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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境 ————《周易》“變”“通”觀念的生態關懷
內容提要：《周易》的“變通”觀念清晰而明確地表達了《周易》的運動性、生命性特征，更以一種內在的方式體現了《周易》中蘊含的生態關懷。“變”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創生性、豐富性和可持續發展性；“通”則通過對“變”的發展與延續，對“窮”的超越，對“利”與“文”的追求揭示了生態“為人”而更需“人為”的本質。“變”“通”結合，體現的就是作為生命第三種狀態的“生生之境”，即是生態。作為儒、道兩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周易》的這種生態關懷是整個中華文化生態性的集中體現，在21世紀的今天，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變” “通” 生生之境 生態
《周易》是“六經”之首，在我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僅率先建構了中華民族思維的形而上學體系，其中的許多觀念更是貫穿于整個中國思想史乃至我們每個人的思想理路。任何人想要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都不能不讀《周易》。
《周易》之“易”有三：變易、不易、簡易。簡單的六個字，概括出整個宇宙運生轉化的全部玄機。它們可以說是《周易》的精神之所在。三者之中首當其沖的變易精神更是《周易》的主旨。《周易》的英文譯名就是《The Book of Changes》（《變化之書》）。這種變易的精神既潛在地體現在《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以明確的“變”“通”觀念加以詮釋，它們不僅表征著生命的創生與繁榮，更以一種獨特的視角看待著我們生存于其中的這個生態世界。本文就試圖從“變”“通”觀念來一窺《周易》所蘊含的生態關懷。
一、《周易》中的“變”“通”觀念
《周易》以陽爻（——）和陰爻（— —）兩種符號排列組合而成八卦，八卦兩兩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從而演化出整個宇宙。無論是以科學的眼光還是以美學的眼光來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一個極其和協和完美的系統。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周易》的卦與卦，爻與爻之間存有著內在的變通規律，正是這種變通規律支撐起了整個《周易》體系。
“變”與“通”一方面內在地蘊含在《周易》（尤其是《易經》）每一卦的六爻以及六十四卦卦與卦之間的周流不止，變動不居的規律中；另一方面又外在地表現在《周易》（尤其是《易傳》）對這種內在變動規律的表述中。
就前者而言，《周易》之“變”多表卦畫的變易，《周易》之“通”多謂爻象的推移無阻。
《周易》之“變”有符號層面上的變，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這是陽爻和陰爻在位置和數量上的變化；有意義層面上的變，這是指卦的吉兇禍福發生的變化。兩者在本質上是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這種“變”的觀念揭示出：《周易》是一個“符號（卦象）——意義（吉兇）”的對應體系，這一方面是由《周易》本來的“占筮之書”的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周易》之“變”是有指向的，其“符號——意義”的對應變化關系直接貫穿有“天人合一”思想。
其中，卦象（即符號）的變易得之于宇宙四時的變化，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而爻象（即意義）的變易則直接指向人事，即所謂：“圣人觀卦設象，系辭焉以明吉兇。”
這樣一來，《周易》之“變”就是得之天地而指向人生的，正如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天、地、人三才所預示的那樣，天地人相互溝通，天地之“變”與人事之“變”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周易》的“卦象——爻象”系統即是溝通兩者的橋梁。
《周易》之“通”則多在內在機制上起作用，爻與爻之間的轉換不是隨意的，卦與卦之間的推移也不是無序的，這都得益于《周易》內在的“通”的機制。
和“變”一樣，《周易》的“通”也有符號和意義兩個層面的運用。
《周易》在符號系統上的“通”是卦象與天地之象的交通，而在意義系統上，“通”則表示卦辭與人事吉兇的交通，作《周易》者正是借用了六十四卦這樣一個既“不易”又“簡易”的“符號——意義”系統將天地四時的輪回同人事吉兇的預兆連通了起來，組成了頗有意味的天人合一的圓融境界。
綜合起來看，體現在卦爻之間的這種“變、通”反映了空間的和時間的兩種變化。每一卦中的爻位的變化主要體現空間的轉換，正所謂陰陽易位，物象流轉；而卦與卦之間的變化，又是一種時間上的推移，如《系辭上傳》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在《周易》看來，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時更替則是最大的“變通”，人的活動的物理空間沒有超出天地，人事吉兇的變化也不會超越四時變化的規律之外。窮盡了天地的變化，明曉了四時流轉的規律，人就可以把握自身的吉兇以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這是從外在的方面來考慮，從內在的方面來講，由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直接與人事的吉兇禍福相聯系，經過《周易》解釋的天地、四時已經不再是寂寂然自生自滅的存在，它們因為帶上了人的色彩而亮麗起來。人與天地自然可以和諧地交流交感，化而為一。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充斥于宇宙間而又特別體現于人身上的那種生命的氣息。在生命的意義上，人可以與天地相交流相融合。
《周易》中除了在《易經》的卦與卦、爻與爻的關系中體現“變、通”外，還在《易傳》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變、通”觀念。
