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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中國改革者朝拜的“麥加”

時間：2022-08-17 12:50:32 社會學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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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中國改革者朝拜的“麥加”

“溫州模式”具有普通意義。在我國，象溫州這樣人多地少、交通閉塞、國家投資很少的地方的確不少，而溫州在改革開放以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經濟社會大發展、大提高，成為我國最具活力的地方之一，正如田紀云同志所說的：“溫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發展得比較好。溫州的經驗對發展中國家、對我國中西部地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盡管在鄧小平南巡談話之前，外界對“溫州模式”爭論不休，但早在1983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溫州專業商品產銷基地的調查報告、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正式提出“溫州模式”以來，到溫州參加學習的人成千上萬、1986年成了“溫州年”，一時間溫州成了中國改革者朝拜的“麥加”。此后，溫州幾度成為熱點。鄧公南巡談話以后，不少地方公開提出學習溫州，河北省委書記在全省會議上強調學習溫州，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一些地方自己動手建設“溫州”，黑龍江省七臺河市、吉林省公主嶺市都提出建設“北方溫州”的口號，甘肅省寧夏自治區因市場發達而被人稱為“西部溫州”……除了過去“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之外，沒有一個地方如此被人學習仿效，而且，耐人尋味的是，大慶召開萬人大會動員學溫州，有人戲稱：“全國學大慶，大慶學溫州”。事實說明，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溫州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

溫州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舉其要者有四個方面：

第一、為市場經濟發展展示了生動的實踐經驗。“溫州模式”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列寧說：“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大膽地選擇市場經濟，積極地發展市場經濟，不斷地完善市場經濟，歷經磨難，義無反顧，積累了活生生的實踐經驗。這對外地來說，其用處有三：一是“學習”。溫州人唯實，不唯書，不唯上，敢吃第一口，敢邁第一步，按照經濟的內在規律，探索發展路子。許多后來證明是正確的方面，都認為是值得學習的。如“溫州模式”最初概括的內涵——家庭工業、專業市場、供銷大軍、以及后來出現的新亮點——股份合作制、小城鎮建設、城市建設引入市場機制……，還有探索過程中創造的諸多“全國第一”，對溫州人來說都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探索，而對后來者來說，可能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的經驗。二是“借鑒”。溫州在發展過程中也曾經出現一些負面效應，經過努力不斷得到克服，例如，市場從無序競爭到逐步規范，政府從“無為而治”到“有為而導”，產品質量從“仿冒”多到名牌多，農業生產從被嚴重忽視到上新臺階……，所有這些，溫州都毫不保留地剖示給人，使其從中引以為鑒，少走彎路。三是“啟示”。李瑞環同志說：“從溫州的實踐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啟示：我們各個地區、各個方面的工作，都必須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堅持‘兩個基本點’，堅持‘三個有利于’。對于一時看不準的事物不要急于定性，下結論，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允許試驗，鼓勵探索。”而這些“啟示”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溫州模式”的本身。

第二、為市場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少理論突破。“溫州模式”在理信紙上的貢獻出自兩條途徑，一方面，溫州作為我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其成功的實踐，為理論的突破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有力的實證；另一方面，現實的土壤培育了一大批理論工作者，十幾年來，研究溫州經濟方面的專著計有十幾部之多，不少人敢沖理論禁區，苦作理論思索，取得了不少成果。從大方面來看，第一次創業期間，沖破了兩大禁區；第二次創業以來，破解了兩大課題。溫州經濟起飛有兩只翅膀，一只是市場化，一只是民營經濟，溫州在理論上沖破的第一個禁區，就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早在1986年溫州就有人提出“生產要素市場化”的觀點；第二是所有制理論上的禁區，所括個體私營的地位、非公有制經濟的比例等，溫州理論工作者都提出了在當時屬于非正統的觀點。對此，李瑞環同志最近給予充分肯定，他說：“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制度。這是對包括溫州在內的各地經驗的肯定和總結”。二次創業戰略實質上是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二次創業破解的第一大課題是經濟發展的數量與質量的關系。溫州原來是一個典型的粗放型發展的地區，由溫州率先提出經濟發展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理論，意義非同一般。第二個課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溫州在政府作用問題上走過一個“馬蹄型”——計劃經濟體制下與其它地方一樣，政府是“無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開放初期，出于放棄“左”的禁錮的考慮，政府一度是“無為而治”的“軟政府”；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二次創業以來，溫州積極尋找“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適度政府”的定位，并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這些從溫州曲折歷程中形成的理論建樹，令人彌覺可貴。

第三、為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溫州模式”的“實地演示”。如果說來溫州參觀考察或請溫州專家去介紹經驗，由于沒有溫州人的直接參與而很難移植溫州的做法，那么，成千上萬的溫州商人在那些原先自然經濟觀念或計劃經濟觀念比較深厚的地方安營扎寨，則對它們發展市場經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溫州有100多萬人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客觀上是在為那些地方作“溫州模式”的“實地演示”。溫州人以嶄新的經營方式推動所在地市場繁榮和經濟發展，而且，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溫州人一邊掙錢，一邊傳播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意識和本領”。對一些地方擺脫計劃體制的束縛起到催化作用。溫州人具備“自主意識、創業精神、創新思維、負重品格、風險觀念、經商能力”，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經濟教科書所不能比擬的。

第四、為外來人員提供了市場經濟的“實戰訓練”。溫州經濟的高度流動性既表現在本地經商人員流出多，也表現在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流經多。據調查，一些有過“溫州經歷”的外地人，在溫州學習了經商方式、辦廠經驗，回家鄉經商、辦廠，當了“小老板”。客觀上溫州成了市場經濟人才的一個“培訓點”。這里主要是兩類人員：一是外來務工人員。八十年代末溫州外來人員形成規模，現在百萬人以上，按流轉平均周期計算，累計有三、四百萬人，其中一些素質比較好的，在這商品經濟的“實戰訓練”中，從觀念、見識到能力都得到轉變和提高，回去操辦了個體工商業。另一類是來溫進貨的外地人，從銷售溫州貨開始，借機了解溫州貨的生產過程，便回頭自己搞生產自己銷售。有人曾調查妙果寺場走下坡路的問題，上述情況即是其中一個原因。雖然，以上人員比例不高，但溫州人確實培養了一批市場競爭對手，這是不是可以看成溫州作為試驗區對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個“額外貢獻”呢？

費孝通先生在十年前從流通的角度考察溫州，認為“‘溫州模式’超出了區域范圍，而在全國范圍內帶有普遍意義”。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

本文意猶未了的問題是：“人家學溫州，溫州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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