應的約束函數的論述，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和啟發，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一種表現或是引申：首先，諾思的關于國家具有暴力潛能的性質，無論是從其內涵上還是從其表現上，我們都看不出同馬克思所分析的國家的暴力性質有什么大的區別；諾思所提出的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界定和行使產權，這同馬克思國家的社會職能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是分析國家的社會職能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來實現，后者則從戰略高度上把握了國家社會職能的重要性；其次，諾思同樣象馬克思一樣，認識到了統治集團利益的至上性。在諾思的兩種國家職能里面，統治者追求“自身租金”的最大化這一原則是優于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這一原則的，因為第二個目標框架不得不在第一個目標框架之內，并最終受其影響和控制，這與馬克思“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36]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再次，諾思對國家是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壟斷者組織的論述，揭示了國家的非中立性，認為它不可能超越各種社會利益集團而追求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總會為社會提供有效的產權，“即使對歷史和當代世界作一般的考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無效率’的產權是常態而非偶然。”[37]諾思對國家非中立性的揭示，其實可以理解為是對國家的階級性的翻版，因為階級性同樣是一種非中立性。
最后，諾思為我們所揭示的“諾思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國家又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原因。其實，這并不是諾思的首創。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政治權力時早就有過類似的思想：“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入崩潰。”[38]
（三）
諾思的國家理論，在很多方面有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影子，他所提出的關于國家存在的重要性、國家的壟斷性、暴力性以及國家對產權的規定行等方面，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都有較詳盡的論述，所以通過了解諾思的國家理論可以更好的理解馬克思理論的精髓，重新認識馬克思理論的偉大意義。在肯定諾思國家理論一定的積極意義時，我們必須認識其局限性：
1 、將國家視為一種組織，自然可以將經濟學、管理學的理論、原理和方法移植到政治學領域，為國家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將國家與經濟聯系起來，但將國家當作經濟人，指出國家具有追求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卻是新制度主義的貢獻，對于國家的經濟透視使學界走出了長期以來運用歷史的、倫理的、宗教的、法律的眼光來分析國家、建構理論的窠臼。”[39]；但是國家畢竟不同于工廠、企業，它有著自己獨立的價值判斷，在一國內的統治和被統治者的許多追求和行為方式并不能用工具理性的成本——收益去解釋和處理，自由、平等等價值理性不能靠斤斤計較來解決。盡管諾思提到過意識形態的作用，說它“是種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并被一種‘世界觀’導引，從而使決策過程簡單明了。”[40]但理性經濟人的色彩在其國家理論里面依然是濃墨重彩。
2 、在國家職能上，它不僅僅是提供秩序、安全和博奕規則，也就是說它不僅僅具有社會管理職能，更為重要的是國家還具有階級統治的職能，它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無不打上了階級烙印，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諾思對此不是視而不見，而只是轉換手法。實際上他所提出的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目的和特定的利益集團對制度安排的影響方面，讓我們看到了馬克思階級分析的影子，只是他不愿意提及罷了。
3 、諾思提出的制度、經濟績效、國家的興衰的線形的發展模式，雖然引起了人們對制度分析的重視和關注。但是它又走上了另一個極
端，陷入了“制度決定論”泥潭。固然，自然稟賦、人力資源、資本等離開了制度離開了制度就不能發生作用，只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活動；但是同樣，離開了人，制度的創新和實施都將是一句空話，離開了人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一具美麗的僵尸。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仍然具有本原意義，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是國家形態和社會結構更替的最為重要的原因，而人是生產力中最為重要的因素。
4 、諾思作為經濟史學派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大廈是建筑在有充分的經濟史料的基礎之上。他的三位一體的制度變遷理論，即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和國家理論，都可以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中找到佐證，我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諾思受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但是他對歷史的許多考察所得出的結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是相左的。對于封建莊園里農奴勞動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封建主和農奴的關系是一種赤裸裸的剝削與壓迫的關系。但是諾思將此問題看作是在產權界定不清的情況下農奴以自己的勞動來換取封建主對自己的人身和財產的保護，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交易關系。因此要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不是對農奴的強制剝奪，而是民族國家的興起、排他性產權的確立和法律體系的建立。我認為這是諾思為了追求其制度變遷理論的精巧而對國家的階級性所作出的強制性剔除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諾思只看到他們之間的一種交易或契約關系而對其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視而不見，這不僅是他與馬克思理論之間的一個差別，而且也是其理論的局限性之所在。
5 、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建立起制度、個人選擇、經濟績效的分析模型來解釋長期經濟變遷的成因。……個人在微觀層次上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總和構成了宏觀經濟結果。[41] “將行為研究和制度研究融合起來是新制度主義研究努力的方向”[42]可以看出，對個人行為、個人利益的強調是諾思理論的顯著特點，在他的制度變遷理論中，個人在組織中的作用被賦予了全新的解釋，“階級”、“國家”和“政黨”等不再被看作是同個人一樣活動的集體。也就是說對集體單位的分析和評價是建立在對個人成員的地位和行動的分析和評價之上，這在方法論上是典型的個人主義，這就導致了他過分地熱衷于個人的算計。而在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中，對階級的分析強調的是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在方法論上屬于典型的集體主義。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的方法論集體主義并沒有完全忽略對個人偏好的分析，只不過個人的偏好、利益嚴重的受他所屬階級集體的影響。
