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民事訴訟熱中需要冷思考

證券民事訴訟熱中需要冷思考

來源:上海證券報2002-02-06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以及有關法院受理三位股東訴大慶聯誼案，是證券市場法制建設中的重要一步，將對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現在，已有多家上市公司面臨股東訴訟，索賠金額可能高達數十億元。多家律師事務所已經公開征集委托并代理提起訴訟。可以預期，我國將出現一股股民狀告上市公司的證券訴訟熱。然而，在這種熱潮中，無論是法院、監管部門、上市公司，還是廣大股東都有必要保持冷靜的態度，關注證券民事訴訟熱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防止其走向反面。

    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證券民事訴訟制度并不發達。究其原因，就在于證券民事訴訟制度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美國證券民事訴訟制度最為成熟和發達。但是，從美國證券民事訴訟的經驗來看，證券民事訴訟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1995年美國國會曾經專門立法對提起證券民事訴訟的條件加以嚴格限制。因此，我國在引入證券民事訴訟制度的同時，必須充分預見到證券民事訴訟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采取謹慎的態度和適當的措施，興利除弊，使證券民事訴訟制度在我國得到健康的發展。

應處理好四大關系

    我認為，法院在處理證券民事訴訟時，應當注意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股東與上市公司

    應當認識到，股東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當上市公司出現虛假信息披露而使部分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無疑應當對于這部分股東給予適當的補償。但是，上市公司的資產實際上也是股東的資產。如果上市公司因此承擔責任過重的賠償責任，將使公司的經營難以為繼，甚至因此而瀕于破產。在這種情況下，股東不僅可能最終得不到實際的賠償，其手中的股票也可能變得一錢不值，股東的利益將遭受更大損失。因此，應當注意平衡股東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避免因顧及股東的一時激憤而過分破壞上市公司的發展能力，最終損害股東的長遠利益。

    2、少數股東與多數股東

    在上市公司中，多數股東的利益與少數股東的利益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則是不同的。當上市公司面臨少數股東的巨額民事訴訟時，多數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的經濟利益無疑將受到最大沖擊，他們可能會采取對抗性措施保護自己的利益，如通過資產重組、關聯交易等手段轉移資產，進一步“掏空”上市公司。因此，在保護中小股東提起證券民事訴訟的權利的同時，有必要平衡少數股東與多數股東的利益，防止兩敗俱傷。

    3、公平與效率

    證券民事訴訟是保護投資者權利的一項法律制度，其主要出發點是公平。但是，應當看到，如果出現證券民事訴訟過多、過濫、過易的狀況，將對上市公司的經營造成嚴重干擾，使公司經營及融資的成本增高，風險加大，證券市場的效率也將受到損害。在我國法制建設尚不完善，立法、司法、執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證券民事訴訟給上市公司及其經營管理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尤其突出，過濫的證券民事訴訟對上市公司及其證券市場效率所造成的損害也尤其大。因此，在充分保護投資者正當權益的同時，必須適當控制證券民事訴訟的數量和影響，增強證券民事訴訟程序和結果的確定性、可預見性，維護證券市場的整體效率。

    4、善意訴訟與惡意訴訟

    一些人為謀取不當利益，惡意地濫提證券民事訴訟，是建立證券民事訴訟制度的最大風險。由于上市公司股東眾多，資產規模較大，且對于重大訴訟必須及時披露，一旦發生證券民事訴訟，無論最終勝訴抑或是敗訴，對其股價、信譽、再融資甚至日常經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一般來說，上市公司對于被股東起訴是十分敏感的。這就使得一些人利用上市公司的這一特點，在沒有充分事實和法律依據，沒有遭受實際損失的情況下，惡意地提起證券民事訴訟，采取“纏訟”的策略，迫使上市公司與其和解。這種行為在美國、日本等國已經成為證券市場的一種“惡疾”，被稱為“訴訟敲詐”。我國法院在打開受理證券民事訴訟的大門之后，必須對這種“惡意訴訟”的現象加以警惕，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三個問題值得關注

    總之，在當前各界人士對我國法院受理證券民事訴訟一片叫好，許多股民、律師紛紛準備對十余家上市公司提起民事訴訟的熱潮中，保持冷靜的態度，防止證券民事訴訟制度被濫用是十分必要的。為此，建議法院在處理證券民事訴訟案件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幾點：

    1、律師的行為

    律師在證券民事訴訟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在代表廣大股民對上市公司提起證券民事訴訟的律師中，不乏為中小股民仗義執言者。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多數律師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不可避免地，其中會有一些律師以不正當手段（如公開征集委托、代墊訴訟費、誤導股民等）挑動股民對上市公司濫訴，以牟取高昂律師費。歐洲大多數國家禁止律師“風險代理”方式收取律師費。美國法律雖允許證券訴訟律師收取“風險代理費”，但規定原告律師只能按被告最終實際支付給全體原告的賠償金的合理比例收取律師費，而不是按法院判決的賠償金額收取律師費。法院如果認為原告律師持有被訴上市公司的股票構成利益沖突，有權取消其訴訟代理人的資格。如果律師違反上述規定，法院還有權對其給予處罰。這些規定對于規范證券民事訴訟中律師的行為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國應當借鑒國外的經驗，由法院、律師行業主管機關及自律組織共同對律師在證券民事訴訟中的行為加以規范。

    2、原告與上市公司的和解

    濫提證券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往往并非獲得最后的勝訴，而是企圖利用繁瑣、漫長的民事訴訟程序以及輿論對上市公司施加壓力，迫使上市公司為盡快擺脫糾纏而與之進行和解，向其支付一筆可觀的補償費。因此，法院在審理證券民事訴訟過程中，應當對原告與上市公司的和解加以監督，審查和解協議的公平及合法性。和解協議的各項內容，如達成和解的理由、原告獲得的補償金額、律師費用等都必須公開披露。對于不合理的和解，法院應當予以阻止。

    3、證券民事責任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在證券案件受理程序方面，規定必須經證監會行政處罰。這種通過設置前置條件，以防止對證券民事訴訟制度濫用的做法盡管其出

發點可以理解，但是值得商榷。首先，以行政處罰作為民事訴訟的前置條件本身既無法理依據，也沒有司法先例，有限制公民訴訟權利之嫌。其次，由于證券欺詐行為多為精心策劃、行動隱蔽，證據難于查找，行政調查和處罰往往耗日持久。以行政處罰作為民事訴訟的前置條件，在實際效果上將不單限制了“濫訟”，同時也限制了合理的訴訟，更使證監會與法院在調查、處理案件過程中難以相互配合。第三，許多證券欺詐行為涉及刑事犯罪，證監會必須及時移交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而不進行行政處罰。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如何受理證券民事訴訟呢？我認為，法院應當把重點放在準確把握證券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從實體法方面控制濫訟，而不應過分依賴訴訟程序上的前置條件。例如，對于證券虛假信息披露案件，上市公司只有在有“重大”的虛假陳述時才對股民承擔民事責任。法院可以通過對“重大性”概念的解釋，有效地把握住保護正當證券訴訟、限制惡意證券訴訟的尺度。法院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與原告損失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對上市公司損害賠償金額的確定也可以發揮類似的功能。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焦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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