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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黃宗羲、全祖望史學思想之異同

時間：2023-02-28 03:41:20 歷史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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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黃宗羲、全祖望史學思想之異同

【摘要】黃宗羲與全祖望是浙東史學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黃宗羲開有清一代浙東史學之先河，全祖望私淑黃宗羲，其學風與黃宗羲亦最為相似。因此近人研究他們的史學思想，往往以一人之思想而概括其他浙東史家的思想。然而黃全二人畢竟生活在不同的時期，加上性格、遭際之不同，他們的史學思想在浙東學術宗旨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二人史學思想的相同與差異一方面體現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派所擁有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在共性下浙東史家所具有的鮮明個性。這種共性與個性的交融也最終也使浙東史學成為了獨樹一幟的史學流派。
【關鍵詞】黃宗羲全祖望浙東史學史學思想相同差異

【Abstract】A comparison between Huangzongxi’s and Qquanzuwang’s historical thoughts. Huangzongxi who was a great historian in Qing dynasty was a beginner of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Quanzuwang was a student of Huang ,so his study was similar with Huang. Though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were similar ,they are lived in a different century ,their thought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lives’experence and personnalitis.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 of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imply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was special group of history ,the historians of eastern Zhejiang accept other historian’s thoughts ,and also developed their thoughts.
【Key words】 Huang zongxi Quan zuwang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difference and similar
浙東地區在歷史上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人才輩出。兩宋三百年間，更是書院林立，學者迭出，講學論道蔚然成風。全祖望云“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為鄒魯”1，是不為過。隨著學術的日益昌盛，代表這一地區學術思想的“浙東學派”逐漸形成。總的來說，浙東學術是以史學而得名，章學城云：“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2故而浙東史學這一稱呼正點出了浙東學術的內涵。浙東史學“自宋元以來歷有淵源”3，可以說是幾百年間一脈相承。兩宋期間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史學大師。如呂東萊的文獻史學,陳傅良、葉適的經制之學,陳亮等人的功利之學。更有史學大師王應麟“兼取諸家，綜羅文獻所著玉海一書，為文獻之大宗。”4到了元初，浙東史學進一步得到傳承，胡三省身為宋代遺民，所著《通鑒音注》，把歷史研究和現實的觀察結合起來，從歷史的經驗中探求現實世界的出路。其愛國之史學思想以及民族氣節對有清一代浙東史學大師黃宗羲、全祖望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代浙東史學人才仍然層出不窮,如鄞縣袁桶,紹興之楊淮楨等等。
