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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偏愛特征的實驗研究
【內容提要】本研究采用等級排序的方法，60名被試分別在大、小兩種恒定的期望值條件下，對不同風險來源和不同風險水平的抽彩方案進行偏愛排序，以此來檢驗組合理論有關風險偏愛模式的假設。結果發現：(1)被試的風險偏愛模式以單峰模式為主；(2)期望值的大小和不同的風險來源對偏愛模式沒有顯著影響。通過與美國研究者的結果比較發現，中美被試對于固定收益、中等風險和高風險評為最不偏愛的數量上存在顯著差異。
1 前言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要對各種各樣的事情做出決策，而決策往往帶有一定的風險[1]。所謂風險就是決策具有多種可能的后果，包括不同程度的損失和盈利。一些研究指出，決策風險主要與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決策后果的種類、后果的嚴重程度和各種后果發生的概率[2]。一般而言，決策后果的種類越多，后果的嚴重程度越大，后果發生的概率越小，相應的風險水平就越大。另外后果發生的不確定性也會對決策者帶來風險。對待風險的態度，不同的決策者存在著明顯的個體差異。有的決策者為了收益，哪怕是丁點的收益，也會冒很大的損失的風險去追尋。而有的決策者為了防止損失，哪怕他面前有很大的一筆收益，而且獲得這筆收益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他也不愿去冒丁點損失的風險。還有一些人既不一味地追尋風險，也不一味地回避風險，而是對具有一定水平的風險特別喜愛。另外，即便是同一個人對待同一項決策任務，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情境條件下，對待風險的態度也會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用風險偏愛(Risk Preference)來說明決策者對風險的態度。
對于風險偏愛的理論研究主要有效用理論和組合理論兩種。
效用理論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貝奴理，他認為人在風險條件下的選擇行為的依據是為了獲得效用的最大化。當時認為這一理論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些直觀的、可以描述的東西[1]。后來，賽維吉等人（1948年）引入了效用函數的概念，用效用曲線來直觀地描述價值與效用之間的關系。但是他們的效用函數很難說明現實生活中一個人的博弈行為和買保險行為同時存在和人們喜歡將資金投資在中等風險的項目上的現象。盡管數學家諾伊曼和經濟學家摩根斯坦在效用的測量以及期望效用的規則調整等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豐富和規范了效用理論的許多內容，并且現實的生活中，特別是在金融和投資組合選擇中，效用理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這一理論還是不能描述現實生活中的個體的風險決策行為。效用理論認為，人的決策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決定決策行為的直接因素，那么以此理論推論，如果在效用恒定的情況下，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應該是沒有差別的。
而有人則認為個人對風險的偏愛應該是先于效用而對決策行為產生影響[1]，他們認為如果在效用固定的先決條件下，不同的個體的決策選擇行為，反映了他們個人的偏愛。庫姆斯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險偏愛的組合理論(Portfolio Theory)[3]。該理論認為在風險條件下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選擇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在效用和風險水平兩者可接受的情況下得到妥協。組合理論將人的風險偏愛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四類五種模式：(1)單調模式(Monotony Pattern)：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單調遞增型，即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程度隨著備擇方案的風險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一種是單調遞減型，即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程度隨著備擇方案的風險水平的增加而降低。