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

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

　放眼世界，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報業的發展水準往往是社會整體發展水平的標志。富裕發達的社會，擁有高水平的報業，貧困、落后的國家。其報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報業作為社會機體的一環，受到諸多社會因素的制約，它包括經濟增長、文化教育、城市化進程、居民收入及消費水平等。正是這些因素，為報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沒有上述條件，報業就象失去了陽光和空氣的花蕾，擺線不出任何生命力，這是世界報業發展的一般規律。
但是，中國報業近十余年來的發展演變，卻是一個例外。雖然它也置身于中國改革開放、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并受到社會諸因素的影響，但是它遠遠沒有實現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形成了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
“剪刀差”的由來及表現
剪刀差，是一個經濟學名詞。它主要是指在工業產品交換中，工業產品價格偏高而農產品價格偏低的不合理的價格差距。
這里借用剪刀差一詞，是要說明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所存在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報業無論是從種數，還是發行量、普及率，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相對于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尤其是經濟水平、城市化進程和教育水平，報業增長的幅度還顯得太小、太低。如果以1978年為兩者共同的氣跑點，到1991年，由報業與社會各自所在位置，畫上兩條連接起跑點的線，則可以形成一個張開的剪刀，與標志工農業產品價格差距的剪刀差十分相似。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資料，代表中國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幾項主要指標，在1978年以來的十幾年間，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經濟而言，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3588億元，至1991年增加為19580億。后者相當于前者的293.8％億。后者相當于前者的293.8％。其間年均增長率為8.6％。國民收入1978年為3010億元，1991年為16117億元，后者相當于前者的283.7％，其間年均增長率為8.4％，人民生活方面，在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為615元，1991年上升為2365元，為1978年的162.8％，其間年均增長率為3.8％。居民消費水平，在1978年人均175元，至1991年上升為803元，后者相當于前者的227.5％，其間年均增長率為6.5％。這些主要經濟指標的全面上升，帶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
就人口和城市化進程而言，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又是報業發展的重要條件。城鎮規模的擴大，意味著潛在讀者群的增加。1978年中國總人口為9.62億，其中城鎮人口1.72億萬，約占總人口的17.92％。至1991天，全國總人口為11.58億，其中城鎮人口與1978年相比，凈增1.33億，提高到26.37％。城鎮居民的增加，為報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此外，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不斷下降。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國成人文盲率為31.9％。八年后進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文盲率則下降為22.27％。比1982年下降了9.6個百分點，其間絕對的文盲數減小了約7000萬人。
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和教育的普及，為報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反觀中國報業的實際表現，這種可能性又沒有實際變成現實。1978年，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上的報紙總印數為127.8億份，1991年上升為176.6億份，后者為前者的138.2％；年均增長率為2.5％。如果除去同期人口年均增長1.5％這一因素，報業的年均增長僅為1％。這一增幅遠遠低于同期國民生產總值8.6％、國民收入8.4％和居民消費水平6.5％的增幅。如果以1987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期報業增長雖然低于經濟和其它指標，但畢竟是正增長。1987年，全國省級以上報紙總印數為204.9億份，至1991年降為176.6億，減幅為13.8％，而同期的社會經濟、城市話進程、文化教育，并沒有停步，而是大大地向前推進了，這就使得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愈益明顯。
1992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2.8％，職工平均工資亦增長了10％以上。與此同時，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城鎮人口進一步增加，文盲半文盲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持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報紙種數雖大有增加，但是在發行量、總印數，尤其是日報普及率方面，仍在1991年的水平上徘徊。因此，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還有繼續拉大的趨勢。
中國報業的實際水平
既然中國報業落后于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遠未實現經濟文化進步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那么，對中國目前報業的實際水平，應怎樣估價？這是一個很難解決而又不能忽視的問題。不解決它，人們就無法認識把握現代中國報業在世界新聞競爭中的座標。然而，要評價中國報業發展的總體水平，必須涉及許多標志報業發達程度的具體指標，包括報紙種數、日報普及率、版面篇幅、技術手段、經營規模等。

