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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的學術三變與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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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的學術三變與其它

王國維的學術三變與其它
發布時間： 2003-8-25 作者：秩名
一、學術三變

　　王國維學術研究有以下幾個階段的轉折與變化，也可以說王一生有其"史學三變"的經歷。以1907年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學研究。而主要是對康德、叔本華與尼采的介紹與研究。他敘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學研究情況說：西洋哲學研究開始于1901年春天，讀汗德（Kant）（即康德）《純理批評》（即《純粹理性批評》寫于1871年是康德的代表作），苦其不可解。接著讀的是叔本華的書，大好之。結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與叔本華為伴，自稱"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他做《紅樓夢評論》也全以叔本華觀點為立腳點。后來他發現叔本華思想多闡發主觀而少"客觀的知識"，又回到對康德的研究。顯見他思想最早還是康德與叔本華的結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學研究領域收獲甚豐。1903年于通州師范學堂任教，時讀叔本華與康德之書。是年撰有《哲學辨惑》、《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并譯有《西方論理學史要》。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觀》、《叔本華之遺傳說》、《康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書叔本華遺傳說后》、《叔本華與尼采》。至1906年，三十歲時撰有《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這時寫《紅樓夢評論》（1904年）所用觀點大抵叔本華思想。

　　需要說明的他這時將東西方哲學研究做緊密結合。在研究叔本華、尼采與康德同時，還將很大精力傾注于儒學、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歲時著有《孔子之美育主義》、《國朝漢學派戴阮兩家之哲學說》。1905年撰有《周秦諸子之名學》、《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荀子之學說》、1906年三十歲時又有《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原命》、《孟子之倫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學說》等。至1907年又著有《孔子之學說》，另有《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后》。

　　他注意將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做比較研究，而獲獨到心得。在他看來，中國哲學有"實際的傾向"，而此性質于中國北方之學派中尤見其顯著。這是一種"生活主義"的哲學，是北方哲學的一大特點與宗旨。他強調理論哲學不適合中國人之個性，而中國人的個性"其徹頭徹尾實際的也如是也"。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中國的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

　　1900年至1907是辛亥革命的思想與組織準備時期，中國的思想界處于動蕩與變革中。一方面是西方學術傳入中國，同時也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反省與再思考。文化革命與文化建設的大工程已經啟動，直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爆發，達其高峰。對此王國維做出思想反應。這方面的文章有《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論平凡之教育主義》、《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還著有《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即席勒）傳》、《去毒篇（雅〈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參考干春松、孟彥弘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頁，《王國維學術簡譜》。

　　王國維的第二個學術階段由哲學轉向文學的研究。1907年他經羅振玉介紹得到學部尚書兼軍機大臣榮祿的賞識，此后即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并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他在本年的6月發表《三十自序二》，論己學問已由哲學轉向文學，興趣所致，則主戲曲之研究。這個時期大體延續了4年左右。時間是1907年至1911年。不過這也是一個大致年代的推說，其實早在1906年他已有《屈原文學之精神》，表現了他的民族主義情懷。1906年他已集數年所填詞(1904-1906年)61闕為《人間詞甲稿》。1907年成《人間詞乙稿》。《人間詞話》是王重要研究成果。1908年他在《國粹學報》上刊出《人間詞話》前21則。1909年中又于《國粹學報》第49期與第50期分別將《人間詞話》刊完。直至1910年又將《人間詞話》64則作修訂，并加附記。王的文學研究直到1913年還余音猶在，并獲得新的重要成果。這就是他在此年撰成功《宋元戲曲考》。

　　1911年是王學術的最重要的分界線。此年為宣統三年，時35歲。他隨羅振玉全家遷往日本，滯日5年之久。從此后他的學問發生了重大轉折，學術歷程轉向第三變化期，將主要精力置于經史小學與歷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證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貢獻。

　　1912年羅振玉藏書運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學，此為王國維研究創造了條件。1914年，與羅振玉合著《流沙墜簡》，乃為現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為羅振玉撰《殷墟書契考釋》作校寫，作序與后序。1917年王國維于古史考證方面所獲最豐。2月，王歸國，開始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還醞釀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論》。9月8日，致羅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論》至今日始脫稿，約得二十紙。此文根據《尚書》、《禮經》與卜辭立說。惟近久不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暢發，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補耳"。

　　1923年溥儀召王為"南書房行走"（五品）。

　　1925年吳宓負責籌辦清華研究院，聘王為導師，就任。此后他的研究轉以西北地理及元史為主。是年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古史新證》。

