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

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

——兼論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專業性

當今世界，無論中外，“知識分子”的意義在大多數場合意味著“有專業知識的人”。而與這種通俗的、大眾的用法相伴隨的，是始終有一些思想家強調“知識分子”的非專業化的意義。早的不說，至少在拉塞爾·雅各比（Russel　Jacoby）的《最后的知識分子》面世以后，“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已漸漸成了晚近美國公共論域的重要討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與其他的西方文化界的討論往往與中國本土的興奮點不相接近不同，“公共知識分子”的話題則是一個很容易為中國當代文化論壇所引入的話題。這是因為，“知識分子”話語本身，在中國的后文革時代一直是知識階層“認同的焦慮”的釋放途徑和探究方式，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化表像。一

在反右運動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大體上處于“思想改造”的對象，知識分子的總體不能作為革命的積極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邊緣，或者是革命的對立面，在兩者之中，知識分子的地位搖蕩著，而且總是被推向著后者。在“文革”中知識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會屬性更被貶抑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點被歸入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一類的社會反動力量。知識分子的普遍壓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鄧小平時代的初期以官方定義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復了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平等地位，雖然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諷，但它確然是當時意識形態下所能給予知識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們都還記得，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于每一次官方給予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都相當敏感。

如果說，1980年以前“知識分子”話語的中心和動力總是圍繞著官方的定位而發生，那么可以說，此后的“知識分子”話語則產生于知識分子自身在改革開放環境中的不斷反思。這無疑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政治進步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自覺。30年來，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思考已經成為時代變遷的每一階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圖像。不過，在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身份”的解放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知識分子對于國家建設和專業工作的熱情投身，而并沒有立即引起知識分子自身對于“知識分子”的人文反思，這是不奇怪的。80年代關于知識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熱”的前夜，這時俄國式的知識分子定義隨著西方學術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傳播，漸漸影響了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引起對“知識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導致了“知識分子研究”成為“文化熱”中的焦點論題之一。而且，這種取向的對“知識分子”的理解與啟蒙思潮一起，對1989的風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還是“保守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強調與現實政治的距離性、批判性，“自由知識分子”成了那一時期不少知識分子的自我定義。與80年代的“知識分子”話語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識分子”話語是針對“市場化”，所謂“人文精神”的討論因此而起。而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一方面，按其在西方發生的邏輯應當是針對“專業化”和技術理性，另一方面則可能也針對著當代中國知識群體生活的“小資化”。這一切都明顯地證實著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深入歷程。

其實，知識分子的聲名不僅在中國曾經遭遇“臭老九”的尷尬，在西方也不總是運交華蓋。薩義德(Edward　W.　Said)甚至論定：“一直到20世紀，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負面。”1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指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活動之外，同時把專業知識運用于公眾活動之中，或者以其專業知識為背景參與公眾活動。這些公眾活動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而這種運用和參與是以利用現代大眾媒介等公共途徑發表文字和言論為主要方式。無疑地，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的提出，是要強調專業化的知識分子在以學術為志業的同時不忘致力于對于公共問題的思考和對解決公共問題的參與。

與以往知識分子概念的職業限制不同，如有些學者所強調的，“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其職業身份可以多種多樣。如果從“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投身文化”（杜維明語）的活動方面來看，那么公共知識分子所棲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發揮作用的地方。因此，雖然他們可能棲存在學術界、政府界、企業界等不同領域以及各種社會組織甚至社會運動，雖然他們各自關心的公共問題并不相同并且活動的公共方式亦各有異，但他們共同參與建構公共領域的空間，對公共事務發揮影響。

在這種意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并沒有統一的的政治立場和文化觀點，不可能把公共知識分子理解成觀點一致的集團。公共知識分子們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文化主張，無論是改革的時代或是革命的時代都是如此。知識分子可以是主張對現狀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張回到傳統精神價值的人，知識分子無須與現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與政治結構刻意保持距離。2

不僅在同一社會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張和觀點，在不同文化—社會傳統中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往往各自突顯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國最先倡導公共知識分子的杜維明指出，知識分子在沙俄集中體現為抗議的精神，但在美國則更多體現在增進市民社會的努力，在英國體現為社會批評，在法國體現為文化的反省，在中國體現為儒家性格的知識群體，等等。3　這使我們對于以下這點發生興趣：現代公共知識分子對公共性的強調及其多樣的公共性格在中國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資源？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傳統對現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響？在描述的意義上，我們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國知識分子概括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體現？二

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是一個屬于現代性的問題。但知識者的公共性并非現代社會所獨有。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國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為學者的同時就是官僚隊伍的成員或候補成員，所以在此意義上古代中國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雖然在承擔行政職務的范圍和等級上的不同會導致其公共性的差異，但總的來說公共性對于古代的士儒從來不是問題。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的展開和表達，無論就其存在和技術的意義而言，與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對的公共事務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務，因此他們的政治表達途徑與方式要么在宮廷之中面陳政見，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發布政教，與今天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以大眾媒介為主體的公共領域大相徑庭。古代士儒的政論文字，也限于知識人之間流傳，而不是“公開的合理討論”（哈貝瑪斯）。但是另一方面，在價值取向上，現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國知識群體傳統的影響。論文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67tzM]e=TP lNdiujmNI7+i~@yrNM0bf數學教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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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的意義上看，中國古代沒有與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性完全相當的討論，但這決不是說對于我們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討論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資源，或者古代思想傳統對于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及自我認同沒有影響。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資源所給予我們的意義，往往取決于理解和解釋。從這個角度來說，事實上并不需要另外尋找特別的文獻資料，對于公共知識分子而言，現有的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的研究，只要換一個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變成知識分子公共性討論相關的資源。

1987年，余英時在為其古代知識分子研究論集新寫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而且流風余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這里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詞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這種特殊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么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出了獻身于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學人所刻劃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國的“士”極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規定了“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一原始教義對后世的“士”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愈是在“天下無道”的時代也愈顯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漢末黨錮領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又如陳藩、范滂則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澆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終于激動了一代讀書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東林人物的“事事關心”一直到最近還在振動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4

余英時的這些論述并不是特別針對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而發，但其論述全部，也都適用于公共知識分子的古代形態和心態淵源的說明。他所說的“知識分子”就是“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識人，這里的公共性是兼針對私我性和專業性而言的。

可以再對余英時的論述作一點申發。首先，余英時的古代知識階層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實在其所討論的范圍和意義下，“士”與“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換的。更為明顯的是，如果我們整個回看兩千五百年以來的歷史，無疑，承繼和發揚了這一“士”的精神傳統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種精神的傳承、闡揚與實踐的承當主體。所以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徑用“儒士”“士儒”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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