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秩序與歷史變遷

論秩序與歷史變遷

摘　要：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和封建時代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舊的社會秩序、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完成的。中國殷周之際的《易經》早就記述了發生在秩序變動過渡狀態中的歷史。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把歷史解釋為合理的秩序，強調歷史的發展應當納入到秩序的軌道之中。他所主張的秩序是恢復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亂無序現象變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狀態，使歷史回歸到秩序的軌道。在我看來，孔子的思想包含著一種強烈的價值判斷的傾向，他強調歷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關鍵詞：秩序；歷史；歷史變遷　圍繞建立秩序而展開的斗爭，是人類歷史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的側面。歷史的發展，是以新秩序戰勝舊秩序為標志的。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來的歷史變遷，都從不同的視角反映了體現在新舊秩序轉換過渡中表現出來的歷史節奏。一、歷史的發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遠古時代第一次新秩序是以父權制代替母權制為標志的。早在遠古時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尚未產生之前的傳說時期，人類經歷了從母系氏族公社經過繁榮時期到父系家長制的部落聯盟解體。從母系氏族社會到父系氏族社會的轉變可以說是人類歷史跨度最大的一步，這個階段最顯著的變化是母系氏族社會原有的秩序被瓦解。從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出現則是遠古時代秩序變化的第二個標志。始自大約五六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會，以陸續逾時千年為周期依次發展出了大黃河流域的大汶口、龍山、齊家、二里頭等文化，文字的雛形出現在大汶口文化時代，銅器普遍地發現于齊家文化中。當時各氏族內部已有了貧富分化，甚至可能出現了奴隸。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秩序的瓦解、私有制的產生是遠古時代“于神話傳說之外”“進入歷史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1]這一時期，以父系家長制氏族為基礎的部落聯盟十分活躍，許多部落發生了階級分化，因而形成為軍事聯盟性質的部落聯盟或部落集團，期間經過不斷的戰爭與接觸，終于在林立的部落集團中出現了“協和萬國”、“班瑞于群后”的氏族集團。傳說中的堯、舜、禹在古時眾多的部落酋長（萬國）中崛起，使軍事民主制聯盟的部落聯盟成為當時的基本秩序。到作為禹的兒子的啟的時代，軍事民主選舉制度遭到私有權發展的破壞，取而代之以世襲制度的秩序，從而在我國誕生了第一個雄踞于“萬國”之首的、被后來稱為“夏王朝”的夏后氏國家機器。第三次新秩序的建立是以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社會的產生為標志的，這一時期迫使貴族“平民化”，一部分奪取了土地的“自由民”社會地位上升。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和封建時代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舊的社會秩序、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完成的。中國殷周之際的《易經》早就記述了發生在秩序變動過渡狀態中的歷史。這部著作產生于社會激變與大分化的時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舊秩序正在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2]的新秩序轉變，這種轉變打破了王族對土地和奴隸的壟斷，王族之外的另一部分人爭奪土地和奴隸的斗爭破壞了舊秩序，使舊貴族在新秩序中感到“無恒安處”。歷史的發展以封建生產制秩序的建立和奴隸制秩序的瓦解為標志。而反映歷史變遷的秩序轉換使得探討人生必變、所變、不變大原理――《易經》中得到了觀念的提升，一部表面看似周人問吉兇的卜筮之書實質上所揭示的乃是中國無古時代一部由秩序演變表現出來的社會歷史。[3]周易下經第十九卦“革”卦含有變革、改革之間。“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晦亡。”“革”原意是皮革，獸皮經加工，制造成柔軟的皮制品，含有改革、變革之意。這一卦，上卦“兌”是澤，下卦“字：左‘離’右‘隹’”是火，獸皮在水中浸，火中烤，制成皮制品，因而革是一種艱難的動作，亦是一種創新。歷史變遷猶如制革，既有改朝換代，移風易俗的變革的一面，也有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創新的一面。二、創建新秩序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直接動力反觀歷史，人類社會依然還處于一種以“帝國”為主導的秩序控制之下。帝國的產生，在東方有著極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國自大秦帝國建立以來，雖然歷經無數次改朝換代的王朝戰爭，建立起來的一個個封建王朝，都不過是秦始皇所建立帝國秩序的復制品。春秋戰國時代，秦朝起源于一個由“比于戎翟”的弱小國家，逐漸變得強大，并通過征服各國，最終取勝的艱難歷程，歷時若一百多年。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秩序的國家。在歷史上，秦王朝雖然只是一個歷經兩朝的“短命王朝”，始皇帝贏政的子孫未能讓大秦帝國延續秦始皇“萬世一系”的帝國夢想。然而，秦始皇所創立的帝國制度卻在改朝換代的風雨飄搖中延續了兩千多年。同樣，秦代向漢代的轉變，也經歷了漸變的過程。中國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國以來，一種總體上沒有質變的社會秩序在改朝換代的漸變中一直延續下去。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從本質上說始終沒有擺脫“帝王”秩序的窠臼，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往往以推翻皇帝為目標。其領袖人物大多稱王稱帝，有的建立了新的王朝。直到19世紀中葉，秦朝所建立的萬世一系的社會秩序在世界歷史的大潮的沖擊下開始發生斷裂。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內部由于沒有建設新秩序的目標，也缺乏推動秩序轉變的力量。因而中國社會只能在舊秩序下徘徊，歷史在循環中漸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打斷了中國社會歷史漸變發展的鏈條，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所挾持的變革力量開始影響并介入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國社會再也無法沿襲改朝換代的老路，維持封建社會的正統秩序。1840年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摧毀了一個古老的王國，從那時起，死而不僵的這個封建秩序的百足之蟲又茍延殘喘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經歷了漫長的秩序過度混亂期之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標志，新社會秩序的形成，終于宣告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壽終正寢。反思歷史，社會秩序變遷的邏輯甬道已讓我們能夠從中窺探出編程為秩序格式的歷史發展奧秘。在世界普遍走向新社會的過程中，隨著信息時代、后信息時代的來臨，[4]人類社會的秩序又將發生新的變化，把握社會秩序的變遷轉換的趨勢，探尋推動這種變遷轉換的內在力量，自主地在新秩序的框架下實現社會轉型，乃是我們在當今時代進行歷史發展的主體性運作的機遇。　西方的歷史發展也經歷了與中國社會大同小異的過程。英國著名軍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軍事史》中考察了“三個地理性的集團”的戰爭，認為戰爭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國的產生。他認為，主要發生在地中海地區和西南亞的“那些從遠古時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戰為止的戰爭”，“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為羅馬帝國的產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發生在大西洋邊緣的到“滑鐵盧之戰為止的戰爭”，“則為不列顛帝國的產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為工業、科學和運輸的進步，戰爭才開始以整個世界為舞臺了”，這個集團雖然“結果如何尚難逆料”，但“仍舊依照”“前例演變”“而發展成為另一種帝國主義的形式”。在當時的世界舞臺上只剩下了美國和俄國兩大戰國，富勒說，“假使在明天若發生了沖突，而其中有一面獲得了優勢，那么下面的那一個帝國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見思想的穿透力。歷史發展的結局顯然并沒有超出思想家的預言，在美蘇冷戰對峙45年之后以蘇聯解體而告終，美國幸運地成為“獲得了優勢”的那一面，而成為富勒預言中的那個活躍在世界舞臺的“全球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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