   
中國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 　
從報紙種數上看，1978年，中國有報紙186種，至1992年上升為1791種，增加了八九倍。1993年增長至近2000種。從絕對增幅看，勢頭很強勁。但是這一數字，對一個擁有11億多人口的多民族大國，又實在太少。早在1880年英國就擁有報紙1986種，在比這更早的1860年，美國報紙的種數已達3000家。另一個比中國更為落后、在人口數量上僅次于中國的國家印度，在1989年，僅日報就擁有1802種，相當于同年中國日報中書的6.9倍。對于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來說，報紙中數過少，是不利于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的。
中國報紙中數既少，普及率也低，尤其是日報普及率，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國外學者曾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年鑒所提供的七十年代中期的統計資料，以日報千人占有量為指標，將世界142個國家的報業水準劃分為“高”、“中等偏上”、“中等偏下”和“低”四個等級，其基準數分貝為390份，50—390份，1—50份，和1份以下。又據《中國新聞年鑒》，在1987年，中國日報千人占有量為49份，為中國報業歷史的最高峰，也僅屬于“中等偏下”水準。但是從1988年起，中國報業開始了滑坡。至1990年，中國日報千人占有量降為35份，又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相對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有關大眾傳播事業的最低限度目標：每百人擁有日報10份，中國報業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
如果說，報紙的種數、普及率主要是從數量上反映報業發展的實際水平，那么報紙版面篇幅的大小，則是衡量報業質量的主要標準。應該說，在篇幅擴張方面，中國報界在近年來做得比較出色。十年前，中國報界都是清一色的四大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擴版潮開始席卷中國。現在，雖然大多數地市報、晚報、專業報，仍是每期四版，但是各省級黨報基本上都是日出八版，在南方發達的工商業城市，有的報紙如《廣州日報》等，竟日出十二版乃至十六版，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但是相對于其它國家而言，中國報紙的篇幅還是很小的。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紐約的主要報紙就是日出八版，如今美國的一般大報，平日出版100版左右，星期日出200版左右。日本報紙實行早晚刊配套制，一般日出也在36版左右，與英國主要報紙的篇幅大體相當。南美巴西的《圣保羅州報》在八十年代平日維持28—48個版面。法國、德國、意大利報紙的篇幅比較小，但每期亦在24版左右。中外報紙在版面篇幅上的這種差距，不是在短期內所能解決的。
在報社的經營規模上，中國報紙與外國的差距更大。盡管近年來中國報紙價格一漲再漲，廣告價格也扶搖直上，但是報紙的經營規模和收入總量，遠不及發達國家。如《新民晚報》，期發行170萬份，年廣告收入超過一億元人民幣。可比起日本的《讀賣新聞》來，真是小巫見大巫。后者僅發行收入，一念舊達30億美元，如加上廣告收入，年營業額在60—70億美元之間。至于報社的多種經營，也是五所布匹，廣泛涉及新聞行業和信息咨詢、金融保險、旅游、醫療、體育、娛樂等領域。在中國報人眼里，這種經營規模是難以置信的。
至于技術手段，中國報界近年進行很大，現已基本由鉛與火的時代，進入到電子激光照排時代。為解決異地印刷問題，許多大報已掌握了利用通訊衛星整版傳輸的關鍵技術；有些報紙的印刷質量已與發達國家報紙不相上下。但是在記者的裝備上，還有不少差距。在歐蒙諸國以及日本，許多報社擁有自己的飛機、衛星轉播車，而且幾乎所有的記者都有自己支配的小汽車。對于突發性重大事件，報社、記者嫩及時應變，投入采訪。這是中國報界無法相比的。
可見，中國報業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幾年間，雖有較大的發展，但是綜合各種因素，中國報業大體相當于發達國家二十世紀前半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水平。
我們該做什么？中國報業何以會落后于經濟文化的歷史進程，以至于形成了報業與社會發展的剪刀差，有很多具體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并采取切實措施。
例如報價過高，超出了讀者的購買能力，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按世界報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家高級日報的年訂費以不超過該國工人人均工資的百分之一為宜。十九世紀初，美國大眾化報業問世之前，一份報紙的年訂費約等于一個普通工人一星期的工資，即相當于工人年工資收入的百分之二，美國人都嫌貴了。可1992年中國一份對開八版大報。年訂價在108元左右，相當于1992年中國職工人均工資百分之四，比美國十九世紀初的水平還高出一倍。這是制約報業發行擴張、普及率提高的最為現實的因素。1994天，中國報界又全面提價，據報刊發行部門的消息，全國約有80％至90％的報紙提價，漲幅高達30％至50％。這無疑會導致報紙發行的進一步下降，從而削弱報紙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地位。
其它如報紙是否辦得貼近群眾貼近實際，對基層報道是否充分，記者和報紙本身在讀者中的信任度等等，都是影響發行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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