浙東史學發展到明代逐漸被理學所同化,因此這一時期內浙東地區并沒有產生什么大史學家。但是出身于浙東地區的理學家大師在他們的眾多著作中仍有著大量具有史學思想的文章,如王陽明便提出了“五經皆史”的進步史學思想。浙東史學淵源流長,歷經數百年而不衰,到了清代，更是蔚為大觀。
有清一代,浙東史學出現了中興之局面,產生了黃宗羲、全祖望、章學誠等一大批史學大師,他們史學思想的存在照亮了整個清朝的史學,在有清一代的史學家中,他們無疑是最燦爛的明珠,誠如倉修良先生所說"有清一代的史學家中,有創見有貢獻有作為有影響的大家多出自浙東學派。”5下面我們擬具體論述浙東史學家的兩位關鍵性人物: 黃宗羲和全祖望。
一、黃宗羲與全祖望生平思想概述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作為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學問淵博，名冠海內”，生平又長于史學，開有清一代浙東史學之先風，他所倡導的史學理念也被后來浙東史學家所繼承和發揚。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自號鮚埼亭長，學者稱謝山先生，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全祖望一般認為是浙東史學的第三代，他上承黃（宗羲）、萬（斯同），下啟邵（晉涵）、章（學誠），為清代浙東史學薪火傳遞之關鍵人物，被譽為“浙東史學之大柱”6。
后來學者認為全祖望雖為黃宗羲之私淑，然其二人學風之相近實過其他浙東學者。黃云眉先生說道：“祖望步趨宗羲，實過萬氏兄弟”，“祖望的學問和宗羲學問的風貌，最為相似”7。造成這兩位相隔一代的學者學風如此相似的原因我認為是由以下兩方面：其一：性格氣質上的某些相似之處，即二人都有疾惡如仇、堅貞不屈的品質。根據史書記載，黃宗羲十七歲時，袖長錐，草疏入京為父訟免，至則逆閹已被處死　，會訊其黨許顯純，崔應元，及與對簿，遂出所袖錐，打中奸臣許顯純，又打傷崔應元的胸部，并拔下其須發。至明亡、反清無望的條件下，又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屢次辭去清廷的征召，保持了民族氣節。這種性格與全祖望又何其相似，全祖望年青時謁學宮，看到鄉貫名宦諸祠中有著謝三賓、張杰二位奸人的神主，便發怒想把他們擊碎，“擊之不碎”，就把它們投入了伴池里。全祖望曾主講蕺山書院，因為郡守失禮，便拂然而去。因此可見，正是由于全祖望和黃宗羲在性格氣質上的某些心靈相犀之處，才促使了全祖望學風相近于黃宗羲。其次，地域學風的影響。余姚、鄞縣同屬甬上，二者地域相近相,黃宗羲歸隱后又多在甬上講學，培養了一大批甬上學者。全祖望生于后，無緣親自師從黃宗羲，但是他與萬世家族兄弟乃為世交，這種地域學風家學淵源的關系，最終也影響到謝山治學的宗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人學風的相近，并不代表著沒有差異。相反由于二人所處時代以及身世遭遇的不同，某些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如倉修良先生所說：“浙東學派諸大師，在學術宗旨一致的前提下，由于時代和環境的不同，他們還是存在著各自的差別”8。而且同出為浙東史家，浙東史學之特征在各個史家的偏重點也是不同，此正如杜維運所說：“黃萬二氏最能見浙東史學之博雅，全氏最能見浙東史學之精神”9。以往的研究，學者大都重視浙東史學的總貌，并以黃氏一人之史學思想而代表整個浙東史學的思想，忽視了浙東史家的鮮明個性，表現了一定的局限。本論文就以黃宗羲、全祖望二人為代表概括其史學相近、相似的一面，并突出他們史學思想中差異的一面。
二、史學思想之相同點
黃宗羲與全祖望既然同為浙東史學家，在治學的宗旨方面是一致的，這種治學之宗旨，章學誠已經有詳細的論述：
“浙東之學，雖出倭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抵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抵……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
“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0
當代學者杜維運把之概括為；“重當世,明近代,表彰人物,尊崇文獻,為其史學之大特色,而以性靈之真,情感之摯,褒獎氣節,發明幽微,以維持天地宇宙間之正氣,尤為史學之主要精神”11。
當代學者倉修良把浙東史學的特點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反對門戶主見,二是貴專家之學,三是主張學術要經世致用”12。這些都對以黃宗羲、全祖望為代表的浙東史學的總體概括,具體說來，兩位史家史學思想的相同之處,重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經史關系上,二人都持經史并重的思想，主張“讀經必究于史””以史事證經學”。