　　以上是王國維的學術三變的大致路途。從他學術演變的過程將可以對他的學術思想與成就作簡單的敘述。而本編則主要敘述他的文化建設觀點及在建立中國民族史學方面所做的貢獻。

　　二、"純粹哲學"的吸納，深層文化的憂思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兩支基本隊伍。一是舊文化的破壞派；一是新文化的建設派。不能說兩派所主觀點截然相反，在促進中國文化改組，推動中國文化復興方面，他們目標大體一致。只是建設"工程"中所選擇的"工種"不同。一為"破壞"，將舊文化解體，將舊文化的"老房子"平為廢墟；一是廢墟上建立新屋，即適應時代的中國嶄新的文化建筑。舊建筑一旦毀壞，新建筑一旦開工，則又有一個建設新建筑的材料選擇的問題。破壞派主張選擇西方材料，而建設派則主張將中國傳統材料做更新后重新使用。這樣，中國現代一切有關于文化建設的爭論，大體集中于兩個方面：要不要將舊屋撤了,或同意撤，撤到什么程度；建造新屋，是全選西方材料（全盤西化）還是全選中國傳統材料，抑或中西合用。假如是一個文化的保守派，首先他不同意將中國封建文化的老屋撤毀，再就是拒絕一切西方文化資料的輸入。事實說明，王國維對西方學術抱歡迎態度，決意將西方文化引入中國，以助本土的文化建設。他開展叔本華、尼采與康德研究，在觀察與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更具深度。

　　王在1905年寫有《論近年之學術界》有以下的觀點。首先他認為學術與文化是在不斷變化與發展中的，而在文化進化過程中"外界之勢力

之影響學術，豈不大哉！"。他將中國文化發展立出一個進化表來，自周之衰，文王與周公的勢力逐步瓦解，于內是國民智力的成熟，于外政治紛亂的不斷，上無統一之制度，下迫社會之需要，于是諸子九流各創其說，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燦爛"。王將這個時代稱為"中國思想的能動時代"。至漢武以降，復以孔子之說統一之，其后"儒家唯以抱殘守缺為事"，其為諸子之學者，也但守師說，無創造之思想，"學界稍稍停矣"。他對佛教的東傳，乃是抱持一種肯定發態度，值中國思想逐步走向僵化之時，佛教的出現，使中國學者"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他取得佛教之輸入中國使中國進入"思想受動之時代"。他肯定宋儒的作用，在于使中土思想與佛教思想得以調和。中國思想由此走出停滯的低谷，"由受動之時代出而稍帶能動之性質"。總之，中國思想有其能動之時代，有其停滯之時代，外國思想進入中國絕不是壞事，而使其由停滯而受動，由受動復轉入能動。"至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滯略同于兩漢，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見告矣，西洋之思想也。"

　　顯然他對西方學說，不是懼怕，不是回避，不是抵拒，而以興奮之情，一路鼓呼，迎它過來。因為猶如佛教之東傳中國，必將使使中國思想界出現一個大轉化，由停滯而入"能動"。他也看到外域思想傳入古則易，今則難。原因就在于"唐宋之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統之說未起"，學者也不似今日，有"入主出奴"的思想，"故其學易盛，其說易行"。然而他還是堅決反對拒斥西學的態度，"疑思想上之事，中國自中國，西洋自西洋，此又不然"。何者？"知力人人之所同，宇宙人生之問題，人人之所不能解也"，因而苦痛，因而懷疑，因而有于思想真諦之渴求。一種思想毋論來自外國或出自本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故不必去講求其出自本土還是來之域外，盡管拿來即是。或許外國思想"其觀宇宙人生也"，在方法或表述上總有不同，然取來解決人生之問題，是一個最終的目的。不顧此目的的重要，而糾纏于"彼此之見"，"此大不然者也"。

　　王國維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他總覺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總是維護帝王的利益，總是對社會發生直接的功利。殊不知在以上兩類思想之外還有靈魂的思想，心靈的精神。此類思想與前敘思想不同，看來不是直接為"社會"服務，卻絕對是為救度精神的饑荒，充塞靈魂的空虛，護持心神的安住。一個社會既不可少政治與道德的思想也不可無心靈的精神。唯心靈的精神是"純粹之哲學"。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說到這樣的問題。他感嘆云，中國的哲學家只是提及前兩類的思想，只是為政治服務。"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于此對應，他們雖是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

