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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隱憂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階段及其成果第一階段大體是1978～1983年。主要標志是1980年中央發文推廣安徽農村改革經驗。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聯產承包，分田單干，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經濟制度，其核心內容是“分田單干”，本質是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農民獲得了有限的生產自主權。這一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一次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大難題。并且農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現金積累。這一階段的改革可以簡單地解讀為以勞動效率的提高換取糧食等農產品的增產，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畝凈增250斤糧食（以糧食主產區為例，下同）。
第二階段的大體是1983～1990年。主要標志是中共中央1984年1號文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產供銷、種養加、貿工農”一體化的農村綜合發展經濟制度，其核心內容是準許農民“離土不離鄉”，本質是把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允許農民“綜合發展”——發展鄉鎮企業（主要是加工業、建筑業、流通服務業）。這一次改革，順應和保護了農民在鄉村創業的積極性，鄉鎮企業很快成為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結束了新中國商品短缺的歷史。這一階段的改革可以簡單地解讀為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轉換為現金收入和資本，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農民先富了起來，農村約1％的農民成為老板，約10％的農民成為鄉鎮企業的職工。
第三階段大體是1990～1996年。主要標志是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市場配置農村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為主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濟制度，其核心內容是準許農民“離土又離鄉”，本質是把農民和農村各種資源從鄉村解放出來，允許農民在更廣闊的空間和領域創業發展。這一次改革，把有尋求新的發展機會能力的農村老板和又敢闖敢冒的青年農民從農村解放了出來，讓農民在全國范圍內、幾乎所有的領域里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在城鄉異地創業就業的積極性，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在全國范圍內的各個領域異軍突起，一億多農村勞動力異地就業，沿海勞動密集性產業突飛猛進，大城市經濟圈高速擴張，小城鎮也呈現大發展之勢。這一階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農村而言）是農民非農業收入超過了農業收入，每年民工的勞務收入高達6000～8000億元（每個農民工收入6000元）。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改什么？開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的弊端，開放就是要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偟哪繕耸墙夥派a力。
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突破口是經濟體制改革，著力點是解放農民和擴大農民生產經營的權力。
第一步改革開放就是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來，給了農民組織農業生產的自主權和農產品的收益權。隨之，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空前地釋放出來，勞動生產率得以極大的提高，農民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絕大部分是自己的。隨之，農民有了積累，有了購買能力，有了投資的沖動。農民購買力的擴張，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農民的積累，為農民創辦鄉鎮企業提供了原始資本。
第二步改革開放自然而然就是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即離土不離鄉），給農民在本鄉本土發展鄉鎮企業的自主權。隨之，一部分農民跳出農門，在農產品加工業、建筑業、流通運輸業等領域大顯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長的農民首先成為萬元戶、十萬元戶、百萬元戶，農村涌現出一大批農民企業家，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鄉鎮企業的職工。一個鄉鎮企業就像一艘大船，企業家就是船長，農民工就是船員，經過幾年的發展，鄉村的溝河港汊已滿足不了他們揚帆啟航、乘風破浪欲望了。
第三步改革開放自然而然就是將農民企業家和農民工從鄉村中解放出來（離土又離鄉），給農民企業家以更大的發展領空間，給農民工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尋找就業的機會。農民企業家和農民工的流動，成為當時最活躍的發展力量，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整體性提升。
農村經濟改革的邏輯過程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公營退民營進”，是按照兩根主線展開的。第一條主線是放開對勞動力的束縛，過程為：束縛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開到責任田里——放開到鄉村社隊里——放開到全國城鄉。第二條主線是對農民開放經營領域，過程為：沒有經營權——經營責任田——在社區范圍內經營鄉鎮企業——在全國范圍內幾乎所有的行業經營（幾大特殊行業除外）。
經歷了上述三步，農村經濟改革開放的大局已定。經濟改革開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開放的同步進行。政治改革開放的邏輯過程應該是“官權退民權進”。農村政治改革開放在80年代與經濟改革開放是基本同步的。
當分田單干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體制中解放出來時，客觀上已經把人民公社的經營職能讓渡給了農民。中央隨之在1983年作出決定，撤銷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鄉鎮人民政府和農村村民委員會。至此，政社合一的經濟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權的體制消失了。隨著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民間力量在農村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的確立，客觀上要求國家將鄉村公共事務的決策權讓渡給民間，1983年開展了村民自治、直選村主任的試點工作，鄉鎮的供銷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經營部門開始改制，國家給予部門的經營特權退出。應該說，這一時期的總體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邏輯的、朝著總體改革方向前進的。但是，從80年代的后期開始，農村政治改革開放的步伐停了下來，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馳的。農村政治改革開放的滯后和倒退，是直接導致了90年代農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負面作用
農村經濟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分田單干，每畝增加糧食產量250斤。當時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每畝上繳50～60斤糧食就可以了。農民得到了約200斤/畝的實惠，這是第二步經濟改革開放的物質基礎。
由于政治改革開放的滯后，官權不僅沒有退，相反還前進了。1985年以前，一個鄉鎮政府的財稅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來，財稅所分成了財政所和稅務所，再到后來，稅務所分成了國稅所和地稅所。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報道過的湖北省監利縣紅城鄉財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國稅和地稅的人，超過了200人。1985年以前，鄉鎮黨委政府的機關人員一般不會超過20人，到90年代，鄉鎮下面又設置了管理區，鄉（鎮）區的機關人員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級民辦小學的老師都是民辦教師，到后來全是公辦教師了，一個公辦教師的工資待遇是四個民辦教師的總和，美其名曰是為了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實質上是教育特權壟斷的結果。1985年以前，農村的征糧征稅成本大約10％，到90年代中期，農村征稅成本高達90％（農村稅費現在已經不夠發縣鄉干部的工資了）。
到1987年，農民每畝土地的負擔需要100斤糧食；到1990年，農民每畝土地負擔70元，折合糧食250斤/畝；到1994年，農民每畝土地負擔150元，折合糧食約300斤/畝；到1998年，農民每畝土地負擔180元左右，折合糧食400斤/畝。進入90年代，對鄉鎮企業的亂收費開始泛濫，此時，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國家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
中西部鄉鎮企業面臨雙重壓力，加上農民負擔過重，農民消費能力下降，農村市場萎縮，盡管1994、1995、1996三年糧食漲價，也沒能扭轉中西部鄉鎮企業開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7年，中西部地區農村普遍出現種地負債經營，農民要靠打工收入繳納各種苛捐雜稅。
由于農村政治改革滯后，機構和人員過度膨脹，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由于農村政治改革的滯后，鄉鎮政府及其部門成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幾年幾無進展，鄉村矛盾尖銳、干群關系惡化。毫無疑問，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是農村凋敝和各種矛盾交織的重要原因。
四、農村改革沒有捷徑可走
我們總希望改革有捷徑可走。其實，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確無誤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經濟改革也會走回頭路。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假如我們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蘇聯模式的弊端，那么，政治改革就必須按照其必然的邏輯進行下去。眼前，一方面是要認真落實黨的十六大精神，進一步擴大農村民主，在積極推動村民自治的同時，穩步推進鄉鎮自治，在總結海選村長經驗的基礎上，推行村支部書記“兩推一選”，在總結四川步云鄉直選鄉長經驗的基礎上，擴大鄉鎮長直接選舉和鄉鎮黨委書記黨內直接選舉的試點范圍；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和鄧小平“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對鄉村社區內阻礙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一切部門，對損害最廣大農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權，都必須作出有計劃的主動退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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