黃宗羲、全祖望都為理學家出身,對宋明理學都有精深的造詣,都比較贊同顧亭林之“經學即理學”的觀點。二人受家學與師承之淵源關系的影響,少時即攻讀經史之書,因此培養了經史并重,學貴致用之理念。黃宗羲認為學問之道須“本之經以窮其源,參之史以窮其委”13,因此讀史讀經是為學之基礎,經史并重才能觸類旁通,學有所成。他曾經諄諄告誡弟子,曰：“讀書當以六經,而后史,漢,而后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為詩文,始為正路,舍是則另蹊曲徑矣”14。以為經是載道之書,故需必讀,然惟讀經而不讀史,則會流于空疏或只停留在經籍的章句之上,仍惟以把握社會變遷的深刻道理而參之史。就能真正證明了經世之大業,況且“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黃宗羲將史與經同等看待,重經而不棄史,視史為解經之正路,認為“經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學,不適于用,欲免遷儒,必兼讀史”。15
全祖望在這一方面與黃宗羲也非常的相似,主張讀經必兼讀史,他在談及黃宗羲的治學原則時曾說過“公謂：明入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力根柢，束書而事于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于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16 “先生始謂學必原本于經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后是以應務”17。雖然這是講黃宗羲的治學原則，可這又未嘗不是全氏治學之所在。
黃全二人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自身也親自實踐了。黃宗羲的一生博覽經史百家之書閱卷不綴，遍讀《春秋》、《詩經》、《尚書》傳注皆數十家；《三禮》傳說十余家；《周易》傳注百余家。于史籍則讀畢《獻征錄》、《明實錄》和《二十一史》，因此全祖望贊譽黃宗羲；“梨洲以濂洛之統諸合諸家，橫梁（張載）之禮教、康節（邵雍）之數學，東萊（呂祖謙）之文獻。艮齋（薛季宣）、止齋（陳傅良）之經制，水心（葉適）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為從而儒林所未有”18。
全祖望不僅與黃宗羲一樣飽覽經史百家之書，而且自身實踐以“史事證經學”。他這種經史融合作法，使他的史學研究和理學研究，珠聯璧合，交輝相映，開拓了史學研究的視野，為后來浙東史家所贊賞。
例如他熱衷于修舉宋明理學諸先師之故址，而且充分利用歷史文獻之研究，來發掘宋元時期許多被埋沒的理學家，重新疏理他們的理學思想，使之載入史冊。而且為了使自己的經史研究有濃厚的學術根底，全祖望一方面大力從事搜集文獻資料，另一方面則下苦功從事考證工作。
（二）提倡經世致用之史學思想，主張學術與事功相統一，為社會現實服務。
經世致用是浙東史學的根本宗旨，黃全二人提倡經史并重的出發搜點就是為了致用。如全祖望謂黃宗羲“先生始謂學必極本于經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而后是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19。可見其經術之學，“證明于史”都是為了“應務”。
其實，浙東學術歷來有經世致用之傳統。兩宋期間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永嘉、永康學派，都幾乎提倡事功、主張經義與政事、義理和事功相結合，都強調為學要切于務實，要學以致用。黃宗羲在談到永嘉之學時，對這一點也大為稱贊，他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是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于一種閉目合理，朦瞳精神，自附道學者，于古今事務之變，不知為何等也” 20。從這可以看出浙東先賢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割裂義理與事功，強調經世致用的治學特點無疑對黃宗羲，全祖望等人具有啟發。
黃宗羲親歷明末清初社會政治、文化之巨變，對晚明時期理學家空談性命之學風深惡痛絕，他在《留別海昌同學序》中說道：“奈何今之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于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巧乎逾”。在這里他把無事于“談書窮理”或讀書窮理只是在“字義從違”上用功，一輩子“封已守殘”而且“皓首”于章句摘索之人，譏為“纖兒細土”，這些人在國家危難之時，仍傾心于禮教的“說同道異”，置百姓，民族之大業于不顧，顯出一付“茫然無事”的精神狀態，這是他們以詭巧的辦法在逃避生活現實的表現。
黃宗羲堅決反對將經世致用的功利價值與性命禮義的道學原則對立起來，以為事功與學道應統一而非對立，說：“道無定體，學貴適用，奈何今之人執一以為道，使學道與事功判為兩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則機智用事流于偽，道不能達之事功，論其學則有，適于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則似是，求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豈真儒哉？”21強調“學貴適用”，做一個“真儒”，要具有“救國家之患難”的精神品格，把事功與學道良好地結合起來。