《易傳》中涉及變、通的地方頗多，例如：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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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闔戶謂之坤； 辟戶謂之乾； 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變通莫大乎四時。”
“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
《易傳》中這些對“變、通”的表述與我們在《易經》中看到的卦爻之間內在的“變、通”觀念是一致的，是對前者的概括和發揮，兩者可謂相得益彰。我們可以從這種表述中直觀地看出《周易》“變、通”觀念的全貌和它們發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說，它們構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質。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它最先明確地將“生”作為主旨張顯了出來，將生命作為天地間最為可貴的本體來加以贊頌。郭沫若先生曾說：“故言‘有無’、‘始終’、‘一多’、‘同異’、‘心物’、，而不言‘生’，則不明不備；言‘生’。則上述諸義足以兼賅。易不騁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論之游戲，獨揭‘生’為天地之大德，萬有之本原，實已擺脫一切文字名相之網羅，且直探宇宙之本體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23頁）。《周易》不僅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將生命作為天地最為偉大的品質推舉了出來，而且在眾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這一母題，陰陽爻的交感變化產生了生命，在對陰陽爻運動的有限性的克服中，這種生命得到了持續和發展，又在“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中走向繁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會都是一個大寫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沒有止于此。
二，“變”“通”觀念與生態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書，更是一部生態之書。《周易》有言：“生生之謂易”。我們知道，單純的靜態的動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動態的，創造和產生這些生物的過程是“生產”；進一步言，超越動態與靜態，將“生物”和“生產”和諧而圓滿地融合于一身的則是《周易》所主張的這種“生生之境”，這可以說是生命的第三種狀態，也就是生態。
《周易》之所以將“生生”作為“易”之本旨，而不是僅僅是生物或生產，就在于單純講生物或生產都不是對待我們這個世界所應有的態度，單純講生物，可以體現對現有生態環境的關懷，但無法對其發展做出把握和回應；單純講生產，可以說是一種發展的眼光，但是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就生態環境來看，一味地強調生產無異于自我滅亡。
自從人類步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短短二百多年的時間里，擁有了強大科學武器的人類創造和生產了比過去幾千年所創造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的物質成果，可以說人類已經在借助科學技術“改天換地”，“征服自然”。雖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就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83頁）但是，他的預言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近幾十年來，當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時，人們才不得不認真審視和思考生態危機這個問題了。這可以說就是單純講“生產”的惡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對生態問題的回應中，我們處處可見人造的綠地和小規模的城市公園，這些單純地對生物數量的追求確實為我們生活增添了些許綠色，但面對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面對許多因為沒有生命而無法回復的資源和氣候等的惡化，這種回應只能是片面的和軟弱無力的。面對生態危機，我們所要找尋的，應該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方法，這就要超越單純的“生物”和一味的“生產”，以一種“生態”的眼光來審視。《周易》的“變通”觀念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種眼光。“變”和“通”的結合，不僅構成了上文中的那種生命之感，更展現了《周易》獨有的“生生之境”。
在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周易》中陰陽兩種力量的交流產生了變化，有了變化才有生命的發動與創生，才能產生生物，才有可能產生生態系統。《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首先就是將天地化育之功突現了出來。我們都知道，人類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的居民，也不是唯一的居民，人類的出現、存活、發展乃至繁榮都必須以千千萬萬其他生命體的生存為基礎，有了眾多其他生命體的存在和億萬年的發展，人類才有存在的可能。而現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人類一味強調自身發展而忽視了其他生命體的存活所至。所以，《周易》將“生”推舉出來，作為天地之大德來贊頌，這不是隅于人類生命的視界，而是一種以眾生之“大生”為依規的眼光。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反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僅僅將人作為天地間唯一要考慮的存在，反對為了人不顧一切而無視其他生命體和自然環境的存在。。