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歷史定位論綱

李鴻章歷史定位論綱

李鴻章及其生活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他作為近代中國一位非常復雜的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駁陸離，因而人們評價起來眾說紛紜就沒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雖然難以承載“英雄”桂冠，但為“時勢所造”和影響“時勢”進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李鴻章活躍于政治舞臺之日，正值晚清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時代造就了李鴻章，而李鴻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絢麗多彩的時代畫卷上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李鴻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將入相，“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義而又傾向資本主義，忠實于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并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李鴻章以儒生起家軍旅，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削平大難”而“早膺疆寄，晉贊綸扉”。太平天國運動是“四海變秋氣”的封建衰世的農民群眾企圖用火和劍來變革現存的清朝統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在現世、在中國建立起來。盡管他們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實際上只能給自己套上一副帶有光環的封建枷鎖，但他們反對“鷹?遍野，豺狼噬人”、內則殘民以逞、外則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無疑是順乎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李鴻章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鎮壓太平天國，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自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罪無可赦。

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軌

李鴻章堪稱洋務運動的首腦和旗幟。洋務運動是時代的產物，是對外國殖民侵略和世界現代化浪潮沖擊所作出的積極回應，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和交融的初步結果。與同時代的洋務官員相比，李鴻章不僅對中外形勢和中國出路的認識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舉辦洋務新政數量之多、成效之大，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處于“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為此，他提出必須向西方學習，舉辦洋務新政，以求“自強”、“自立”。他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為“自強”而力倡變法，主張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西方富強之術。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學習“外人所長”結合起來。所謂“修明前圣制度”，就是“變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謂學習“外人所長”，就是引進屬于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胄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必須指出的是，他力圖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只熱衷于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即近代軍工技術，顯然不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但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加速中國向半殖民地沉淪

李鴻章曾長期躋身于晚清“外交第一沖要”，時人稱“一生功過在和戎”。外交的成敗，自然取決于綜合國力的強弱和外交政策的當否。就綜合國力即軍事、經濟和政治組織力而言，封建的中國遠遜于列強，因而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列強的槍炮就掃地以盡。李鴻章有鑒于此，明確指出：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中國無法取勝于疆場，因而對列強不可輕言戰爭，而應以“羈縻”之策謀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謂“羈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規范即孔子“忠信篤敬”四字方針進行“籠絡”。在應對列強欺凌時，始則以理折之，進行與虎謀皮式的道德說教，并實施以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和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繼而不惜在權益上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期“馴服其性”，實現“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標。李鴻章所以主張“羈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爭取并利用和平環境“借法自強”，預修戰備，以期“確有可以自立之機，然后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從李鴻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實際看，有得有失，而失遠大于得。他指揮過“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而以失敗告終的甲午戰爭。他親手與外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條規》、《中秘友好通商條約》等少數平等條約外，其他諸如《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喪權辱國條約標志著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沉淪。對此，作為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的重要一員和晚清喪權辱國外交決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人的李鴻章絕對難辭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認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梁，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于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拯救面臨沉沒的“漏舟”和傾覆的“廣廈”。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無計可施。他為“無力回天”而深長嘆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獨特的性格特征

李鴻章具有獨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則是其文化素質、心理條件和社會烙印的綜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鴻章“拼命作官”意在爭權競勢和扶危安傾。因而他“自壯至老，未嘗一日言退”。他精通“宦術”，“好結內援”，“獻媚宮闈”，“固寵求榮”；他勇于任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以濟時艱”。二曰“不學無術”。李鴻章曾自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不尚空談固然是其所長，但缺乏以“真實學問”為根底的“以實心辦實事”，絕不可能收到“旋乾轉坤”的實效。他直到晚年對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為，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鴻章入仕后，隨著地位的飆升和權勢的膨脹，心態畸變，飄然欲仙。他吹噓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誰”。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對洋人“尤輕侮之”。曾國藩看出李鴻章“近頗傲，非吉兆”，曾密札勸誡：“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黃?：《花隨人圣庵摭憶》）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鴻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謔，忌者日眾”。四曰“好以利祿驅眾”。被時人譽為識時務之大員的李鴻章，雖然出身儒生，但卻在“西學”和“變局”的影響下，產生了疏離儒學的傾向。他注重“治國平天下”，漠視“以修身為本”；注重事功，漠視為人；張揚功利主義，否定儒家義利觀。他直露地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于人，誰肯助我？”（周馥：《負暄閑語》，卷上）功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眾的工具。他遴選部眾，“著重于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干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爾敏：《淮軍志》）李鴻章以功利為紐帶結成的龐大群體，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受到“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的責難也就是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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