盡管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學派的國家理論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有的甚至是謬誤，但是他們通過對國家“暴力潛能”的論述、對“諾思悖論”和“搭便車”的充分揭示等，為人們對諸如國家的起源、性質和職能等傳統的理論問題的認識提供了新的視角，這在學理上有著重要意義：它從經濟層面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運用到一個更微觀的層次，將現代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貫注到政治學、行政學的傳統領域之中，不管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學派承不承認，實際上他們這一努力在客觀上使人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生機和活力，它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而失去其偉大的意義；不僅如此，在實踐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對國家一系列問題的探討，對處于改革大潮中的中國，在某些方面不乏借鑒意義：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怎樣認識和界定政府的職能？政府怎樣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促進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學派的解答或許能給人以有益的啟示和思考！[43]
注釋：
[1] 《報刊文摘》，1999年10月11日。
[2] 對于新制度學派在政治學、行政學領域的交叉運用，在國內有很多例子。就筆者所收集的資料看，有幾篇文章是介紹了這種交叉的趨勢，如楊龍：“新制度經濟學的政治學意義”，《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3 期；何增科：“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選自《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吳毅 吳淼：“制度與國家：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政治透視”，《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第3 期。至于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或是農村的制度創新等更是不勝枚舉。新制度經濟學的活力可見一斑。
[3] 諾思的三大理論支柱是：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68頁。
[4]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17頁。
[5] 實際上諾思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收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的理論是諾思的新制度主義理論的源泉。 諾思自己對馬克思的有關分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潛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參見[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68頁。
[6] 《列寧選集》第4 卷，第42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338 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29～30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252 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第166 頁。
[11]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2頁。
[12]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譯本，第64頁。
[13]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106 頁。
[14] [ 美] 道格拉斯·C ·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4頁。
[15]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
本，第25頁。
[16] “白搭車”與“搭便車”是同一意思，只是翻譯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表述。
[17]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譯本，第62頁。
[18] [美]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中譯本，第128 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第138 頁。
[20] 《列寧全集》第4 卷，第191 ～192 頁。
[21]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32頁。
[22]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33頁。
[23] 意識形態是諾思關于制度（Institutions）分類中的非正式約束（Informal Constraints ）。“意識形態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關心的主題。新制度經濟學家更具體地分析了意識形態的經濟功能。”引自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頁。諾思將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看作是他的制度理論的三大基石。其中其意識形態的理論的作用是“任何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克服搭便車的問題，其基本目的在于促進一些群體不再按有關成本與收益的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計算來行事。”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59頁。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有關階級覺悟等的論述，其實質上就是為了克服個人的斤斤計較，從而推進整個階級的集體行動。
[24]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2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第202 頁。
[26]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2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第166 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第519 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1 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第167 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第219 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第65頁。
[33]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4頁。
[34]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譯本，第25頁。
[35]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20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253 頁。
[37]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33～34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第222 頁。
[39] 吳毅 吳淼：“制度與國家：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政治透視”，《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第3 期。
[40] [ 美] 道格拉斯·C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53頁。
[41] 何增科：“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第346 頁，選自《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
[42] [美] 詹姆斯·馬奇 約翰·奧爾森：“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5年第5 期。
[43] 比如說，諾思等認為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界定和行使產權，也就是說政府的主要作用范圍、作用對象應該是有限的、有所選擇的，它應該從“無所不能，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中走出來。這對我國現階段政府職能的定位具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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