　　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政治紛亂的時代，也是一個精神斷裂的時代，而他本人又極具敏感的氣質，"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胸臆"王國維：《靜庵文集自序》。對精神的疾患益覺難耐。他對中國哲學不滿以至失望，憂結的思緒終與海外哲學相連，靈智的慧目終于投射于康德、叔本華與尼采。

　　思想現代化的道路，或者說文化建設的歷程大抵是采納西學，融會中學的道路。就采納西學而言，又經過三個層面。其一是對西方器物文化的接納，其二是對西方制度文化的采擇，其三是對西方心靈文化的領會。這三個層面呈互為表里，逐層深入的態勢。人們對西學的受容過程，工具器械文化的接納在先，制度文化的采擇于中，心靈文化的領會于末。就難容易程度來說，接受西方的工具文化最易，接受制度文化已難，而領會西方心靈文化（即王國維所說的"純粹哲學"）則最難。在王國維的眼里，西方算術、天文、地理知識的傳播于中國，"此等學術，皆形下之學"，即使嚴復譯書，聳動一時，也也只是功利論，"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科學的"也即是工具的，非心靈的。此種學說，也僅于"社會"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者也"。也就是出于這樣的原因，王國維才在他剛踏進學術已經的領域，就將"純粹哲學"即心靈文化選為自己主攻科目。也正因為此，王國維可稱是最早將西方心靈文化引入國內，進而關注中國心靈文化建設的知識人中的一個。

　　對新語言的接受與歡迎，是王國維歡迎新學的又一體現。他有《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表達以下思想：近年來在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言語代表著國民的思想，觀語言國民之思想即可知。如影隨形，語言因時而變。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時已"苦其不足"。當世之語言，至翻譯西籍時也"有苦其不足"者。世事遷移，語言不變是不可能的。就今日來說，中國文化語與西方文化有異，"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故此原因，西方"語言之多，自然之理也"，中國向西方學習原因也在情理之中，無可厚非。他又指陳："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10年之前，西洋學術之輸入僅限于形而下之學，故對中國文學語言的觸動不大，而近數年來，形上之學漸入于中國，致使中國語言發生莫大變化也是時勢所促成。他肯定日本學界新出之語言傳播中國的必要："形上之學漸入于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國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對此情況，好奇者濫用之固為無益，而"泥古者唾棄之"，也屬"非也 "。

　 1911年2月王為羅振玉創辦的《國學叢刊》做《序》提出了"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的觀點。從這個材料可以看到，王國維在吸收西學的時候，并不主張全單照收，"學無新舊"說的是搭建中國新文化，要注意新潮之學與傳統之學的結合；學"無中西"說的是中國文化改建，需要中西調和；"無有用無用"，固指歷史求真考據的必須，聯系他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經歷，則說明他對"純粹哲學"與文化心靈層次的關注。以上分析是否已可證說本節開頭對王國維的評價。王不僅不是文化的保守派，且在中國人傳輸西方學說方面有過"突出貢獻"。不過王國維的思想畢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張吸收西方行上之學，而對西方政治倫理乃至科學論卻表現出另類的態度。"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為新說所統一矣"，對此他是不滿的。他一方面是吸收康德、尼采與叔本華的思想，一方面又反對西方政治倫理思想，他對西學的接受是有選擇，有方向的。他在抽象的學問上，傾向于西方，而具體政治態度卻明顯的表現為后退,后來甚至對前半生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主要指對西方形上思想的研究）也有否定意向。至日本后，盡棄前學，取《靜庵文集》悉燒之，又棄宋元文學。此乃王一生不解的精神矛盾，使其陷入極大的思想苦痛之中。

　　　　　　　　　三、追尋民族的"記憶"，探找種群的根脈

　　王國維的內心總有一個求實與求信的緊張沖突。如果沒有這樣的內心沖突，他可能就不會去研究文學，以后也走不到中國古史學的研究道路上去。

　　　他在《靜庵文集》自序二中說：自己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之說大抵"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

理，而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都是自己所喜愛的，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論理學上之快樂爭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為他遇到的最大苦惱。他審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是做一個詩人，或是一個哲學家，他日以何日終己身體，"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
《靜庵文集》《自序二》。對于哲學研究他有以下的思想：以自己的學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衡量下來，"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學之一原因也"。由此可見，在王國維寫他的《靜庵文集》自序時他已經決計離開哲學（或說是哲學史）研究的領域了。他最終走向了"知識論上之實在論"的道路。
　
　　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關懷，也促成王從事中國古史研究。對于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動態。王以下一段議論很能說明問題："是以歐戰之后，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數年以來，歐洲諸大學議設東方大學講座者以數十計。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說者，至各成一團體。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于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于周禮"。