黃宗羲從不僅從學理上闡述了“經世致用”之思想，而且以自身的實踐貫徹了這種思想。黃宗羲孜孜不倦地收集明代史料目的是為了探討明朝興衰之原因，使后人為之借鑒。全祖望終身致力于搜求和整理故用文獻，表彰明末人物之忠義氣節，也是經也致用之思想的表現。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全氏的經世致用原則貫徹的更為徹底，如梁啟超所說：“梨州雖然不大作玄談，然究未能盡免，謝山著述，卻真無一字理障了”22。可見全望從不空談性理，講究治學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在他看來，做學問應“經世務方可見施行”則與黃宗羲的治學原則是一致的。全祖望又告誡學生：“讀書貴有用，豈徒咕華夸精能”。23他特別反對空談性理或者專事考察，脫離現實的做法。對黃宗羲晚年“不免以正誼，明道之余技，猶留連于枝葉”24的空談玄理行為，提出了批評。因此我們在全祖望的著作中很難看到玄理之作，而大量的是關于歷史人物的傳記和考證之作，這表明了他希望從歷史的客觀實際出發來考察和分析問題。總結歷史經驗，以達到“致用”、“應務”之治學目的。
（三）講究求實考信，實地調查的治史態度。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注重歷史文獻的搜集，尤其注重對明代歷史文獻和鄉邦文獻的編集。
黃宗羲在反清復明的抗爭失敗以后，便花了很大精力從事明代文獻編撰和研究。他先搜集南明經營恢復之事跡續成《行朝錄》九種的纂輯，后又編纂《明史案》44卷。對那些為國獻身的愛國之士，則生平搜集他們的事跡，還加上自己的耳聞目睹以及求證于旁人，然后用墓志碑銘的形式予以表彰。黃宗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整理和編撰了大量故國文獻，編輯了《明文集》、《明文海》等大作。編寫了《行朝錄》、《恩舊錄》、《弘光朝實錄》、《海外慟哭記》等，在鄉邦文獻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剡源文創》、《姚江逸詩》、《四明山志》等。
全祖望生活在康乾盛世，深惑于“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微文微獻將于何后？此予之所以累唏長嘆而能自己也！”25， “百年以來，文獻以忌諱脫落。而其后人，亦不甚了了”26。因此他的文集《鮚埼亭集》中大約一半以上是記述故國人物生平事跡的墓志銘碑傳記，這些傳記中的內容補充了《明史》中的許多缺漏，是研究明末社會人物所必需的文獻資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大多為浙東人士，在此是以看出全氏對鄉邦人物的重視。不僅如此，全氏還花費了大量精力收集鄉邦人士的文章詩篇編纂成書如《淪田錄》和《續甬上著舊詩》等。
2、打破傳統的正史觀念，注重銘碑、方志、文集等的史料價值。
黃宗羲與全祖望的一生都寫了大量的銘碑，對這些史料的接觸都有著自己親身的體會，他們得出的一致結論，認為“夫銘者，史之類也。”認為碑銘之文往往蘊含著一些重要的史事可補正史之闕，或者可以用來校正其他史料，對于地方志、年譜之類史料，他們都認為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祖望所說：“地志佳者，正以其能力舊史拾遺”“年譜之學，別為一家要以鉅公魅儒事跡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謬，所籍年譜以正之”27。黃全二人還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價值，黃宗羲認為文集能彌補、參正史籍記載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又如“《實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無是也”28。正因如此，黃宗羲與全祖望都十分重視文集的這種功用，黃宗羲著《明儒學案》，每個案主的史料均來源于各自的文集，全氏也為許多明末清初人士的文集作序，以闡明文集之重要性。需要強調的是黃全二人雖然注重銘、方志、文集等的史料價值，但他們都對之以科學的態度，認為可信但不可輕信。黃宗羲就曾總結出方志、族譜等許多謬誤之處，并詳細地分析了謬誤產生的原因。全祖望重視方志的編修，但也對以往方志的許多失實之處提出了批判。
3、實地考察之治史態度。
為辨明史實之真偽，黃宗羲與全祖望都很注重實地探訪，這又秉承了司馬遷治史之遺風。崇禎十五年，他暢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履痕”，發現“足之所歷與紀傳文集相勘每徵悟失實。”29便考求古跡，博采群書，訂正偽考，充實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證精深，糾正了一些錯誤。漫游廬山時，對文獻有關廬山的不實記載多有辨析。全祖望作明末人物之傳記，每作一人物，都考證于史籍，并親自到其故址參觀、考察，如名作《梅花嶺記》，就親之上梅花嶺作實地考察。
4、“寓褒貶于史”秉筆直書的治史原則。
