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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公司治理結構主要表現于公司董事會的組成與行為——如何對公司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債權人、政府以及員工利益加以及時與全面的考慮，廣義而言,也就是對公司所處的法律與商業環境的綜合反映。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并未發現統一的定義來規范公司治理。在現行的法律條文中,表達的也非常模糊,它只是規范了公司董事會不能做什么,而非必須做什么。公司董事會應對股東等利益相關者遵循誠信原則是公司法中對治理結構規定的基石。
各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求與實現目標都不一樣。英美法系國家更為關注股東利益的創造和增加。大陸法系尤以德國為主,除了關注股東利益外,還關注供應商、債權人、客戶尤其是員工的利益。相對而言,公司長期健康的發展在大陸法系國家比短期股東利益更受矚目。再看日本,其家族性的特征表現為公司間相互交叉持股,利益高度相關,董事會的職責也相應受到彼此牽制。
我們來對一些國家金融機構與投資基金作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在其法人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簡單分析。相關調查表明,具有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董事會往往更多的為各方利益相關者綜合博弈、相互妥協的決策所驅動,而不僅僅以某一方的力量為導向。股權的分散化是受到法律所鼓勵的,這就為代表眾多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投資基金提供了表現的舞臺。投資基金所提名的董事往往以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董事的身份出現于公司董事會。縱觀歷史,投資基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得上市公司長期成長為基金帶來的紅利及資本利得,所以其在公司董事會中經常扮演相對消極的角色,除了一些關系切身利益的重大決定外,一般不對董事會決策橫加干涉。然而近十多年來,基金在公司管理中的角色逐漸發生了變化。
基金在促進上市公司構建良好的治理結構實踐中會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其握有大量的公司股票所代表的投票權使基金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鹬饕梢酝ㄟ^以下兩種途徑來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1、行為干預
這里所說的行為干預其實就是基金一方面作為受委托人有為基金投資者實現價值增值的義務,另一方面基金作為投資人有參與到被投資公司的管理的權利。發現價值被低估的公司、增持該公司的股票、對董事會加以改組、發放紅利，從而使基金持有人獲利。因為上市公司首先是由于價值的低估而導致交投散淡,不被市場所認可從而形成公司長遠發展融投資渠道的閉塞,對公司長遠的價值提升造成障礙�；鹩锌赡芡ㄟ^干預公司實行積極的紅利政策調整從而調動市場的積極反應,達到疏通公司與市場溝通渠道的效果。另一方面,作為上市公司的合作伙伴, 基金一般遵循長期投資的理念,公司運作的成功需要基金更積極的參與。
2、外界干預
基金可以對公司董事會施加影響,在決策中不再僅僅由經理層起主導作用,而且第三方意見更應當受到重視。美國《經濟時報》認為基金通過其代表的代言人會對公司重大決策如業務擴張多元化、購并、合資、開設分支機構、雇傭審計管理事務所表明意見。
基金可以通過對經理層信息披露完全性、可靠性的要求使經理階層面臨市場的壓力,同時業績的變化也迫使經理層能夠及時對股東等利益相關者的要求作出反應。經理層必須更加努力來為公司未來著想，以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而在潛在危機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基金可能會會同其他大股東，更換管理層或尋找適合的買家甚而進行破產清算以釋放變現的風險。
當然基金也可以通過將公司業績與管理層對公司所有權的分享相結合,從而使管理層勤勉敬業在公司成長中獲得自身利益的增值,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也獲得利益的增加。
總之,基金所代表的是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其在上市公司的所有行為都應該對基金持有人負責。
那么,基金會采取哪些行動以實現上述的目標呢?
在尋找到目標投向的公司后,與公司管理層有效的溝通與交流是必要的。在采取進一步行動前,基金會取得其他大股東的支持,將改革的信息傳達給管理層要求其采取改革方案以增加公司價值。如果公司的管理層對這些改革方案置之不理,則管理層的替換之爭就在所難免。
下面，我們結合上述討論對基金金鑫與方正科技事件作一簡要評述。
方正科技屬于全流通的三無概念股,股權結構相對單一,這也是它為何大股東頻繁變動的主要原因。基金金鑫在最新的股東排名中位列第二,僅次于北大方正。應該說基金金鑫對董事會的影響力是非常有力的。而基金金鑫棄權票的不翼而飛與雙方的各執一詞,表明了方正科技董事會中各股東的利益分歧。我們姑且不論孰是孰非,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基金金鑫代表基金持有者對公司管理層的議案表明了態度,即便是棄權票。通過該事件,我們可以預想一下,基金在改善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方面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盡管金鑫此次投了棄權票,也盡管中國更多的是國有股等非流通股一股獨大。但是國有股減持的必然趨勢和基金自身的不斷完善將使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斷改善,同時也會加劇公司管理層變動、管理層收購、兼并收購以及股票期權等激勵機制的出現和增加。
結合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尤其是有關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條例，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要求充分保護基金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一方面依照有關規定代表基金行使股東權利，另一方面不謀求對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暫行辦法中也有“對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不得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證券的10%的限制”，這說明法規在鼓勵基金行使權利的同時，也希望基金在公司的管理中起到盡量不干預的角色。設想一下，當某些上市公司未能夠以誠信的原則對待包括基金在內的廣大股東的利益時，基金又不能對上市公司的明顯有損于股東利益的決策作出積極的反應，基金無疑處在一方面要尋求保護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方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顧及消極投資者角色的尷尬境地�；鹁筒坏貌徊捎靡阅_投票的方式，更換投資對象，這不可避免的會加大投資風險和成本，最終可能會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我們應該鼓勵“好人說話”制度，鼓勵基金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起到“積極不干預”而非“消極不干預”的角色，在不干擾公司正常運作的前提下，對影響公司重大發展和侵犯股東權益的決策上加以積極干預。當然，上述推理是建立在基金管理人能夠真正代表持有人利益的前提假設基礎上，而在我國市場發育不完全、監管體系不完備的現實中，誰來監管監管人（基金公司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具有監管者的角色定位）應該值得關注。獨立董事的設置、信息披露的要求、稽查制度的完善等體制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管將會使基金管理人更加勤勉盡職。
在市場多元化、投資復雜化的環境下，我們有理由對基金在上市公司治理中起到的角色轉換寄予期望。作者：劉都 來源：《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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