　　王從事古史研究有他自己的理論，此即為了兩重證據法。他在《古史新證》中對這個觀點作了最清晰的解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印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他曾說凡是有大學問出皆有一個大發現與之相伴隨。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則有宋以來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學。晉時的汲冢竹簡出土，"同時杜元凱之注《左傳》，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經》，已用其說。"故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于地下之學問者。一個史學隆興的時代大抵是史料叢出的時代。王國維認為中國世紀初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指出史料新發現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甲骨文字。其二是流沙墜簡。其三是敦煌寫書。其四是內閣檔案。其五是東方文字。而近年以來最大的出土則是甲骨文字。

　　民國6年(1917年)王國維寫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續考》運用地下發現與地上文獻的雙重印證，也即他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取得了重要成績。《史記》中有《殷本紀》記殷祖先名號即所謂王統。司馬遷是公元前一世紀的人，他根據什么知道公元前20世紀到前15世紀的事？可信何如？這是縈回在近世史學家頭腦中的一個疑問，因此對其求證變得十分必要。王國維通過對安陽小屯甲骨辭的研究證實《史記·殷本紀》的記載是基本上正確的，又糾正《殷本紀》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錯誤。王國維的努力，有力證明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甲骨學由此成為一門科學。

　　王國維有《殷周制度論》。此論認為，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開始的。周人之制度有異于商者，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與喪服之制，再則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其二是廟數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他說，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這并是附會之語，而是有確切的事實根據的。

　《殷周制度論》論武王時例說，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以周公"勛勞最高，以德以長，以歷代之制，則繼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沒有這樣做，乃立成王而自攝之，后又返政于成王。其所以攝政，只為時局未穩，為"濟變"也。他論定，由是以后"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矣"。

　　王論說傳子之制的發生是歷史的進步，其達到的目的就是"息"爭，可以使社會穩定。"兄弟之親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間常不免有爭位之事，特如傳弟既盡之后，則嗣立者當為兄之子歟？弟之子歟？以理論之，自當立兄之子：以事實語之，則所立者往往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亂，而周人傳子之制，正為救此弊而設也。"

　　他考證中國宗法制度的產生原因在于：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與服術兩者生。商人無嫡庶之制度，故不能有只能國法，縱然有之，也是也不過是合一族之人奉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與小宗。"周人嫡庶之制，本為無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于是宗法生。"《殷周制度論》。他又論喪服，其大綱有四：曰親親，曰尊尊，曰長長，曰男女有別。無嫡庶則有親而無尊，有思而無義，而喪服之統發生紊亂，所以殷以前的服制，即使也另成一個系統，但是究竟不如周制之嚴密。

　　王國維的古史研究具有極重要的社會意義，誠如郭湛波所云：王國維繼考證學之續，由古籍至古器物。然后至甲骨文，而甲骨文"適為中國社會史之據"。

　　上世紀初，活躍于中國古史研究領域中最有影響的是胡適的實證派，與胡適觀點相近的傅斯年史料學派顧頡剛的疑古派。這三家實是一家，在批判傳統，以實證與存疑論為工具懷疑古史方面思想一致。王國維有《古史新證》，此為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講義。這部著作闡述研究古史的方法："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雖圣賢言之有所不信焉"。擬與疑古派在某些方面觀點相近。但也有區別，他有以下一段話："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判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的充分之處理也。"。《古史新證》第四章中更議論云：商之先公先王既見之于殷卜辭，由是觀之，《史記》所敘之商一代之世系，雖有小錯其"大致不誤"，總體可斷。由是"可知《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他進一步推斷：而由殷周之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世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他還強調如下的史觀，"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殺也"。

　　總述以上，王國維終其一生，學術三變，介紹康德、尼采與叔本華思想于中國、開展宋元文學研究，最終從事中國古史研究，創獲巨大。而以二重證據法為指導，從事中國古史研究，成果累累，更譽滿學界。歷史是民族的"記憶"，文化是種群的根脈。王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根源的探尋、求信與確認，于中國人確定歷史認同，維護民族自尊，功莫大矣，也于中國文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石。這是我們紀念王國維的最大的理由。至于王學術思想與政治制度的矛盾，由此矛盾的不解而終至沉湖，也留為永世的話題，啟人無盡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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