黃宗羲與全氏都主張作史要據事直書，反對為尊者，賢者諱，認為史書要起到“揚惡懲善”的作用。就必須如實記載，不能作性情褒貶。黃宗羲指出：“為史而亂臣賊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30全祖望強調作史就要實事求是的反映歷史真實面貌。他認為“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又說：“春秋之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據其實則可誅之，若削之，則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曰：然則當如何書？曰，惟從其實書之耳。”31從這種思想上，黃全二人寫作了大量關于明末清初之抗清人物的傳記，如實地記載了他們的抗清事跡，表彰了他們的忠君愛國的行動。
（四）二人都注重學術思想史，對于學術思想的延承和變遷都非常注重。
作為理學家出身的黃宗羲與全祖望都比較重視宋元明這三個朝代的理學發展史。而且在他們的努力下，完成了對這一段時期的關于理學發展的總結性學術著作《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
從《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中我們可以看出黃宗羲、全祖望關學術史方面的思想，充分發揮他們深厚的史家功底，把宋、元、明時期的重要名學派全數網羅，不以愛憎去取，在書中他們發掘了許多史書所遺漏的理學家；其次學案中的思想觀點，皆摘要于學者原著，既不襲前人陳說，又能集中反映學者的“一生精神”。
《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記載了有明一代，以及宋元兩代的學術流遷，理了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使之劃分歸類，為后人了解宋元明三代的理學思想提供了方便。黃宗羲、全祖望不僅重視思想的變遷，而且在他們著作中也為理學家們立了小傳，對各人生平經歷、著作情況、學術思想以及學術傳授，均作扼要述評。在這一方面，全祖望更是花了大量精力搜集理學家的生平事跡，發掘了很多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補充了許多正史的不足以及缺漏之處。
三、史學思想之不同點
以上論述是對黃宗羲與全祖望史學思想的相同之處，所作的簡單概括。二人雖同為浙東史家，學風思想頗為相似，然而由于個性及時代之不同所造成的思想差異也頗大。而且同一思想在他們身上的具體表現也是不同的。如二人都高舉經世致用思想，我們在黃宗羲身上體現的會更加明顯，他的許多史論都是針對當世而發，足以啟發后世，而在全祖望身上則表現的更多是從歷史文獻的整理中。因此比較二人的史學思想并非易事，其中有許多的復雜之處。下面試析黃宗羲、全祖望史學思想的不同之處。
（一）由于二人所處時代學風的影響，造成了他們治史的某些差異。
前文講過黃宗羲身遭“天崩地解”之明末清初這一社會政治、文化巨變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政治上改朝換代，外來民族入主中原取得政權，文化上許多學者紛紛對明末王學明心見性的空談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學風為之一變，強調“實踐”、、“實功”、“實行”“實事”，專講經世致用之事務。這一時期的學者“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為政治而做學問。”32代表人物包含了這一時期大部分的學者如顧、黃、王等。正是受到這種學風的影響，在加上自己原有的家學，師承的關系，黃宗羲對“經世致用”之宗旨提倡可謂不遺余力。一方面對王學末流進行了鞭苔，謂他們“束書從事于游談”空講心性，敗壞了學風。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經史并重，講究學要以根柢，以達致用之目的。他的思想巨著《明夷待訪錄》無疑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一本杰著，在書中他縱橫捭搕，探究有明一代之興衰，提出了許多治世的思想。無怪于清人湯斌說：“待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之學。”33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全祖望所處時代的學風。全氏身處“康乾盛世”，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風早已被考據所取代。當時的學者在清統治者高壓和懷柔相結合的文化政策下紛紛逃避現實，埋首書齋，大搞探徵索檢的繁瑣考記，為考據而考據。全祖望生于當世不可避免會受到這種學風的影響，而使自己帶上考據者的習氣。其同窗杭世駿就曾說過：“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近代罕有倫比”34可見他在京時期乃至以前，是以考據而得名，直到后來遇到挫折，才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這樣的研究也符合那個時代的學風。全祖望在考據上的代表著作有《困學紀聞》三箋和七校《水經注》。雖然前人認為全氏之考據有其深意，有著一定的“致用”目的，然而我們反過來可以思考一下，在那個考據學風盛行的年代，全氏之考據工作又何嘗不是學風所影響。清代中期的學者普遍都有考據之癖，學風所靡，恐怕不是任何學者所能避免的。