(2)單峰模式(Folded Pattern)：即決策者既不一味地追尋風險，也不一味地回避風險，而是對具有一定風險水平的備擇方案表現為最為偏愛，而在這最佳風險水平點兩側，隨著風險水平增大或減小，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程度也降低。(3)反轉模式(Inverted Pattern)：所謂反轉是相對于單峰而言的，即決策者對某一風險水平點的備擇方案最為不偏愛，而在這一風險水平點兩側，隨著風險水平的增加或降低，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程度也增加。(4)不可傳遞模型(Intransitivity Pattern)：決策者對系列變化的風險水平沒有規則的偏愛傾向。該理論提出了四個假設[1]：(1)當期望效用保持恒定時，決定決策者對備擇方案的偏愛順序的是決策者的風險偏愛。(2)風險偏愛是呈單峰分布的。(3)風險偏愛順序是由風險偏愛和期望效用兩個因素決定的。(4)風險偏愛順序可作線性變換，線性變換前后的偏愛順序不變。該理論還認為只要是效用恒定，不管這個效用的值有多大，決策者的風險偏愛均是呈單峰曲線，也就是說風險偏愛對于決策者來說是一種穩定的特質。
許多跨文化研究指出了風險知覺和風險態度的文化相關性。Slovic等人的研究指出，個體對健康和安全方面有關的風險知覺存在著顯著的文化差異(Slovic,et al,1991,Kleinhesselink and Rosa,1991)[4]。著名的“高氏猜想圖”也形象地說明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冒險行為的分布是存在著文化差異的。
本研究以高校學生為被試，分析他們的風險偏愛的模式；同時，將我們的研究數據與MacCrimmon取得的美國被試的數據進行比較，探討風險偏愛的文化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是60名在校的本科大學生，年齡在19-23歲之間，其中男生37人，女生23人。他們均是自愿參加實驗的。
2.2 實驗任務
本實驗的任務情境是抽彩，告訴被試在一個袋子里放有100顆圍棋子，其中有38顆黑子，62顆白子，如果被試從中摸出5顆棋子，這五顆棋子中黑子的個數決定被試贏錢或輸錢的數目。
被試的任務是對這種抽彩形式所列舉的三組結果方案的偏愛程度進行1至5排序，1為最為偏愛，5為最不偏愛。
對結果方案的設計分成三種情況，但三組方案的期望值都是相同的：A組是損失值保持不變，收益值、收益概率和損失概率改變（損失概率＝1－收益概率）。B組是收益值保持不變，損失值、收益概率和損失概率改變。C組是概率保持不變，收益值和損失值改變。備擇方案的風險水平用方差來衡量[3]，而且備擇的結果方案的風險水平從1至5逐漸增大。方差的計算公式為：
附圖
M為方案的平均價值，P[,i]為各個結果發生的概率，Value為各個后果的價值，Variance為衡量風險水平的指標。
2.3 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被試間和被試內的2×3的兩因素混合設計。其中，一個因素是期望值，期望值分為大小兩種，小期望值為5元，大期望值為50元，此因素采用被試間設計。另一因素是風險來源，此因素用固定收益值、固定損失
值、固定收益概率三種方式來實現，此因素采用被試內設計。為消除三組方案帶來的順序效應，A、B、C三組方案的呈現順序采用拉丁方設計。
2.4 實驗程序
60名被試分成兩組，大期望值組30人，小期望值組30人，每次實驗由3～6人參加。被試走進一間空教室，每人坐一排，使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影響。主試分發問卷和答卷，說明實驗目的和指導語。被試閱讀完抽彩情景后，主試向被試演示抽彩活動：主試抽三次，將結果給被試看并向被試說明演示的目的僅是讓被試對這個抽彩活動有個感性的認識，并沒有其他任何意圖。然后告訴被試抽彩的換算方法，告訴他們等所有的實驗結束后主試會抽一次彩，最后的結果會告訴他們，看看他們的決策到底會有多少收益。最后要求被試根據個人的真實感受獨立完成排序任務。
3 結果和分析
3.1 風險偏愛模式分析
從排列組合的角度來看，對風險遞增的5個備擇方案的偏愛等級排序共有120種方式。如單調遞增：54321；單調遞減：12345；單峰：21345,54312等；反轉：34521,45321等；不可傳遞：23154,35412等。在這120種的排列組合方式中各種風險偏愛方式的百分比和種數及實驗中得到的結果見表1。
表1 風險偏愛模式及實驗結果匯總
附圖
注：表中（）內為頻次，*為在0.05水平顯著，**為在0.01水平顯著。
對表1內所獲得的各個數據與理論值進行百分比差異比較，結果表明單峰偏愛模式和不可傳遞模式，統計檢驗差異顯著，這說明被試的風險偏愛傾向于單峰模式，而對不可傳遞模式是回避的。對于單調遞增模式，除了小期望值中的A組差異不顯著以外，其他幾組差異也顯著；單調遞減模式，無論是大期望值組還是小期望值組都只有在C組中表現為差異顯著。反轉模式只有在小期望值A組中差異顯著。
為了考察不同的期望值對風險偏愛模式的影響，我們采取了獨立性檢驗。由表1的結果發現，A、B、C三組的χ[,2]值分別為3.396、3.611和2.887，統計檢驗不顯著(p＞0.05)，這說明期望值對于風險偏愛的模式沒有影響。當然，由于表1中的個別數值為0，此結果需要在更廣泛的樣本基礎上驗證。
3.2 三種不同的風險來源對風險偏愛的影響