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有了變化，才有生態系統中物種的多樣性、豐富性，才有各物種間的互補性，這是我們的生態系統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周易》中“變”的觀念所引申出來的“生”，不僅不是單純的人之生，也不是單一物種之生，它是眾多物種“竟自由”的狀態。《周易》在講乾坤之德時，強調“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系辭上傳·第六章》）。這里的“大生”、“廣生”即是易之“生”的多樣性的體現。生命只有是多樣的，互補的，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食物鏈結構，組成全面的生物群落，最終形成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最大的生態系統——地球。我們人類也只有在這種物種多樣性的基礎上，才能找到自己在生物鏈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以及可能的和最佳的途徑。在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活動使許多生物滅絕或瀕臨滅絕，這不僅是單個物中的消亡的問題，在生態系統中，每一個物種都是生物鏈上的一環，失掉了這一環
，整條生物鏈都要受到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是不可彌補的。《周易》之“變”所表征的“大生”“廣生”正是強調了人類生存的龐大的物種基礎。
再者，有了變化，整個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才有了基礎和可能。《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單向的直線發展，不是從生之起點到死之終點，而是有節律的循環發展過程，運動不息，生命不止。這既是單個生命的發展規律，也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發展規律。生態系統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這種生態系統的生生不息的可持續發展所依靠的就是《周易》之“變”。所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周易》六十四卦的變動規律表征了天地變化之道，也就是生態系統運行調整的規律，掌握了這種規律，我們自然可以讓這個地球，讓生存在其中的包括我們在內的眾多生物和諧持久的發展。
如同在單個生命的發展中所展現出的那樣，《周易》中的“變”在生態系統的發展中側重于創生，而“通”則更強調生態系統的持久發展，所以，從 “生態”的眼光來看，“通”比“變”的意義要更為重大。
“通”是對“變”的成果的延續和發展。所謂：“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可見“通”就是將“變”所創生出來的生態世界“推而行之”使之“往來不窮”的過程。
“通”是對“窮”的超越。《周易》中的一卦六爻和六十四卦都是循環發展的系統，這種系統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局部和階段上的局限性，這就是“窮”。所謂：“易窮則變”，窮是“變”和“通”的契機，《周易·序卦傳》的作者以最直觀的形式為我們展現了這一點：
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終遁，故受之以大壯。
……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如此種種，就卦名的字義說，每兩卦為一組，都是相反的。連接兩者的語句“物不可以終……”，“故受之以……”，即是物窮則反，相反相生的明白表述。尤其是最后對既濟和未濟兩卦的解釋，“既濟”有完成之義，但此卦并不是《周易》最后一卦，后面還有一個未濟，就是說是以“未完成”作為結束，《序卦》認為這是由于“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這恰恰說明了《周易》作為一個法之于天地的系統，是不斷循環往復的，我們可以從這種循環往復中得到關于我們生存于其中的這個生態系統的發展規律。
個體生命都有其死亡的那一刻，單個物種也有其滅絕的那一天。但是作為眾多物種的有機整體，作為生命有機融合的集團的生態圈卻是能夠循環不息，發展不止，它有著自身獨有的節律，這種節律感使得眾多生物同周圍的有機和無機環境融為一體。原有的在局部和階段上的局限性就被突破和超越了。這種超越不是簡單的數量上的簡單重復，而是整體意義上的發展和繁榮。作為這種發展的內在機制，“通”的觀念的開顯有著重要的意義。
《周易》之“通”從本質上講是為人的，更需要人為。《周易》有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所謂“利”，固然有天之利、地之利和人之利的區分。但是《周易》中的“三才”是以人為中心的，天地造化生成萬物，萬物都有其生命，但只有人是有理性，能勞動的存在，因此，這里的“利”更多的還是人之利。我們對自然的利用，無疑是為了自身更好的發展，人生自然天地之間，自然間的資源和各種生物都成為了“為人”的存在，成為了人類可資利用的資源。從人類歷史的發展看來，正是有了自然界的廣袤和無私，人類才能從原始走向文明，從愚昧走向智慧。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人類在受利于自然萬物的同時，何曾利于過自然？從深層生態學看來，世間萬物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需要，看似沒有思維的動植物和完全沒有生命的無機界，都在自然的進化中，在時間的流逝中追尋著自己發展的最大利益。如果我們一直堅持那種自文藝復興以來就根植于我們某些人頭腦中的那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上面的這種理論簡直是荒謬和不可思議的，但是如果我們能睜開自己的眼睛，看看人類的歷史，看看古人留給我們的智慧，我們就不難發現：人于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全的主體和客體，我們并不就是這個地球完全的主人。