（二）在對待學術門派上，黃宗羲尚存門戶之見，而祖望身上則完全無黨人習氣，門戶之見盡去。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一書的凡例中說道：“比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與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在此他明確表示了在做學問上，對于不同學者都應一視同仁加以研究。話雖如此，但他在《明儒學案》中的一半以上的案主是陸王心學，作為王門的弟子黃宗羲在這一點上被多數人認為有偏愛門戶之嫌。這一點全祖望就曾批評過黃宗羲：“黨人習氣未盡，蓋少年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35。這種門戶之見的深入，梁啟超就曾說到過“季野（萬斯同）晚年對顧習齋的學術像是很悅服的，他替李剛主所著的《大學辨業》作一篇序，極表推崇之意，據剛主述季野自道語云：“吾自誤六十年矣，吾少從黃先生游，聞四明有潘先生，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言予叛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36這也從反面說明了黃宗羲到了晚年其學問造詣已達到博雅精深之地步，仍對門人信服異說采取了憤怒的態度，正如梁啟超所說“梨洲門戶之見頗深”。
這種門戶之見在全祖望身上就表現的“一點也沒有”，祖望私淑黃宗羲萬斯同，應該說是陸王心學的門生，但如要講他的學術全體“可以說時超王學的”他對“王學以外的學問他一樣的用功，一樣的得力”，“生平治學，最反對門戶之見。”黃宗羲撰修《明儒學案》以王學為正宗，而全祖望繼修《宋元學案》不專以一家為宗，對各家派都是平等看待。在他看來，學術當“去短集長”，以使“和同受益”，而決“不應各持其門戶”。
（三）、在學術史的具體編撰，以及三人對學術思想的理解也表現了差異。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堪稱學術創作的典范，他在《明儒學案》中創立了編撰學術的若干原則，為后來繼寫《宋元學案》全氏等人所繼承，但是繼承并不是代表著相同，全氏一方面延襲了黃宗羲所創立的原則，另一方面他對學案體也進行了許多改造，體現出了自己的獨特思想。
梁啟超在比較《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時就說：“拿這書（指《宋》一書）和《明儒學案》比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學以外之學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輕下主觀的批評，各家學術為並時人及后人所批評者，廣搜之以入附錄，長短得失令學者自讀自斷，著作絕少作評以亂人耳目；第三，注意師友淵源及地方的流別，每案皆先列一表，詳其師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淵源所自，又對于地方的關系多所說明以明學術與環境相互的影響，以上三端，可以說是《宋元學案》比《明儒學案》更進化了”37。但梁啟超也對《宋元學案》“里頭所采資料，頗有失于太繁的地方”提出了批評。
應該說梁啟超的議論是比較精辟的，后人論述兩本著作也都直接或間接間受到了他的影響。把梁啟超的話具體展開，全氏在《宋元學案》中體現的思想與黃宋羲的差異就在以下幾方面，如反對門戶之見，不定一尊，對各家各派的學者旁搜不遺余力，填補了許多理學家的空白，使他們的身世以及思想重新獲得發掘。又如設立“學案表”可說是全氏對學術史的一大創舉，正因為有了表，使得全氏能夠把宋元這一時期內眾多錯綜復雜的學派、學者在百卷之內給予了清楚的表述。全氏在每一學案的起端先立“學案表”，在表中各舉該學派的師友弟子，以明其學派的師承關系和傳授情況。某些學者在書中已立案者，則于表中注明“別見其學案”；有已附于他學案者，則注曰：“附見某學案”。這就給讀者了解這些學派、學者在學術上來龍去脈提供了很大方便。
然而有優點并不代表《宋元學案》無缺點，其實《宋元學案》也有很大缺陷，如前所述梁啟超就批評他的資料過于繁雜。更重要的一點，許多學者對《宋元學案》所修纂的宋元學者的思想過于簡單提出了批評，把許多學者重要的思想著作沒有選錄在內，這一點與《明儒學案》的宗旨相去太遠《明儒學案》的案主幾乎收錄了代表他們治學思想的重要著作。
（四）在社會歷史觀上，由于二人所處時代以及遭遇的不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黃宗羲離經叛道的思想與全祖望謹守人臣本份、安于天命的歷史觀。