為了考察不同的風險來源對被試的風險偏愛模式的影響，我們用獨立性檢驗。因為單調遞增和單調遞減是特殊的單峰模式，所以我們將這三種方式合并為一般的單峰模式；再將反轉模式和不可傳遞模式合并為非單峰模式。結果小期望值組的χ[,2]=5.701，在0.05水平不顯著，大期望值組的χ[,2]=1.690，在0.05水平也不顯著，這說明無論是小期望值組還是大期望值組，不同的風險來源與被試的偏愛模式之間均不存在關聯。
不同的風險來源對固定收益和高風險的偏愛分布是否存在著影響呢？結果見圖1～圖4。
附圖
附圖
圖4 大期望值、高風險
從圖1、圖2來看，無論是小期望組還是大期望組，較多的被試將C組的固定收益列為最偏愛的；而在A組和B組中，固定收益大多被列為中等偏愛。相對來說，對固定收益的不偏愛在各組中所占的比例是較少的。
從圖3、圖4來看，無論是小期望組還是大期望組，不同的風險來源對高風險的偏愛等級的分布影響不大，對高風險的不偏愛的被試占絕大多數。
4 討論
4.1 對實驗中得到的風險偏愛模式結果的探討
在我們的實驗中絕大部分被試的風險偏愛模式都是單峰模式，說明人在對待不同程度的風險時，并不像期望效用理論所預測的那樣總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5]，而是符合庫姆斯的觀點，人在期望效用恒定的情況下對待不同風險水平的備擇方案，總是在一定的風險水平上得到妥協。
在我們的結果中，并不是所有的單峰模式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人又有各自不同的最佳的風險水平。有的人的最佳風險水平偏高些，有的人的最佳風險水平偏低些。這也說明了在對待風險的態度上，不同的人之間既存在著一些相同的地方，也存在著個體上的差異。個體對一定的風險水平最為偏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認為可能對于決策者來說，風險偏愛是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個靜止的狀態。決策者以前的成功或失敗的決策經歷會影響他現在或將來的偏愛，決策者當時的經濟狀況、情緒狀況等也都是影響決策者風險偏愛的因素。在這方面，王重鳴、何貴賓已經做過相關的研究[6,7]。
對于單調模式，與理論值相比雖然我們也得到了差異顯著的結果，但我們認為在120種的偏愛排序中，單調模式僅僅是占了其中的兩種，比例相當小，因此在實驗中很容易得到差異顯著的結果。況且單調模式的被試比例也不是特別高。另外，我們認為在現實中這種單調模式在決策者的決策行為中也是不普遍的。
為什么單調遞減模式無論是在小期望值組，還是大期望值組，都只有在C組中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其實C組方案按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抽彩結果方案，而是一組博弈方案，我們認為被試在對待這組方案時可能是根據收益和損失之間的差異來排序的，而沒有將收益或損失的概率考慮進去。所以被試對風險的厭惡表現得很顯著。
不同的期望效用對風險偏愛的模式沒有影響，也就是說在效用一定的情況下決定偏愛排序的因素是被試的風險偏愛。這與組合理論的結果相一致。被試對于不同的效用會有不同的偏愛，但只要是在效用恒定的情況下，決策者的風險偏愛模式是遵循單峰模式的。庫姆斯等人的研究證明，對于不同的期望效用，決策者對系列風險水平的方案的偏愛是一族開口向右的曲線。
4.2 中美被試風險偏愛異同的探討
將本研究中得到的數據與MacCrimmon取得的美國被試的數據進行比較，探討風險偏愛的文化差異。在MacCrimmon的研究中，被試是40名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司經理，平均年齡41歲，平均年收入3.5萬美元。75%的人具有大學學歷。其實驗任務與本實驗基本相似，而且是真實的收益或損失。
我們將實驗中得到的被試對固定收益X[,1](A[,1]、B[,1]、C[,1])、低風險X[,2](A[,2]、B[,2]、C[,2])、中等風險X[,3]和X[,4](A[,3]、A[,4]、B[,3]、B[,4]、C[,3]、C[,4])、高風險X[,5](A[,5]、B[,5]、C[,5])的各個偏愛等級的頻次百分比與美國的被試進行比較，結果見圖5～圖8。
附圖
可以看到，在固定收益和中等風險的偏愛等級分布上，中美被試對較為偏愛(2)和最不偏愛(5)等級存在著一些差異。對固定收益，中國的被試較為偏愛的人數百分率明顯多于美國被試，最為不偏愛的人數百分率明顯少于美國被試；對中等風險，中國被試較為偏愛的人數百分率明顯少于美國被試，最為不偏愛的人數百分率則明顯多于美國被試。在低風險的偏愛等級分布上中美被試沒有明顯的區別。在高風險的偏愛分布上中美被試都是在最不偏愛等級上的選擇人數最多。
除了分析偏愛等級的分布以外，我們對其中不同風險水平的備擇方案的最為偏愛（排序等級為1）和最為不偏愛（排序等級為5）的百分比數據與美國的數據進行百分比的差異比較。結果見表2。
表2 中美被試對不同風險水平的方案的最為偏爰和最為不偏愛的比較
附圖
注：中國被試每組為30人，美國被試為40人，*表示在0.05水平顯著，**表示在0.01水平顯著。