人類以三種方式處理與天地自然的關系：認識的方式；功利的方式和審美的方式。三種方式都可以達到所謂的“天人合一”，但不是每種方式都可以達到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共生。認識的方式中，人之主體與人之外之客體是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所謂的主客統一是指主體對客體的正確認識；功利的方式中，主體改造客體，主體性需求的被滿足就是主客的統一。這兩種意義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始終是一種獨立超然的地位，而自然只能作為一種被動的形象出現，這正是目前眾多環境問題、生態問題之所以產生的思想上的原因。而作為審美的方式而言，它不以認識為目的，也不以功利為旨歸，主體憑借情感性的體驗建立起主體與客體相統一的關系，這種關系沒有以主客兩分為前提。在這種關系中，主客體的區別已經消解了，這是一種化合而不是符合。在這種化合的基礎上，人與人之外的世界已經全然沒有分別了。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建立起一個人類能舒適長久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一種美學意義上的主客統一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乾卦·文言》），如果我們看不到這種天地無私之“利”，不以同樣無私之“利”去對待天地，人類的美好的明天只能是癡人說夢。
《周易》之“通”在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同自然的無分的關系的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這種和諧共生的美好前景。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當我們通曉了變通之間的關系后， 人與萬物之間的這種和諧關系就能夠長久維持，生態系統就能夠長久地循環發展繁榮下去。人類既能從自然界中得到自身生存的所需，也能讓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體和資源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生，這種共生的極至就是“文”，就是外在和內在同樣繁盛的狀態，我們的生態建設所追求的不就是這樣的一種和諧共生的繁盛狀態嗎？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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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周易》中的“變”“通”觀念一方面表征著生命的發生與延續，另一方面，更明確地指示給我們無盡的生態智慧，這不僅是這一個觀念的特點，更是整部《周易》的特色，甚至可以說：是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的普遍特征。
《周易》將儒道兩家學說融為一爐，儒家重視人的社會生命，道家重視人的自然生命，《周易》集兩者之大成，構建了獨具特色的“生生之境”，這種境界遠遠不象某些人所揭示的那樣，僅僅就是“生而又生”，這樣的解釋沒有發掘出《周易》所深涵的生態文化，這種“生生之境”可以說就是中國古典智慧的精髓。在當前生態問題極其嚴重的情況下，我們不僅要在環保措施上大下功夫，遏制這種愈演愈烈的趨勢；我們更要從已有的歷史和思想中找尋可資利用的生態智慧。在中國而言，這種智慧不需要象西方那樣需要擺脫幾百年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才能窺其一斑，我們古人的智慧從來就沒有將人與外在世界截然分開過，儒家是這樣，道家也是這樣，甚至就連唐朝時才傳入中國，歷史遠沒有儒家和道家深遠的禪宗也是如此，可以說，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建構了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這種智慧又引領著我們融合更多的思想，將它充實完整。
近代以來，我們在學習西方邏輯化的思維方式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將人類中心主義引入了我們的視界，并作為指導我們改造世界的態度引領著我們的實踐，從而象西方曾有的那樣取得了物質世界的深刻變化。但是，幾乎是伴生而來的，我們也沒能避免西方已有的那種急劇惡化的生態環境，我們為這樣的一個思維上的轉變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在新的一個世紀來臨的時候，我們同全世界人民一樣，反思著我們在上個世紀甚至更遠的時間里對這個地球所作的一切。在這個時候，反過頭來看看古人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明確提示我們的那種智慧，真是無話可說。《周易》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我們擁有的是一座智慧的寶藏，只要我們善于發掘，里面將會有我們需要的一切。
參考資料：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2、 《周易本義》 朱 熹 著
3、 《易學哲學史》 朱伯崑 著
4、 《美學散步》 宗白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版
5、 《中國古典美學史》 陳望衡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版
6、 《美學導論》 張 法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版
7、 《境生象外》 韓林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5版
8、 “‘天人合一’的美學意義”
陳望衡 《武漢大學學報》 1998、3. 50-55
9、 “人本生態觀與美學問題”
曾永成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1999、1、60-64
10、 “中國美學是生命的美學——中國美學范疇和命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流向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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