明末清初的社會巨變對黃宗羲的思想產生了巨大沖擊，在明亡后，他又以遺民身份入清為其思想的反思作了準備。其后他的思想產生了巨大飛躍，一方面他是明朝的遺民就忠于前朝反對清廷滿族的統治，因此他的思想中充滿著“華夷之辨”的觀念。在他順治十年撰成后《留書》中就有很深的這種思想。其中說道，“中國”與“夷狄”有著根本的區別，以“中國”“治理”“中國”，以“夷狄”治理 “夷狄”，猶人不可“雜之于獸”“獸之不可”“雜之于人”，指斥清朝為偽朝。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把清軍稱為“虐”，清帥為“虐帥”，清帝“虐主”，滿族稱為“禽獸”。另一方面，他對君主專制也提出了批判。他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指出“有生以來，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古時“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但是到了現在君主制發生了變化。出現“君王”與“天下”關系顛倒的“專制狀態”，于是君王“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38。在書中黃宗羲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他批判君主專制，從間接地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這些思想雖前人有論及，但像黃宗羲這樣從學理上進行批叛可說是前無古人。
我們在來看黃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到了全祖望所處的時代，滿族的政權已經鞏固了自己的統治，清朝也實現了大統一，并且迎來了社會安定的“康乾盛世”這時期的漢族知識分子已經認同的清廷的政權的合法性，不像清初那樣有著強烈的“排夷”思想。因此在全氏的著述中，我們很難看到像黃宗羲那樣對滿族的排視，以及對封建君主制主義的批判的思想。相反，全氏對這一時期的清廷統治者采取了大加褒揚贊頌甚至迎合態度。他對明清易代之變局的看法是認為清代明而興，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是必然的，非人力所能逆轉，固而歷史人物應識“勢”，要“諒其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后可也，不然不知此之愈也”39。只有順應時勢，才不至于敗。這種思想在黃宗羲看來無疑是大逆不道，也是黃宗羲所痛恨的。由此看出時代之不同，造他們思想差異之如此巨大。
在對待天命鬼神之說上，黃宗羲反對鬼神迷信，吉兇禍福等無稽之談，并多次撰文加以批駁，而對范縝的《神滅論》則極力稱頌。全祖望則不然，他既有迷信言論，也有反迷信的言論。這也多少反映出全氏由于生平仕途失意，又長期貧病交加，思想表現出迷惘的一面。他在《原命》文中，大談其人之貴賤壽夭均由命中所注定的命定論觀點。在文中，他認為圣賢和后王君公之所以為圣賢和后王君公，他們的康強和溫飽，乃是“命”所決定的；黎庶不肖之所以為黎庶和不肖，他們的短折和饑寒，同樣也是“命”所決定的。40
其二，在社會經濟觀上，兩人思想截然相反。
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的思想，發展商品經濟，對商品流通采取肯定的態度，主張擴大商品流通的范圍，實行對外經濟交流。然而全祖望卻對此采取了另一種態度。全祖望在《守杜君過揚來，話里社近況》中有這樣詩句“元氣胡為耗，潛消市舶中。頻年添客戶，百貨釀淫風。物以通高遺，民困逐未窮。更堪加稅夷，悉索繭絲空。甚矣衣冠蹇，長間胥錄尊。虎狼多奧窟，雀鼠有旁門”41。在這里，全祖望認為甬上從“鄒魯”文教之鄉變為“而今并蕭索，憔悴幾華簪”的原因，就在于“市舶”和“通商”。其結果就出現了貪官的橫征暴斂，改變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全祖望對于這種風氣是持批判態度的，在他看來要恢復甬上的文教事業，只有改變甬上“市舶”和“通商”的現狀，閉關鎖國，過自然經濟那種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思想顯然是違背社會發展現實的。當時明清經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許多思想家對這種狀況都給予了正面的肯定，黃宗羲就是其中一位，然而全祖望背歷史潮流而仍然主張傳統的閉關鎖國，“重農抑商”，顯然是不符合現實的，表現了他思想上的狹隘，局限性。4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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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1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1
一黃宗羲與全祖望身平思想概述………………………………3
二史學思想之相同點……………………………………………4
三史學思想之不同點……………………………………………12
參考文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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