結果表明對固定收益的不偏愛，中國的被試顯著少于美國的被試；對中等風險水平的備擇方案不偏愛，中國被試顯著多于美國被試；對于高風險的不偏愛，小期望值組的中國被試也顯著少于美國被試，大期望值組也比美國被試來得少。
一些跨文化研究提出，中國的文化與傳統，特別經歷了幾千年的中庸之道，與美國相比顯得比較保守。然而，從我們實驗得到的結果來看，中國人對風險的偏愛是較為復雜的。在能夠不冒風險，就可以有所收益的情況下，中國人對這個收益也不愿放棄，或者說是愿意追求的，似乎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味道。在具有一定風險的情況下，中國人對風險的厭惡水平較美國人來得高。在面臨高風險的情況下，中國人厭惡風險的水平相對美國人來講來得低，尤其是在預期的損失比較小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這說明中國被試比美國被試對高風險更加不敏感。這與Weber等人的跨文化研究的結果不完全一致。[7]
在我們的實驗中還得到了展望理論所預測的結果，在這方面中美被試似乎有更多的一致性。在小期望值組中的A組，即損失值固定為5元時，有三分之一的中美被試將方案5選為最偏愛的。這說明被試在認為損失是可以接受的情況下，往往愿意追求高風險。這與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人愿意花不多的錢去買彩票，希望能以較少的付出獲得很大的回報的現象是很符合的。在收益固定（B組）的情況下，中國有40%（小期望值組）和47%（大期望值組）的被試將低風險的備擇方案定為自己最喜愛的，有50%的被試將高風險的備擇方案定為自已最不喜愛的，美國有30%的被試選擇了低風險，有75%的被試厭惡高風險，這也說明在面臨收益情況下，被試有回避風險的傾向。
另外在概率固定（C組）的情況下，中國有33%的被試將低風險的備擇方案定為自己最喜愛的，60%以上的被試厭惡高風險的備擇方案，美國被試對低風險備擇方案的喜愛為62.5%，對高風險的厭惡為75%。可能在這樣的風險情況下，被試更關心的是收益值與損失值的差距。在收益值和損失值均增加的情況下，收益值與損失值的差值越大，被試就越不偏愛，反之這種差值越小，被試就越偏愛。
4.3 存在問題的探討
我們的研究中，還有不少被試的偏愛模式是反轉模式和不可傳遞模式，這些模式是現有理論沒法解釋的。出現這些情況的原因可能跟被試在決策過程中決策維度的變化有關。也就是說被試在決策過程中，并不是自始至終按照自己同一標準進行的，而是在不斷地改變決策的維度。對待不同的備擇方案，被試關心的有時是收益，有時是損失，有時是概率，或者有時是其中幾種的組合。究竟這種決策維度的變化是怎么樣的？受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都是今后可以進一步研究的。
【參考文獻】
[1] Coombs C H.Portfolio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isk.In:Kaplan M F,Schwartz S,eds.Human judgment and decision processe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63～83
[2] Kuehberger A,Schulte-Mecklenbeck M,Perner J.The effects of framing,reflection,probability,and payoff on risk preference in choice task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9,78(3):204～231
[3] MacCrimmon K R,Stanbury W T,Wehrung D A.Real money lotteries: A study of ideal risk,context effects,and simple processes.In:Wallsten T S,ed.Cognitive processes in choice and decision behavior.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res,1980:152～178
[4] Hsee C.Weber E U.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isk preference and lay predictions.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1999,12(2):165～179
[5] Russo J E，安寶生，徐聯倉.決策行為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66～103
[6] 王重鳴，梁立.風險決策中動態框架效應研究.心理學報，1998,30(4):394～399
[7] 何貴賓，白鳳祥.風險決策中的參照點效應研究.心理學報，1997,29(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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